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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者：毛佩令 整理者：吴佩珍 采访时间：2021.5.26 采访地点：毛佩令家 毛佩令简介： 毛佩令 女 生于1948年9月，祖籍：浙江鄞县，大专文化，中共党员，高级政工师。曾就读于上海市南京西路第一小学、上海中学、七一中学。1968年9月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九团二十一连务农、十九团“白毛女”宣传队副队长。返城后历任：上海乐团组织人事干部，上海乐团党支部书记、副团長、付总经理，上海市文化局工会主席、妇委会付主任，上海歌剧院党委书记，上海昆剧团党支部书记。退休后被聘任为上海市政协华夏文化经济促进会副秘书长。 我出生在艺术世家，兄弟姐妹四人，我排行老三。父母亲都是音乐家。他们对我一生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我父亲毛铁民是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曾担任上海市业余歌联主席，先后筹建了人民合唱团、新声合唱团、联声合唱团、新歌合唱团、红旗舞剧团等音乐午蹈团体。他曾经担任上海音乐家协会演出组组长，组织举行了由数万人参加的“黄河大合唱"“纪念星海、聂耳音乐会”“上海之春"音乐舞蹈汇演等等。他担任文艺会堂主任期间，开办茶室，为文联会员们服务。为文联会员们以茶会友，切磋交流艺术，提供了非常好的场所，成为文艺界人士的活动之家。他一生热爱音乐艺术，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克己奉公、两袖清风，为祖国的文艺事业的发展贡献了全部精力。父亲还烧得一手好菜，无论中歺、西歺样样精通，我很爱我的父亲。 母亲是上海乐团的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外公是亨达利钟表行的老板，是上海有名的“钟表大王"。许多文艺界的知名人士：著名合唱指挥家、上海乐团团长司徒汉先生、上海评弹团团长吳宗锡、老同学乔奇、老朋友上官云珠……都是父母的好朋友。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从小培养我们学习艺术，接受音乐技能的训练，提高我们的艺术修养，把我们培养成有用的艺术人才。 练就芭蕾童子功 很庆幸我能出生在这样一个音乐家庭里，从小耳闻目染，让我接受艺术的熏陶。家就住在南京路上的“南京理发店”楼上，小学在上海市南京西路第一小学就读，二年级时去上海静安区业余艺术学校学跳舞，从学民族舞开始，三年级时，学校来了位从英国回国的老师，她带来了英国皇家芭蕾舞，开始教同学们跳芭蕾舞。芭蕾是贵族艺术，基训课非常严格，那时，很难看到芭蕾舞演出，苏联的芭蕾舞已经非常有名，只要来上海演出，父亲就会想办法弄票子让我去看，感觉父亲特别偏爱我。多少年过去了，小时候看过的苏联芭蕾舞，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天鹅湖》《吉赛尔》《神灯》……著名苏联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娇美的身姿、轻盈的舞姿，也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难以忘记。 从小看着芭蕾舞剧，学习着芭蕾舞，跳着芭蕾舞长大，我觉得芭蕾很美，非常喜欢芭蕾舞，练舞也就更刻苦、更用心了。跳芭蕾是需要专门的芭蕾舞鞋的，可我没有，是奶奶一针一线、千针万线给我做了一双练功舞鞋，可那是布的，学习擦地动作时，布鞋一擦就坏了，让我心痛不已。有一次，在南京路上的一家小店里，我看到了一双黑色的真皮芭蕾舞鞋，喜欢得不得了，我要是有这样一双芭蕾舞鞋就好了，可家里没有钱买啊。一直到三四年级练基本功时，才穿上了真正的芭蕾舞鞋。这三年多学习的芭蕾舞童子功，对我来说非常受用，也对后来所走的路，起了决定性作用。 学舞蹈是需要毅力的，那时父母亲不仅让我去学舞蹈，还让我学游泳、学溜冰，这几项都是非常艰苦的，日常轨迹常常是：先溜冰，再去游泳，然后一路狂奔到学校去上课。下午放学后赶到静安区五四中学去学舞蹈。无论哪一项，都相当消耗体力，父亲心疼我，也怕我太累，可他能做的只是冲杯糖水给我喝，早饭也常常在游泳池里解决，坐在池边上喝粥加两块咸菜。这不仅仅是单纯的学舞蹈、学游泳，磨练的是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毅力，这也为我后来所走的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那时我家的住房虽然很小，但家有钢琴，我父母亲不仅是歌唱家，钢琴也弹得非常好，他们的许多学生常常到家里来上课，哥哥姐姐也都在少年宫钢琴组学习，弟弟学的是小提琴，我学舞蹈，可我考虑到舞蹈的艺术生命太短了，在父母的帮助下也自学钢琴，跟着父母学声乐，很快，我就能弹奏优美的训练曲了。无论是学游泳、练舞蹈，还是学钢琴，都是要吃苦才能练就的，我自我感觉：最大的能耐就是不怕吃苦，能吃苦才能学得一身本领。在小学，大家都觉得我有艺术才能，是班里中队文艺委员，我常常带着同学排小节目，参加学校的各种文体活动，能让自己的才能得到展现，感觉非常高兴。 小学要毕业了，按常规是进游泳重点学校“六十一中学”，可我觉得自己的学习成绩很好，很想进上海市的重点中学。那时“上海中学”是五年一贯制的全市重点中学并向全市招生，我就报名去参加全市考试，真的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结果还真让我考上了，全班全校就只有我一个人考进“上海中学”，这让我无比自豪、自信，我常常感慨：我是学校和国家培养出来的。 成为学校的宣传队长 上中学那年的我只有12岁，不仅学习好，文艺天才也已显现，使社会活动多了起来，学校成立舞蹈队，我成了队长，带领同学排节目，那时候还真排出来许多很像样的节目，舞蹈：《鲜花舞》《珊瑚舞》《游击队之歌》，歌剧《刘三姐》，雕塑剧《刘胡兰》，小舞剧《一件好事》等等。学校要组织全校少先队员开营火晚会，要跳集体舞，老师来找我，我就编舞，再教大家跳，那时，我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在到各个班级教大家跳舞上。庆“六.一”那天，上海中学的大草坪上，少先队员们围着营火，跳起了集体舞，跳得欢快、热烈、有节奏，每位同学都跳得欢欣鼓舞，非常成功！我也特别高兴，觉得自己很有成就感。高中生们看到了，很羡慕，这么好的集体舞，他们也要学，也要跳，老师又让我去高中部教高中同学，到了“十.一”国庆节的时候，上海中学的大礼堂成了欢乐的海洋，联欢晚会上跳起了集体舞，非常成功，我很得意，感觉自己的功劳很大，因为是我编舞、教舞的啊！ 我成了学校的文艺骨干，不仅把舞蹈队搞得有声有色，组织文艺活动能力也很强，在上海儿童剧院派来的辅导员的指导下，还排话剧《雷锋》、讲述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话剧《早稻田大学》，演歌剧《刘三姐》，组织许多全校性的大型节目演出，很忙，很累，但我觉得自己学到了许多东西。 原以为在上海中学读完中学是铁板钉钉的事，没想到两年后取消了五年一贯制，上高中要重新考，五个班成四个班。因为家庭出生问题，我被从上海中学划出来，去了七一中学，感觉自己很委屈，我学习那么好，还为学校做了那么多的工作，教大家跳舞，教大家排节目，却不让我留在上海中学。 到了七一中学，我的才能有目共睹，我担任了学生会的文艺委员，学校成立宣传队，让我任宣传队队长，我成了可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还光荣加入了共青团。宣传队学习内蒙古乌兰牧骑宣传队的经验，自编自演了许多反映学校生活的小节目，参加了区里的会演。组织同学们唱合唱，演唱了《祖国颂》等，我担任指挥。大合唱唱得气势恢宏，大家称赞我：指挥刚健有力、清晰到位，让我很开心，我也很快在全校出了名。 文革初期学校宣传队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可是，有一天，我带着宣传队在上海南京路宣传时，却被北京来的红卫兵押送回学校，关在大礼堂围攻批斗，说我们是狗崽子，不能宣传毛泽东思想。我又气又恼站起来与他们辩论，宣传毛泽东思想人人有责，为什么出身不好就不能宣传毛泽东思想？！我的抗争引来的是辱骂和鞭打，我的团徽也被揪下来，并说要开除我的团籍。批斗了七个半小时，勒令我们宣传队解散。这件事在我内心留下深深的创伤，下决心再也不搞文艺了。 不能上台演出，正好全国大串联开始了。因出身不好的同学连火车也不让坐，我和班级的同学四男三女组织了長征队决定步行串联，走上井冈山，走红军长征走过的路。一路上，我们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因我们七人中有五位是学校宣传队队员，个个都能歌善舞。我们每个人戴着一个大斗笠，后来就成了有名的大斗笠宣传队。这一路，我们到部队、到农村、到水利工地，去了解社会，去了解文化大革命。从井冈山一直走到安源煤矿，下到矿里去铲煤，到工地干活，去部队和战士们一起生活，走到哪里，毛泽东思想宣传到哪里。直到国家发通知：停止串联，这回让我们坐火车，把我们送回了上海。整整三个月的长征串联，对我们的意志锻炼相当有影响，特别是培养了我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也使我们日后方方面面的情况都非常好，工作能力都很强。踏上工作岗位后，有的成了建工局副局长，有的成了纪委书记，也有的是华师大的教授，我们相互一直保持着联系。 在兵团猪舍的那些日子 回到学校就是复课闹革命，因为出身不好，不能参加红卫兵，只能当逍遥派。我实在想不通，我父母亲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是名演员，可当时三名三高人物都被关进了牛棚，上海音协还让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到我家来抄家，连我父母的一些演出服都被抄走。大字报贴到家门口，我很生气，他们白天贴，我就半夜去撕，那时候还真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 1968年6月老三届的毕业分配开始了，66届第一批是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但是要査家庭出身，查三代。我看到66届高中的同学因出身不好没有被批准而伤心地在操场上哭，我很为她们打报不平。虽然我是67届高中，还没有轮到分配，但我还是决定自己也去试试。我跑到常德路静安区武装部，递上申请书，坚决要求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区武装部坐了三天三夜不睡觉，但是一批批名单下来还是没有我，我估计又是出身问题卡住了。我就去爸爸的单位找工宣队。当时，爸爸还被关在牛棚里。他们看到我的态度那么坚决，加上父亲查下来并没什么大的问题，因此通知武装部我的父亲问题查清了。我终于被批准了，我无比高兴，真的开心得要跳起来。只有两天的准备时间，迁户口、领被子、装备行装，9月15日，和我校66届初中生们一起出发了，整整三天三夜的火车到达哈尔滨，从哈尔滨再坐火车到东北边疆的小镇——福利屯車站，卡車又把我们这批冻得半僵的青年送到了目的地一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团21连。 种地当农民的日子开始了，正值九月份大秋收，一个多月里，割大豆、谷子、高粱、玉米……每天一清早出工，手割破了，腰累得直不起来，一定要抢在下雪之前把所有作物统统收回来，当农民真的辛苦。记得大冬天在雪地里掰苞米，凤凰卫视还到现场来做过这档节目。 成为正式的兵团战士是要经过评选的，每个人都要上台介绍自己，从家庭出生讲起，我又担心了，我这一辈子就为了出生问题而磕磕绊绊，结果还是因为家庭出生问题没能成为兵团战士，郁闷啊！ 猪舍的活，又脏又臭又累，没有人愿意干，我就要求去猪舍。雨天，猪圈里到处是泥浆，泥泞难走，送猪食动作慢一点，猪饲料就会被猪拱翻。常常身上、脚上全是猪粪，大家都嫌我们臭，看到我放猪，也都离得远远的。时间一长，我就觉得这样养猪不行，一定要科学养猪，就和班长一起重新垒猪圈，把猪分群饲养：母猪一窝，公猪一窝，育肥猪一窝、小猪仔一窝，分群饲养后，情况大大改善了。猪食中的骨粉重的不得了，300斤一袋，猪舍的女生谁也抬不动，我只能把沉重的骨粉袋驮在背上，像乌龟驮石碑一样一点一点地挪进饲料间。当时喂猪都用粮食，一袋袋苞米往大锅里倒。我觉得用粮食喂猪太浪费。爸爸写信告诉我有位叫叶洪海的部队饲养员，搞出了中曲发酵饲料，喂猪效果很好，节约了大量粮食。爸爸把报纸剪下来寄给我，我就开始研究如何制作曲子。曲子只有酿造厂才有，我跑到宝清县的酒厂、醋厂去取经，回来后就开始试验。制曲子必须无菌操作，我们就把一间小屋子改造、消毒，做好木曲盒，麦麸子作材料，准备就绪，开始试做曲子。做曲子温度控制很重要，我就在曲房里不睡觉守着，随时查看温度的变化，终于成功做出了中曲。又去割来北大荒遍地生长的水稗草，用铡刀剁成小段，与曲子拌好了放入发酵池，盖上砧布。几天后经过发酵的水稗草变软了，散发出甜甜的酒香味，终于成功了！经过发酵的水稗草喂猪，猪非常爱吃，不仅長得快，而且养得很肥，节省了大量粮食。在连队两年，我努力钻研，搞科学养猪，猪圈干净了，小猪的成活率也提高了，人也不像以前那么累了，连队领导也很高兴，真的是皆大喜欢啊！大家不得不说，到底是高中生啊！ 顶尖艺术芭蕾舞的亮相 正当我在猪舍干得非常起劲的时候，突然，营教导员来找我，说要调我到团里，准备搞文艺汇演。在连队搞些唱唱跳跳还可以，调团里专门搞宣传队我思想上顾虑，因为在上海批斗过，考虑到自己出生不好，也怕惹麻烦，可大家都知道我在上海中学里就是文艺宣传队队长，领导一定要我去团里，原来团领导想搞芭蕾舞剧《白毛女》。 芭蕾舞，这种西方艺术殿堂里宝塔尖上的艺术，那是贵族艺术，能排演芭蕾舞的大城市在中国也是屈指可数，那是“阳春白雪”的“小众”艺术，欣赏者不多，跳芭蕾舞难度很大，能跳的就更少。领导有这一想法源于：团里汇演时，一营4连宣传队有个叫徐玲的宁波女知青表演了独舞——芭蕾舞《白毛女》选段《北风吹》，她的脚尖在台上一转，立刻在全营引起轰动。无独有偶，在全团的汇演中，三营宣传队也演出了芭蕾舞《白毛女》中的片段：双人舞《大春送面》，跳大春的岑惠中和跳白毛女的毕尹中都是上海知青，是学校宣传队好搭档。师里正要搞汇演，这两个芭蕾舞小节目的表演，让领导萌生出排全剧芭蕾舞《白毛女》的想法，出奇才能制胜。 19团要排芭蕾舞的消息，在全兵团引起颇多议论。我接到通知到宣传队报到，同时来报到的还有：徐玲、岑惠中、毕尹中，后来又来了上海知青周志坚。1970年7月宣传队成立了，我和苏洪杰任宣传队副队长，我分管业务。要排全剧，需要的演员就多了，除了主角喜儿、白毛女、大春还有赵大叔、杨白劳、黄世仁、黄母、張二嫂、穆仁志、狗腿子、战士们、“杨各庄”的乡亲们……还有音乐、舞美、乐器、布景、舞台……简直就是一个大剧团啊！我勇担重任任编导，来自上海、北京、哈尔滨、杭州、舟山等各地知青不断充实，近50名演员，演奏员都是才十八九岁，20岁出头的初、高中生。 芭蕾舞是用足尖来跳舞的，首先，也是最难的就是要解决足尖功夫，那可是要从小练起的，而知青已近二十，早已过了学习芭蕾的最佳年龄，更何况沉重的农业劳动，已经把她们磨练得粗手大脚了，再练芭蕾功夫，简直是不可思议。好在我从小学了几年芭蕾，真的是有用啊，徐玲在业余体校练过体操，有很强的腰腿功夫，其他人谁也没有舞蹈基本功。学芭蕾，至少需要经过七八年基本功训练才能登台表演，可大家连一点芭蕾舞功底都没有，不仅没有芭蕾功底，其它的也一无所有，没有剧本，没有乐谱，没有乐器，没有服装，吃、住、排练都在一个种子仓库里。想排练整出《白毛女》舞剧，真的有点异想天开。 团首长下了决心，集中全团舞蹈人才，一定要搞芭蕾舞《白毛女》。我开始从最简单的芭蕾手位、脚位教大家学芭蕾，再教大家练足尖站立。为了练好足尖功，女同胞们太痛苦了，要知道足尖功要求将全身的重量全部集中在大脚姆指上。刚开始练时，每当挺胸收腹屏气一站，马上，脚趾钻心地疼痛。为了减轻痛苦，大家用白纱布把五个脚趾包起来，增大受力面积，可练完功脱下舞鞋时，那殷红的血还是将纱布渗透和袜子粘连在了一起，每揭下一层纱布，都疼得直掉眼泪儿。但大家咬着牙，围成圈，一起立起来转圈子走，嘴唇都被牙齿咬出了血，嘴里还喃喃地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连边上看的人都心痛得要掉眼泪。为了练芭蕾，大家的大脚指甲拔了长，长了坏死，再拔。而跳主角的演员，练得更多，痛苦也就更多，真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就是到现在，我的脚指甲都特别厚。男队员练劈叉，练到大腿拉伤出血。队员们咬紧牙关苦练，小腿、大腿、肚子、腰都酸痛得不能动弹，上炕只能趴着爬上去。不管有多苦、多难，敢想敢干的知青们就是要攀登这艺术顶峰！。 排出了全剧芭蕾舞《白毛女》 排样板戏一丝一毫都不能走样，稍有差错那就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弄得不好，要被套上歪曲革命样板戏的罪名。但没有想到，我们的团首长惠铭永政委，政治处韩宝春主任给予了我极大的信任，让我担任宣传队的业务副队长，负责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排练，我感到压力很大，担子很重。在《白毛女》创排的初期，动作是自己编的，服装是自己做的，布景也是非常简陋的，但在参加了师部演出后，立刻得到了兵团师领导的高度重视，这是一颗明珠，在北大荒的土地上能开出芭蕾之花，那是一件开创性的了不起的事情，一定要排出全场《白毛女》。 但是要排出全场芭蕾舞《白毛女》谈何容易，大家都没有看过，只有我在上海曾经看过一场演出。邓福龙队长立即带领几位主角赴北京学习，但因剧团外出演出没有学成，很失望地回来了。 韩主任在沈阳打听到抚顺歌舞团有芭蕾舞《白毛女》，立即让我前往沈阳。我到兵团后还是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带着邓队长给我的韩主任家的地址，我在街道上来来回回寻找，我走了一天还是未找到韩主任的家，原来，是地址错了。直到天黑，我才寻找到沈阳军区干部宿舍的大院，找到了韩主任的家，韩主任大叫一声：“你终于来了！”立即让等在那儿的后勤部的一位处长，带着我赶赴抚顺。半夜到了抚顺，处长把我交给了歌舞团就走了。 虽然抚顺有全场芭蕾舞《白毛女》，但我一个人怎么学呢？幸运的是歌舞团舞美队有一位上海人，老乡见面分外亲，他看我只身来到抚顺，要学习全场《白毛女》太不容易了，便热心地帮助我。在演出前，后台边上请“白毛女”给我跳一段，请“杨白劳”给我走一遍……在宿舍里，让小演员们给我跳一遍窗花舞。晚上演出时，在剧场昏暗的灯光下，我拿着笔不停地在本上做笔记，抢记每个演员的动作，这个笔记别人是看不懂的，连我自己都是演出结束后一边回忆一边一点点地整理，抄在笔记本上。三天看了三场演出，使我对《白毛女》全场有了基本的概念。第三天我得知剧团有一本《白毛女》场记，我如获至宝，立即向他们借来连夜抄写，因为第二天我就要离开抚顺了，我不能浪费一点点时间，到天亮的时候，我总算把整本场记都抄下来了。“我可以带着这些宝贝回去重排《白毛女》了”我欣慰地想。现在想起来都有点不可思议，那时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干劲？ 回到团里，我们便着手重排《白毛女》的准备，正巧兵团来了黑白的16毫米的芭蕾舞剧《白毛女》电影片子，兵团首长特别拨给我们一部拷贝，这真是给我们下了一场及时雨，太高兴了。我每天通宵达旦地看电影、记动作，第二天早晨排练时教大家，全场《白毛女》每个演员的动作、每个动作的音乐点我都牢牢记住，因为我要负责整个排练并与乐队的合成。别人都说我记性好，我想这是当时的环境，革命加拼命逼出来的。每次看电影有关段落的演员都来看，一边看一边练。我们要求每个动作、每个场面调度都要跟电影里一模一样，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走样。经过十二天日日夜夜的奋战，我们终于排出了全场《白毛女》。 能排出芭蕾舞《白毛女》全剧，最想感谢的是我的爸爸，他非常支持我，帮了我许许多多忙。为我寄来了当时非常稀罕的巧克力，让我天天吃一块，体力上能顶住。当时乐队没有总谱，而且我们许多乐手还不认识五线谱，我爸爸和姐姐想办法弄到简谱的《白毛女》总谱，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我们又从上海买来了几位主角的服装和白毛、灰毛、黑毛的头套。没有卸妆油，我们只能用豆油代替，脸上都长痘痘，是爸爸介绍我们去上影厂搞到了好的化妆品和卸妆油，解决了大问题。 难忘那些点点滴滴 芭蕾舞的演出，需要一个平整的舞台，还要铺上薄薄的地布，立足尖才不会打滑。可是我们哪有这个条件？一般的连队都没有礼堂，我们就在连队的晒麦场、空地上搭上布景演出，在泥土地上跳芭蕾舞。水泥地太硬，一个大跳，关节震得发痛；泥土太软，一转圈足尖就转进了泥里。我们演“白毛女”的徐玲在21团演出时，第七场有七个高难度的足尖转体动作。刚做完就感到左脚钻心地疼，原来左脚后跟的一块软骨撕裂掉下来了，她忍着剧痛，硬是坚持演完了全场，才让我们送她进了医院。 芭蕾舞演出，只能穿单衣服，否则无法完成规定动作。东北大部分时间是冬天，冰天雪地，穿着皮袄还嫌冷。可是我们的演员却要一次次地脱掉衣服。有一次，我们去三师跃进山钢铁厂慰问演出，为奋战在深山老林建设新钢厂的战友们鼓劲。那儿高炉已立了起来，可是生活设施还很简陋。没有礼堂，我们就在露天搭起了土台，在后台用大铁桶烧起了两个炉子。天气阴冷阴冷，演员们穿着单薄的演出服，披着大衣，围着炉子烤火，轮到自己上场就扔掉大衣，使劲蹦跳几下，冲上台去。有一回演出，当“北风吹，雪花飘”音乐声起来的时候，天上也飞飞扬扬地飘起了雪花，老天爷也凑起热闹，给我们送来了真的雪景，真是太美了。我们都忘了寒冷，越演越起劲。有一场戏，喜儿被打昏在地，领队的同志怕她受冻，要在舞台上铺上大衣，扮演“喜儿”的周志坚硬是不肯，穿着单衣在雪地里躺了五分钟。 我是编导，可在芭蕾舞剧《白毛女》剧中，我还要当演员，先饰演的是反角“黄母”。要饰演这样一个阴险、狠毒的角色确实很不容易，不是仅仅模仿“黄母”的几个动作就能塑造出这样一个角色，不仅要做到形似还要神似。幸亏我小时候不仅学习舞蹈，也学习话剧，懂一些表演和角色内心的刻画，因此“黄母”这一角色在全剧中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观众反映强烈，说：“这个老太婆太可恶了。”但是我确实很辛苦，每次演出前要提前一二个小时化妆，要把20多岁的我化妆成一个苍老可怕的老太婆，脸上要抹上许多油彩，有时天很热，汗直往下淌，流进了眼睛里只能忍住，而且我还要穿三套服装，演完“黄母”我要立即卸妆，第五场我要跳“大红枣”群众舞蹈，有的地方后台很小，我只能借着舞台上一点点灯光卸妆、化妆，因为时间太紧迫，只能把衣服都穿在里面，一套套脱，一边化妆，还要别人一边给我扎辫子。因为演员少，一人要兼几个角色。第五场结束时的报信丫鬟也是我扮演，我只能赶在报信前跑进后台再脱掉一套服装，再冲上台去。冬天演出还可以，大夏天穿三套服装真够受的。记得特别有趣的一次，我化完妆去吃饭，把端菜的服务员吓得差点把盘子都砸了。我的“黄母”演得非常成功，演出结束后兵团的领导上台接见演员，都要问：“黄母呢？”“黄母在哪里？”大家一指穿着红缨枪服装的我，领导都不相信这个小姑娘就是刚才老态臃肿的“黄母”，也有些观众不相信黄母是女的演的，都说肯定是男的演的，我听了暗暗发笑。 在宣传队，我不仅要当演员参加演出，还担任节目的编导。但 如何当编导？我从来没有进过专业学校系统学习过，由于文化大革 命一切优秀的文化艺术都被批判、砸烂、封存，能学习和借鉴的东 西太少了。现在要搞创造、搞编导，自己的本钱太少了。为了做好 编导工作，我千方百计想多学点东西。去观摩省会演成为我学习的 好机会，每场演出我都不放过，无论是什么剧种，我都认真看，从 中吸取有益的东西，为自己搞创作提供素材。探亲回家，我也不休 息，到处找老师想法学点东西。为了学到一点“斯坦尼”体系的文 艺理论知识，提高自己的编导能力，我在参加省会演期间认识了一 位原北海舰队文工团的老导演，我急切的要求学习的心情使他很感 动，答应给我讲授，但不能在招待所里，我们俩就来到松花江边， 一边装着散步，一边听老师悄悄给我讲授。当然，绝不能让别人听 见，要不大罪名就要落到老师和我的头上。 北大荒的冬天非常寒冷，因煤炭供应紧张，许多会场都暖气不足，芭蕾舞演出只能穿单薄的衣服，否则无法完成规定动作。演员们穿着单薄的演出服，披着大衣在舞台边上候场，等到自己要上台了扔掉大衣，活动活动冻僵的脚腕就跳上台去。演出结束回到苗圃连我们的驻地，往往是半夜了，炕是冰冷的，躺在被窝里半天也暖和不起来。 北大荒这样的气候，这样的环境，我的关节出毛病了，手指关节疼得连毛巾也无法拧，正在这时，团部打到一个大老虎，团医院把虎骨加上我团自产的鹿茸、人参等名贵中药制成虎骨酒，装在盐水瓶里，贴上一张自己印的黄纸，写上酒的成分和能治风湿性关节炎。当时我也不会喝酒，一看这能治关节炎，就一口气买了三瓶。每天演出结束后回到宿舍，我就用一个小瓶子倒上一点酒，放在大搪瓷缸子里用热水暖暖，在炕上盘腿一坐，开始喝酒。一打开瓶盖，一股热辣辣的酒气直冲鼻子，小小喝上一口，立刻从头热到脚真管用。大家都笑我是“酒仙”。没有菜，爸爸从上海给我寄来了蜜饯当下酒菜，一口酒一口蜜饯。这三瓶虎骨酒救了我，把风湿性关节炎硬是顶了回去，我真该感谢这只大老虎呀。 后来，连里帮我们女同志的炕上加了一层木板隔潮气，爸爸也给我订做了一件羊皮大衣，每次外出演出，我就打成背包背在身上。我们到各师巡回演出，有时坐车一坐就是8个小时，有的车子没有暖气，浑身都冻僵了，特别是脚，下车时都不能走路了。有了这件皮大衣保护，使我的风湿性关节炎没有转到风湿性心脏病，逐步控制住了。至今只有左腿的膝关节有时天气不好时隐隐发痛。所以，这件大衣我一直保存至今，多次搬家也没有舍得处理掉。 芭蕾之花在黑土地上绽放 1971年是我们“白毛女”宣传队最繁忙、最辉煌的一年，全年共演出全场芭蕾舞剧“白毛女”131场。5月22日，在吉林市小市64军军部剧场，我们作为兵团代表队参加了沈阳军区文艺会演，并代表军区慰问64军、3226部队、1319部队等野战军部队和东北地区一些国家重点工矿企业：鞍钢、弓长岭矿区、本钢、、小丰满水电站、大庆油田等。我们在佳木斯兵团俱乐部、铁路俱乐部、哈尔滨北方大厦、少年宫、红太阳展览馆、沈阳八一剧场等剧场演出了几十场，为广大干部职工、为部队的指战员送去高雅、优美的芭蕾舞剧。 在弓长岭矿区，我们上下午连演两场，剧场里人山人海座无虚席。当时天气非常炎热，我们的演出服装都被汗水浸透了，上午演出一结束立即在剧场里拉起很多绳子晾衣服，没等干透，下午我们又要穿上半湿的衣服上场了。天气炎热，衣箱里的衣服散发出阵阵汗臭味，有些服装不能洗，我们就喷上白酒去除异味。由于演出太频繁，天气又热，演员体力消耗太大，我们有两位演员王心心、陈培利血色素下降，不能坚持演出了，只能住进了医院。 在鞍山，招待所的厨师给我们做了一桌桌好菜，但我们都吃不下，师傅说：“是我做的不好吃，不合你们口味吧？”我们说：“不是，只是人太累了吃不下。”当时，演员们都瘦的像“三根筋吊着个脑袋”（上海俚语，形容人很瘦），在鞍山招待所门前的集体照可以为证，那队服穿在身上松松垮垮都撑不起来了，只看见细细的脖子。鞍山市政府为了表示感谢，特地安排了一次去千山游览，“千山风景区”当时是军事管制区，一般人是进不去的，我们坐着大巴开进去，车后跟着一辆面包车，里面装满了吃的。钢铁工人喝的一大罐一大罐的盐汽水被搬下来放进小溪里冰镇着，草地上铺上桌布，放上许多面包、红肠那丰盛的野餐，是我这辈子惟一一次，也是最难忘的一次。山上有庙宇，听说曾在这儿拍过电影《古刹钟声》中的外景。山上奇峰异石，有一线天，只容一个人走上去，特别难忘那块夹扁石，人只能趴在石头上，背顶石头慢慢挪过去。师部、兵团派来的冉干事、范干事因为太胖了钻不过去，只能坐在下面的石头上等我们。鞍山人民的盛情款待，使我们很感动。这一路演出，部队把我们当小弟弟、小妹妹，地方上把我们当部队，到处洋溢着军民鱼水情，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教育。 1971年8月7日，我们圆满完成了兵团党委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回到了团里，立即向全团指战员作汇报演出。这年，我们宣传队作为兵团代表队参加了沈阳军区文艺会演，并代表军区慰问许多野战部队和东北地区一些国家重点工矿企业。一九七四年，我们参加了黑龙江省知识青年文艺会演，受到了文化界的赞扬。那几年，我们宣传队的足迹走遍了“建设钢铁边防”——兵团六个师，兵团战士们称我们是北大荒一支“绚丽的芭蕾之花”。 为了创作反映连队生活的舞蹈作品，我们下连队、去水利工地体验生活，在劳动实践中提炼舞蹈动作。编小舞剧，是先有音乐？还是先有舞蹈？我们也做了多次尝试才有结果：先有剧本，然后分解成舞段，根据分段的内容，确定时间长短和音乐要求，请作曲写音乐，音乐出来后再编舞，作曲与编舞反复磋商、修改，小舞剧逐渐成型。因此，这个创作过程也是非常艰苦的，我经常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到排练场去编舞，因为这时候是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 记得我们团的惠政委对我们小节目的创作也非常关心，有一次已经晚上8点了，惠政委打电话到苗圃连——我们的驻地，让我去团部他的家，我想那么晚了政委还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原来惠政委一直关心着我们的小节目创作，他想到了团里正是春季备耕施肥的农忙时节，可以搞一个送肥到田头的节目，他叫我去就是把他的剧本构思告诉我，让我们可以编舞。回来后，我们立即着手创作，这就是我们最早创作的芭蕾小舞剧《你追我赶送肥忙》。这个节目多次到连队演出，受到大家的好评。我们还创作了小舞剧《让水》《边疆鸿雁》《白云深处有豺狼》《晒场钟声》，舞蹈《水利战歌》《战麦海》等等。 有一次在鹤岗观摩演出，有位老师在教朝鲜舞《养猪姑娘》，我非常认真地学，回来后教给大家，使我们节目单上又增加了一个新节目，而且是很有色彩的朝鲜舞蹈。因此，通过大家的努力，我们“白毛女”宣传队不仅能演全场《白毛女》，而且还能演出一台台精彩的小节目，加上《白毛女》片段，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片段，这样无论大舞台、小舞台，无论是车间、田头、晒场，我们都能为连队战士们演出，下连队也更方便了，很受大家的欢迎。 兵团为了提高各宣传队的舞蹈水平，在1972年夏季集中全兵团各宣传队的舞蹈骨干、舞蹈编导在一师逊克县举办了舞蹈培训班，让我当教师，参加培训班的学员有一百多人。我把我们宣传队芭蕾基训的课程教给大家，还自编了一些舞蹈组合，如：《沂蒙颂》等等，教给大家。同时我还为大家上“创作课”，如何创作小舞剧。我联系自己的创作实践写了讲义，整整讲了一下午。上完课，有些学员对我说：“老师，你讲得太好了，连我们不会搞创作的也想搞创作了。” 我感到很欣慰，我的努力没有白费，能为兵团文化工作做些贡献也是我应尽的责任。 1972、73年，我们为全兵团各师演出，走遍了“建设钢铁边防”——兵团6个师。经常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天天在紧张的赶路、卸车、搭台、演出、拆台、装车中度过的。有人好奇地问：你们一台大戏，天天换剧场，搭台、拆台怎么来得及？我得意地说：“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专业的舞美队。”舞美队队长刘世彩原是总政文工团曾经设计过话剧《万水千山》的舞美设计。他画的布景非常逼真，虽然他已仙逝，离我们远去，但在我的脑海里深深地印刻着他不辞辛劳、冒着高温，在强烈的灯光燎烤下眯着眼镜埋头画幻灯片的情景。负责舞美场景和道具制作设计的刘长午老师根据卡车车厢的大小，合理安排道具的制作，每一件道具、每个箱子、每块景片都有固定的位置，装上卡车不大不小，正正好好塞满一卡车。我们的布景制作都根据需要经常搬运的特点，制作成折叠型的，因此，两辆卡车就能装完整台戏的布景、灯光、道具、服装。这是我们舞美队老师们的智慧和功劳。因演出队人员有限，舞美工作分配给了每个演员，有的兼管道具，有的兼管服装、化妆。卸台时，我负责一捆景片，每次演出一结束顾不上换下服装，先找我负责的那几片景片，用四根木头方子二边夹牢，用绳子捆绑结实，然后才去换服装，卸妆。男演员就开始往剧场外运东西，舞美队的老师们指挥装车，按照规定的装法一件件有序地送上车。演出时每个人都有任务，上景、下景、搬椅子、摆道具都是演员承担的，我们为了缩短幕间换景时间，每到一地经常为换景而实战演习一遍。每天演出结束，把布景、道具装上卡车，我们才能安心去休息，第二天早上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出发，奔赴下一个演出地点。这就是我们宣传队在短短的几年里，连续演出400多场，走遍东北山山水水，战斗力始终旺盛的秘诀。 1973年，在我们宣传队芭蕾艺术逐渐走向成熟的时候，我们又学演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序、一、二场，无论是表演、舞美、服装、道具，我们都尽力做到完美，比《白毛女》又上了一个台阶。《红色娘子军》第二场开幕时，解放区的宏大的群众场面和在“万泉河水清又清，我编斗笠送红军”的高潮中辉煌的尾声，至今深深地印刻在我的脑海中，成为永远抹不去的记忆。《红色娘子军》中的几段经典舞段《常青指路》《女战士舞》《五寸钢刀舞》都成为我们以后小节目演出中的精彩节目。可是由于我们演员不够，第三场无法排下去了，后来因知青陆陆续续返城，人数更少了，招收了一批本地青年培养，但一下子也接不上来，没能排完《红色娘子军》全场，成为我终身的遗憾。 是芭蕾舞《白毛女》造就了我 1974年5月，我们参加了黑龙江知识青年文艺会演，我们的演出受到广泛好评，省专业文艺团体闻讯都赶来观看我们的演出，并表示要向我们业余宣传队学习。团党委对宣传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也非常重视，1973年派了林润照指导员来我队负责建立党支部。我在1971年巡回演出中向党提出了入党申请，有幸在1973年6月第一批加入中国共产党。 由于“白毛女”宣传队的这段经历，使我学习到了许多艺术和剧团管理的知识，是芭蕾舞剧《白毛女》造就了我，吃了那么多苦，我却真心感谢她。我1979年回到上海后，经过我的不断努力，走上了领导岗位，担任了上海乐团副团长、党支部书记，后来又成为上海歌剧院党委书记，上海昆剧团党支部书记，上海市文化局工会主席等职务时，都能很快适应新的岗位。在上海文化系统25年的工作中连续二次被评为上海市“三八”红旗手，这与“白毛女”宣传队给我的锻炼、教育是分不开的。回忆这40年前的往事，我特别感谢兵团、师、团各级领导对我们宣传队的支持、关心、培养和兵团广大战友对我们的厚爱，使我们能获得学习、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机会，在边疆艰苦的环境中，能够为丰富活跃兵团、连队的文化生活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这是我一生都感到欣慰的事情。 《白毛女》剧组重返北大荒 在黑河知青博物馆，在上海海湾园知青博物馆，在哈北大荒博物馆……在许多知青博物馆，都看到过在北大荒演出的芭蕾舞《白毛女》剧照，我很自豪，那里有我的辛苦付出。 35年后，当年北大荒的生产建设兵团19团“白毛女”宣传队队员们，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上海。他们两鬓斑白、不再挺拔或窈窕，然而个个容光焕发、神采飞扬，让人分明感受到了一个特殊时代与不平凡经历锻打出的精神气质，“那种艰苦与幸福，今天的年轻人很难理解。”这样的感慨，一个晚上，他们说了很多次，带着自豪与怀念。 2011年7月8日，在北京师大二附中国际部黑龙江兵团三师十九团“白毛女”宣传队的再次大聚会，见到了多年未曾谋面的老朋友，大家激动万分，畅谈往事。回沪后仍然沉浸在往事回忆中，夜不能寐。许多人问我，当年你们在黑龙江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怎么能排演出高雅艺术的芭蕾舞剧《白毛女》？我想这是一种精神，一种不怕吃苦，顽强拼搏的精神，还有那就是共产党员的风格。 责任编辑：林嗣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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