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丨张若钢：我与父亲一起插队，从上海赴北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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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选择

1970年的4月14日， 对我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因为这一年我17岁，这一天是我的户口迁离上海、去黑龙江逊克县边疆公社团结大队插队的日子。这一年我还未成年，这一天却是我踏上社会、走向生活的开始。每年的这一天，激动中似乎有那么点留恋，平静中似乎还有那么点恍惚。我是69届的初中毕业生，当时“文革”还在轰轰烈烈进行中，如火如荼的上山下乡运动接踵而至。父亲原是上海外贸系统一家进出口公司的副经理，在被打成“走资派”后，一直处于被审查中。而要获得早日“解放”，必须“深刻检讨”、“取得群众谅解”。违心的“检讨”和“认罪”父亲是不会做的。那么要想“解放”、恢复“组织生活”就必须服从当时提出的“四个面向”，即“面向基层、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边疆”。 1969年7月27日，上海市革委会召开大会，进行“四个面向”动员，8月起又向各系统下达指标。全市约有1700多名机关干部将户口迁到了黑龙江等地。仅我所在的逊克县，来自上海的插队干部就多达434人。在具体去向中，父亲无奈地选择了“面向边疆”，并作为带队干部，与知青一起插队落户。父亲当时被安排去闸北区的彭浦中学、闸北七中、新中中学等几所学校做“动员”报告。这些学校的几十名69届初中生先后报名到逊克县边疆公社插队。我是家里的老二，姐姐是67届初中毕业生，由于父亲的所谓“问题”没有解决，被分配到“上海工矿”是没有希望了，又因为健康原因也不能下乡，于是选择了在家里“待分配”。而轮到我初中毕业时，享受的是“一片红”政策，即没有“上海工矿”和其它选择，全部下乡。至于下乡去哪里，可以选择黑龙江、云南、安徽、江西等地，亦可以去自己家乡“投亲靠友”。总之，留上海是没有任何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