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桢哥哥口述：篮球故事

家桢哥哥口述：篮球故事

一、小皮球的快乐与烦恼

1938年农历腊月初三注我出生在天津市西北角回民居住区——小伙巷牛圈街14号。给我取名的时候，家里人查了《康熙字典》，选用了“桢”字，“桢”是一种宝贵的桢树，家里人把我看成宝贝，希望我将来好好读书，当个科学家。谁也没想到我走上了篮球这条路。

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学习很好，班主任老师给的操行评定是“天真”，等到二年级就不一样了，操行评定变成了“贪玩”。说我贪玩，主要是我喜好运动，尤其爱打小皮球。

小皮球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儿童游戏，人数不拘，分成两队比赛，用粉笔在墙上画一个圆圈，把球投进圈内即为投中得分。后来有所改进，用铁丝弯一个圆圈儿插在墙上用来投球。当时天津的小皮球队很多，我知道的就不下几百个，我跟这些队都交过手，到处去打球，从天穆村到劝业场，能去的地方我都打遍了。

小皮球无固定规则，都是由比赛双方根据场地的大小、形状等条件临时制定。我因为个子高，身体条件比较突出，在我打球最高水平时，对方总是给我规定两条不许：一是不许低手投篮。因为我身高臂长，罚球时把手往前一伸，就离篮筐很近了；二是不许从上往下投，容易弄坏篮网和篮圈。

记得我们队曾接到请帖到天穆去打球，贺场子，那是我水平最高的时候，跟队友共六个人组成伊友队，一打就是一天，当地爱好打球的人还给我们准备午饭——馅儿团子、棒子面粥等，特别好。那么多队伍，我们队拿了第二名，高兴之余打球的兴趣就更浓了。当时我们用的是“永”字牌小皮球，最高档的。

打小皮球让我快乐，也给我带来了遗憾。因为打小皮球，我没能带上红领巾这是我一生的遗憾。我小学的班主任温克勤老师，她最反对我打小球，认为打球就是不好好学习，贪玩，有时还发生打碎玻璃、损坏桌椅、砸到同学等状况。那个时候我很想加入中国少年儿童先锋队，但就是因为打球，老师不同意我入队。有一次因为打球我被请了家长，温老师在我家长面前，公开跟我讲：“王家桢，我告诉你，你一天不停止打小皮球，我一天不批准你入队。”一至六年级她都是我的班主任，因为我一直坚持打小皮球，所以很遗憾，从来没带过红领巾，没入过队，这也成为我一生都念念不忘的遗憾！有意思的是，2003年我65岁，得知我的班主任还健在，已经95岁了，住在北京牛街，我非常高兴，马上去看望她，交谈中再次提起这些往事，她仍然说：“王家桢，反对你打球我至今不悔。你今天问我，我还是愿意你好好学习，不同意你打球，即使你后来成了国家队队员，成了运动健将，我也不支持你。”哈哈，没想到半个世纪过去了，老师还是这个主张。

在家里，因为打球，我没少挨母亲的打。不为别的，只是因为打球“费鞋”。我家当时生活条件不好，父亲是有轨电车的司机，昼夜上班，母亲是家庭妇女，没有工作，我们兄弟姐妹一共7个人。父亲每月工资45元养活一家九口，比较艰难。我经常打球，太费鞋了，基本上一个月废掉一双鞋，有时连续打一天鞋就破了。我身材高，脚大，买不到合适的鞋，母亲只能给我做，辛苦一个月才能做完一双，每月都要给我做新鞋，母亲觉得又费钱又辛苦，所以反对我去打球。我背着母亲去打小皮球，一旦被她发现，就气呼呼地捶我几下，特别是看到鞋破了，我光着脚回来，就更生气，拿起笤帚疙瘩揍我一顿。每次挨打我都站着原地不动，任由她打，我知道家里条件差，心里也有愧疚之感。后来为了省鞋，我就光着脚打球了。

注：查证山西人民出版社“万年历”第一版37页，公历是1939年1月21日

二、打篮球的稚嫩少年

打小皮球为我打篮球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打篮球这件事上我的领路人是小学的体育老师张维基和徐怀仁。张老师是天津文锦队（汇文中学校长组建的篮球队）队员，徐老师是天津的篮球一级裁判，喜欢打篮球，也愿意带着孩子们打篮球。当时学校有个篮球场，但是篮球活动开展得并不是很好，因为校方不支持。

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张维基老师以天津市八区第九小学的名义组建了一个九友篮球队（九个人组成），自任教练，队员都是跟我同年级的学生，我记忆当中有穆怀清、刘学忠、于富田、闫炳武、赵金元、李金标、穆智敏、穆祥斌、常少奇。由于班主任的反对，我不能加入篮球队，只能在街道、庭院里等班主任看不到的地方偷偷打。那时有了逆反心理，你越不让我打，我偏要去打。

我家北面有好几个篮球场，其中药王庙篮球场最热闹，好几个篮球队在那里打球，我记得有北方队、伊斯兰篮球队、文锦篮球队等，天天有比赛，周六日比赛就更多。周围的环境影响着我，可以说是对我篮球的启蒙。

特别有意思的是，我刚打篮球时对篮球的认识有限，比较肤浅，以为球是实心的，觉得这么大的球，如果长传给我，砸到我、砸坏我怎么办？所以在接长传球时有些害怕，总是双手挡一下，等球落到地上反弹后才敢去拿。

打篮球的乐趣有好多，比如篮球网子50公分长，其中20公分是穗，球投中后进篮圈，网穗一带球又回来二次进篮，得几分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规则是当时定的——给2分。我还投过盆网，篮网30公分，网的底端缩小，球投中后，网底一兜又出去了，算不算投中？当时规定——算，入圈二分之一就算投中。

1952—1955年我在三十一中读初中，三年间我零零碎碎地打篮球，在体育场或有篮球场的地方打散球，我们叫自由球，三五成群、自由结合，半场三对三等。放学后去占场地，放下书包就打，一打就忘记时间了。我的班主任冉继才老师热爱体育，体育老师叫刘子玉，组建了这一支篮球队，当时我身高已经超过1.8米，被老师挑选入队，其他队员都是我初三的同年级同学。

要说参加正式比赛应该是1955年天津市八区教育局组织的学生比赛，地点在基督教青年会会所[1]，场地受限制只有端线没有边线，边线处画一条1米长的线，两边的墙就充当了边线。运球时可以碰墙，球触碰了边墙弹回来可以接着打，发边线球一只脚碰墙，一只脚落地发球。虽然跟现在标准的篮球馆相比，这个馆很“袖珍”，但在当时已经算作标准场地了。我以前都是在土地或水泥地上打球，来到这里是在地板地上比赛，感觉很轻松，体力很充沛，连续打一两场都不累。

三、意外的选拔

初中毕业后，1956年我有幸进了天津市篮球队。我是怎么被选上的呢，还得从时任天津市副市长李耕涛说起。李市长的工作千头万绪，但是他格外重视篮球，认为篮球是天津的一个名片。1955年底他下了指示，要求天津市公安局各个派出所普查户口，筛选1.9米以上的男孩子和1.8米以上的女孩子，为天津篮球队选拔后备力量。同时，天津篮球队也在到处寻找篮球苗子。范学周是天津篮球队的队员，因为伤病退役了，退役后负责寻找青少年队员。我经常在离家不远的天津市少数民族政治训练班院内的场地打球，因为我是回民，进出院子很方便，而且又有回民教练杨志明在那教我。杨志明跟我是邻居，也是一位兄长，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喜欢打球，是伊斯兰篮球队的队员。范学周就是在那里发现我的，把我领到天津市第一体育场进行选拔。

我哪经历过这种场面？有两个一起打球的邻居跟我一起去的，一个叫常少奇，一个叫王德明，但他们都不到1.9米，年龄也比我大。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选拔，又没有服装，又没有球鞋，结果到那以后就被直接带到了办公室。当时我都不认识，后来了解到那天办公室里坐着的都是天津篮球的顶级人物：政府机关的体委主任副主任苏振起、纪裴芳，天津的国际级篮球裁判李清安，教练组成员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张长清，耀华中学的体育教师姚恩汉，体育学院的高志忠，有田志增、霍连富、王久功，都是天津市篮球的元老权威人士。当我被告知参加的是天津市篮球队选拔的时候，也不知道选拔怎样进行。姚老师走过来跟我说：“你下个腰，手能触地吗？”“压压腿能压下去吗？”我不费力都做到了。他又问我：“你全蹲臀部能挨着脚后跟吗？”我也能做到。我很奇怪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做这个动作，姚老师说他选的其他队员都住在和平区，小时候方便用的是恭桶，下肢做不了这个动作，看到我能做他很高兴。后来给了我球鞋和服装，让我进篮球场，在100多人中我显得鹤立鸡群。身高最高，但是人很瘦，家里条件不好，导致营养不足，别人都是五大三粗的很健壮。姚老师问我：“你跳起来能摸到篮圈吗？”我说：“能！”一跳起来一把手就抓住篮圈了，姚老师和教练组的人都很高兴。后面就是做操啊，投篮啊，运球啊，传球啊等等。

经过这些考核后进入了分队比赛，五对五，每10分钟一组，接连上场，一点点筛选。别人都来自青少年体校、学校、工厂、企业、矿山等篮球队，都是经过篮球系统训练的，都比我打得好。我呢，因为有打小皮球的基础和打篮球的意识、基本功，打起来也比较轻松。来参加选拔的，人人都想被选上，可我不清楚这是天津篮球队的选拔，反而没有这么迫切的愿望，打起球来没有压力。对抗赛时每个人都想显示球技，各显其能表现自己，结果没人给我传球。10分钟后该我下场了，没想到不让我下来，换上了天津篮球队原来的老队员，一个是中锋吴振彪，一个是篮球队队长郭恩洪。郭恩洪专门给我喂球，让我展示投篮啊、运球啊、技术动作啊、战术意识啊。吴振彪1.9米，比我矮一点，他专门跟我对抗，看我的防守和进攻，这都是老专家教练组的安排，我当时并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思想负担，反倒打的比较自如。突然间吴振彪在篮下一个勾手，我防守呢给他来了个盖帽，打掉了他的球。当时在那个场合出现这个动作让教练组一惊。其实这是我打小皮球时培养的意识，掌握的技术，从单项上来讲在当时盖帽是一项高精尖的技术，所以老教练们眼前一亮，认为我的身体条件、技术条件、战术意识、思想视野都很好。选拔后告诉我：“回家等消息吧。”

不久我就接到通知：到第三医院检查身体。一查体出现一个问题——眼睛近视，左眼300度，右眼800度。我想这是我个人原因造成的，因为我肯学习，爱看书，什么《新儿女英雄传》、《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还有外国的书我都爱看。我一般躺在屋里借着外边的灯光看，所以把眼睛看坏了。平时没有感觉，这时才知道自己眼睛近视。近视的我能不能进篮球队呢，专家们出现分歧了。主教练张栋材反对我进篮球队，二个原因：第一，眼睛近视；第二，身体太瘦，营养不良。李耕涛市长不同意他的意见，说：“第一，你打篮球不也戴眼镜吗？（张栋材教练也是近视眼）他将来进队打球为什么不能戴眼镜？他也可以戴呀。第二，他身体太瘦，68公斤，身高1.95米，是因为家庭条件不好营养不良，到运动队后经过锻炼身体可以健壮起来，所以我同意他进篮球队。”就这样教练组一致同意我进队成为天津篮球队的一员。这些情况都是我后来了解到的，当时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一番曲折。

我是1955年12月参加的选拔，到1956年1月接到了通知——到天津篮球队报到。拿到通知后我非常高兴，好家伙到天津篮球队报到，之前从未想过的事情。但是家里人持不同态度，他们还是希望我好好读书，将来当个科学家或者工程师，打篮球算是什么职业呢。我父亲当时拿不定主意，就向同事征求意见。记得他跟郭叔叔说：“我儿子被天津篮球队挑选上了，你看让他去好还是不去好？”郭叔叔说：“去呀，为啥不去呢。第一，可以解决他吃饭问题，篮球队伙食好，也减轻了你的家庭负担（当时我父亲45元钱工资养活全家9口人）；第二，他的身高、条件，打篮球正合适。”就这样，我父亲被说服了。

离家那天，父母已为我准备好行李，姐姐给了我1块钱。我坐上公交汽车来到马场道110号——天津篮球队驻地报到了。

  

四、训练第一天

我报到时是1956年1月24日下午5点，接待我的第一个人是天津篮球队的女篮教练，也是原来的男篮队长，他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从现在起，从今天起，你就是天津篮球队的一员了，你知道吗？”突然听到这样的话，我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既没说“知道”，也没说“不知道”，只是“哦”了一声。他说的第二句话是：“进了篮球队，就要为这支队伍争光，为天津市争光，为国家争光。你要刻苦训练，怎么叫刻苦训练呢，你要汗流成桶——一桶一桶地流汗。”第三句话：“你进篮球队，领导们有不同意见，所以你不能享受我们的工资待遇，只能是供给制，每月100斤小米。”那时的小米价格是2角5分5厘3，每天的天津日报都登有小米价格。

供给制队员衣食住行都由国家负责，工资每月25.53元。队里伙食标准每人每月45元，我要交12元，所以我还剩13.53元，再给家里10元钱，我自己只有3.53元。虽然我的待遇不能跟正式队员比（正式队员每月拿46元、56元的工资），但是对我来说已经了不得啦，每月25.53元的工资，还有100斤小米，我觉得很知足。

在天津队吃的第一顿饭我还记得：西红柿炒鸡蛋，油盖儿烧茄子。因为我是回民，单独给我开灶做的。当天晚上，队长给我送来绒衣绒裤、线衣线裤各两套，内衣四套，球鞋两双，还有袜子，非常齐全。第二天——1月25日，我就开始正式训练了。

篮球队是军事化管理，很讲制度：早晨6点起床出早操（当时我们没有表，全队只教练有一块表，我们就凭队长有一个双玲马蹄表，5∶30响铃他起来叫我们），回来后洗漱、吃早餐，上午训练，中午午餐后午睡，下午继续训练，晚上还有活动，（晚）10点熄灯。每周六晚餐后放假，当晚10点前归队，周日休息一天，晚上9点前归队。

入队后第一天参加训练，我印象很深。我从来没经历过那么大的运动量，出一个早操的运动量相当于我过去打一天球的运动总量。出早操要做操、伸展、单双杠、力量练习，然后跑步。这一跑可不是跑一百二百、三百四百、五百六百的，而是从重庆道出去，进河北路，奔马场道，然后绕回来，这一大圈跑下来至少5000公尺。我从来没跑过这么远，哪受过这个累啊，可这才是一天训练的开始，回来吃完早饭后告诉我，8∶45开始训练。“又去训练？”我心里想着，嘴里不能说，因为已经入队，就要按要求去做，要“汗流成桶”。“没问题”我咬着牙回答。上午是身体训练，走跑跳、力量训练、灵活性训练、垫上运动等，一直到11∶30下课。下午是技术训练，篮球技术、分队比赛等，到5∶30结束。晚饭后还要开会（队里每晚都有活动：星期一生活检讨会，星期二读报，星期三文化娱乐，星期四业务学习……），写训练日记（第二天要交给教练批改）。第一天练下来太累了，晚饭后想立刻睡觉，会都不想开，因为我已意识到明天的训练强度会比今天还大，自己面对的困难将是前所未有的。

篮球队的训练的确非常艰苦，譬如教练给我安排了单项训练——篮下勾手投篮。投中一百次为一组，要连续投中，中间不能中断。拿球、勾手、打板、投中、入网，左右手轮流投。两个半小时的技术训练就做这一项，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只能咬牙坚持，别无选择。

当时的规定：大病休息、中病看病还要带病训练、小病不叫病。有伤没关系：上肢伤了练下肢，下肢伤了练下肢，四肢都伤了练腰腹。我们队长手腕骨折了，训练时就在民园体育场慢跑，我们练了一上午，他跑了一上午，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

那时条件有限，训练的环境和器材等条件都很艰苦。训练场地不固定，打游击，民园体育场、第一体育场、成都道训练场、中天电机厂的场地都训练过，哪有空闲的场地哪训练。

                          五、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比赛

我进队后的第一场篮球比赛是在1956年8月1日，纪念“八一”建军节，在天津第一体育场。

当时天津队的米宝荣、刘兆华调到国家队了，没有其他人选，教练就让我担任这场比赛的中锋，这是我第一次代表天津队参加全国高水平比赛。

这场比赛吸引了天津市的广大市民，观众爆满，一票难求。八一队的出场球员和天津队出场的其他四名球员都有队里最强的，唯独我一个是进队才7个月的新手，赛前我就紧张了，怀疑自己“我能打好吗”，但是没有退路，教练安排我上场，不管怎样我都的拼力去打。最终，我们输了八一队37分。赛后一总结，我们的外围并不输，37分全都输在我的身上，八一队的中锋范仲禹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队员，在他面前我真是无所作为，防守防不住，进攻打不进。

输球后我心里很害怕也很沮丧，躲在宿舍里不敢出来。大约到晚上11点多钟，李耕涛市长和他爱人苏婷到队里来了，我害怕极了，一是怕市长批评，一是怕队里不要我。没想到市长轻松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输球是正常的。我们有实力的队员调到国家队了，能为国家输送人才是我们的贡献。今天的输是为了明天的赢，你们要好好训练，提高技术，争取今后为国家队输送更多人才。”李还鼓励我说：“你要尽快提高水平，刻苦训练，向汗水要成绩，让汗水变成游泳池。”市长的一番话启发了我，鼓励了我，我的情绪得到了缓解。几天后教练找我谈话，问我参加这场比赛的想法和感受，我就把不安和压力全盘托出，教练听完后明确跟我讲：“队里中锋的位置没有别人，你必须勤学苦练提高水平。你进篮球队已经半年了，我要求你一年后你要成为天津队的主力队员，三年后你要达到国家队水平。如果你达不到，也就不配作篮球队队员了。”教练的话让我压力很大，对自己能否达到教练的严格要求心存怀疑。

1957年，天津队接到国家的出访任务，出访印尼和缅甸，但是我却没有进入出访队员名单，因为我没能达到教练张栋材的要求，此时还不是主力队员。这件事情让我非常苦恼，恨自己：第一恨自己两年了还没打上主力；第二恨自己没有练好，水平不够。于是我就开始拼命练习，没白没黑地练，记得天津体育学院郑必达教授跟我说过：“人家入睡你练习，你就能提高水平追上别人，达到教练的要求。”

我练得最苦的时候，夏天不知道自己出了多少汗，练完以后，全身上下球鞋袜子全是湿的，背心一拧哗哗流水。后来就不出汗了，再后来身上起白碱儿，舌头一舔咸味的。究竟出了多少汗我不知道，我的领导、教练都教导过我要从汗水中出成绩，所以我就一定要多流汗。冬天的时候每天吃完晚饭稍作休息，十点前就睡下了，一觉醒来不管几点，哪怕是夜里2点、3点也起来，拿上球，从宿舍跳窗户出来去体育馆训练。当时体育馆的馆长、工作人员都知道，夜里只要有人敲门进来，就是王家桢来练习了。最辛苦的时候，练完回宿舍上不了楼，不得不搬着腿上台阶，第一步搬这条腿，第二步搬另一条腿……

六、一场硬仗

前苏联由16个加盟共和国组成，国家篮球队水平很高。1957年，苏联派了一支俄罗斯篮球队来中国访问，这支队伍中有好几个国家队队员，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苏联国家队的水平。他们到中国访问，在北京跟国家队、八一队、北京队、各打一场比赛，三场球我们不是平就是输，一场都没赢。贺老总（贺龙，时任国家体委主任）很不满意，指示荣高棠（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召集在京所有篮球教练员到国家体委开会。那时因为国际比赛少，一有国际比赛，全国的教练员、篮球运动员都会集中到北京去看球。

开会的情况是我后来听说的。

贺老总问：“这三场比赛，我们应不应该赢？为什么输？怎么就不能赢？后面还有几场比赛？能不能赢？”

荣高棠回答,后面还要到沈阳、天津……。

贺老总又问：“下面一场比赛在哪打？”

“在天津。”

“天津队教练来了吗？”

我们的教练张珍山站起来回答：“贺老总，我是天津队教练。”

“你能不能赢？”

压力多大呀！张教练停顿了一下，说：“我力争……争取赢。”

“力争就不要打，要打就必须赢！”贺老总说。

天津队领队朱翔，当时就站起来，说：“我们回去好好向市委市政府汇报，然后全力准备，争取赢下比赛。”又说：“让我们保证，我们也……保证……赢！”

硬着头皮“保证赢”，可是，能赢吗？有把握吗？只能说“有希望，没把握”。

回到天津后，李耕涛副市长亲自主持召开天津市篮球队迎战苏联俄罗斯篮球队比赛的准备会。参加会的是天津市所有的篮球力量，所有有关的体育人员，大家一起来研究这场比赛。最后，拿出了一个方案。

俄罗斯篮球队在天津要连打两场比赛，先女篮后男篮。（俄罗斯女篮之前输给了北京队和国家队，赢了八一队）比赛那天，女篮赛时男篮当观众看球。当时的体委副主任纪裴芳也在，他很关心男篮，就在女篮比赛中场休息的时候，把我们召集到一起。为了给我们放松精神，他让我们的队长郭恩洪和队员刘兆华跳一个舞，就是电影《英雄虎胆》里演员王晓棠和于洋跳的摇摆舞。大家哈哈大笑，感觉很有趣儿，精神也随之放松了不少。女篮下半场我们就不看了，要进入竞技状态，因为女篮比赛结束后，马上就是男篮比赛。

男篮比赛的时刻终于到了！李耕涛副市长亲临观战，就坐在我们教练旁边，黄火青市长坐在主席台上。这是个终生难忘的日子——1957年12月26号，当时体育馆里里外外都是人，好家伙，里面人满为患，外边也有很多人。这场比赛的压力不但给了我们运动队，还给了天津市人民以及篮球爱好者，大家都知道，这场比赛必须得赢。想看比赛的人太多了，昼夜排队买票，买票队伍围着体育馆有好几圈呢，很多人买不着票呀。

赛前教练给我们开准备会布置，耕涛同志也在会上讲：精神要放松，充满信心，有始有终，敢打敢拼，一定要把这场比赛拿下来。但是我们放松的同时还得紧张起来，因为任务是死的，贺老总一点都没给我们留余地。

当时上场的是天津队的5个主力队员：中锋米宝荣，后卫刘兆华、姜桂明，前锋张春泰、郭恩洪。我作为替补队员，感到很紧张，既要随时准备上场，又觉得可能没有上场机会。

上半时一开局，我们打得很顺利，因为有充分的准备，完全按照赛前部署去打的。先说防守，苏联的10号队员是个神投手，说他“神投”，恰如其分，他中远投投篮10个，不说进9个也得进8个。教练给我们队长9号郭恩洪的任务就是死死盯住他，全场领防，没球时跟着他走，有球就上去。可以让他突破，但不许让他投篮。全场40分钟比赛，我们队长就有一次漏掉防守机会且被10号队员中距离投篮入网。你看神不神，中投命中率100%。针对篮下的俄罗斯球员，布置了篮下防守，不让他接到球，叫作逼角、绕前、后保护。看住45度角给他喂球的人，不让他接球，让篮下断供。一旦他要接球时，防守中锋要绕到他前面阻挡，后边的人要去保护，防止对方吊球。可以说布置得很严密、很细致，我们执行得一丝不苟。再说进攻，开局头一个开球的中投，竟然是郭恩洪投进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里头有个小插曲儿。郭恩洪中投不准，比赛时总不愿意投篮，他最喜欢的是防守和传球。李市长曾经批评他：“你有球，就是不投筐子。”郭恩洪说：“我投篮没信心，不进呀。”“怎么就会不进？”李市长不信邪。结果这次比赛一开场打球，郭恩洪第一个把球投进了！这个球太让人兴奋了，立即燃起了大家的斗志！随后我们也进攻，对方也进攻，到10分钟的时候，10∶2，我们领先。太让人高兴了！大家都很兴奋！比赛在继续，大家打得既放松，又紧张，而且全场的领导、观众都紧张，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场比赛我们必须要赢，只有俄罗斯队不知道。上半场结束时，我们50∶35领先。

中场休息10分钟，我们去到休息室，李市长和所有的参谋都来了，这场比赛多重要啊！李市长亲自部署，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上半时已经打完了，这页历史翻过去，不许再想了；下半场重新开始，按照原来的计划部署，一丝不苟地按部就班进行，还要准备出现意想不到的困难。”因为我们处于领先，那些参谋也都讲了自己的意见，不断提醒我们，下半时要做困难的准备，很艰苦啊下半时。李市长对我们教练说：“这些意见都是善意的，最后的临场决定权在你，你是少帅。有了问题，责任在我。”之后，教练认真部署，细致调配，从进攻到防守，从个人到全队，所有环节，技术战术等，安排完毕。

下半时开始后，俄罗斯队一直想追上比分，可就是追不上去，于是越打越急躁；天津队呢，因为领先，心态很好，越打越冷静，加上教练科学的技、战术安排，队员们越来越沉着。下半场大致进行了5分钟，俄罗斯队开始改变战术，变为全场紧逼。这一招儿我们没想到，因为全场紧逼是我们的特点，对手反过来用在我们身上，还真没有准备。但是呢，快攻、中投、紧逼是我们中国篮球队、天津篮球队的三件“法宝”，你怎么惹得起呢？市长给我们制定的方针是动、快、巧、准，所以俄罗斯改为紧逼的战术，虽然我们没有思想准备，但是破紧逼的方法却很多。我们平时就有这个训练，具备这方面的素养，他一突然紧逼，正好打到我们手里了。一看对手改了战术，马上，我们教练叫了暂停。我听到了教练员的布置，破对方的紧逼，要单兵切入，一个人拉开，运球过前场，4个人都拉开。不要传球，要运球突破。当时对方防守最差的是9号队员，动作很缓慢，我们进攻的后卫是刘兆华，他的突破能力很强，运球也很好。所以教练要求尽量把球交给兆华，让兆华突破9号的防守，到了前场，我们的进攻就轻松了。紧逼战术并不是俄罗斯的拿手好戏，他们的防守水平大大低于进攻水平，所以他们这个战术改变并不成功，我们打得还是比较轻松的。反观我们，左右摇摆，前后压拉，突破、分球、中投，非常奏效。所以，越打对方越落后，4、5分的差距一直保持着。

打着打着，中锋米宝荣4次犯规，危险了，5次犯规就要被罚下。这时离终场结束还有10分钟，教练张珍山胆子大，把我换上去了。说实话，对这场比赛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因为我是队中一员，承担比赛任务义不容辞。但是作为一名年轻队员，我没想到此刻要把我换上去。我原以为米宝荣如果被罚下，我就会上场，没想到没等到那会儿，教练就让我上场。当时容不得多想，上吧，就上去了。教练给我两项任务：第一，防守，全力防守，外围防漏了我要给补；第二，篮板球，一定要保证篮板球。进攻不用我考虑，外围4个人的进攻，完全有能力把球投进去。我按照教练的要求去打，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下，恨不得时间快点过去，立刻来到终点，结束战斗。经过10分钟的坚持，我们最后以90∶81拿下比赛，天津队赢了9分。

哎呀！那个高兴啊！那个激动啊！马上给贺老总打电话报告：天津队——赢了！贺老总在接见天津队的时候高度表扬了我们，他说：“天津队是真正的全国篮球冠军。”贺老总曾经连续多次在后来大大小小的会上表扬过天津男篮。

回忆这场比赛，我们一直领先，从开局到终场，连平局都没出现，所以说打得非常精彩。终于不负众望，赢得了胜利。更厉害的是，赢下比赛后，我们心里高兴得很，却并没有“喜形于色”，表现出多么“狂喜”的样子，而是显得很正常，让人感到“赢”是理所当然的，一派大国风度。

回到驻地（重庆道100号），我们兴奋极了，偷偷喝酒庆祝。这在平时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但是那天教练也网开一面，看到了就当没看到，没有约束我们的“放纵”行为。

这次比赛我们是完全按照贺老总的命令，市委的指示，教练的安排布置打下来得，结果非常令人满意。

                                            

七、国家队体验

1959年，八一队、北京、上海、天津四支篮球队在北京体育学院集训，大约两个半月，集训后期传出消息，集训的目的是选拔国家队队员。有一天在走廊里我碰到了刘二柱，他年龄比我大，是中国第一代工人出身的篮球运动员，是贺老总非常看重的运动员。刘二柱告诉我：“小眼镜儿，你起来了！”我不明白连忙问他：“二柱，什么意思？什么起来了？”“你选上国家队了。”“真的吗？我不知道。”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在北京体育学院，心里非常高兴，也挺激动。后来就正式下通知了，国家男篮选拔了12个队员，6个来自北京队，他们是钱澄海、杨伯镛、张锡山、白金申、张福奎、王利发；5个来自八一队，他们是蔡集杰、俞元煦、吴子秉、路廉翰、周春霖；唯一一个来自天津队的就是我，教练由陈文彬、张子沛担任。

我非常珍惜加入国家队的机会，也更加热爱篮球。在国家队期间，我深刻感受到当时国家领导人对体育的重视、对篮球的重视、对篮球运动员的关心与鼓励。

首先是从毛泽东主席。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要搞大型的庆祝活动，除观礼阅兵和游行外，还有大型的体育活动——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毛主席、周总理都出席了这届运动会的开幕式，开幕式上走在最前面的方队是优秀运动员代表，由各个项目选出的100名优秀运动员组成，我们身穿礼服（绿色西装上衣，白色裤子），胸前戴着国徽，被主席检阅，感到很荣幸。10月1日那天观礼游行，周总理安排的是运动员中要出政协代表、人大代表，参加国家议事，而且还要上观礼台，陪着毛主席一起检阅队伍，让我感到作一名运动员很光荣。我还从别人那里听到过一些故事：1949年毛主席接见中国篮球队，这是主席第一次接见运动队，他风趣地说：“还是你们高大威武呀，我打篮球不行，踢过足球，在湖南师范上学时当过守门员。”又勉励他们说：“出国比赛很辛苦，记住，你们是代表新中国的，一定要为国争光。” 陪同接见的周总理指着程世春、张文仁他们几个介绍说：“这几个都是天津的，天津是篮球之乡，涌现了‘南开五虎’。”主席说：“好，五虎好，有虎劲，就是要不怕外国人，东亚病夫的帽子要从你们开始扔掉。”建国时毛主席还邀请中国篮球队上观礼台，并参加国庆宴会。这些都是毛主席对篮球队、对体育运动的关怀，他老人家还出席了第一届全国篮球体育工作者会议，带着其他领导人接见与会代表。

再说周恩来总理。周总理安排了国庆十周年的国际比赛，邀请了保加利亚、捷克、匈牙利三支球队来比赛。跟外国队的3场比赛我们都胜利了，所以周总理很高兴，其他领导人邓小平、贺龙、陈毅、彭真也都高兴，请我们陪同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看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彩排，我们深受鼓舞。周总理还请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宴会，接见我们，教导我们：“虽然比赛胜利了，但我们不是参加正式的国际体育组织举办的比赛，我们现在的篮球成绩只能算世界前列，不能列在最高水平，将来有一天我们争取达到最高水平。”总理还给我们敬酒，告诉我们：“你们不但要提高中国的篮球水平，还要在全国普及篮球运动，要下到全国去普及。告诉你们一个好方法，记住我国省市自治区：两湖两广两河山（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五江云贵福吉安（新疆、黑龙江、江西、浙江、江苏、云南、贵州、福建、吉林、安徽）、四西二宁青甘陕（四川、西藏、宁夏、辽宁、青海、甘肃、陕西）、还有内台北上天（内蒙古、台湾、北京、上海、天津）”总理的教导我觉得在国家篮球队执行得很坚决很彻底，我在国家队七八年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都走到了。当时周总理还兼着外交部长，一有外事活动必然出席，所以我们跟总理的接触比较多，估计得有上百次。

在国家队的几年时间很快过去，1965年12月底，国家队大换血调整队员，只留下身高2米以上的3个大个儿队员张光禄、符瑞德、滕大为，其他9个年龄大一点儿的全部下来了。回到河北队（天津）后原本组织上安排我当教练，但是我还想继续打篮球，不想结束篮球运动员的生涯，所以我就没当教练，当了篮球队队长，继续打球。

八、“盖帽王”的故事

我打小皮球的时候就能给别人盖帽，进专业队选拔时我给专业队的中锋盖过一次帽，这是我技术上的一个特长。“盖帽王”称呼是1962年5月中国篮球队对阵苏联篮球队的比赛后获得的。苏联队有个中锋身高2.18米，叫克鲁明，是世界著名球员。我们与苏联队的比赛60:55不仅获胜，而且比赛中我还盖了克鲁明一个帽，这个盖帽惊动了全场，也震动了克鲁明本人。赛后交流时克鲁明通过翻译告诉我，此前的国际比赛上，从未有人能阻挡我把篮球投中，你是世界上第一个能在比赛中给我盖帽的第一人。为此，体育报资深记者谢凯南专程来采访我，作为独家新闻——王家桢谈盖帽，登在体育报上，从此我就有了“盖帽王”的荣誉。

之前，我有个“盖帽大王”的称呼，是天津市一位资深记者勾宪真采访我时给我“封”的。之所以叫“盖帽大王”原因有三：一是我姓“王”，二是我个儿大，三是我掌握了盖帽技术。

在我练习、提高盖帽的技术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指点和帮助。比如我们称之为“中国篮球之父”的董守义先生，（20世纪）60年代董先生在国家体委担任运动司副司长，同时兼管篮球，经常来看我们训练和比赛。董先生告诉我：“你的盖帽不要往下压，不要力量大，要用小臂、手腕、手指去‘点’，向外拨，减少犯规的情况。”其他的前辈、教练许多人都鼓励我要把这项技术练好、练精、达到高水平。所以我也有意识地练习盖帽，希望它成为我的独特招数。

为了更好地掌握盖帽技术，我开动脑筋想了各种办法。比如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捉到一只螳螂，忽然想到可以通过仿生学学习，螳螂捕食的动作跟盖帽的动作有没有联系呢，值得研究一下。我把螳螂放到宿舍的纱窗上，三天不喂吃食，饿得它肚子都瘪了。等到第四天，我捉了一个肉虫子，也放在纱窗上。不出所料，饥饿难耐的螳螂立刻就去捕食了，我借机仔细观察螳螂的动作，发现它捕食的时候，大腿、小腿、腹部都下沉，重心很低，但是两个螳螂臂却抬得很高，精神高度集中，两个螳螂须子竖起来。捕捉食物的一刹那，动作非常突然，不给猎物任何反应的时间，瞬间爆发迅速出“手”，一下子就把猎物抓住了。经过反复观察，认真琢磨，我把螳螂捕食的动作要领，运用到盖帽技术上，提升了盖帽水平。

当时掌握盖帽技术的人不多，全国来讲也就四五个人。第一个要算八一队的俞元煦，第二个是上海的周明镐，第三个是沈阳部队八一队的于庆全（音），第四个应该就是我，下面比我年龄小的就是上海的杨家训。其中跟我同在国家队的是俞元煦，他的盖帽技术比我好，盖帽时不挨不蹭，不会犯规。我的盖帽在运用中时常有失误，因为用力大，大臂发力，容易犯规。

关于盖帽还有个插曲。有一次国家队来天津比赛，我代表国家队出战，比赛中给天津队上篮的队员盖了个帽，没想到天津的裁判吹我犯规，实际上这个球我没犯规，观众和对方队员都认为我没犯规。这时候观众不干了，有一个老大爷观众就提出来：裁判，你这个犯规吹得不对，我买票就是来看王家桢盖帽的，好容易看到他盖帽，你还吹他犯规。结果裁判承认了错误，说：“大爷，我的失误，是我误判了。”

我的盖帽技术是在训练和比赛中不断提高和成熟起来的，经过不断努力，才会运用自如，才会出现在国际赛场上给当时号称“世界第一中锋”的克鲁明盖帽。

  

九、戴眼镜打球趣事

运动员中戴眼镜的很少，我那个年代中国篮球运动员戴眼镜的，只有八一队的俞元煦和我。俞元煦叫“大眼镜”，我因为比他小，进国家队也比他晚，就被叫作“小眼镜”，当时北京的彭真市长、刘仁副书记、黄中副主任都这么叫我。也有人叫我“眼镜王”。

我从正式进天津队打球就戴上眼镜了，戴眼镜打球有很多困难：一是容易掉；二是容易出汗，一出汗就看不清了，影响视野，妨碍观察。我的教练张栋材当年也是戴眼镜的运动员，他球打得好，别人防守他防不住的时候，经常故意打掉他的眼镜。有了前车之鉴，张教练告诉我要有备用眼镜。所以，每次比赛时都准备三副眼镜：一副戴着，一副放在包里，一副交给教练保管。

有备无患，有一次打球三副眼镜果然都派上用场了。那是访问古巴期间与古巴队比赛，我带的眼镜被古巴队队员打掉了，当时就看不见了，满场地找也找不到。要是没有准备就麻烦了，没法比赛了，可我早有准备，立刻从书包里拿出第二副眼镜，带上继续打。哪成想不久后第二副眼镜又被对手打掉了，这不成心吗，幸亏还有一副，我毫不犹豫地走向教练，教练从口袋里拿出我的第三副眼镜，带上眼镜继续比赛，戴着这幅眼镜我坚持了40分钟，最后把比赛打下来了。

赛后在古巴又配了眼镜，眼镜架是塑料的，比较软。后来有人告诉我，打球时用细绳或橡皮圈从后面把两个镜腿拴起来，箍在头上，眼镜就能固定下来不会被打掉了。这真是个好主意，从此后掉眼镜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在眼镜的问题上，国家可没少给我花钱，眼镜坏了就要换，一场比赛坏了三副就要换三副，都是国家报销。

戴眼镜还影响穿脱衣服，别人换衣服时都是直接拽着衣服底边往上脱，我每次都是抓住衣领向上提，以免碰掉眼镜。

十、入党的波折

1959年到国家队以后，在毛主席、周总理、贺老总、陈毅的关怀下，在领队、队长、党务工作者的启发下，我逐渐对党有了认识有了热爱。第一个启发我的是国家篮球队队长吴自秉，1959年我们从匈牙利访问回来后，有一次聊天时他对我说：“家桢，共产党对你很好的。”我说：“这一点不用你说，我很明白，我很热爱党。”“自己应该加强对党的认识，要求进步啊，争取入党。”“好！我考虑这个问题。”另一个人启发我的是我们的领队黄烈，广东人，是当年贺老总120师战斗篮球队[2]的队员，八一体工大队的副大队长，引导我学习毛主席著作、军事思想、矛盾论如何在篮球比赛当中运用等。他不仅结合我的训练、比赛、国际对手给我分析，让我要动脑打球，还告诉我要提高觉悟，加入党组织。随着我政治觉悟的提高，入党要求越来越强烈，1959年郑重写下了入党申请书。从第一次提出入党申请到1965年解决入党问题，其间经历了一番波折。

当时国家各个运动队，包括足篮排球、兵乓球、羽毛球、田径、击剑、手球、体操、游泳等，好多优秀运动员、取得优异成绩的运动员都没入党，这里包括跳高世界纪录保持着郑凤荣，山东人，14岁调到国家队，1957年创世界纪录受到周总理接见。60年代了，她的入党还没解决。还有陈镜开、容国团这样破了世界纪录、拿了世界冠军的，也都不是党员。我们篮球队的队长钱澄海、杨伯镛，贺老总树立起来的体育界两面旗帜也不是党员。我们队里老队员中只有刘二柱是党员，他是上海码头工人出身，贺老总培养的第一代中国篮球运动员。还有教练陈文彬是党员，此外篮球队没有党员。

周总理、贺老总对我们都很关心，有一次他们到运动队来看望我们，跟我们联欢。他们那天来的目的，我后来回忆，应该有两个：第一个是给运动队和文艺工作者作红娘。因为我们也都到年龄可以谈恋爱了，领导让把中国歌剧舞剧院的学生和运动队的队员组织起来搞一个音乐舞会。接受这个任务的是国家体委，主办人是杨伯镛，承办人就是我王家桢。我组织的乐队由运动员组成，弹的、吹的、拉的都有，在会上大家跳舞、联欢、座谈……。联欢会在北京体育馆的练习馆三楼举办，周总理、贺老总、陈毅老总都来了，国家体委的领导、篮球队的领导也都出席了。周总理突然问到运动队党员发展迟缓的问题，问到有几个优秀运动员入党，回答说：“没有几个。”贺老总问：“他们为什么不能入党？”国家体委政治司的同志回答说：“他们虽然是咱们国家的优秀运动员，但是家庭出身、社会关系都有问题。”贺老总一听就着急了：“家庭出身不可以选择，社会关系再复杂能比我复杂吗？我这么复杂的社会关系周总理都可以接受我入党，你们问问周总理，总理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你们怎么就不可以介绍他们入党呢？你们把家庭出身、社会关系的问题都搞清楚，能影响他们入党吗？你们要尽快解决他们的入党问题。”会后国家体委认真落实贺老总的指示，着手在运动队发展党员。

当时运动员中，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都从香港回来的，有港台关系。杨洁的姐姐夏梦在香港，也有港台关系。有的队员母亲是右派，有的队员父亲是国民党奉天警察局局长，有的亲属是国民党军警，有的亲属在台湾……社会关系都复杂。说到我呢，有两个问题。我的出身没问题，我是产业工人出身，我父亲是开有轨电车的。可是有一样，我父亲是国民党的集体党员，入过党，但是没填过表，没宣过誓，没参加过活动，后来就解放了。解放后我父亲向电车公司的党组织交代了这些问题，电车公司的党委书记谷桥告诉我父亲，给他定义为国民党集体党员，这件事到此为止，今后不再深究。第二件事比较麻烦，我有个舅舅，1945年日本投降后加入了国民党，担任了天津市八区国民党指导员（相当于区委书记）的职务，但是他这个指导员有职无权。舅舅的情况我也不太清楚，1945年的时候我才7岁，1950年他就被捕了，判了8年。所以组织需要了解，我也说不清。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我没有办法，很苦恼。当时我舅舅已经出狱是清河农场的职工了，我就大胆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说了我的情况，希望他请假来天津一趟，跟我把问题说清，我好向组织交代。信是写了，但我并没抱多大希望，正好要出国去保加利亚参加社会主义友军运动会，我就走了。我舅舅接到信后，拿着信就去找农场党委书记和场长请假，没想到领导很痛快地答应了，批给他3天假，他就从茶淀（农场所在地）回天津了。偏偏我又不在国内，就委托我哥哥把他交代的问题记录下来。回国后我跟队里请了1天假，回家拿了材料回来，并未跟舅舅碰上面。舅舅的问题材料里写得很清楚，我如实上报了组织。这个时候是1965年10月，之后不到一个月，组织通知我11月29日下午2点半开支部大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结果全票通过，而且支部的意见里还有一条，我记得很清楚：能够主动协助组织搞清楚社会关系的问题。这是组织对我的肯定。所以说，1965年11月29日，是我正式入党的日子，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