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之行:贾国权和王政素的故事
2012年9月,难得闲暇,我和老伴李军能去西藏自助旅游。出发前就定好了旅游的路线,从西藏回来再去成都,重庆,深圳。旅游最后一站定为广州。旅游的终点所以定在广州,一是我们过去虽然都去过广州,但从来没好好逛逛。二是广州有我们共同的好朋友,交往25年的好朋友贾国权和王政素夫妇。
得知我们的旅游计划,贾国权和王政素非常高兴。可以说,从我们出发那天起,他们的电话和手机短信就不断,一直“掌控”我们的出行地点和旅游情况及身体状况。
从9月15日,我们从重庆到达广州那天起,到我们9月25日离开广州回哈尔滨的11天里,除了有三天我们去了深圳和梅州,其余那些天我们都住在贾国权王政素家里。每天早上为我们做饭或出去吃早茶。白天晚上开车陪我们游览、游玩和逛街购物。想想看,不是好朋友,我们能在广州他们的家住那些天吗?我们好意思住那些天吗?我客气地说:“真是不好意思,在你们家住那么多天,给你们添麻烦了。”贾国权乐呵呵地说:“我们愿意添麻烦呀!”
过去外出旅游,很少买衣服,原因是没有合身的,南边很少有我这样的大胖子。也不敢给老伴买衣服,怕老伴相不中。这次在广州,贾国权王政素专门带我们去广州天河城百货和番禺奥特莱斯买衣服。我担心广州的衣服型号又瘦又小,王政素说:“你别忘了,广州是全国服装的批发市场,什么型号的没有?”果然如此。在贾国权王政素的参谋下,在老伴的挑选下,我竟然买了七套合身的服装!大出我的意外。老伴也买了好几套她喜欢的衣服。东西多了,回来时,我们又在箱包大市场买了三个拉杆箱包。返回时在广州东站,只花20元,扛包的人用小车装上我们大小七八个包进站,一直送上卧铺车。走得那个快,我们空手都几乎追不上。
李军和王政素不是亲姐妹,却胜似亲姐妹。你看,在她家拍的照片,姐妹俩发型、穿着都一个样!
我们和贾国权王政素有那么多时间零距离接触,话题自然多。出于记者的职业习惯,我自然问了很多我——也是旁观者关心的问题。于是就萌发了了解两个人的故事的念头,作为“我的九月”系列报道“广州之行”的最后一篇。
贾国权的故事
贾国权1951年生于北京。他父亲是部队干部,建国后调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反右倾”。贾国权父亲被定为“右倾”错误。
贾国权说,我问过父亲,你究竟犯了什么右倾错误?父亲说,三年困难时期,中央机关派干部到基层调研,我去的是山东农村,大灾之年农民生活非常苦,没有粮食吃,全靠瓜菜维持,在那里我们也挨饿,你妈妈经常买奶糖寄给我充饥。有时,我们几个干部就乘短途火车,来回出行,就为了在火车上能买两个面包充饥。回到北京后,我如实的汇报了农村的灾情。结果遭到批判。
贾国权至今记得清清楚楚,1961年3月10日,他随父母、姥姥、弟弟从北京来到哈尔滨。父亲到哈尔滨师范学院(现为师范大学),任副院长。1962年,中组部为父亲平反,并提出把他调回北京,父亲没有回去,留在了哈尔滨。1966年文革爆发,大学停课,学生造反,领导挨斗,教师靠边。但众多“揭发”批判校领导的大字报中批判贾国权父亲的很少。后来有了一张大字报罗列校领导领取生活补助的名单中,有贾国权父亲的名字,但后面有一个括号:(本人退回)。当时学校领导中有的人受不了红卫兵的批斗自杀了,贾国权的妈妈有些担心,每当父亲晚上出门时都让贾国权哥俩在后面悄悄跟着,后来父亲发现了,笑笑说,告诉你妈我不会自杀。贾国权父亲酷爱书法,写得一手好字。他离休后用小楷抄写了全套《红楼梦》等名著。有人欲出高价收藏,但贾父毅然将手书捐给了师大图书馆。好人终究一生平安,老人高寿94岁,于2006年去世。
贾国权1968年从哈尔滨师范附中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35团。大家知道的知青救火英雄焦鲁艺和他同校,而知青张世英则是他所在连队的副指导员。
在兵团,贾国权先后在九连、执勤一连、团部作训股工作过。他上山打过石头,排水放过炮,干过农活。作为一个高干子弟,他从来不张扬,为人正直、热情、随和,爱开玩笑,很有人缘。
珍宝岛边境反击战后,战备形势愈发紧张,为落实毛主席“要准备打仗”的指示,贾国权所在的执勤连被调往中苏边境,驻扎在“四平山”。“四平山”下就是通往珍宝岛唯一的一条公路,地理位置十分险要,他们在山上构筑工事,盖起营房,房子是“木克楞”,床是用锹把粗的树枝排起来的。用水困难。夏天就用山上的泉水,冬天则要全连人到山下小河去刨冰,一人一块背上山。洗脸,刷牙,做饭就出去拿块冰。虽然生活很艰苦,训练很辛苦,但大家仍然很乐观,休息的时候上山摘猴头,打狍子改善伙食。贾国权说:幸亏当时没打起来,如果真打起来了,就没有今天了,我们很可能都“光荣”了。
1975年哈尔滨自行车厂到兵团大批招工,贾国权和张世英、焦鲁艺等人有幸被招回哈尔滨当了工人。贾国权被分到动力车间当上了维修钳工,他每天早来晚走,跟着邓师傅认真学习技术,下班后他还要出黑板报,写大标语,年年都被评为厂先进生产者。贾国权本想好好学技术,以后当个工程师,可后来上级调他到机关,先后在宣传科,团委,党委办公室工作,1982年贾国权参加整党调查组,到哈尔滨中国标准铅笔公司工作。整党结束后,局党委决定让他留在铅笔公司。贾国权在铅笔公司任党委副书记、书记。1988年,上级组织部门调他到南岗区曲线街道办事处,1993年贾国权辞去了办事处主任的工作。据说他是南岗区第一个辞职的正处级干部。辞职后,贾国权下海经商,在海南,在哈尔滨,在广州,他从事房地产开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贾国权在广州已快八年了,也算是“广州通”了。
王政素的故事
在父母眼里,孩子生下来就像一棵树。父母盼望这棵树长得直,长得正。1951年出生的王政素,原名叫王正树,名字寄托了父母对她的希望,她总是牢记爸爸妈妈常说的话;“为人要诚实、善良,做好人、做好事。”
王政素的父亲是辽宁鞍山人,受过高等教育,原在辽宁工作,1951年调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委工作。1962年调哈尔滨水泥厂任厂长。1985年,已退居二线的父亲应邀到小岭水泥厂处理生产中的难题,突发心脏病,逝世于工作岗位上。
父亲是“工作狂”。王政素说:“小时读课本,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听妈妈说,生下哥哥后,我父亲为了工作很少回家,而他的工厂距离我家仅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
父亲清正廉洁。王政素说:“有一次,父亲去北京开会,带我母亲同去,坐公共汽车买两张票,父亲撕一张留一张,妈妈不解地看着他,他说:只能报销我的票据。”父亲有专车,从来不让儿女乘坐,即便是车顺路,也不捎带儿女上学,上班。
196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父亲下班回家,看见家门口有一个用半块砖搭成的小窝。父亲厉声问砖是哪来的?孩子们说是捡来的。父亲一脚踢翻了鸡窝,说:砖从哪儿拣的就送到哪儿去。厂宣传部知道这件事,写篇稿子发在了《黑龙江日报》上。父亲在水泥厂任职期间和调走后,水泥厂连续十年被评为全国红旗单位。那个年代我父亲没有出过国,甚至没疗过养,心里只有工作。家里是从来不管。为革命奋斗了一生,最后还是死在工作岗位上,65岁就走了,也是累的呀。父亲病故后,很多工人到我家磕头悼念。至今,王政素说:“我想想就想哭 。”
王政素说:“我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们不能沾公家便宜。我在兵团下乡时给家写信,用了带有兵团字样的信纸,父亲来信批评我,让我不要用公家的稿纸,要公私分明。”说起终生难忘的一件事,王政素眼泪汪汪:“1969年,我第一次探家,因火车晚点到哈尔滨已是11点了,父亲和弟弟到三棵树车站接我,车站离我家水泥厂12里路,我以为父亲能来车接我。但父亲和弟弟拿两根棍子徒步来了,一只棍子用来抬我带回的东西,一只棍子当拐杖和防身的‘武器’,走到家已经是后半夜了。” 父亲对子女要求严格,但父亲是爱他们的。贾国权说:“我们在师大分到一套房子。老岳父来我家,亲自丈量房间面积,帮我们设计装修,并亲自铺地板。想起来就让我和政素感动。”
王政素在水泥厂中学读初一时,文革爆发了。1968年大批知青下乡,父亲对王政素说:你必须第一个报名下乡,我是厂领导,你就是要带这个头。1968年10月17日,王政素下乡到兵团四师33团,紧接着哥哥在12月下乡,弟弟参军。小妹1976年最后一批下乡。
王政素从小就乐观向上,满脸阳光,诚实善良。到现在也是这样,为人大大方方,十分热情。她从小学到中学先是当文艺委员,后是当班长。下乡到兵团4师33团12连基建班,她仍然当班长。在兵团,她掰苞米,割黄豆,挖排水沟,样样不落后。一顿饭吃过八个包子。但还是遭批评。说她爱干净,常换衣,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此好长时间入不了团。
劳动,生活。在兵团的日子虽然平平常常,但王政素却有很多奇巧的经历。
一:巧遇团领导
王政素1969年1月第一次回家其实是接到家里电报,说母亲生病住院。回家后母亲病情逐渐好转,12天假也很快就过去了,王政素按时乘上了返程的火车。卧铺对面是两个现役军人,闲聊时得知,两位军人,一个是即将上任的33团的赵团长,一个是林参谋长。王政素说:“巧了,我就是33团12连的。”当他们听说王政素也是33团的,非常高兴地和她聊了起来。因为当时没有直达迎春的车,需在牡丹江倒车,他们就分手了。第二天换乘由牡丹江开往迎春站的列车,巧的是他们又在卧铺车上见面了。团长说:“看来我们有缘啊。有机会我一定到12连去看你。”到站后,团长特意让接他的车先把王政素送到12连。
回来后,王政素早把车上偶见团长的事忘了。1969年3月的一天,团长果然来到12连,点名要见王政素。王政素正在班里组织战士“天天读”,见首长到来,大家慌得不敢做声。机灵的王政素马上说:“欢迎首长视察,请首长做指示。” 团长说:“你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很艰苦,没有电,住大板房,睡土炕。我保证,你们的条件很快就会解决的。”
团长果然没有食言。后来,王政素调走后,12连通了电,盖了新房。
1969年4月,王政素被调往团部参谋股当打字员。1970年末又调到设在密山县连珠山的师部所属生产半自动步枪的216厂,担任检验员、广播员。1975年王政素随250名知青被招工回到哈尔滨自行车厂,在机关技术科工作。
二:巧遇贾国权
在兵团时,王政素与贾国权不在一个团,也从来没见过面。在自行车厂“721”大学里,她偶然与贾国权同桌。得知他叫贾国权,王政素说,我在216厂时,有位朋友托我回城后给贾国权带好,原来你就是。贾国权说:“巧了,你那位朋友的爱人恰好是与我同在一个连队的战友,而且也是我的好朋友。”
知青本来就自然亲,有了这层关系就更亲,更熟了。加上焦鲁艺热心牵线搭桥,一来二去,两人成了无话不谈、心心相印的好朋友,好恋人。1977年12月28日,两人结婚。1978年为照顾贾国权的父母,王政素调到师大工作。1989年入党。
2006年王政素退休,被返聘又继续工作了一年。2007年为照顾丈夫,王政素辞去知青联谊会第九组组长的工作,来到广州与贾国权相会,王政素在装饰公司继续从事她熟悉的财务工作。她和贾国权开始了广州的幸福生活。
三:奇迹般避过一场大祸
2009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贾国权感冒了,早早上了床,对王政素说“早点睡吧,别看电视了”。王政素怕影响贾国权睡觉就也躺下了,忽然接到手机短信,是中央电视台星光大道节目组发来的,说今晚有节目月冠军决赛。王政素是星光大道节目的忠实粉丝。她又起床悄悄打开了电视。音量放到最小。不料每晚9时开始的节目推迟了一个多小时才开始。就在星光大道结束时,近12点,王政素忽然闻到煤气味,开始时以为别人家煤气没关好,当打开卧室门一看,客厅满都是刺鼻的白烟,听到“吱吱”的声响,她颤抖着摸着黑走进厨房,当时所有的灯都是关着的,摸着煤气罩的开关是关着的,她听见煤气正源源冒出的声音!慌乱中,她急忙跑到卧室叫醒贾国权,贾国权冷静地上灶台上关掉煤气总阀,并喊着赶紧打开所有的窗户,然后两人跑到了凉台上,王政素一屁股坐在地上哭了起来。贾国权对王政素说:“政素啊,幸亏你没开灯,开了灯煤气肯定是爆炸,你我和这个楼别的人家就全完了!你可是立了大功了。”其实王政素并不懂煤气泄露后不能开灯,是紧张的忘了开灯。多险啊!后来才发现是一只老鼠躲进煤气灶间里出不来,锋利的牙齿咬断了煤气管。第三天这个差点害了人命的老鼠终于被消灭了。
“那天如果不是接到了星光大道发来的短信,如果星光大道不推迟播放,我就不会在半夜闻到煤气味,奇就奇在我没有开灯。若是开灯,后果不堪设想啊!”说起这事,王政素就后怕,不忘调侃一句:“老毕啊老毕(星光大道主持人毕福剑),‘毕姥爷’,你救了我们啊!”
“毕姥爷”当然不知道此事。倒是贾国权实实在在地奖励了王政素三天,天天到饭馆品尝佳肴,还到友谊商店为妻子买了一块她心仪已久的欧米伽手表。
贾国权和王政素夫妇虽然远在千里之外的花城广州,但他们的心却与冰城哈尔滨紧紧相连,与兵团战友们紧紧相连,王政素在“哈尔滨北大荒知青网”注册了“好大一棵树”的网名,这网名还是贾国权起的呢。王政素天天上网,每天在关心着知青战友们的信息,并尽可能参与活动,积极回帖。当她得知“坚强的人”——“西兰花”同疾病顽强抗争的故事非常感动,她和贾国权在书展中买了一本关于抗癌的书,给素不相识的“西兰花”寄去,并在2012年国庆节回哈时与“西兰花”相见。我在网上对此都有详细报道。
回哈后,我和李军每天都在QQ里和贾国权王政素交谈。我们祝福他们夫妇在广州工作顺利,生活幸福。
2012年12月3日大鹏摄影报道
贾国权拍摄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