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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影视转发《黎洋专稿1》
和哥哥同在干校当知青的日子里 《黎洋专稿》发刊致辞 亲爱的知青战友们，你们好！我叫管黎洋，是1969届初中毕业生，1970年下乡投奔哥哥管大鹏到黑龙江省清河五七干校。1973年到哈尔滨市师范学校（中专）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到中学教语文直至退休。退休后也在教课。2012年10月10日我突然发病住院，29日大手术。住院33天，11月12日出院。尊医嘱，不能再教课了，闲赋在家静养。我生性好动，呆不住。哥哥建议我上网。我家没有电脑，以前在哥哥家浏览“哈尔滨市北大荒知青网”，感觉特别好。也托哥哥和文蕴姐帮我在网上发了几篇文章。哥哥建议我在家继续写写文章，找点儿兴趣，有点儿事干，通过上网交点儿朋友，分散精神，关注知青的业余生活，活跃思维，保持良好的心态，战胜病魔。哥哥还举了网上“西兰花”等人乐观生活的例子，对我鼓舞很大。 从今天起，我在家写文章，当个“作家”，然后交给哥哥，由他挂靠在“大鹏专栏”上网，“黎洋专稿”正式和大家见面了。我们可以网上交流了。我很高兴成为你们的朋友，期待你们的帮助和支持。我愿意以文会友，与大家共享快乐。谢谢！ 你们的朋友 管黎洋 2012年12月9日
和哥哥同在干校当知青的日子里
永远忘不了1966年夏天，“文革”运动刚刚开始。一天下午，两个造反派闯进我家，不由分说，强行押走我的爸爸，此时的爸爸是黑龙江省公安厅派到绥棱县任公安局长兼常务副县长。突如其来的厄运，把我吓呆了，望着爸爸扛着行李，被两人一边一个地押走了，爸爸苦笑着一步一回头离开了家，我怎么也接受不了，也不明白，那时我只有13岁。 接下来，造反派们开始抄家，强令我家搬迁，把我们住了15年的吉林街33号大院里最宽敞的房子，给了造反派刘某一家住。在1968年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逼着我们迁到当时极偏僻、不通车，只有6户人家住的文化街一个小院里，住在没有厨房、卫生间，仅有12米的苏式板夹泥小屋。当时是动乱的年代，爸爸的工资被扣下，家里断了生活来源，妈妈无工作，领着哥哥、姐姐和我三个孩子真是难啊，只好靠看小孩，挑送猪鬃，做被服度日。这时正赶上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到来，哥哥患着严重的肺结核，咳嗽不止，还经常咳血。1968年11月2号，姐姐顶替哥哥去了虎林兵团四师三十六团（850农场）。我的姐姐管黎丽只有17岁，是我家第一个知青，送她上火车，只给她揣了两个苹果，没有钱啊！心里那个酸啊！那一年我15岁。 1969年9月10日，我的哥哥管大鹏，家里唯一的男孩，被所在学校十三中动员也下乡当知青了。尽管他的身体虚弱，一直是全家的挂念。送他去道外码头，他乘“04”客轮去省清河“五七”干校。只揣了两元七角钱。没办法，爸爸还在关押中，这一年，我16岁。 按当时政策，家中有三个孩子去两个下乡，可以留城一个。我是69届初中毕业生，说是可分配到西大桥附近的喇叭厂上班。但是，我在三中的班任到我家说：“你的父亲是走资派，摆在你面前唯一的出路就是插队，兵团、农场你去不了，也不能留城。”那尖刻的话语使我憋着一股劲。我不稀罕当工人，我也不会去插队，也不去兵团、农场。我也不会在城里吃闲饭，我去投奔哥哥，天无绝人之路！费了好大周折，终于在1970年8月20日，乘船奔赴清河五七干校，我也当上了知青。和哥哥在一起，有了依靠，心里才踏实了一点。这一年，我17岁。 家里只有妈妈一人了，面对狭小的四面透风的屋子，亲人们一个个离开，妈妈怎么过啊！五口人分在四处，那是怎样一种无奈和无助啊，可怜的妈妈！ 哥哥早我一年来到干校，分在六连畜牧连，后来与烧砖的四连合并改称四连，干着繁重的活，先是喂猪，后是烧砖。夏天，砖窑里近四十度的热，哥哥本来就有病，推土、制坯、烧砖、出窑，常常累得发晕、咳嗽、胸闷起来，脸色特别吓人。至今我的心里还在记着那是一个中午，我从五连去看哥哥。别人都在午睡，可他光着膀子，一趟一趟地推砖、卸砖，那汗水从头往下流，他竟一声不吭，咬牙挺着干活。我跑上前去给他递水，泪水不由自主地往下掉，哥哥却是笑着说：“没事，累不死人。咱家这情况，还没有说法，就得使劲拼呢！”他天天如此，还要不停的自编、自创、自刻印小报，天天在抽空读书、记日记、写各类需要报道的稿子。这样卖力气，还竟然受到当时极左的“党团联合调查组”的审查，软禁和批斗，说他不安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还成天看这看那，分明是想回城如何如何，真是岂有此理！看哥哥宿舍的火炕头上有那么多本书，那么一小箱子的杂志、杂诗，那摞的很高的手稿小报、心得、汇报，这充实的积淀，不休止的钻研，为日后哥哥成为记者、编辑作了最有力的铺垫，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的最有力的说明。他的境界，他读书的厚度，他看问题的深度，他乐观豁达地对生活的态度和理解，是我佩服的所在，也是全家人的骄傲！ 我被分在五连大锯排，主要任务——钉包装箱子。长这么大，第一次拿起锤子，不是钉歪了，就是钉飞了，活干的不好，还得了腱鞘炎，手腕上长缠着纱布，真是尴尬。好在有那么些“五七”干部的帮助、教诲，那日子过得还真是温暖。当时文化局副局长裴华同志，一个年过半百，曾在延安“抗大”学习过的前辈，是我的班长。他经常和我谈心，他说过：生活就是一首欢乐的歌，要把它唱得最响亮！四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把这句话当成座右铭。看着我们的合影，想起他亲自指挥全连500人的大合唱，难忘他对我的忘年交的真诚关怀，心里真的是不舍，成为了永久的眷恋。 我们排有一位“五七”战士展师傅，深受大家欢迎，纯朴、善良。他就要告别干校返回农场了，深夜在厂房里为我们小将做脸盆架。高高的架子做好了，谁也不会想到他竟然在收尾工作之时，被小电锯锯断了四个手指头。那惨白的脸色，那疼得发抖的手臂，那满脸满手的血迹，我是怎么也忘不了的。这就是“五七”干部对我们小将的深情厚意，谁能够会不记着呢？ 省教育学院的丁野老师，他可是我们的“开心果”。我们每当想家了，有困难了，干活累了，他都会嘿嘿地一笑，大声给我们唱歌，讲故事，说笑话，逗得大家那个开心啊。有这样一位老者在我们的身边，给了我们多少安慰和劝勉啊，这些仿佛就在眼前，想起来就一阵阵温暖！ 嫩江农场来的曹富相同志是我们的大朋友。我们在一起劳动，畅谈，他送我的纪念本上的留言，一直回响在耳畔，还有那么些忘了的名字的老战友，在清河“五七”干校这块沃土上，不断地鼓励、支持帮助着我，直至今天，我都在乐观的工作、学习、生活着。 1970年的冬天，采伐连成立了，我加入了200多人的采伐队伍，哥哥是第二次进采伐连。当时采伐连只有15名女将——“女子突击队”。每天大家都打着绑腿，扛着斧子，带着大锯，高唱歌曲上山15里。我们的口号是：“泰山压顶腰不弯，拼到全球红满天。”大家豪情满怀。哥哥他们男将主要是伐树，扛木头，上楞；我们女将是打枝丫、造材。那一声声“顺山倒”，那一次次抬木头的“哈腰就抬那么呼嘿，往前走了呼嘿”的号子，那一棵棵红松在我面前倒下的场景，这就是林海战斗的记忆！哥哥的脖后的凸起的大包还留着扛“蘑菇头”的印记。我们女将在会战时，要半夜两点起床，站到松树上砍枝丫。那碗口粗的丫杈真难砍。一抡，斧子就掉进了青石板下。再下去，再上来。树丫未砍折，衣裤可刮了大口子。天又黑又冷，我们又困又乏。就是林场专业工人来干也不容易的。最困难是找水喝。要到较远的地方去刨冰，之后，用头巾包裹着冰块兴冲冲地跑进那唯一的一个帐篷里，往饭盒里倒，烧开后，全是带着细树叶的黑泥水，苦不堪言，只好闭眼咬冰块吃。小小年纪，牙都过早地损坏了。造材的时候，两人一组，坐着个小垫，你一锯我一锯地拉着，经常是夹锯了拿不出来，木头也不合规格了，就废了。我们还得挨骂，这山里的活要靠技术，我们才16、7岁，哪会这个专业啊，木头没拉好，腰腿疼可是永远留下来了。尽管如此，无怨无悔，因为我们是知青，我们自豪，我们也就无话可说了。 每到中午，山下送饭车来了，大家开始疯抢，抢上了就会有包子吃，抢不上就只有吃馒头了。树枝一掰就是很好的筷子。哥哥吃得高兴，躺在放倒的松树上，睡得那个香啊!我则撕下几张大桦树皮在上面写宣传稿，别看我干体力活不在行，但说说写写是我的强项，那时每天都要进行战地广播朗读自己的作品，那是最好的奖赏。在这高高的小兴安岭上，在这密密森林中，大家忘我的劳动着，还要早晚学习老三篇，雷打不动。一次该我值日了，我去拣点木头来烧炕烧水，可领队的却说：你是在对抗毛泽东的思想。有时采点野花放在窗台上，被说成是小资情调。还说什么走资派家的孩子都这样，等等……这正是横行极左的动乱的岁月，有快乐也有说不清的困惑。 一次山下放映队来了，连续放映两部样板戏，就是《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虽说是大冷天了，看露天电影，但大家那个乐啊，我和哥哥找个草绳各往腰上一系，就津津有味地看起来了。风把屏幕刮得来回晃动，影像时断时现，但是我们兴致盎然。在那个文化精神生活困乏的年代，这是多么好的精神享受，可谓文化大餐了。看惯了样板戏，有人不愿看了，纷纷离去。只有我们哥俩还在坚持，不舍离开。哥哥的帽子上挂满了冰霜，我的手冻的不知往哪放，我们边看边随着剧情在吟唱，直到剧终，冻了4个多小时，值！没有人能理解我们的情怀，那种对艺术、对文学的欣赏与热爱，来自良好的家庭教育熏陶与影响，难得的是日后哥哥竟自己迷上了京剧《智取威虎山》和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五线谱，研究各种器乐是怎么搭配的。正是对文学的酷爱，后来我们都实现了我们的理想，哥姐当了记者编辑，我也当上了中学语文老师。我时常怀念在采伐连收工后的每天晚上，我与哥哥散步长谈，多少憧憬感慨，多少理想信念，互相勉励，忘记了路程，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寒冷，战友们羡慕地说：瞧这哥俩这个好啊。 尽管四十年过去了，那个场景那些场面不会重演，但我们为当过伐木工、烧砖工和钉箱工而欣慰，那满腔的执着永远是记忆里最甜美的歌。 那是19701年底，干校过元旦放3天假，我和哥哥决定去佳木斯看望老叔一家。带上干校的蜂蜜和大米、山鸡启程了。从校部出发，经过十二里路来到清河镇，那天可真叫劲，特别的阴冷，毕竟是一年最寒冷的季节，我们必须在这儿搭车去香兰，再坐火车去佳木斯。左等右等，终于盼来了一辆车，很遗憾，只是一个大挂车。司机一个劲说太危险，我们软磨硬泡说服了好心的司机，穿着大黄棉袄还是系着绳子，脚下盖着一个破草盖子，就这样上路了。别说是大冬天还是敞篷车，就是天暖和坐这大挂车也相当危险。但没有办法，我们已经很满足了。车奔驰着，风不停地像刀一样刮着，我们不一会冻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二百里的路啊，我们是怎么挺过来的呢？早就冻透了，咬牙坚持着，用尽语言也说不出当时的险境，就是一个冷啊。终于到香兰了，我俩已经不会下车了，是解放军把我们背下车来，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没有任何表达方式，就是透心凉。解放军端来米饭和大炖菜，我俩一顿狼吞虎咽，真是人生一次难得的经历。 后来我和哥哥回到了各自的连队，我们两个连相隔四里地，途中有到小凉河，水特清，清楚得看见小鱼在河里游玩，两边的野花沁人心脾。每逢休息日，我都和哥哥在一起，他仍在一个劲地学习。他主办的林海战报，连队特刊，那精心的构思设计，那真诚的激人奋进的话语，那独特的布局安排，证明了他的睿智才华和成熟。以他辛勤不倦的汗水，为全干校带来激励和启迪，他用最原始的钢板刻报，他要不停的搜索信息，他在一天天，一字字，一句句，为干校竭尽全力。 有哥哥的榜样鼓励，我也不示弱，在干校三年几乎未睡过午觉，抄抄画画读读写写，积累在十一个本子里，至今保留。一天，我连包指导员，发现了我床头的十一个本子，一句话把我从大锯排调到了机加车间，以后推荐我上了学。我感谢这些帮助过我的“五七”干校的领导和战友们。这个车间主要出产老虎钳子，比在大机房干活要好得多。上中学的年代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没学过数理化，所以图纸看不懂，卡尺不会用，刀具不会磨，可偏偏干的是车、钳、洗、磨的活，哪会干啊？老出废品和次品。喷漆我干得不错，比较均匀，等全部掌握了要领，我也上学了。 除了当工人的经历之外，我们也曾当过农民，每逢农业大会战，我们要去30里外的二营农业连劳动。从在冰冷的田里打池埂，到插秧；从除草到割稻子；从割豆子、割麦子到扬场。处处体验着农民的艰辛。拿着镰刀不会用，直往自己腿上碰，攒了好几块手绢都成了包扎伤口的药布了。令人高兴的是，每次的广播放声宣读，感受着风口浪尖上的锻炼，享受着为大家服务的喜悦。品味着价值的体现，乐在其中。 70年代，家里五口人分为四处，互相牵挂。爸爸被批斗关押，妈妈在艰难度日，姐姐在千里之外的兵团，只有我和哥哥相互依靠。全家靠书信传递亲情。爸妈姐姐来信是我们的至宝，看个没完，写个没够。长长的信封，厚厚的书信，我们和家人心贴心。信封用过再拆开糊好，继续使用，信纸背面还可写小诗小文，我们不仅互相关爱，我们还学会了节俭。那一封封家书，传递着祈盼，是我们永远的纪念。 一次我从哈市返回干校，正是1972年的春天，刚刚开江，我乘船在甲板上受了风寒，左腿不好使了，来到校部医院，大夫们就翻书查阅，一阵折腾后，把我的腿硬是拽脱臼了。我迈一个门槛用了45分钟，这事轰动了校部。樊校长立刻指示派人送我去清河，如果不行再去通河，直至回哈尔滨，真叫人感动。我上不去车，又没有担架，只有硬挺。到了清河露天医院，大夫看不出来，又转到通河去看，200里的路程疼痛难忍。下车了，我坐在医院的大长椅上，由四个男生抬着，好像坐轿一样，都以为我是小儿麻痹，多亏一位空军转业的王大夫，立即给我拍照，才知是脱节了，按摩复位。我躺了四天，护理我的两位战友是六连的，叫什么名字忘记了，但这份情谊我是永生难忘。事隔20多年后战友聚会，大家还问起我腿的经历，真叫人心里热乎乎的。 从1970年到现在，整整42年，我和哥姐的知青生活真是弹指一挥间。现在我们都已退休，但仍在干着自己喜欢的工作。我在教育教学第一线上，兢兢业业热情不减，这就是知青岁月的经历考验和锻炼所至。虽然父母不在了，但我们身上永远打着父母言传身教的烙印，我们是父母的好儿女，父母会为我们骄傲，我们哥三个是无愧于时代的曾经的知青，永远的硬汉。 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离不开曾经战斗过生活过的清河五七干校，虽然我和哥哥在这只度过了三年难忘的时光，但她对我们的成长、对我们的影响是永恒的。我怀念与哥哥共同当知青的日子。他在连队突然得病，我去老乡家买来鸡蛋和独头蒜，用偏方治病；我因父亲问题入不上团懊恼上火，哥哥跑来开导我；他的褥子烧了个大洞，我们就用手绢缝。在黄花菜地里尽情地摘啊，不知走了多远。推荐返城上学，李洪真校长关切询问，我们哥俩你推我让……那一幕幕仿佛就在眼前。 我们哥仨都是知青一员，到现在所谈论的话题仍是我们的干校，姐姐的兵团。我们会更充实的学习工作，更幸福的迎接美好的每一天。以上就是我一气写出的小文，就叫《和哥哥同在干校当知青的日子里》，献上美好的情感和心底的祝愿，愿所有知青战友们永远健康、快乐、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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