哥廷根大学

古老的哥廷根大学，创办于1737年。毕业与该校的学子，有多位成为诺贝尔奖得主。我国领导人朱德、著名古文学家季羡林、原子能专家王淦昌等曾在该校学习。

大学校徽

上  学校天文馆   下  教学楼

       “提鹅少女”雕像

                  大学礼堂正门

               主楼雕像   下有拉丁文校训

文献  哥廷根大学城

哥廷根大学创办人，英王乔治二世

                 哥廷根市容

                   大学城鸟瞰

          不同角度看“提鹅少女”雕塑

早期图片  二战前

                      大学建筑

                   校园内的自行车

图书馆内

              主楼大厅

              校内食堂    早餐

                    校内建筑

市郊的白桦林

                  古色古香

                 课堂内

               邮票  纪念哥廷根七位数学家

张莅 发表于 2013-3-23 16:01
邮票  纪念哥廷根七位数学家

应该交代一下，该校在那个国家。

                      哥丁根大学
同德国的海德堡大学、弗莱堡大学、图宾根大学相似，哥廷根大学属于传统的大学城，是“没有校门和围墙的大学”。
哥廷根拥有十分辉煌的历史，名人辈出，蜚声世界。  
2007年10月19日，德国第二轮“精英大学”评选最终揭晓，哥廷根大学成为德国九所精英大学之一。
哥廷根大学有着良好的国际声誉。在2010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大学世界排名”中，哥廷根大学排名德国第1，全球第43位。

1734年，时为英国国王及汉诺威大公的乔治二世决定委派其重臣冯·明希豪森在哥廷根创办一所大学，旨在弘扬欧洲启蒙时代学术自由的理念。
哥廷根大学也因此一开欧洲大学学术自由之风气。大学创办之初，即设有神学、法学、哲学、医学四大经典学科，尤以自然科学和法学为重。

整个18世纪，哥廷根大学因其极为自由的科学探索精神和氛围而居于德国大学中心地位。到1812年学校已经发展成为具有图书藏量25万册，被海内外认可的一所现代化大学。拿破仑曾于此研习法律，并言“哥廷根是属于全欧洲的”。
哥廷根大学初以法学闻名于世。18世纪德国著名国家法学大师皮特曾于此执教半个世纪，而吸引了大批学生求学，奥地利首相克莱门斯·梅特涅，柏林大学的创办者威廉·冯·洪堡都是他的学生。
至1837年其建校100年时，哥廷根大学因几乎每年法学院注册的学生均占全校在读学生人数的一半以上而被称为“法科大学”。而哥廷根大学也因此成为18世纪德国公法学的麦加。
1837年发生了著名的“哥廷根七君子事件”，哥廷根的七名教授因反对汉诺威国王废除宪法之举而被驱
逐出哥廷根大学，格林兄弟也在此列。
这一事件反映出哥廷根的知识份子对自由的热爱与捍卫宪法的勇气。此后，古斯塔夫·胡果和爱希霍恩于19世纪在此执教并成为德国历史法学派的先驱。19世纪末，创造“缔约过失责任”理论的著名民法学家耶林在此任教

更让哥廷根成为世人瞩目的科学中心的是其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被称为“最重要的数学家”的高斯就于18世纪任教于此并开创了哥廷根学派。此后，黎曼、狄利克雷和雅可比在代数、几何、数论和分析领域做出了贡献。到19世纪，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和克莱因更是吸引了大批数学家前往哥廷根，从而使德国哥廷根数学学派进入了全盛时期。
19世纪末-20世纪初
这一时期，哥廷根大学在全欧乃至世界上的学术地位达到了顶峰。
45位诺贝尔奖得主曾在哥廷根大学学习、任教或研究，其中大部分为物理和化学奖，其他为医学、和平及文学奖。不过因为大多数诺贝尔奖都是在20世纪上半叶获得的，其得主多已去世。在这半个世纪从这里走出的诺贝尔奖得主人数位居世界大学第八位，创造了“哥廷根诺贝尔奇迹”。
此外，德意志帝国时期的“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联邦德国前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及前总理格哈特·施罗德均曾于哥廷根大学学习法律。德国大诗人海涅也在此取得法学博士。格林兄弟在此任教并编写了第一部德语词典。现象学大师埃德蒙德·胡塞尔在此任教，哲学家亚瑟·叔本华，社会学大师马克斯·韦伯与尤尔根·哈贝马斯等也先后求学于哥廷根。

             专业设置
理工考试专业：农业科学，企业经济学原理，生物学，化学，新教神学，森林学，地理学，地质学/古生物学，地球物理学，数学，矿物学，物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经济信息学，经济教育学。
文科考试专业：考古学，亚述学，基督教考古学，拜占庭艺术史，地理学，日耳曼文学，历史，希腊与文学，印度日耳曼语系的比较语言学，日本与文学，艺术史/艺术科学，拉丁语语文学，音乐学，东欧、东南欧史，教育学，哲学，政治学，汉学，社会学，体育学，语言学，(西)藏学/缅甸语言及文学研究，土耳其学，史前史学，古代史，民族学/人种学，民俗学。
国家考试专业：医学，法学，牙医。

               学生和院系情况
2005年哥廷根大学的在册学生人数近2万5千人，其中包括大学生24,398人和博士生643人。教授420名，教研人员共3千多人。
它所属的医药学校下设19个中心，其中包括各种各样的诊所。自从1980年以来，该大学已经根据不同学科成立了13个院系。包括：
研究所
在这些院系中设有170多个研究所，系主任都是学术委员会成员。
另外，哥廷根设有4个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分别为马克斯·普朗克历史研究所、马克斯·普朗克生物  格廷根大学
物理化学研究所、马克斯·普朗克实验医学研究所和马克斯·普朗克动力学研究所），与哥廷根大学进行学科上的合作，使哥廷根保持着科学研究上的领先地位。
在中国，哥廷根大学和南京大学合办有中德法学研究所。

赵伟民 发表于 2013-3-23 16:05
应该交代一下，该校在那个国家。

德国，哥廷根市。朱德曾在此就学。文学家季羡林、原子能专家王淦昌等毕业于该校。

在德国留学时期的朱德（右）

               朱德在哥廷根租住过的房屋，今日开辟为纪念馆。

1953年，陈赓组建哈军工时，从全国各高等院校调集师资，其中有以导弹专家张述祖为首的多位原德国留学生。

转载
              季羡林生平简介
　季羡林先生学贯中西、享誉中外、德高望重，是名副其实的学术巨擘、国学大师，被誉为“国宝”。大师在自传中写道：“我这一生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等也有浓厚的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
   季羡林，字希逋，曾用名齐奘，1911年8月6日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改临清市)的一个小村庄—官庄。该县在山东西部几乎是最穷的县，官庄村在穷县中的穷村，季羡林的家在全村中几乎是最穷。
季羡林出生后，家境仍然异常艰苦，一年吃白面的次数有限，平常只能吃红高粱面饼子；没有钱买盐，把盐碱地上的土扫起来，在锅里煮水，腌咸菜。一年到头，就吃这种咸菜。

好在季羡林在故乡只待了6年。在6岁那一年，他离开父母，离开故乡，叔父把他接到济南上私塾。季羡林当时并不用功，玩的时候多，念书的时候少。对正课不感兴趣，但是对小说情有独钟。
书桌上摆着《四书》，看的却是《彭公案》《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个时候也开始学英文，当时英文对他来说，是一种非常神奇的东西：那些弯弯曲曲像蚯蚓爬过的痕迹一样，居然能发出音来。
季羡林在十三四岁时上了济南当地一所三流学校正谊中学。季羡林还是不喜欢念书。对课堂和老师的重视远远比不上他对蛤蟆和虾的兴趣。每次考试，好了可以考到甲等三四名，坏了就只能考到乙等前几名，在班上总还是高才生。

　　在正谊中学待了三年以后，1926年，十五岁，考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后转入山东济南高级中学。中学老师胡也频最让他难忘，季羡林从他那里没有学到什么国文知识，只学到了一件事，就是要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胡也频在课堂上只讲无产阶级文学。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刚能吃饱饭的家庭出身的人，唯一的目的和希望就是能抢到一只“饭碗”。当时社会上只有三个地方能生产“铁饭碗”：一个是邮政局，一个是铁路局，一个是盐务稽核所。这三处地方都掌握在帝国主义分子手中。在半殖民地社会里，只要一碗在手，好好干活，不违“洋”命，则会有饭吃。
这样的情势下，季羡林的家庭希望他在高中毕业后能抢到这样一只“铁饭碗”。高中毕业后曾报考邮政局，可惜没有考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羡林才报考了大学。在出国方面，季羡林以为清华条件优于北大，所以舍后者而取前者。
清华四年，季羡林认为有两门课对他影响最大：一门是旁听而又因时间冲突没能听全的历史系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另一门是中文系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是一门选修课。陈、朱二师的这两门课，让季羡林终生受用不尽。1934年，季羡林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德文。
清华大学毕业后，山东济南高级中学校长宋还吾托人游说季羡林回母校任国文教员。当时除了这条路以外，季羡林已无路可走，于是于1934年秋天到了济南高中。

　当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员远非季羡林的梦想，他急切希望出国留学，于1935年夏入德国哥廷根大学读书。
季羡林认为，在他一生六十多年的学术研究过程中，德国十年是至关重要的十年，他的学术研究发轫不是在清华大学，而是在德国哥廷根大学。
在哥廷根的十年，对于一介穷书生的季羡林来说，他所拥有的就是时间和书籍。学校孤独寂静的环境，正好给了他空前绝后读书的机会。这个时期，他大致阅读两大种类，一类是有关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书籍，另一类是中文书籍。
这一时期，除了星期日和假日外，季羡林都要阅读，对当时世界上梵文、巴利文和佛教研究的情况，心中有了大致的轮廓。在哥廷根，他主修印度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进行研究工作。
1945年秋，季羡林从哥廷根到了瑞士，等候机会回国。

1946年春夏之交，季羡林回到中国。经由陈寅恪介绍，北大校长胡适之、代理校长傅斯年接受季羡林去北大任教。北大图书馆藏书虽多，但是有关季羡林专门研究范围内的书却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季羡林真如虎落平川，纵有一身武艺，却无用武之地。
季羡林虽对古代印度语言的研究恋恋难舍，却是一筹莫展，无奈之下就搞了一些翻译工作。
从1946到1950年，季羡林写下了《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儒林外史〉取材的来源》《从中印文化关系谈到中国梵文的研究》《佛教对于宋代理学影响之一例》等一系列著作。
然而好景不长，1950年到1956年，季羡林和北京大学的同事们陷入了会议与批判的漩涡中。“批判除了写文章以外，就是开会，开会与批判紧密相连，于是无日不开会矣。
诗人冯至套用李后主的词，写了两句话："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从中可见当时我们的心情。”季羡林曾回忆说。
这期间，季羡林并没有停笔，还是进行着学术研究，如《史学界的另一个新任务》、《介绍马克思〈印度大事年表〉》、《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1966年至1977年，这段日子让季羡林回想起来，宛如做了一场噩梦。在这十年内，季羡林除了开会，被“打倒”，被关进牛棚，被批斗，被痛打之外，根本没有时间和心情搞学术研究。
到了后期，他被分配到东语系的办公楼和学生宿舍去看守门房，收发信件和报纸，传送电话。“我作为一个"不可接触者"，枯坐门房中，有时候忙，有时候又闲得无聊。让珍贵的光阴白白地流逝，我实在不甘心，挖空心思，想找一点事干。想来想去，最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翻译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季羡林回忆说。
当时季羡林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时间拖得很长的工作，目的只在驱除寂寞。至于出版，他连想都没有想

1978年，学术界的春天来了。“在这种非常良好的政治大气候下，我个人也仿佛从冬眠中醒来了，心情的舒畅是从来没有过的。”季羡林感慨地说。
这期间，季羡林研究印度史，研究中印文化关系史，研究印度佛教史，翻译和研究梵文文学作品，并撰写了包括《〈西游记〉里面的印度成分》《〈罗摩衍那〉浅论》《〈大唐西域记〉今译》《吐火罗语A中的三十二相》《古代印度砂糖的制造和使用》《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等多部重要著作。
季羡林认为，从以上著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这一生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民间文学等也有浓厚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
“我原以为，我成为"杂家"是被环境逼出来的。现在看起来，似乎并非如此，我真好像是有一些"杂家细胞"。现在环境早已改变了，而我仍然是东抓西抓，还乐此不疲，这事实我能否认掉吗？我早已年逾古稀，至今仍无改变的迹象和意愿，我恐怕将以"杂家"终了。”

译作：
《沙恭达罗》《五卷书》《优哩婆湿》《罗摩衍那》《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
散文及传记：
《朗润集》《季羡林散文集》《牛棚杂忆》《留德十年》《阅世心语》
编纂：
《东方文化集成》《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最喜欢的中国文学作品：
《史记》、《世说新语》、陶渊明的诗、李白的诗、杜甫的诗、李煜的词、苏轼的诗文词、纳兰性德的词、《儒林外史》、《红楼梦》

2006年，95岁的季老，被央视评为2006年度感动中国人物。季老96岁时，写下《病榻杂记》一书，在书中，季老用通达的文字，辞去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

2009年，季老辞世，享年98岁。

                季羡林（左）在哥廷根， 19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