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月，忆知青父辈的热血往昔 唐德华
红五月，阳光炽热，繁花似火，每一缕光、每一片花瓣，都交织着往昔峥嵘的影子，勾起我们对革命前辈无尽的追思与敬仰。
（左为小杨右为小贺）
作为曾经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乡务农的知识青年，我有幸认识同一连队的两位北京知青——小贺和小杨，他们的父辈都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其生命故事里镌刻着革命年代的热血和信仰。下面让我们一起聆听她们讲述父辈的峥嵘故事。
（前排中间为小贺，后排右二为本文作者）
把马让给兵 小贺的父亲贺翼张，来自江西永新，与贺子珍同志同村。他于1929年投身革命，1932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2003年与世长辞。小贺回忆，父亲在世时，从不主动提及自己的革命过往。直到在八宝山为父亲举办追悼会时，一位耄耋老人的讲述，才让家人了解到父亲关爱战友的感人往事。 这位老人是一位将军的妻子，她满含感激，反复对小贺说：“我代表我已故的先生来送别他的老上级。我先生一直铭记，他的命是你父亲救的。要是没有你父亲，就没有他，更没有我们全家的今天！” 原来，长征过草地时，她先生还是一名普通战士，高烧不退，虚弱地瘫倒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嘴唇干裂，意识模糊，生命危在旦夕。当时，贺翼张担任二、六军团18师供给部政委，配有一匹战马。他看到士兵病得严重，毫不犹豫地吩咐警卫员将战马牵来，扶士兵骑上。 老人回忆至此，不禁老泪纵横：“就这样，那个士兵骑着老贺的马走了七天七夜，老贺自己却一路步行。最终他们成功走出草地，士兵得以幸存！而这个获救的战士，就是我先生。”后来，这位战士跟随部队抵达延安……解放后，他官至解放军后勤学院副院长，被授予少将军衔。这件小事，却充分彰显了红军官兵一致、上下一心的优良传统。正是因为这种官爱兵、兵拥官的深厚情谊，我们的军队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绝不搞特殊 1949年2月，小贺的父亲进京后，被彭真同志留下，担任北平（京）市宣武区第一任区委书记。此后，他历经多次工作岗位调整，曾任北京市建材局局长、北京市市政工程管理局局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共北京市顾问委员会常委等职，直至离休。 在工作和生活中，他始终对自己严格要求，坚决不搞特殊化。平日里上班，他和普通职工一样，在职工食堂排队用餐。有时食堂工作人员出于照顾，想多给他舀些荤菜，都会被他严肃拒绝：“我跟其他职工必须一视同仁！你要是多给我，这顿饭我就不吃了！”工作人员见他态度坚决、言辞恳切，便再也不敢特殊对待。 小贺和妹妹响应号召，奔赴兵团下乡。家中平静的生活却在此时被无情打破，突发变故。1969年，另一个妹妹因白血病不幸离世，父母身边再无子女。按照当时政策，可以调一名子女回京照顾双亲。1972年，小贺按政策调回北京。妹妹得知后，希望父亲找门路把自己也办回去，没想到父亲果断拒绝：“你姐姐回京，是党的政策照顾。要是再把你办回来，那就是搞特殊化了！作为党的干部，这种事绝对不能做！”妹妹为此心里不痛快，甚至好几年都不和父亲说话，直到知青大返城时才回到北京。多年后，妹妹逐渐理解了父亲的为人，释怀了当年的事，为有这样一位清正廉洁的好父亲感到无比骄傲。
（小杨近照）
无麻药缝针 小贺父亲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红军的温情与党员的坚守，而小杨父母的经历，同样震撼人心，彰显着革命者无畏的精神。 小杨的父母皆为老红军。小杨年少时，常常为此深感自豪：“国家广电部一共六七位老红军，我家就占了俩。”她的父亲来自四川巴中，早年带着两个妹妹投身革命，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员。长征途中，小杨的两个姑姑先后不幸罹难，而她父亲则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到达陕北。 父亲英勇无畏，母亲亦是巾帼不让须眉。抗日战争时期，小杨的母亲在太行山一带打游击。在一次与日伪军的激烈战斗中，她被炮弹炸伤，一块弹片擦过眼角，撕开一个大口子，鲜血喷涌而出。简单包扎后，小杨的母亲不顾伤痛，又继续投入战斗，直到夕阳西下，战斗结束，才被送到后方战地医院。 医生解开纱布，只见这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眼眉上有一道一寸多长的伤口，说道：“必须缝针，否则会留下一个很大的疤痕。”众人也纷纷劝说：“大姑娘家的脸上有个大疤，今后嫁人都难。”然而，当时医院完全没有麻药。小杨的母亲稍作沉思，便一脸坚定地说：“那就缝吧。你们把我的手脚都捆紧了，这样再疼我也挣扎不了。” 在完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医生用钢针硬生生地缝合伤口。小杨的母亲强忍着剧痛，豆大的汗珠不断从脸上滚落。后来疼得实在难以忍受，她也始终没有吭一声，只是咬紧牙关，紧握双拳，双脚却下意识地乱踢，竟把旁边的一名护士踢了一个跟头。 后来每当提起这事，小杨的母亲虽心有余悸，但也坦然道：“革命就不能怕疼怕流血，不能怕牺牲！”这铮铮铁骨，正是革命者最真实的写照。 在这个红五月，北京知青父辈的红色故事让我们深受触动。他们用热血铸就的信仰，如不朽的丰碑，激励着后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奋勇前行。在新时代，我们更应从这些红色故事中汲取力量，立足本职岗位，传承先辈精神，让红色基因在奋斗中代代相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