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连队

老覃在队里始终保持军人的素质作风，吃苦耐劳。灾年时带头在水中抢捞麦子，涨工资时他先后两次推让给别人。在场院当保管员时他竞竞竞业业，后来连里提升他为副连长，他无论什么事都是先为连队着想。春天菜班育苗，周华容坚持用南北结合的办法，王吉文想采取辽宁老家的方式，两人有时有争执，最后还是统一起来。
周华容当农工班长，领家属下地干活，对他们要求很严。中午休息后就按时下地，有人想多睡一会她不让。锄地中间有人想到小南山去摘西瓜解渴，她加以制止，记工分时她也一丝不苟。
周华容总是想着要维护公家的利益，个别人对她不满意，起外号叫周扒皮，她也不在呼。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她总是乐观相对。
她和老覃退休后，搬到卫星场部居住，和原连队的十几户老职工互为邻里。她家和张俊起、苏亞州家也成了亲家。回眸往事，周华容仰天含笑：
桂林山水育儿女，一生倾注北国情；
荒原甘苦五十载，儿孙代代戍边人。
                             

下面是原连长王直敏的口述：

我的老家在四川省，美丽的嘉陵江畔，阆中县。年青时，参军入伍，为成都军区预备五师的通信兵学员。1958年春，我22岁时，部队集体转业到北大荒。四月二十日，从四川开出的军列一路北上，到达密山县，后来我师官兵在珍宝岛北面的独木河建起了八五一农场，我分到三分场。
不久，我考入了八一农大。1962年8月，我本科毕业后，分配到八五O农场2队任技术员兼副队长，两年半后由于工作努力提升为正队长。当时2队的指导员是原陆军上尉董华福，后由赵文学接任。
我刚来2队时，队里职工百余人，耕地2000多亩，零散的分布在住区周围，水洼地星罗棋布，一下雨就变成汪洋一片。2队要想生存下去，首要任务是排水。队里冬天修排水沟渠，人工用镐刨冻土层，效率低下。我通过调查研究，决定采用《拉刀犁》方式作业。
头一天晚上，拖拉机用犁铧在地中间豁出棋格子般半米见方的地块，第二天人工用铁镐在铧印中间往下刨，成大块的冻土就接连着不太费劲的刨下来了。人们将冻土块背到沟渠两边垒起来，接着用铁锹向下挖软土层。
《拉刀犁》作业使排水工效成倍提高，进度大大加快。我队在宝东地段的排水任务圆满完工，2队界内的穆棱2干渠也提前修成。

1963年，队里开始实行规划。从1964到1966年，队里连续3年进行机机械化大规模开荒，增加耕地6245亩，总计达到9745亩，2队的地号基本连片成型。由于我队地势低洼，低矮的野柳遍地丛生，机车翻地时经常陷车。野柳地面下的根（柳毛子）犁刀割不断，垡片扣不过来。
我对犁铧进行改造，将犁刀延长，同时加大圆盘切刀的直径。遇到难垦的生荒地，我让拖拉机《偏牵引》作业：1条链轨走地垄，另1条走地面。这样一来，加长的犁刀和加大的切刀就在翻地时把所有在地下碰到的柳毛子全部给快刀斩乱麻式的割断了。
机车得以正常作业，垡片顺顺当当的扣过来，黝黑的地垅就象是被翻开的书页，一条条整齐的展现在荒原中，翻地的数量和质量都上去了。第二年全部采用2.4缺口耙（梅花耙）耙地，生荒地就逐渐变成熟地了。

60年代，队里的土地可谓是肥得冒出油来，草、苗一并长的茂盛。人工锄地、机械被垅都压不住草。我指导机务队自造四台中耕机，下地作业后，大显威风，灭掉了田间的杂草。全农场的庄稼长势中我们2队成了样板，场领导常到2队地号开现场会，观摩那绿油油的黄豆地、沉甸甸的麦穗、谷穗、硕大的玉米棒，让2队人很有自豪感。机务队中姜成祥技术最过硬，张俊起播种车开得最直。
当年的八五0农场西岗场部大楼，是军垦官兵用拣到的旧砖一块块筑起来的，黑熊几次到楼里光顾。冬天没农活时，职工就到郎乡、虎头一带去伐木，把工资挣回来。68年秋遇到早霜，豆荚挂满冰珠，玉米盖上冰层。全队职工和家属日夜抢收脱谷，一直忙到12月隆冬。文革期间我讲过“不搞生产，要饿肚子”，我讲的是大实话。“红派”和“无派”斗来闹去，想在这句话上作文章。
耕种黑土地需要付出汗水，而不是口水。周兴华在队里施展了才华，为2队作出了贡献，造反派却说我重用坏人。79年老周落实政策后，穿着崭新的海军军官服来看我，历史在见证着我的言行。

1964年10月，20名北京青年分到我队，我和几个队领导带领他们下地干农活，传授锄草间苗的要领，关心他们的生活，年青人逐渐和老职工融为一体。1968年，城市知青开始涌入北大荒，我和队领导到西岗场部将他们接回到队里。他们中间思想、劳动表现突出的有李青原、赵武军等。知青们开始干农活是割大豆，城里的学生不会用镰刀，有的还伤了手腿。我给他们作示范：先用左手将豆杆往前推一下，再用右手持镰刀貼着豆杆底部和地面呈水平状用力往回搂割，左撇子反手操作。
小青年们学会了，就争抢着向前割，后面的地垄上很快的堆放起数不清的一行行豆铺子

我的老伴李秀英也是四川人，62年来到队里时24岁。我们相辅相依，生儿育女，共同渡过了那一段艰辛岁月。老伴年青时和队里的家属一起参加劳动，粮食上囤，揹的是200斤重的大麻袋。
割麦子，她照熊运群差些；割起大豆来，别人就撵不上她了。家里家外，都是老伴维持照顾。
有一次两岁多的大女儿在李跃田家房前玩耍，李桂华挑了1担井水搁到门前晾晒。孩子玩来玩去，就掉进水桶里了，辛亏有人发现，才把我的女儿从水桶里救出来。
知青到队里后，常来我家作客，吃饭。当时队里还是口粮定量供应，人多了吃粮就紧张了，老伴也从来没说过什么。

我和家人在2队度过了近七年的光阴，当年的往事至今历历在目。1968年11月起我先后调到八五0场部、水利大队、八五六农场、82年—91年任牡丹江农管局副局长，92年调任八一农大副校长，至1996年退休。
现在我不论走到上海、北京、还是哈尔滨，当年2队的荒友都热情欢迎我，看望我。荒友情深，难以忘怀。                                                            
                                                                                         王直敏   

下面我根据老职工林燕君的口述加以整理：
             4.铁 道 兵 railway soldier   
我的老伴卢振阁是辽宁省彰武县人，1946年12月，他14岁时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第四野战军骑兵部队的小战士。他随部队一起参加了攻打四平的战斗，整个城镇在战火中几乎被夷为平地。他跟随四野大军参加辽沈、平津战役，渡过长江，解放广东，最后驻扎在海南岛。
我当时是海南农场的农工，和他相识时，他是铁道兵部队首长的警卫员、司机。小卢家是贫苦农民，没念过几天书，只是在部队里提高的文化。他人憨厚朴实，待我很好，不嫌弃我家庭出身高。我们于1954年结婚，那年我19岁，小卢属猴，大我3岁。
1955年，卢振阁所在的铁道兵四师集体转业。我们夫妇跟随调拨给铁5师的八台拖拉机同车北上，来到地处北大荒的虎林县八五O农场场部。当时部队北上的任务很急，老卢还没来得及办理转业手续就出发了，至今也没能拿到那笔正排级转业费。我的大女儿刚生下22天时，老卢出差在外，我1人在家，就抱着孩子回了彰武，住了几个月。
后来老卢调到四分场（5队）战校 ，我也带着孩子回到这里安家了。有1年冬天，我在外面干活时把手冻的发白了，回到家里就想用热水洗一下。老卢见到后忙把水盆抢过去，说那可不行。他从外面端回1盆雪，让我把手放到雪里。他耐心的慢慢给我揉着，过1会手就缓过来，又现出血色了。
自然灾害那几年，人人都吃不饱。我在猪号喂猪，见到猪食锅里有苞米棒子，就捞出来，洗了洗，吃掉了，没想到为此得了一场伤寒病。

1963年，老卢调到2队任机务副队长，我们一家人也搬到2队，住在队里最北面那栋土房里。我家的4个孩子都是在2 队长大的。我在农工班当班长，队里的各种拖拉机老卢都开过。他常说：“除了飞机和轮船，地上跑的我都开遍了。”
老卢平时无论工作、劳动，总是任劳任怨，得点小病不在乎，也不当回事，弄得身体不好，经常感冒。北京青年刚来的那年冬天，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刮起了烟炮。他听说有4个北京女青年去四分场买东西还没回来，就赶紧回家背上猎枪，跟着铁牛25出去了。等他再回来时天已经漆黑，他看样子很劳累，却很高兴的露着笑脸，气喘着说：“总算把她们4个人都找回来了。”

1966年，李言利在马号开铡草机铡草时，机器出现故障。小李情急之下，伸手到进料口里面去掏谷草。铡草机又突然转起来，李言利的右手随即被卷进去。队里领导和好多职工护送小李去了西岗场部，还带着那只断手。晚间老卢回到家里，我发现他走路有点蹒跚，脸色煞白，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说，只是大口的抽烟，额头有些虚汗。
我去队部卫生所问侯医生，他非常感动的说：“我们把李言利送到宝东医院后，急需输血。那么多献血人中只有你家老卢是AB型,他自己身体那么弱,还咬着牙整整抽出400cc血.”
没过几天,我想杀只鸡给他补补身子,到鸡窝里去找那只老母鸡,却不见了。我回到屋里，他笑着对我说：“我把母鸡剁了，给李言利熬鸡汤喝了。”四清运动时，队里批刘少奇，挖大毒草，逼得老潘木匠在自家的苞米楼里上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