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连队

文革期间，我的出身影响老卢，被关进牛棚。1968年夏天，京、沪各地知青大批来到队里，整斗连续不断：苏国芳被打得半死，纪顺发被人用铁钉子扎屁股。当时身为后勤副连长的老卢也只能靠边站了。他本来可以在家养病，但作为老党员和部队军官，他还是主动到知青宿舍去烧炉子。
三九天清晨，知青们还在熟睡时，老卢已经把炉火烧得旺旺的，宿舍里的火墙和地火龙都透着热气。他往外倒炉灰时，看到有发黑的煤核，全都要用炉钩子弄出来，用手拣回去再烧1便，给连里节省了许多煤。我的业余爱好是打乒乓球，老卢则是喜好打猎。1只俄国造单筒猎枪他爱不释手，星期天他常骑着自行车在连队四周的荒地打猎，老卢在部队炼就的好枪法，瞄准到的猎物狍子、野雉、大雁等全是他的囊中之物。
几个小青年经常问老卢借自行车和猎枪，开始时老卢并不在意，可借来借去，年青人对借别人的东西不知道爱护，枪和车都弄的很脏，准星也出了毛病。后来老卢有点不愿意借了，个别人就到连里提意见，老卢上火了，我也很生气，就干脆把这两件宝贝都卖掉了。老卢有些舍不得，也没办法。   

1969年，老卢调到珍宝岛任值班连长，我家搬到24连。3年后，老卢又调回西岗团部任军务股长，还到过六师的富锦参加社教。1975年，三十六团解散后，老卢到24连战校任副校长。1983年，因身体多病离休，行政副处级，建国前干部。
1990年，老伴由于常年积累的肺心病发作病逝，时年58岁。我和孩子们将老伴安葬在凉水泉的山坡上，长眠在他渡过35年的黑土地中。老伴在部队时佩戴过的胸章，60年了，我留作纪念，保存至今。
我从海南来到北大荒，50余年，除了说话略带潮州口音，生活、习俗等一切都已经北方化，融入这片黑土中。如今儿孙成群，我安享晚年。                           
                          林燕君

我们连的老职工周兴华，写过回忆录，现摘录部分如下：
             5、岁月回顾（摘录） bumpy years                                   
1927年1月，我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恒昇场。我于1949年12月考入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青岛舰艇学校、淞沪海军基地、塘沽海军后勤学校任数学文化教员，少尉军衔。在上海时，经常上舰艇，深入海军官兵中上文化课。
在青岛时，海港的码头上堆放着原美军登陆时留下的大量面粉，还有军靴、毛毯等。我买了些，寄回老家了。在塘沽时，我认识了在北京工作的钟长华。她成了我的未婚妻，正准备调我去清华工作。我们结婚的时间已定下来。
整风反右运动期间，同一军官宿舍的辜某向领导揭发我平日的琐言碎语。结果他青云直上，我则踏入了命运的翻板。

1957年8月5日，我被海军军事法庭宣判，打成右派。那一天距我的婚期只差25天，无情棒打的鸳鸯各一方，我由此重蹈了先民流放宁古塔的覆辙。
1958年4月22日，我来到北大荒八五O农场云山畜牧分场，当时称“三栋房”，现为云山农场场部，时年31岁。半个月后，就把我们十多个人调去修建云山水库，人力抬土筐，劳动强度大。东西两个工区，共六千来人。
我主动报名下水捞钢轨，事先喝上一瓶白酒，几次下到深水中。由于我的表现出色，评了个“三等功”。从11月1日起出工连轴转，白天晚上连着干。不回驻地，也不睡觉，一天五顿饭。这样连续干了八天八夜，终于在8日封顶，半年多的玩命干，官兵汗水流民泪，水库终于建成。

接着我们整个队就去了四分场五队帮助秋收的扫尾工作。月底动员排水，开挖云山中干渠。12月1日移驻连山屯，，被安置在移民户早已遗弃的马架子里，窗户是用玉米稭堵的，地上放了些洋草。第二天起床，被头上由于呼气结了一层冰，早上四点起床，晚上九点下班，干半个月才休息一天。
在工地上吃中晚两餐，全是苞米碴子，吃着吃着都成冰粒了。1959年全年都是排水挖渠。11月份，第一批摘帽的评比活动中，5%的比例当中有我。在全体大会上，戴上大红花把我们送出了右派队。
我是部队来的但回不了北京，而是去了本分场的三队。到那里仍是排水挖沟，吃、住条件稍有改善。从1959年的夏天开始，就吃面疙瘩，刚开始疙瘩汤还比较稠，后来每况愈下，越来越稀，直到最后，只好定量，一定量像我们这些大个子就更惨了。
队里有道是家贼难防，偷到囫囵大豆就炒，破瓣豆就煮；上有天灾，下有黎民百姓的生存之道。回想当年，那段日子真不知是怎样熬过来的。

过完年，进入60年代，我调到一队，算队部人员，但没有头衔，有时写写搞搞，有时量地，有时出个黑板报，农忙时，一样下地。那里每年春天都要给职工长点工资，一般长一元，我当时仍然是28元，孟指导员说：“给老周长点，给32元吧”。
到了11月，全队中心任务是上山伐木。最大的问题仍然是吃饭，农场没有粮食，只供应豆饼，定量一斤。但从山下运到山上，能分到我们碗里的，每天只有八两。有些人饿的慌了，就扒榆树皮，拿回来放在炉子上烤熟充饥。61年春节时分到的红烧肉省着吃了十来天。山下有老婆的稍来了稗子面饽饽，比得上慈禧享用的小窝头了。我在山上虽然未被饿死，但差点被《回头杠》打死。3月下山后，人瘦的厉害，队里一些娘们都不认识我们了。
1961年11月，我告假回四川老家， 和熊运群成亲。62年元宵节后，我们回到了农场。队里很照顾，落了户，发了布票口粮，当然按定量不够吃，好友徐（许）贵中，偷来不少大豆。我还有一张鱼网，下班后，她提鱼篓，我撒网，还打到过一条大鲤鱼。队里分了两人的口粮田，我俩一块种玉米，打柴草过日子。
1962年11月，农场发不出工资，集体外出到伊春郞乡伐木。在郞乡3个月，除吃饭外，共挣了150元现金，这大大缓解了我的“金融危机”，还清了债。

1963年5月，我调到二队当核算员（会计）。看了些会计书籍，并请教四队的魏学奎，他原是财务科长，没多久，我也就应付自如了。直到1983年秋搬出22队，我在那儿整整呆了二十年，一生的黄金时代都消耗在那儿。
1965年，二队搞远景规划，我发挥了原在军校时具备的知识，利用手边的材料做出沙盘。我和队长、技术员配合默契，3年完成了规划任务。当八大员或农工，我所完成的各项工作都是高质量的，可算是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得到了历届队长、指导员的好评。我的老伴干各项农活都是一把好手。
初进2队时，3500亩地，分布在二三十个小块地上，而当我离开时，是一个完全符合现代化标准的农场生产队，一切都是按照设计在我们的手中一一实现的。

那样多的水泡子，经过开荒连片都成了打粮的好地块，林、田、路把1.8万亩地规化得整整齐齐。打三千多平方米的水泥晒场，我负责施工的技术工作，因用水量大，我还设计制造了一台双缸压水机，在猪号我安装了电机井、打浆机和自来水，连队通了电，全队的线路电灯都是我负责安装的，人称我编外技术员。
一九七九年五月底，我收到了原单位正式的平反文件，欣喜若狂，这一长达22年的右派枷锁一旦卸掉，人不由得泪流满面，犹如沉疴脱身。孩子们的“黑五类子女”也变成“革干子女”。
令我终身难忘的是：大闺女在文化大革命末期，才七岁的小女孩，拿着户口本，追着队里的文书，连哭边跑着说：“吕阿姨，给我把这两个字（地主）擦掉吧！”                                   
                             周兴华

我们的连长夏廉，1958年转业来到北大荒。我根据他的口述，整理如下：
           6、连长  lieutenant
1937年，我出生于江苏省高邮。1953年，初中毕业后，我放弃考入上海重点高中的机会，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那年16岁。不久被部队选送到青岛海军基地，为海军航空兵学校二期学员，实习时和雷龙福在同一飞机场。
5年的军旅生涯算是一帆风顺。青岛美丽的港湾，湛蓝的海水，灯塔、栈桥，威武的舰艇，一一留在记忆中。
1958年春天，部队缩减编制，我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报名去北大荒建设边疆，当年20岁。3月27号，军垦专列驶入终点站密山，万余名南方各地、不同番号的复转官兵集中在北大营开会，身着上将军服的王震讲话，群情激昂。
会后我和同班组人乘卡车去虎林，所穿的棉军衣较薄，一路寒风，零下20余度，我从来没经历过。半夜到达虎林时，人都快冻僵了。到达目的地，没有住房，人们为了防寒，都睡到猪圈去了。

几天后，我和雷龙福等200多名学员一起坐汽车去七虎山老龙岗，在七虎林河上游参加修筑云山水库大坝的劳动。六千多人的筑坝大军，工程彻夜通宵。开始清除坝底的淤泥时，满是冰碴，双脚踩进去，冰凉刺骨。
半冻的泥坨扛在肩上，艰难的走出来，手脚划破，泥血相混。5月份正式开工，我当时分在二中队，穿着海魂衫，豪情满志的挖土、抬土，还当过统计。当时王震将军也参加劳动，和我们一起抬土筐。
几千名复转官兵全都是20多岁的小伙，干劲冲天，红旗招展，机轰人吼。抢修北大荒第一人工湖，工期1年半，提前整 1年，狂热气氛在垦荒史上空前绝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