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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大雁 于 2021-1-10 11:05 编辑
1967年1月30日,国家建委主任谷牧从四川、云南、贵州考察“三线”建设情况回到北京,一下飞机,就被国家建委的造反派揪走。周恩来派到各部委的联络员得知后,立即向他报告。他对联络员说:你赶快找建委机关的造反派交涉,要他们把谷牧同志送到中南海,就说总理要听谷牧关于“三线”建设情况的汇报。第二天,造反派们开完批斗谷牧的会后,不得不按照周恩来的要求,把谷牧送到中南海北门,交给周恩来的联络员。为防止造反派再把谷牧揪走,周恩来叫谷牧不要回家,就暂住在中南海。
2月1日,周恩来接见工交口造反派代表时明确指出:“谷牧不是‘黑帮’!谷牧的问题我早就讲过了,他犯了错误,应该让他向建委的同志检讨。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掌握的材料说明,谷牧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在国务院有工作,要他检查,可以定好时间,不要揪来揪去。”
在“文化大革命”中,相当多的爱国民主人士受到严重冲击和残酷迫害。为保护同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爱国民主人士,周恩来冲破重重阻力,排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千方百计地竭诚保护他们。
“文革”发难时,张治中正在北戴河休养。当时,红卫兵横冲直撞,到处抄家、揪人、批斗。周恩来考虑张治中性格刚强,担心他对突然袭来的“文革”狂飙没有思想准备,怕他回京后遭受红卫兵冲击而发生意外。于是,周恩来想法提前给他打招呼,向他介绍一些“文革”发动以来的情况。他决定安排中共中央统战部派一位负责同志到北戴河,向张治中等爱国民主人士打招呼。同时,周恩来对张治中家也采取了保护措施,由北京卫戍区派1个连和1个营部住在张治中等爱国人士家的附近。战士们身穿便衣,佩戴红袖章,同前来的红卫兵周旋。
1966年8月底,张治中刚回到家,红卫兵就来“造反”、抄家,先后来过5次。红卫兵第2次来抄家时,竟然指着张治中的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张治中愤怒地从靠椅上颤抖着站起来说:“我的历史你们可以去问毛主席和周总理!”张治中的家被抄后,周恩来得知很气愤。在接见红卫兵代表时,他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张治中三到延安。重庆谈判时,张治中先生亲自迎送毛主席,保证了主席的安全。他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敌人。你们不要再去了。”
但是,在林彪、江青一伙唆使、纵容下,红卫兵们还多次要揪斗张治中。对此,周恩来深感不安。为了保护张治中,他进一步采取措施,让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找一位负责同志把张治中秘密护送到解放军三○一医院,只允许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同他联系。
同年8月29日夜间,全国人大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的家里来了一伙气势汹汹的红卫兵,他们来自北京大学经济系,手持“红宝书”向84岁高龄的章士钊和他的全家宣读“革命道理”,旋即开始了一场所谓的“革命行动”。
红卫兵在查抄章士钊家里的东西时,发现了毛泽东与章士钊的合影及写给章士钊的信札,这才感觉到章士钊不是一般人,稍稍收敛了一些。
红卫兵走后,章士钊气得发抖,他颤悠悠地从卧室里走出来,有气无力地对孩子说:“拿纸笔来。”女儿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关切地说:“休息吧,明天再写!”章士钊坚决地说:“不,现在写,给毛主席写信!”
这封求救信写好后,第二天便送了出去。信中反映了红卫兵来抄家时的粗暴情景,并恳求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毛泽东当天就收到了章士钊的信,生气之余,便当即在信上批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
周恩来见到毛泽东的批件后,首先严厉批评了策划组织这次查抄活动的有关人员,并立即要求把抄走的东西全部归还,并派两名解放军战士到章家负责保卫工作,且将章士钊秘密转送到三○一医院加以保护。同时,周恩来就此写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在这份名单中直接点出名字的有13位高级民主人士,他们都是在国内和国际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名单写好后,周恩来指示秘书通过公安部立刻送到中共中央统战部,让他们落实具体措施。
负责办理保护事宜的中共中央统战部,此时已处于自身难保之势。中央统战部的领导们有的被批斗,有的靠边站。接到总理指示后,他们心里明白,周恩来这一招,实际上也是以中共中央名义赋予几乎陷于瘫痪状态的中央统战部一种特定的政治权力。
照着周恩来拟定的名单和中央统战部根据批示的原则提出的全部人员的详细名单,一张由周恩来亲自布置的保护干部网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铺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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