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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荒起始的哲学之路 张静蓉 （原黑龙江香兰农场杭州知青）
【作者档案】张静蓉，教授，女，1953年9月出生，山西忻县人。1969年4月17 日到香兰农场六分场务农。1972年4月，农场派她去哈尔滨师范学院政教系作委托代培生。后在黑龙江省农场局干部学校任教。三年后回到香兰农场宣传科当干事。1978年9 月，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研究生。1995年考进杭州大学外国哲学博士研究生，1999年毕业时获浙江大学博士学位（四校合并）。
浙江省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浙江省委党校行政管理学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哲学、政治学、中国当代行政管理的教学与研究。在《哲学研究》及其他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出版专著、合著10余部，主讲课程有政治学原理、西方政治思想史、西方伦理思想史、文化学概论等。获省政府、省委宣传部、省社联、省党校系统及本校科研成果奖11项，学术著作《超凡脱俗的个体自觉》获浙江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 说来惭愧，我于1966年小学毕业、1968年进初中学习还不到一年，1969年4月到香兰农场当了个没有多少知识的知识青年。北大荒的艰苦生活和劳动锻炼，让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知识改变世界的力量，这也激励着我在知识学习的道路上不畏艰辛一路向前。
我在六分场二连担任副指导员时，我连的指导员是王兴亚老师原是东北农学院团委书记。在连队生产工作中，他经常教导我们说，要辩证地历史地看问题。可是我却不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 记得1971年我们连被评为县里的四好连队，我被派去参加汤原县四好连队五好民兵代表大会，在会上我认识了来自香兰农场四分场的张志纯，他带来了一本书，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看这书名，我马上向他借阅，他说他也是借来的，想趁开会时间看完，我迫切地求他说，借我吧，就看一晚上，明天上午还你。这天晚上，女代表住宿的床位少一个，我把自己的床位让给她，说今晚我看书，不睡了。就这样，我一个晚上读完了这本书，还做了不少笔记。这本书就成了我的哲学启蒙。 1977．6．22 宣传科合影。前排左起：韩冬白、张静蓉。二排左起：李兆基、陆善善、包满珪、杨宇昌。三排左起：周振华、田建国、刘庆余、丛云山
在1972年4月，农场派我去哈尔滨师范学院政教系作委托代培生，我很高兴地去上学了。进大学后我学习很努力，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去教室看书，直到晚上十点回宿舍休息，中午在图书馆看书，困了就在书桌上趴一会。就这样，哲学原理课程的期末考试我考了100分，是全系唯一的满分，这份试卷还影印上了《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 可我还没来得及骄傲一下，就逢张铁生考试交白卷，社会上开始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当时我被同学贴了大字报，理由是，既然交白卷是英雄，那么交满分就是错误路线的黑典型，于是我就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白专典型。挨了批判，我想不通，如果说我学习考试的内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而是资产阶级的学说内容，那么批我白专还说得过去，可是这个考试内容明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学习好难道还有错吗？
这时，我们系主任在全系大会上为我承担责任，说学生学习好，没有错，如果有错的话，主要错在我们老师组织的闭卷考试形式有问题。听到这番话，我非常感激我的老师们，为了保护学生的学习热情，甘愿为我承受大批判的政治压力。这场经历让我更加坚定了发愤学习的决心，决不被那种无知愚昧的错误观念所吓倒。在两年半的大学学习期间，我被评为院三好学生，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结业（代培学员没有毕业证书）后我在黑龙江省农场局干部学校任教，三年后回到香兰农场宣传科当干事。1978年3月，文革后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开始招生，我申请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当时认为自己不一定能考上，就是想通过参加考试了解全国最高研究学府的招生考题，以后有机会再考回杭州的大学。 当我收到参加初试的通知书时，距离考试时间只有半个月了，考场设在黑龙江省农场总局宝泉岭分局，我赶去鹤岗参加考试，需要坐两趟汽车，换两趟火车，还真是不易，更不易的是，考试中有一门是英语，这门课我根本没有学过，自己找本许国璋的英语教材，看得似懂非懂，结果只考了9分。其他三门课我考得不错，89分、74分、69分，加上9分英语，总分241分，过了四门平均60分的初试录取线。 7月份进北京参加复试，笔试是写一篇论文，考题是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题目我一直很关注，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同题论文我印象深刻，于是写得很好，得了85分。面试时我比较熟练地回答了相关考题，当导师问道，你为什么要报考辩证唯物主义专业？我说，因为我在大学学习时，这门课曾考了100分。 赵凤歧导师看了我的初试成绩，对英语9分这一点还特意提了一句，你现在才25岁，再学十年英语也只有35岁。言下之意，现在开始学英语还来得及。很幸运，当年报考赵老师的考生有800多人，最后录取了8人，其中4人由他亲自指导，另外4人由别的老师代为指导，而我就在他直接指导的学员名单上。 1978年9月，我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开始了硕士研究生的三年学习生涯。
先说英语学习吧。哲学系第一届硕士研究生一共有80人，分12个专业，学员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差距很大，有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也有文革中没毕业的大学生，还有我这类文革中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还有没上过大学的高中毕业生，外语水平更是参差不齐。 研究生院针对这种情况开设了三种英语教学班：快班、中班、慢班。我在慢班学习，从“一个人、两只狗、三棵树”（one man , two dogs , three trees）开始学起，十分努力用功，出门都带着小卡片，到期末考试时考了95分，已经可以阅读简易的英文文学读本了，赵老师听了特别高兴，认为他没有看错我。
再说一下专业课程的学习吧。我习惯于上课听老师讲课、认真做笔记的学习方式。在开设现代外国哲学这门课时，我就是带着笔记本去的，但是赵老师说，这门课不是学生听老师讲课，而是由同学们自己来讲。怎么学生自己讲课呢？老师要求现在请同学们各自选一个现代外国哲学流派作几个月的研究，到期末时讲给大家听。 于是，同学们都挑了自己相对熟悉的流派，最后剩下存在主义学派就留给我了。可我对此一无所知，那就马上到资料室去借有关文献，开始自己学习，慢慢理清了学派脉络，找到了学派的基本内涵，并且从中大受教益。
期末我向同学们讲解这一流派，也得到了较好的成绩。通过这件事，我终于明白了，导师用这种方法培养我们独立的研究能力，体现着授人以渔的深刻意义，这种学习方法让我受益终生。
导师对我的高标准严要求也令我印象深刻。有一门课导师要求提交研究论文，我的初稿交给导师，不满意，再改二稿，还是不满意，当我到老师家把第三稿交给导师的时候，导师很不满意的说，还是红卫兵语言。我感到很委屈，都改了三稿还通不过，心想导师要求实在太高了。师母在里屋对他说，人家是女孩子，你说得轻一点嘛！导师说，正因为是女孩子，我算是说得轻的，要是男生，我说得还要重呢！ 我坐在客厅里听到这番话，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补上哲学思维这个短板。回来后我发愤攻读黑格尔的《小逻辑》，这本书读起来就像是蜗牛爬一样，进一步退两步，读两段看不懂，再倒回去反复阅读，直到读懂为止，读书笔记做了好几本，有时甚至读到下午两点，才想起来还没吃午饭。经过这一番刻苦磨炼，我的哲学思维能力有了很大进步。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是《论个别、特殊、普遍》，从古希腊到马克思，对跨越两千五百年的这对哲学概念进行了逻辑分析，揭示出特殊作为个别与普遍的联系环节的重要意义，并针对现实中经验主义与教条主义倾向找到了突破的关键点。当我把硕士学位论文初稿交给导师时，导师看了一周后就在上面批了八个字：“同意打印，准备答辩”，并且顺利通过了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由于我们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考核要求非常严格，当年我们这届同学中只有三分之二获得硕士学位，其他同学可在第二年重新答辩申请学位。
1981年7月毕业了，导师对我说，你是这三年中进步最快的一个，但是你现在做学问才刚入门。导师对我既有夸奖，但更多的是鞭策，这句话时刻激励我一生不敢懈怠自满。 我留校在研究生院马列教研部当老师，给学弟学妹上基础理论课，备课很用功，课上得很努力也很开心。三年后，因为孩子太小，没有办法照料，在1984年初调入浙江省委党校，回到杭州。 当时的浙江省委党校特别开明，从1981年到1983年先后从祖国各地招聘进来十多位77、78级的硕士研究生，师资力量显著提升。我给理论本科生上哲学课，也沿用了导师教学方法，鼓励学生自主学习，解放思想，深受学员欢迎，学员们还自发组织了哲学兴趣小组，请我们这些老师晚上给大家加课。 1985年，我们开办了哲学研究生班，邀请了许多名师来校讲学，我的导师也请来了。我的父母前来看望赵老师，导师对我父母说，我原来想培养一位女哲学家，遗憾的是她离开北京了。我也惭愧得很，对不起导师的厚望，那就只能尽心尽力当好一名教师。
1995年，杭州大学招收哲学博士在职研究生，我的读书热情又一次燃起，不巧此时，党校领导任命我为科研处副处长，这就使我在职攻读博士的困难明显加大，如何处理好工作与学习的矛盾，成了我的最大难题。 这次报考过程十分顺利，专业成绩优秀，英语成绩67分，导师陈村富对我很满意，同意录取。杭州大学给导师两个名额，一个计划内指标，一个自费指标。和我同进师门的另一位同学是杭州大学本校教师，那么，自费名额就是我了，一年学费七千元，相当于我一年的工资收入。三年学习要交两万一千元。 我和先生祁军商量，他坚定支持我的学习梦想，决定拿出我们的全部积蓄去交学费，共同咬紧牙关省吃俭用过三年紧日子。就这样，在职攻读哲学博士的学习生涯开始了。
首先是工作与学习的矛盾如何处理的考验。科研处是一个需要全天坐班的工作，不象当老师，没有课的时间可以自主支配。我就提前把工作安排好，保证自己去听课的时间尽量不耽误工作，所有的自学都是业余时间。但即使这样也会出现冲突的情况。 记得1996年1月，我校组织召开全校青年学术研讨会，全部组织工作由我负责安排，从会议日程到邀请领导、专家和全校青年教师的具体活动都已经确定妥当，此时我接到通知，杭州大学博士研究生英语期末考试定于1月18日上午九点半开始。 我一下子为难了，这和我们预定18日一天的研讨会时间发生了冲突，怎么办？我向分管校长提出研讨会改期的要求，被校长一口否决，他说这么严肃的安排怎么可以因为你个人的事情而改变。可是，博士生的英语期末考试又是不可更改的，这是全校各专业的公共课考试，缺考的后果也是无法弥补的。 在这两难时刻，我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会议采取长桌围坐方式，不设主席台。每一位发言的专家和青年老师，我都事先交代了发言顺序，主持人也和大家坐在一起，起一个点名提示作用。上午八点半会议开始时，我来主持，到九点钟的时候，我请已经退休的老处长在场帮我主持，提示下一位发言人。而我骑自行车匆匆赶到杭州大学，参加九点半的英语期末考试，一个小时考完后再急忙赶回会场，换下老处长，我继续主持会议。 研讨会开得热火朝天，年轻人的学术辩论全神贯注，除了老处长，谁也没有注意到我在会议中间出去过。
当然，学习的过程是很愉快的，导师对我们非常好，有时还会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带我们外出讲学，到葛岭茶室请我们喝茶，租自划船泛舟西湖，在轻松自在的环境中讲学研讨那艰深的学术难题，至今还十分怀念那样的学习生活。 当然，导师的要求也很高，不仅给我们开设专业课程，还给我们开设拉丁文的外语课，所以我在博士学习期间一共要学习三门外语，英语和德语是公共课，拉丁文是专业外语。而此时我年过四十，外语学习的记忆力明显不如二十多岁的时候，其难度可想而知。
经过两年学习，进入博士论文选题阶段，导师让我们自主选题，我又为难了，我学的是外国哲学史专业，而党校教学中没有这类课程内容，而与本职工作相关的社会现实方面的选题又与我的学位专业不对口，我就请陈老师给我定题，陈老师就让我做“塞涅卡的伦理思想研究”。 我答应下来后，和当年做存在主义哲学流派的感觉一样，因为我对塞涅卡这位哲学家一无所知。我马上到图书馆去借阅所有西方哲学史的中文著作，结果很失望，只做了十多张相关卡片，这点资料根本无法进行学术研究。我再去找导师，导师说，没关系，我这里有《塞涅卡文集》十卷本，你拿去看吧。
我兴冲冲地打开文集，一看就傻眼了，文集里原文是拉丁文，译文是英文，没有一个中文字。这一摞外文版十卷本不啃下来，怎么做塞涅卡的伦理思想研究？ 回到家和祁军说了这个困难，他干脆地说，家里的家务我全包了，你下班后就全力以赴去攻读吧！就这样，每天下班一到家，我就钻进书房去啃那一摞外文原著，祁军烧好了饭叫我出来吃饭，我一放下饭碗就进书房。特别是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他除了烧饭洗碗之外，还要帮我把论文手稿输入电脑，他对着五笔字型输入法现学现用，好不容易打了八万多字，结果电脑中了病毒，全部电子文稿没了，我儿子雨奇当时正上高中，半夜起来帮我们修复电脑，祁军又一次从头开始一字一字输入我那二十多万字的博士论文。 一想起这些艰难奋斗的往事，我打心眼里深深地感激祁军，他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成了我实现人生求知之梦的强大动力。
我博士论文所研究的塞涅卡，是公元一世纪的罗马哲学家，作为晚期希腊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在思想史上的贡献是独特的，他主张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大自然赋予的，因而每个人都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哪怕是除了名字之外一无所有的奴隶，也同样拥有这样的权利，他提出的保障每个人权利的普世主义价值观，一直影响着人类的文明进步，成为了1945年的《联合国宪章》和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的价值内核。 通过这一研究，我受到的启发就好比是从三层楼上到了七层楼，让我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厘清了人文精神两千年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代价值，为此，我深深地感谢我的导师陈村富教授对我的精心指导和培养教育。
博士论文答辩十分顺利，博士论文出版后，被评为浙江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专家的评价是它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 学术上的不懈努力也带来了良好的科研成果和教学效果，再加上科研管理工作上的大胆创新，我在浙江省委党校开创了三项全能：科研管理上，我校在全国党校系统连续三年获得优秀科研组织奖，在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连续三年获得优秀科研组织奖，我本人获得全国党校优秀科研工作者奖；学术研究上，我发表的论文和著作获得十多项省政府、省社联、省党校系统和本校的科研成果优秀奖；教学工作上，连续多年获得本校教学优秀奖。
2013年退休后成为浙江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的特聘教授，深受来自全国各地培训的干部学员好评，教学效果考评年年名列前茅。 一个没有多少知识的知识青年，由于深切感受到知识的可贵，抓住机会努力奋斗，历经坎坷永不言弃，走出了一条艰难而成功的求知之路，别忘了这个起点正是在黑龙江省香兰农场奠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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