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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学校——绥滨农场回忆录
作者：许成钢‌
1967年12月，带着一腔热血为了自己并不清楚的“革命”目的，为了了解中国社会，为了了解农村，为了了解农民，为了做一番自己并不了解的“伟大事业”，离开了家庭，告别了同学，同几百名陌生的北京中学生一起，来到了黑龙江绥滨农场。虽然那时不满17岁的我，心里怀有诸多混沌，但是有一点却是从那时起就变成了自己内心的一种欲望，那就是对于了解社会的渴望。 我在绥滨农场的近十年时间里，有过喜悦，有过欢乐，有过痛苦，有过绝望。同我在伦敦经济学院（工作了十七年）、在哈佛大学（前后学习和兼职工作了十五六年）和在清华大学（包括附中、研究生院及经管学院，在那里前后学习和兼职工作了十四年）相比，绥滨农场，特别是绥滨农场十五队，或九团二十四连，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地方。可是，她那极端时代的政治色彩，使她同所有我经历过的任何其它地方绝然不同。她在我的心灵里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对我来说，她是无尽的土地，是日出日落，是荒野，是草原，是农场，是工厂，是圈舍，是医院，是工地，是斗争会，是监狱，是地狱，是折磨，是残酷，是友情，是人性，是爱情，是幽默，是舞台，是音乐，是欢乐。但是，超出所有其他的一切，她是学校。是我一生里最重要的学校。 用公认的内容度量，我的高中、大学的知识都是在这所学校里学习的。但是我在这所学校学到的内容却远远超出通常大学里所能学到的知识。 在我们到达绥滨农场生活了一年之后，也就是说在我到了这所学校一年之后，毛泽东发表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在这所学校学到的远远超出大学的知识就来自那些朴实的农民。从那里，我平生第一次知道了许许多多在城里不可能知道的历史真相和社会真相。在这里，我想借此机会，把我的一些零星的记忆记录下来。
1957年，许成钢（右二）与父亲许良英、母亲王来棣和弟弟在北京展览馆马号和乡亲们 ——我的老师当我们刚刚到了第15生产队时，知青是被统统集中在一起住的，每间房子能住二三十人。当时我觉得这完全违背了自己来农村的目的。因此我就去寻找什么地方能有机会和农民住在一起。于是发现了马号可以和老职工住在一起，便把行李搬到了马号。就这样决定了我在绥滨农场的将近十年里，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马号里放牛，喂养牛马或赶车。 现在能回忆起来的马号的老职工，有这么几位，老陆——陆书坤、老沙、李宏福、老周头、马瞎子还有张瞎子。 老陆——陆书坤是贫农。是山东梁山人，有点梁山好汉的气质。老陆始终对我很和善，时常把我叫到家里吃饭。在我被打成反革命的日子里，记得他曾经用一种很特别的口气批评我愚蠢，要我远离政治，过好自己的日子。有时候，他们还会从家里带些好吃的东西送给我。在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的这些行为在我的精神上都起着很大的支持作用。 他父亲叫陆持勤，是老八路，我同老陆家关系相当亲密，老陆头——陆持勤经常会跟我的牛车。老陆头抗战时曾在八路军刘伯承的部队里。他原本没有文化，是在刘伯承的部队里学到了一点文化。他经常会讲些很有趣的故事，例如抗战时期在梁山地区同鬼子的拉锯战。他对刘伯承佩服得五体投地，直到和我聊起当时的事情时，他依然常会兴奋地讲到他在八路军文化课里学到的知识。比方说：月食是怎么产生的？他说，因为地球绕着太阳转，月亮绕着地球转。就这么一嘎悠就嘎悠出个月食来…… 老沙是东北当地人，贫农。是很典型的东北人，比较严肃，他的业余爱好是打猎。冬天我同他一起出车，多次见识过他用各种方法猎取野物，譬如：下套子，下夹子，放炸药，当然也会用猎枪，从天鹅，野鸭，兔子，到狍子，猎捕的猎物无奇不有。 李宏福也是东北当地人，贫农。但是他父亲被指控为恶霸，在土改镇压反革命的时候，在斗争会上被群众给乱石打死了。李宏福是一个极端聪明、身体又极其强壮的东北汉子。他是技术非常全面而且智力水平很高的人。从最重的力气活，如抬木头，到最技术的活，如训马，他都是在马号所有人里最棒的。最烈性的马匹也被他训得服服贴贴的。他在马号院子里驯马，就像马戏团的。 老周头，也是贫农，经常跟我的车。老周头的经历很有趣。他曾经是国民党精锐部队远征军的炮兵。在抗战时随远征军曾出征到了缅甸，辽沈战役时被俘虏，才变成了解放军。由于曾经多年在国民党的军队里，所以在文化革命中他胆子很小，并且非常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的历史…… 马号还有另外两位有趣的人，一个叫张瞎子，一个叫马瞎子。这个马瞎子是个贫下中农，是个老实人，但比较糊涂，体力也较差。因此，他基本上是总被人看不起，或被人欺负。其实多数欺负他的人还都是贫下中农。 而张瞎子曾经是个地主，作为地主，张瞎子还有些技术。除了赶车等农活以外，因为他家是地主，曾经开有粉坊。在东北农村粉坊很普遍。所谓粉坊就是用土豆制作成淀粉，再用淀粉制成粉条。张瞎子特别邋遢，冬天经常鼻涕哈拉的。老陆喜欢和他逗着玩，就开玩笑说，张瞎子漏粉时是鼻涕和粉一起往下流，也不知道漏下来的是粉条还是鼻涕？ 老陆还开玩笑说，张瞎子家里有三匹瞎马，所以他赶车时，是一挂马车有十四条腿和个把个眼睛。因为张瞎子只有一只眼睛，加上三匹瞎马，一个人三匹马一共是十四条腿，只有一只眼睛。因为面容丑陋，找不到老婆，妻子是花大价钱从关内买来的。记得一次斗争会上斗地主张瞎子,他大声宣布自己的“罪行”，方式极其滑稽，让人难忘：我，人称张瞎子，混蛋地主，买卖婚姻，罪恶滔天！ 还有一位老职工值得一提，他叫张云彩。他是我们第一批北京知青刚到绥滨农场15生产队时的保管员，曾经是部队营级干部。张云彩的经历很有趣，他是在淮海战役中参加了解放军，他是个山东人，从山东老家入的伍，以后他在部队里曾屡获战功，因此曾是一个普通农民的他，到了朝鲜战场就变成了一个炮兵部队的营级军官。他不仅参加了淮海战役，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几个主要战役，而且据他所讲是立了战功的。但是，在朝鲜战争中由于同朝鲜妇女一起生活，而受到了处分。后来又在反右倾运动中，即整彭德怀运动期间，因为他回到了山东老家，在村子里听到一些老百姓的抱怨…… 在文革期间，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中有人揭发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这样就把他从干部的位置上拉下来，变成一个有严重问题的历史反革命。曾经多次被揪斗，我眼看他多次在斗争会上被酷刑折磨。记得斗争会上，要他交代反革命罪行，他大声宣布，“我，张云彩，1948年某月淮海战役立二等功一次，1952年朝鲜战争立三等功一次……”话音未落，就遭到劈头盖脸的痛打，打得他惨不忍睹。 我同他的个人密切接触是在我被打成反革命之后，记得那一年冬天，把我放到酒坊去造酒，那时在酒坊里造酒的人中有好几个都是属于有严重问题被监督劳动的人。这样我们就成了难兄难弟。我们在酒坊劳动时，他经常讲到他的有趣的经历。包括他在淮海战役是如何作战的，以及在朝鲜战争中作战的一些情景等等，他讲了很多战争的恐怖与惨烈情景。他说他们村里当时有几十人一起去当兵，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还活着。一个淮海战役下来，同村来的就只剩下两个人了…… 还有一位老职工叫战同林，他是我刚到15队（24连）时的老会计。老战原来在军队里也是一名干部，会计这个职位在基层连队里也是干部编制，他们的干部身份都是从部队里带下来的。战同林在文革期间也被整过，什么原因我不记得了，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也离开了作为会计的位置，变成了普通农工。在田地里干活时，我们也听过他讲的故事，其中有一段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所有这些都是我从来都闻所未闻的，从来都不可能想象到的事情。 记得有一次，押送我去监督劳动的人是年轻兽医庞春泰。他在押送我的路上对我说：“你真是很可惜，为什么要去花时间关心那些政治上的事呢？你本来在无线电上很有才能（因为我自己组装过一些无线电设备。所以，在方圆几十里，老百姓或者农场里有什么收音机或者拖拉机的有关电器设备出毛病，常会找我帮忙），你就做这件事不是很好吗？”虽然他的话说得很简单，但在那些残酷的日子里，这些话给我的鼓励令我铭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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