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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转身，光阴就成了故事 一次回眸，岁月便成了风景
原题 一个知青的大学梦
作者：王汝烨
朋友，还记得1977年吗？那是多少人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点啊！你大概猜着了，我要说的是文革后第一次大学招生考试。不过你要是猜我也是77级，你还是先往下读吧！ 上大学是我从小的理想。父母都在北京大学教书，我从小在大学环境里长大。从北大附小读到北大附中，再上大学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当然上中学时我就知道考大学竞争激烈，很多人里才能录取一个，就更不要说上北大清华那样的名校了。 文革一来，天下大乱，和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一样，我的大学梦从此破灭。后来就是下乡当知青，到油田当工人，一转眼就是七八年。 1973年也曾考过一次大学。油田还抽调了一个老大学生，一个搞地质的师傅，专门负责油田知青的报名、复习、考试。我和几个北京知青都参加了考试，后来还听说我们的分数都很高，包下了县里的前几名。 谁想后来又闹张铁生，结果我们这几个北京知青中没有一个人上成大学，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上大学的梦又一次破灭。每年回北京探亲，眼看着那些工农兵大学生们在大学校园里神气活现地往来，心里有一种恶狠狠的羡慕。 直到1977年秋，又一次机会来了。报纸登出了高考制度将全面恢复的消息，并公布了高考日期。那时我在石油部一个计算中心当电工，对计算机很感兴趣，读了几本计算机的书，却只能眼巴巴看着近在咫尺的计算机房，与里面那几台进口大型计算机无缘。 眼看着那些软件和硬件组的老大学生和工农兵大学生们穿着白大褂进出软件楼和机房，我却只能在配电房三斑倒看一堆仪表，唯一进入机房和软件楼的机会就是背着电工三大件去替他们换灯泡。当时带班的赵师傅已经跟我提过几次了，说看我身手矫健，要培养我当个外线电工。这种强烈对比让我心里实在不平衡。更何况，上大学是我多年的梦想，这次考大学对我们老三届来说是末班车了，我绝不能放过这最后一次机会！ 复习功课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压力，这么多年来我不仅没有忘记当年学过的那点中学数理化，而且从农村插队到油田，只要有时间，就总想着读点书学点什么。从农村炕头的油灯读到了油田的单身宿舍电灯，从北大右派言论集读到马恩选集，从微积分大学物理学到电子线路脉冲技术。后来到了油田测井队，得知我干的这行叫“石油物探”，还从一个老大学生那里借来一本当年他用过的的讲义来自学。 在油田的几年里，我从一个井口工干到“攻关组”的技术员，和几个老师傅（北京石油学院的老大学生）一起维修当时称作新方法的电子（声速，感应）测井仪器。如今要考的这些中学数理化，对我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 1977年12月，我在县城的一个中学参加了三天高考。准考证上列出了如下的考试时间和科目： 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准考证（0932 理）第一天 上午8:00—11:00 语文，下午 2:00—5:00 政治 第二天 上午8:30—11:30 数学，下午 2:00—5:00 理化／史地 第三天 上午 8:30—11:30 外语
三天紧张的考试结束后，自我感觉良好。除了语文政治没法有太大把握外，数理化的题都做出来了，而且自认为没什么大错。数学试卷上最后有两道附加的微积分题，我也很有把握做对了。 因为觉得考得不错，多年来上大学的希望又像是死灰复燃，像是一把火在心中越烧越旺。那时听说教育部嫌老三届的年龄太大，即使考上大学也只能上师范院校。我却不服气，老三届怎么了？大学十年没招生了，如果排队也应该先排到我们老三届；年龄大怎么了？我们的青春岁月，本该上学读书的大好年华都在农村消磨了，这不是我们的错。 结果我只报了清华大学作为第一志愿和其他几个理工大学，却没有一个师范院校。老清华毕业的父亲也殷切地盼望着儿子能继承父业进入他的母校。我满怀希望地等待录取通知。 但那年上大学的竞争是激烈的。据说1977年全国共有570多万人参加高考，其中大多数是文革以来的知青，累积了十年的没有机会上学的中学生！而其中仅有27万人被录取，录取率不到5%。而且，这27万人中没有我！ 我已经不记得接到通知书时的感觉了，肯定像是被当头浇了一盆凉水。我坚持上完一天斑，晚上走向空无一人的原野，独自落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下乡八年来我经历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但从未伤心过。我一直崇尚吃苦耐劳，坚韧顽强的品质。但现在，坚持了多年的坚韧顽强却被彻底征服，我在心里发泄再也无法忍受的委屈，抗议社会对我们知青的极大的不公！ 我坚信我的考分不会低得不够录取线，后来曾千方百计地到省里有关部门去查我的高考分数。结果却让人莫名其妙，说是唯独我的那份考卷找不到了。这让我不得不怀疑是否有人冒名顶替，冒用我的考试成绩替我上了大学。当年听说过太多这种走后门的事了。 几个月过去了，心里的创伤刚开始有些平复，又有消息传来，全国各大学研究生院将要重新招生，研究生入学考试在五月进行。我心里那棵熄灭的火种重又燃烧起来，想再去试试。 我当然知道周围的人会怎么说。“大学没考上，还想考研究生？”但我顾不得这些了，硬着头皮又去报了名。直到考试前我都不愿请假复习，怕太张扬，怕别人议论。 1978年五月，在高考半年之后，我又参加了历时三天的研究生考试。准考证上列出如下时间和科目： 天津市 1978 年高等学校招研究生准考证（ 2466 ）五月十五日（星期一），上午 8:30—11:30 政治，下午 2:00—5:00 外语 五月十六日（星期二），上午 8:30—11:30 基础课，下午 2:00—5:00 基础课 五月十七日（星期三），上午 8:30—11:30 专业课，下午 2:00—5:00 专业课
这次研究生考试当然比高考难多了。数学考试比专业考试更难，有个别题我不会做，还有些题做了也没有把握，只能尽我所能把会做的答对。当然，这次考完的感觉与高考后的感觉也大不一样。高考的教训已经让我少了很多自信。这次我自己清楚地知道有没答出来的题，自然就更没有信心了。不管怎样，我尽了力了，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在不安的等待中又曾到托人到学校打听我的考试成绩。结果让人失望。据说我的数学只考了19分！母亲安慰我说，你没上过大学，对这样的结果不应该感到太意外，不然还要那些大学数学老师做什么。正当我准备放弃上学的希望的时候，一天我意外地收到了学校的来信： 天津大学研究生复试通知书石油部物探局计算站革委会转王汝烨同志：根据初试结果，同意你复试，时间安排自一九七八年七月七日至一九七八年七月八日进行。凭本通知及本人准考证到校参加复试。（七月五日至六日报到。）天津大学招生委员会 一九七八六月十二日
熄灭的希望重又复燃！我到学校参加了复试。大概因为当时社会上走后门的风气盛行，学校对在各地县城里考出来的成绩不敢完全信任，所以又加了复试以“验明正身”。 复试包括又一次笔试和一次口试，都是专业课。笔试比第一次更难，口试时三个教授轮番提问，从最基础的概念一直问到在书里从没见过的问题，我答不出来为止。 复试后我心里又变得完全没有把握，重又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八月，我回北京休探亲假，已经快把考试上学的事忘在脑后了。一个炎热的下午，我一个人在家，忽然听见外面邮递员高喊，“电报！”我匆匆签了字，打开信封，取出电报，感到心跳： 0132 你 1571 已 5926 被 6922 录 0648 取 0017 并 0056 预 6693 选 3634 为 0427 出 0948 国 4288 研 4496 究 3932 生 6153 请 0060 于 （８）2588 月 9930 30日 0467 前 0932 回 0830 单 0143 位 6586 办 3810 理 2589 有 7070 关 2087 手 4958 续 （1724）5400 范电报上邮戳的日期是1978.8.28，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我知道我的人生轨迹将从此改变！
父母都在上班，家里没有人，我手里拿着这封珍贵的电报，兴奋地走出家门，想把我这个好消息告诉所有的人！可在这个夏日炎热的下午，街上见不到一个人，只有无数的知了在树上叫着“知了，知了！” 我想起父亲的一个四川老乡，清华的一位物理教授就住在附近。以前我自学时曾到他家问过几次问题。我跑到他家，让他看了电报，第一个分享了我的兴奋和喜悦。他高兴地说，你当时来问我问题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 回单位办理手续那几天是我多年来最愉快的日子了！消息早已传开了。单位里还有一个老大学生也参加了研究生考试，却没考上。而我这个配电房里的小电工居然考上了。人们见到我就向我祝贺。一次在食堂里，一个老大学生走过来拍着我肩膀说，“小王，你这可真是一步登天啊！”还有人挺惋惜地对我说，“你这一走，我们就再也听不到你爽朗的大笑了。” 赵师傅也跟我说，他得另找别人去当外线电工了。 入学后我才发现，全校108名研究生中，绝大多数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还有少数几个工农兵大学生。唯有我一个人从没上过大学。置身在这些老大学生之中，我忽然意识到我是这届研究生中年纪最小的几个人之一。这个发现让我欣慰，觉得扬眉吐气，现在再没有人嫌我这个老三届太老了！ 还有另外一件小事也让我暗自得意。我是色盲（严格说是红绿色弱），从小就恨体检时查色盲用的那本小书。以前听说色盲的人如果不学文科，在理工科所有专业中，唯一能学的就是数学。侥幸的是现在读研究生，居然再没人提起此事。 到学校后我终于知道了我的入学考试成绩。我的数学是66分，而不是当时打听出来的19分，这其实是别人的分数。这次数学题出得的确很难，考得最好人的也只得了70多分。 后来又看到我的复试时口试的评语： “该生对大部分所提问题能熟练答复，概念清楚，对于一些原先不了解的问题，能当场根据所掌握的理论知识加以推理解决，具有一定的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因为入学考试成绩好，我又同其他十几个人一起被预选为出国研究生。当时的计划是让我去澳大利亚学习生物医学仪器。为此我又到省里与其他预选出国的人一起参加了外语统一考试。准考证上写着： 一九七八年出国进修生，研究生外语统一考试准考证（253）九月十五日（星期五） 上午8:30—11:30 外语笔试 下午 2:00—5:00 外语口试 九月十六日（星期六） 上午 8:30—11:30 外语口试
外语考试之后，我和其他预选出国的几位研究生一起在学校参加集训，同时一边上课，一边等待教育部的通知。几个去英国、法国、美国的都陆续出国了。后来我接到通知，说因为我没有大学文凭，申请国外大学有困难。出国留学一事就因此作罢，我留校继续完成研究生课程。 第一年，全体研究生不分系科专业，集体上数学物理两门大课：高等工程数学（概率统计、线性代数、数理方程）和“四大力学”（理论力学、热力学和统计物理、电动力学、量子力学）。显然学校下了决心，让我们这第一批研究生们受到最严格的数理训练。大概那些十年没正经教书的大学教授们也想好好过把教书的瘾。教我们的都是学校的尖子老师，个个严格认真，讲课考试一丝不苟。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课程对于我这个班里唯一没有上过大学，全靠自学的中学生来说，似乎应该是有很大压力的。但当时的我已经完全沉浸在实现了多年梦想的幸福之中，根本无心为这种可能的压力担忧。 事实上，这一年的课程我很顺利地学下来了，从来没感到过压力或困难。第二年，大家回各自的系上专业课，同时开始课题研究，准备写论文。我却觉得课还没上过瘾，在上本系专业课和做研究之余，又到外系去选修了几门高级课程。 两年半的硕士研究生课程转眼就完成了。论文答辩后，大家各自联系用人单位。因为我们是多年来第一届研究生，各机构都很愿意接收。1981年5月，我来到从小就在那里长大的北京大学教书。我现在带着红校徽在北大校园里往来，再不必像当年那样羡慕那些工农兵大学生了！ 第二年我开始教一门研究生课，斑上都是77级毕业后考来的研究生。不久我发现有的学生比我年龄还大。本来大家都叫我王老师，后来年纪大的开始改口叫我老王，再后来就有人干脆拍着肩膀叫我小王了。我不由得想到，冥冥之中也许是命运帮助了我，1977年没让我考上大学，反倒给我省出了四年时间，让我有机会当上了77级的老师。 但我毕竟还是没上过大学本科，没有大学文凭，以至后来申请国外学校时不免多费些口舌。不过谁还在乎呢？我常想，如果大学教育就是中学和研究生之间的那段经验，那么我在农村和油田的那些年就是我的大学了。我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 [作者注：感谢母亲，把当年我的许多证件都保留下来，这其中包括我的小学及中学的录取通知书、学生证、毕业证书、离队（少先队）证书，1977年高考、1978年研究生入学考试及出国外语考试的准考证、复试通知，当然，还有改变了我人生轨迹的那封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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