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在宝泉岭农场小茅草屋里写下的一段笔记

小茅草屋里

写下的

一段笔记

丁玲在宝

泉岭农场

不完整的笔记

去年秋天在常德纪念丁玲诞辰110周年会议期间，大家参观“丁玲纪念馆”展览，看到一张她头戴高帽，被涂了黑脸的照片，令人痛心，不忍细看。这就是文革初期，丁玲在宝泉岭农场挨批斗游街时的照片。照片上的丁玲被涂了黑脸，戴上了高帽，上面写着“大右派分子丁玲”。陈明最初看到这张照片时曾伤心落泪，李锐同志看到这张照片时心情沉重，神色黯然。


2003年在筹备丁玲百年诞辰展览时，陈明找出当年丁玲写下的一段不完整的笔记，只有 1200多字，却记录了她在文革初期的真实心境。照录如下：

我的小屋子里，一个人坐在炕上，凭着一张小炕桌读点书，院子里没有人时，可以暸暸，也还安静,我仿佛还能挖出来一点宽心，好像这环境也还不错似的。(原文此处无标点——笔者注)左边地里种得有菜，绿油油，是我房对过那家人家的，我这边窗前，因为住在我以前那家人，走时把他搭的一间搁东西的小茅屋拆了，一个猪圈也拆了，连猪圈里可以做肥料的烂泥粪也挖走了。尽管这第六区的妇女主任好心动员了几家家属来劳动了半天，帮忙拣走了许多碎砖瓦块，填平了猪圈，但还是坑坑洼洼很不好看。不过我还是可以从前边小厕所旁的缝隙里看到小路上过往的邻居，或者啄食的小鸡，有时也有一个间壁家的肥猪在那里悠然而过。我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从我原来住的地方赶到这比较破旧的草屋来后，整天就躲在这小屋子里读书，有一部借来的32开本的鲁迅全集，还有一部毛主席选集。外边整个农场好像似山雨已来风满楼，天天陈明都捎回来一些消息、几张小字报，扩音喇叭里也传来一些震动人的新闻，虽然有几次也有一群群的学生涌进我屋子，查四旧啦，翻箱倒柜过也拉到指挥部去审问啦，但我还是经受得住的心里坦然。(原文此处无标点——笔者注)而且大部分时间我还是能躲在屋子里读读书的。不过总小心翼翼地，(原文此处无标点——笔者注)真希望能躲过这场风暴。

一天，我仍坐在炕头读书，忽然闯进两三个学生，其中一个中学生我认识，过去也来过我家听收音机，另一个更是在汤原农场时就认识的孩子，我还到过他家，他叫过我“大娘”。那时他还很小，现在也在中学了，他闯进来时，看样子还是准备了一股子劲的，即至他看见我平平稳稳，很客气的让他上炕时却忽然羞涩了，我理解他为难了，他是第一次来干这种活路，但他后边那个孩子，因为没有和我打过交道，比较胆大些，也只说“出来一下！”我也没有意识到什么，毫无准备地就从炕上爬下来跟着他们走出屋子。但一到院子里，张眼一看，我顿时心里明白了，“要有事故了！”院子里东南西北都站得有学生，他们都很严肃，因为是第一次出马，把我当一个老虎似的，站得都很远，看着我，既不动手，也没有动口。于是我要求进厕所一下，他们让我进去了。我捉摸他们要干什么呢？但当我再走出来时，有几个人捧着一个碗，拿着一支蘸了墨水的毛笔等在那里时，我才真明白他们是要干什么。我的心反而放宽了，看见他们不敢动手，我倒仰起脸来等着他们。很奇怪，我这时的心理好像二十多年前，我在西北战地服务团准备上台演戏时，仰着脸让他们在我脸时（应为“上”的笔误——笔者注）涂油彩时那样。顶多就是要我演戏呗，演戏时，总是有反派的，无非要我去充当一个反派。他们在我脸上涂满了黑墨，这时学生都围了上来，我跟着他们走上外边小道。才看到路上已经排满了人，都紧张的望着涂黑了脸，挂了一块大木牌，上面写了“大右派丁玲”的字样的我，都目瞪眼呆。我的几个好邻居，好大娘好婶子们，真真的用害怕的眼睛望着我，我从她们那里感到了炽热的同情。我的胆倒又大了一些，我像若无其事的用抚慰的眼光回答她们，叫她们放心，不过很可能他们看不出我的表情和眼色，因为我满脸（涂上了墨汁。---括号内五个字和标点符号为笔者所加）

丁玲受批斗

笔记背景

这是“文革”开始后，丁玲第一次挨批斗，时间大约在1966年深秋。地点在宝泉岭农场文化宫前面空地。

丁玲原本不住在这“小屋子里”，她和陈明1964年底从汤原农场迁至宝泉岭农场，被安排住在场部招待所一套宽敞明亮的大房子里。（1981年7月，丁玲回访北大荒时这个招待所的房子还很结实。我陪丁玲陈明进屋去看，那屋子里带彩色花纹的地砖都保持原样。）老红军场长高大钧当年按照王震同志的吩咐，特意把场部招待所靠东头两间一套的客房拨给他们安家，为的是给丁玲创造一个较好的写作环境，白粉墙水磨石花砖地，是农场最好的住房。当时陈明已经摘了右派帽子，在宝泉岭农场工会帮助工作，丁玲未摘帽，也没安排工作。但她主动去帮助比较落后的六委家属学毛著，组织她们到几十里地以外去割草，然后托坯，把一座废弃的马厩改造成一个托儿所。后来六委成为黑龙江省学习毛著先进标兵集体，六委主任张文豪穿着丁玲的呢子外套，戴着丁玲的花围巾到哈尔滨出席大会。行前家属委员们簇拥着丁玲照了一张合影。

1966年夏天，“文革”开始。造反派勒令丁玲陈明搬出招待所，住到条件最差的八委。这里俗称“六十户”，是1950年代初期转业官兵刚来北大荒时，因陋就简盖起的一片茅草土坯房，因年久失修，许多房屋破烂不堪。丁玲他们住的这间草屋只有七平米，原来的主人刚搬走，连猪圈里的肥土都起走了。小草房一间屋半间炕，丁玲拥有的家具就是一个小炕桌。陈明在两侧墙上钉了两个小木架。一个小木架放些两人的衣服杂品和书籍，另一个木架放碗筷。其余杂品放在两个破木板钉成的箱子中（这是小卖部装肥皂的废弃箱子），放到草屋前面小院原来的猪圈里，仅有的一点生活费，藏到小院厕所装手纸的纸盒里。

陈明说，给丁玲涂黑脸戴高帽那天下午，他在工会上班，听夜校一位教员故意在他面前自言自语说：“他们去抓丁玲了。”陈明的心不由悬起来。原来宝泉岭农场不懂游街示众之类“文革”把戏，北京来了几名串联“点火”的红卫兵，经他们指点，宝泉岭农场造反派决定批斗两个人，一个是纸厂厂长张连生，一个是房管科科长冯万忠，两顶纸帽子糊好了，张连生躲起来找不见了，剩下一顶纸帽子怎么办？有人说了一句：“找丁玲嘛！”于是几名中学红卫兵一哄而起，奔向丁玲住的小屋。

他们把丁玲和冯万忠拉到文化宫门口游街批斗，让丁玲交待问题，丁玲没讲话，只是喊口号：“毛主席万岁！”“要文斗不要武斗！”红卫兵们也跟着喊。丁玲喊“毛主席万岁”时许多人还鼓掌。陈明的办公室就在文化宫楼上，他惦记着丁玲，但他不能离开工作岗位，办公室许多人探出身子向外张望，议论着“批斗现场”的情况。陈明耳朵里捕捉着人们的每一句话，听说没有武斗，没有打人骂人，还把批斗对象送回了家，稍稍放了心。

五点钟一下班，陈明飞快地跑回他们的小院。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陈明推开屋门，只见丁玲躺在土炕上，脸上盖了一条白毛巾。听到是陈明的声音，丁玲掀开毛巾，平静地对陈明说：“我就是要留给你看看，他们把我糟蹋成什么样子。”丁玲说，就是一群毛孩子，想搞点恶作剧，他们给我涂黑脸，我就把它当作是在“西战团”演戏画妆，一点没觉得害怕，倒是周围几个邻居大娘很害怕，她们想管，又管不了，看到他们着急的样子，我觉得咱们还是有群众基础的。陈明说：“我在文化宫楼上，真为你捏着一把汗，怕你想不开……”“怕我自杀？我才不会那么傻呢！”丁玲笑起来。不无遗憾地说：“很想写一封信给孩子们，告诉他们，妈妈今天经受住了考验。造反派小将要我当反派，我就当一次反派。演戏总得有人演反派的。可惜我现在不能给他们写信呵！”

丁玲的这段未完笔记，我每次读，都有新的感悟。我感觉这是丁玲对“文革”闹剧的“立此存照”。这段笔记明显的是她在遭受批斗游街后回到小屋后所写。当时她不能与远在北大荒之外的亲人们通信，诉说，因此她暂且“记录”下实况以及自己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