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所大学？

　德国的共产党，学生运动，都做得很好。当时共产党的书记就是台尔曼。经过配合，有什么事我们就去参加，譬如在援华运动以及"五卅"召集的群众大会上。
　　那是一九二五年。一次，因为保加利亚一个反动派的人物岑可夫被农民党刺死了，许多人因此被捕。我们为了要援助他们，在柏林城一家咖啡店里开会。那天到会的有三四十人，哪一国的都有。才开了不久，警察便来了。一下都给捉去，捉去就要坐牢。我们是外国人，样子又是学生……不过，那还是头一次看到外国的监狱，和中国的就不同，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有一点点的小窗子，透进光线来。那监狱是很高很深的，几层楼，把我们一下关到顶层上去。房内有一铺，一个外国人解手用的马桶，一个盘子，还有一只椅子，其它什么都没有，门上了锁。吃饭的时间把那一份黑面包、红豆豆送来。因为住的时间很短，我也没有吃他的东西。我只住了二十八个钟点，一天一夜多一点。后来就审问，一看有护照，他问，我们就回答是开学生会。那时外面还有很多人，没有参加，没有被捉去，就活动中国学生会来援助，中国大使馆就把我们保释出来了。
　　一般讲，在那里，德国人对中国人是比对日本人态度好，一般都希望恢复关系和中国做生意。那时社会民主党在德国还没像现在压迫得厉害，党是可以取得公开活动的。

　在中国学生中间，真正属于革命者是少的，中间派不即不离的多，真正坚决反对革命的也少，只是讨厌你这一套。我出来后，还是在柏林做革命运动，作文章，写报印报。那时出了几个月的小报，《政治周报》，是油印的，每次印二三百份分发。争学生会，发传单。在"五卅"、孙中山的死、孙中山的诞生纪念日，都有很大的运动，都印有油印的德文宣传品……这些工作都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和很多同情者做起来的。在柏林，我们组织有国民党的支部，我们都参加进去，而且领导了它。当国内在广东开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时，我们的支部就派了高语罕做代表回去了。
　　我第二次又被捕，就是"五卅惨案"发生，传播到柏林，为了援助上海的罢工，开了很多的工人大会。我因为参加了一个德国共产党召集的大会而被捕了。因为有前一次的案在册，这回他们也不审问我了，好多德国的工人团体去法院里起诉，说"是我们开会请人家来的，为什么把人家捉起来？"要求放出来。可是，这时中国的公使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就不管我，不再保释我了。这样我的护照被扣去了。
　　当时孙炳文还在哥廷根。
　　德国、法国都同时赶出这样一批人来，经过美国革命者抚恤会的帮助和办理护照买船票。这个组织很大，是共产党的外围团体，它有着捐来的款子，专门帮助世界上坐牢的革命者。公使馆不管我们了……这样，我由波罗的海到苏联去了。

季羡林，我国著名古文学家。  1936-1946年， 留学德国十年。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曾任北大副校长。
王淦昌，  我国原子能专家。

朱德填写的哥廷根大学入学登记表

上图的手写体为朱德笔迹。
德文第一行：国籍   笔迹为：中国。
    第2行：只能报考医学专业；询问：您参加过医疗测试吗？
    第3行：和哪位人士有联系？
    第4行：签名（姓名  只能使用拉丁文）
    第5行：笔迹为朱德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