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兰县杭州知青纪事

依兰县杭州知青纪事

本书编撰组 傅 诚执笔

公元1969年4月8日和1970年4月29日，杭州知青1418人，分两批赴黑龙江省依兰县10个公社86个生产大队插队落户，开启了那段难忘的岁月。

   依兰县，位于黑龙江省中南部与三江平原西部。小兴安岭、完达山脉、张广才岭余脉围绕全境；松花江、牡丹江、倭肯河、巴兰河纵横流经全县。依兰北接伊春、汤原，东界桦南，东南邻勃利，西邻方正、通河，南连林口。全县面积4615.72平方公里，人口37万余人。依兰县原属合江地区佳木斯市管辖，1991年4月1日划归哈尔滨市。依兰是全国产粮大县，古称五国头城，曾是清肇祖猛哥帖木尔的诞生地。公元1127年“靖康之难”，金攻破北宋都城，掳徽、钦二帝北上，囚禁地就在依兰。依兰也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依兰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县内存有四块石东北抗联遗址等胜迹。

1969年4月和1970年4月，随着1418名浙江杭州知青来到依兰插队落户，为依兰历史又增添了新的内容。

1969年4月8日清晨，杭州钱塘江边的闸口火车站人山人海。来自杭州市多所中学、街道和建德、桐庐的多所中学共643名知识青年，在此登上专列。随着一声长鸣的汽笛，车轮缓缓滚动，643名知青挥别故乡与亲人，奔赴祖国边陲黑龙江省依兰县平原公社插队落户。列车运行了三天三夜70多个小时，于4月11日上午到达佳木斯火车站，全体知青马上换乘大客车，在当日傍晚时分到达平原公社。各大队干部率领接送知青的马车早已等候在此，即刻载上知青前往各个生产大队。

643名杭州知青分配到平原公社30个生产大队：

联民大队33人：（男21女12）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兴旺大队30人：（男23女7） 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新民大队40人：（男27女13）浙江大学附属中学、沈塘中学；

保田大队30人：（男21女9 ）杭州大学附属中学；

北安大队25人：（男14女11）杭州第二中学；

爱国大队24人：（男17女7 ) 杭州第二中学；

新城大队30人：（男13女17）杭州第二中学；

自卫大队24人：（男19女5） 杭州第八中学；

联北大队26人：（男16女10）杭州求是中学；

中心大队21人：（男12女9 ）杭州瑞金中学；

李家大队12人：（男10女2） 杭州海潮中学；
四合大队21人：（男18女3） 杭州韶山中学；

   联村大队15人：（男6女9 ） 杭州青年中学；

长安大队14人：（男11女3） 杭州第二中学；

新发大队20人：（男14女6） 杭州瑞金中学；

吉兴大队20人：（男17女3 ）杭州市涌金街道、小营巷街道；

双福大队8人：（男5女3）杭州市通江街道、南星桥街道；

协力大队15人：（男9女6）杭州市北山街道、灵隐街道、西溪街道、留下街道；

长青山大队11人：（男8女3）杭州市通江街道、紫阳街道、南星桥街道；

卡伦大队22人：（男11女11）杭州市拱宸桥街道、湖墅街道、小河街道、米市巷街道；

六合大队21人：（男18女3 ）杭州市清波街道、城站街道；   

繁荣大队20人：（男14女6）杭州市笕桥街道、闸口街道、紫阳街道；

红卫大队20人：（男15女5 ）杭州市湖滨街道、清泰街道；

治安大队8人：（男8女0 ）桐庐县富春江中学；

林场大队21人：（男13女8）建德新安江中学、衢州第一中学、建德红旗中学、建德严州中学、新安江区小学、富春江中学、建德寿昌中学、蚌埠五中、建德白沙五七中学、桐庐中学；

胜利大队10人：（男6 女4 ）富春江中学、建德农业中学；

保安大队26人：（男12女14）新安江中学、富春江中学、寿昌中学、桐庐中学、严州中学、衢州第二中学、分水中学；

三安大队26人：（男15女11）洋溪中学、寿昌中学、新安江中学、富春江子弟中学、桐庐中学、严州中学；

张家大队23人：（男12女11）新安江中学、建德中学、富春江中学、建德寿昌中学、严州中学、梅城红旗中学；

长胜大队27人：（男10女17）新安江中学、建德寿昌中学、梅城红旗中学、富春江中学。

从1969年下半年起，杭州市初高中应届毕业生的上山下乡都由本人户口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组织实施。 1970年4月29日，由杭州市潮鸣、湖墅、米市巷、湖滨、清泰、小河、长庆、拱宸、横河、艮山、清波、紫阳、望江、通江、南星、闸口、古荡和石桥等街道输送约739名杭州知识青年第二批赴依兰插队落户，被安置在团山子、达连河、道台桥、演武基、太平、迎兰、三道岗、宏克力、永发等9个公社56个生产大队。至此，杭州知识青年在依兰县一共10个公社、86个生产大队插队落户。

150名杭州知青分配到团山子公社13个生产大队：

三合大队9人：（男4女5）杭州市清波街道；

后浪大队10人：（男5女5）杭州市清泰街道；

前浪大队16人：（男7女9）杭州市清泰街道；

福民大队10人：（男6女4）杭州市清波街道；

长胜大队10人：（男7女3）杭州市清波街道；

南赵大队10人：（男6女4）杭州市清波街道；

永胜大队10人：（男6女4）杭州市清波街道；

兴安大队12人：（男5女7）杭州市清波街道；

曙光大队11人：（男7女4）杭州市清波街道；

胜利大队11人：（男6女5）杭州市清波街道；

新胜大队10人：（男6女4）杭州市清波街道；

全胜大队17人：（男11女6）杭州市清泰街道；

团山子大队14人：（男7女7）杭州市清泰街道。

91名杭州知青分配到达连河公社5个生产大队：

北星大队24人：（男13女11）杭州市南星街道；

长安大队20人：（男9女11）杭州市南星街道；

共青大队17人：（男11女6）杭州市闸口街道；

永安大队15人：（男6女9）杭州市闸口街道；

永胜大队15人：（男8女7）杭州市闸口街道。

85名杭州知青分配到道台桥公社6个生产大队：

永丰大队16人：（男8女8）杭州市涌金街道；

头站大队16人：（男8女8）杭州市小营街道；

新立大队10人：（男5女5）杭州市小营街道；

兴发大队10人：（男5女5）杭州市小营街道；

三合大队16人：（男8女8）杭州市涌金街道；

周玉堂大队17人：（男9女8）杭州市小营街道、涌金街道。

60名杭州知青分配到演武基公社3个生产大队：

学兴大队14人：（男7女7）杭州市留下街道，灵隐街道；

共兴大队21人：（男12女9）杭州市七堡、东兴、祥符、彭埠

街道；

百兴大队27人：（男16女11）杭州市郊区。

76名杭州知青分配到太平公社4个生产大队：

太平大队19人：（男10女9）杭州市紫阳街道；

永丰大队17人：（男8女9）杭州市紫阳街道；

四合大队21人：（男10女11）杭州市紫阳街道；

五家子大队19人：（男12女7）杭州市紫阳街道。

63名杭州知青分配到迎兰公社4个生产大队：

安乐大队20人：（男12女8）杭州市湖滨街道；

开发大队22人：（男13女9）杭州市湖滨街道；

团结大队12人：（男7女5）杭州市湖滨街道；

宏兴大队9人：（男5女4）杭州市湖滨街道。

68名杭州知青分配到三道岗公社7个生产大队：

久兴大队11人：（男5女6）杭州市横河街道；

光荣大队11人：（男6女5）杭州市横河街道；

北兴大队9人：（男5女4）杭州市横河街道；

龙兴大队10人：（男5女5）杭州市横河街道；

合庄大队10人：（男5女5）杭州市横河街道；

福兴大队9人：（男5女4）杭州市横河街道；

富强大队8人：（男5女3）杭州市横河街道。

65名杭州知青分配到宏克力公社5个生产大队：

宏兴大队11人：（男5女6）杭州市城站街道；

镇南大队8人：（男4女4）杭州市城站街道；

临江大队15人：（男9女6）杭州市城站街道；

江南大队15人：（男8女7）杭州市城站街道；

祥顺大队16人：（男9女7）杭州市城站街道。

79名杭州知青分配到永发公社8个生产大队：

后双发大队12人：（男7女5）杭州市望江街道；

前莲花大队10人：（男5女5）杭州市望江街道；

永发大队10人：（男7女3）杭州市望江街道；

大北大队8人：（男6女2）杭州市望江街道；

万发大队13人：（男8女5）杭州市望江街道；

小北大队7人：（男5女2）杭州市望江街道；

马家大队11人：（男7女4）杭州市望江街道；

长发大队8人：（男6女2）杭州市望江街道。

杭州知青从江南名城杭州来到北国边陲依兰，是从繁华的大城市来到边远乡村，从山温水软的南方来到朔风凛冽的北疆；两地在地域、环境、气候、生存条件及生活习惯等各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杭州知青中年龄最大的才二十出头，最小的仅十五六岁，一下子远离了亲人师长、远离了熟悉的学校课堂，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面对着完全陌生的人群，就像是突然处身于一个新世界那样茫然无知。需要真切地认识北大荒，快速地融入依兰农村，就要从久居城市的青年学生变身为面向黑土背朝青天的北国农民。这种变化不仅是身体的，更是心理的。初来乍到所遇到的各种困难，一下子就横亘在每个人的面前。首先，是生活不习惯。其时依兰农村没有通电，用煤油灯照明，生活用水是井水，而且碱性特别大，女生洗头洗几遍，头发仍是粘的。睡的是火炕，厕所（茅楼）不分男女，虱子跳蚤身上咬，蚊子小咬扑面来，等等，都是城市青年难以忍受的。其次，是气候不适应，对于杭州知青来说，北方的冬季严酷，是他（她）们原先想象不到的，气温会低到零下三四十度，滴水成冰，雪大风大，时间长达半年。由于不懂如何保暖越冬，有的知青点房子四面透风，墙上都是厚厚的白霜，外面下大雪，屋里飘小雪。许多知青点越冬的柴火准备不足，屋子和土炕都是冰凉的，晚上要戴着帽子穿着棉衣睡觉；甚至有个别知青被冻坏了脸、手、脚。出门如果碰到刮“大烟泡”，顶着刺骨的寒风，举步维艰。第三，是饮食问题。知青下乡的第一年，由国家配给一半粗粮一半细粮，队里派有老师傅做饭，即使不习惯但还能对付。第二年开始，需要知青自己轮流做饭或分散搭伙，细粮很少，粗粮为主，大多知青点的自留地管理不善，没有蔬菜出产。很多大队的知青只能大碴子配盐水汤，汤上面飘着少许葱花，连油星都没有。最困难时曾有断炊现象。有一年春节，某大队知青点竟无存粮，窘迫异常。大队书记看了不忍心，领着几个知青挨家挨户要吃的。老乡们同情知青，这家给几个豆包，那家凑几颗酸菜，才让知青们勉强把年过了。某大队有个年纪较小的知青，老乡们心疼他，收工回来，今天这家吃饭，明天那家吃饭。回忆起这些情景，他说我是靠吃“百家饭”度过那段日子。

对来自城市知青而言，最艰难的是繁重的农活的磨炼。北大荒农村劳动时间之长，超乎想象。知青刚到依兰不久，即进入了春种阶段。4月中下旬时地里还有冰渣，早上两点多钟，知青点做饭的大师傅就来招呼大家起床，这时天还是黑黝黝的。睡眼蒙眬地吃点东西就扛农具下地去干活，中午11点左右才归来吃午饭。东北纬度高，夏季凌晨三点左右，天就亮了，日落天黑的时间却很晚。一天要在地里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往往晚上收工回家吃饭时，广播里已传出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节目（晚8时）。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年轻人来说，睡眠时间严重不足，以致老是盼望天降大雨不下地，可以在炕上睡一天。秋天割豆子，一刀下去不用劲，豆杆割不断，而豆杆上有尖硬的豆荚，扎得手上都是血口子。冬天打场，发给的棉胶鞋不抗寒，冻得两脚像猫咬一般疼。春节过后，天寒地冻，积肥刨粪，一镐下去虎口震得发麻，而粪堆上只刨出个白点子。冷水中沤麻，交公粮背200斤的粮包等等，种种农活的苦与累，对于每个知青来说都是一个不能不过的大难关。

依兰属黒龙江边防的三线地区，对插队落户知青的“政治条件”要求不是很高，因此有相当多所谓家庭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的知青来到依兰。他们除了与其他知青一样承受劳动生活的重压之外，还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包袱”。他们积极劳动，试图“脱胎换骨＂，但参军、招工、上学这一类好事却与他们无缘，只有其中的极个別人以“可教育好的子女”名义被推荐上学。这一类知青普遍在农村待的时间较长。

女知青除了需要适应与男知青同样的生活环境之外，还要承受女性需承受的一些其它情况，更为不易。极个别女知青甚至遭到人身侵害。

在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艰苦生活中，知青们虽也曾有过郁闷、苦恼和彷徨，经历了不少的艰难困苦，但逐渐适应了北国的严寒，适应了艰苦的农村生活，情绪渐趋稳定，开始贴近北大荒，与依兰相交融。很多知青与农民老乡倾心交谈，互帮互助，亲密无间，俨然家人。随着时间推移，也有一些知青和当地的男女青年在劳动和生活中产生了感情，后结婚生子，真正融入依兰，成就一段佳话（他们中大部分人在知青大返城时，想方设法举家回到杭州）。许多知青经过几年劳动生活的磨炼，虚心向老农学习，熟练掌握了各种农活技能，有的成为庄稼把式，当了“打头的”，有的成了队里的保管员、记工员。更有一些知青还被老乡们选为生产队长，掌管全队生产。团山子公社胜利大队倪正枢、平原公社新民大队金成书、平原公社中心大队钱却利等都担任过生产队长；平原公社爱国大队的王钢担任大队主任；平原公社保田大队的王晓华担任保田大队支部副书记、戴家大队支部书记，后又任平原公社党委副书记；平原公社三安大队的杨全富担任愚公公社副主任。他们都成为农村工作的带头人。
知青们除了主要参加生产队劳动外，自1969年起，有很多知青以民工身份参加依兰县新立、安兴、永发水库等水利工程建设，牡丹江大桥、倭肯河大桥、哈佳国防公路依兰段的建设，晨光发电厂、福前铁路、桦阳铁路工程施工等。
1969年至1976年期间，有不少杭州知青因平时工作、学习表现突出，被评为先进团员、劳动模范等，受到表彰。有多人被推选为先进，参加合江地区和黑龙江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从1970年开始，杭州知青们通过当兵、上学、工作调动、病退等方式陆续离开依兰，返回杭州等地，最晚的至1981年才回到杭州。其中不少知青的返城之途十分曲折艰难，充满了难言的痛苦辛酸。部分知青与当地青年男女结婚，后也返回杭州；只有少数人仍留在依兰。
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许多杭州知青参加了高考，被各大中专院校录取。其中部分知青因正赶上知青大返城，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宁可放弃上学机会选择返城。

1969年5月，平原公社长安大队知青曾林，在参加县、地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后，被推选参加了黑龙江省“积代会”。

1969年8月15日，平原公社爱国大队杭州知青王钢参加依兰县上山下乡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1969年9月15日，参加黑龙江省首届上山下乡插队知识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潘复生等省革委会负责人参加大会，浙江省、上海市慰问团代表讲话。

1969年8月间，平原公社北安大队倪耀明、邹立人、朱志华等，被推荐参加黑龙江省“知青积代会”，北安大队知青被评为先进集体，朱志华被评为先进个人。

1969年12月21日《合江日报》登刋平原公社爱国大队杭州知青王钢一幅劳动照片，标题为《南国红后代，边疆一棵松》。记述：“浙江知识青年王钢，怀着一颗建设边疆的红心，来到依兰县平原公社爱国大队落户。努力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虚心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深受群众爱戴，被贫下中农选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

1969年至1978年间，还有赵莉、黄华、傅诚、刘伟良、王传壮、王晓华、陈刚、赵东发、俞华荣、金继华、蔡黎光、蒋子林、邵柱柱、陈荷花、刘睦全、潘浩明、赵锦华、金海腾、夏学平、陈宝亭、朱海峰、朱国平、马兴忠、贾鸿瑞、罗新民、孙秀兰、张光炜、王水凤、陈眉、向梅英、洪流、陈中柱、华晶晶、寿红兵等杭州知青被推选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参加了县及合江地区“积代会”。

1969年6月至9月，在黑龙江省依兰县插队落户的杭州知青100余人（均为新安江水电工程局职工子弟），以要求重新安置去国营农场为诉求，到依兰县、佳木斯（合江地区）、哈尔滨，进行群体上访。此事惊动黑龙江、浙江两省有关领导和部门。上访知青以徒步和扒车等方式出发后，县革委会曾派人劝阻，未果；后派客车接知青到县上。在依兰县三天，住县委招待所，县革委会和县知青办领导与知青代表分别谈话多次，但劝说未成。后上访知青又到达佳木斯和哈尔滨。在哈尔滨，省革委会常委兼知青办主任燕文卿曾两次接谈上访知青代表。其间浙江省曾先后派出两个代表团（工作组），与黑龙江省协商解决该批知青上访事。此后，浙江代表团与依兰当地协商，部分年纪小、身体有病的知青重返浙江安置。1969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命令; 边疆各省市加强战备，做好反击侵略战争的准备。"8·28"命令下发后，9月初，上访知青陆续返回依兰原大队。
1969年8月19日，杭州日报通讯员邹立人（系平原公社北安大队知青）发表文章《走在与工农相结合的大道上——记在黑龙江依兰县平原公社北安大队落户的杭州知识青年》。这个大队有25名杭州知识青年顶着狂风，冒着大雨，步行了30多里的泥泞田间小道，赶到医院，为一位社员献血，完事后又摸黑连夜赶回大队。杭州知青这种高尚情操和利他精神，感动了社员群众，受到一片赞扬。

1970年至1975年间，杭州知青从依兰县各公社应征入伍的有：

孟范忠、姜保忠、吕长富、崔文杰、任建洲、刘伟良、龚汉洲、金徐德、王德贵、刘德福、朱晓阳、何瑞丰、王剑、罗和平、徐福利、徐文友、郑锡宁、蔡小新、傅诚、周洪昌、宣宝荣、王云海、谢鲁渤、杜国营、汤坤林、何渭芳、胡德申、陈妙根、童连新、张平平、汤志明、关志强（女）等。

1970年，平原公社新民大队知青徐至仁、程奇、郑纪蛟调到平原公社工业工作，当时的平原工业仅有手工挂马掌的铁匠炉和制衣的裁缝铺。他们到工业后，开创了电焊修理作业。1971年设立了以徐至仁为车间主任的平原第一个机修车间，拥有车、刨、钻、焊等基本设备，对拖拉机、农械器具车辆进行维修。1972年后，改造锻工车间，制作两台曲柄板簧锤，实现了机械锻打，为当地镰刀、豆饼刀、马拉牵引犁等农具的生产创造了条件。之后陆续建造了制砖机，开创了平原公社首个机制砖厂，建造平原公社首个机械豆油压榨加工厂，又进行液压压榨加工改造，增加了生产能力，满足了社员生活用油和马匹喂养的需要。在工业发展中设立的酒�P，对物料粉碎和传输进行了机械化改造；在工业发展中设立的粉丝�P，对土豆制粉过程进行机械化改造。由林场大队知青胡承赵参与设立了铸造车间。
这些举措的实施，使平原工业呈现了从无到有的进步，大大提高了设备生产效率，其生产能力、水平与当时周边道台桥、三道岗差不多，其中油厂生产能力、水平与县城的依兰面粉厂、县三粮库水平相同。因此，徐至仁获依兰县首届科学大会先进个人奖

1970年，新民大队知青郑纪蛟、沈世樵、陈大翰、潘为民、张界平，团山子公社沈鹤皋、谢伟良等，为了解决整个依兰县的电话线在有线广播的时间里不能通电话（电话和广播是通过同一根线传播的）的难题，边学边实践，经过反复几十次试验，最终成功运行电话载波技术，解决了全县一项通讯难题，受到有关方面表彰。
团山子公社知青沈鹤皋被依兰县广播事业机构录用，到团山子公社广播站工作，主管公社及各大队的广播设备及维修工作，为公社广播站节省许多送县城维修的费用。
平原公社新民大队的知青用学过的电学知识，将废旧的电动机改造成发电机，带动队里因为缺电而停用的机电设备，增强了队里的农业生产能力。
1970年，平原公社爱国、北安和新民大队的知青受佳木斯合江地区农业研究所委托（爱国屯原来就是地区农科所的一个农作物种植试验点），参与运用于农业生产试验的“九二零（赤霉素）”土法生产试验的实验，“五四零六”菌肥的生产实验。团山子公社曙光大队林继平、团山子大队童玮等知青，参加合江地区农业科研所举办的（赤霉素）九二零学习班。经过两年的努力，协同生产队良种（玉米）推广生产，年产量有一定的提高。

从1970年起，杭州知青在各公社大队当赤脚医生的有：平原公社吉兴大队郁北晨、李家大队徐长顺、新城大队郭小伟、北安大队赵莉、四合大队余美宝、长胜大队吕玉蕊、爱国大队刘睦安、保田大队张增生、林场大队宫秀云、宏克力公社镇南大队张建萍、太平公社四合大队张杭、道台桥公社新立大队蔡广元、三道岗公社久兴大队潜国娟等。

1970年5月，由依兰县知青办主任姜海林组织平原公社杭州知青16人，由爱国大队王钢带队到其他9个公社知青所在地进行巡回演讲。

1970年8月1日至8月30日，平原公社爱国大队杭州知青王钢参加黑龙江省革委会组织的“八一慰问团”第一分团，作为知青代表前往饶河、抚远、同江慰问解放军。

1970年12月，平原公社知青林莉、吴改梅、顾苏梅、杨全荣、汤冰洁、王铁成、傅诚、邹育文、张来娣、甘栽茵、杨桂松、肖成华、齐秀梅、王秀英、邵莉莉、陈洁群、祝惠全、朱为民、黄华、吕家怡、章晓英、袁素凤、孟范丽、陈苏琴、项晓甦、刘玉秀等26人抽调到县整顿财贸队伍宣传队，参加“一打三反”运动，部分人员又经县“五七干校”轮训后，被安排至粮食、商业等县财贸系统工作。若干年后，除留在当地两人外，其他人员全部离开依兰，返回杭州等地。
1970年至1978年间，达连河煤矿、依兰县钢铁厂、化肥厂、大修厂等本县各工矿企业招工录用杭州知青200多人。

达连河公社长安大队杭州知青丁雪英，女，1952年出生。1970年6月到长安大队仅两月余，一日突发急病，生产队用马车急送公社医院。长安大队远离公社近20里路，都是坑洼泥泞的土路，待送到公社医院时丁雪英已停止了呼吸，年仅18岁。她是第一位殒命依兰的杭州知青。

团山子公社全胜大队杭州知青冯爱文，女，杭州第六中学学生，1970年7月3日，下乡后的两个多月，因病去世，年仅18岁。

1970年4月，平原公社组成以杭州知青为主的“知青连＂参加新立水库建设。
1970年7月某日，演武基公社百兴大队知青和社员一起在倭肯河边稻田作业，突然传来呼救声，大家奔向河边，发现在河边洗东西的一位妇女不慎滑落河里。因大多老乡都不会游泳，知青李海龙奋不顾身跳入河中将落水妇女救起。
1971年开始，杭州知青约70人先后被陆续抽调到县、各公社中学和各大队小学任教。有的担任片区中小学校长，他（她）们为依兰县的教育事业做出不少贡献。他（她）们所教过的孩子，其中不少人后来事业有成，还在怀念当初教导过他们的杭州知青老师。
1971年夏，依兰县组织张勇事迹宣讲团，赴县各直属企事业单位和各公社巡回宣讲，历时2至3个月。平原公社知青于海宁、刘月华、张卒、唐柳、王利华、郑纪慈、钟祖正、张光莹、顾梅娜、孙红卫等10人参加了宣讲。

1971年4月，达连河公社农机站的一辆四轮拖拉机从太平公社至达连河公社的路上，在牡丹江渡口过江时，不慎将一个发动机上的重要部件掉落江中。春耕在即，农机站和社员心急如焚又束手无策。有人提议：北星大队杭州知青洪流在杭州练过冬泳，请他帮助打捞或许能成。于是农机站就派人驱车20里以外的北星大队，找到洪流说明了情况。洪流二话没说，当即随车赶往渡口。到了渡口，洪流喝了口白酒，不顾江水刺骨寒冷，一头就扎进水中。第一次下潜没找到，上来换口气，又钻入水中，还没找到！第三次入水终于把零件找到了！当他托着零件从水中站起时岸上欢声雷动。

1971年7月间，平原公社新民大队知青沈创作奉队里派遣看管草场，认真履行管理职责，与一违规打草的外地打工者发生争执，不幸被镰刀砍伤颈动脉大岀血死亡。
1971年7月28日，平原公社北安大队知青打柴草返回途中，经过“四方泡子”（距北安大队约六七里路）时，有几名男知青为抄近路下水游泳，蔡黎光等人继续步行返程。下水游泳的知青中有两人被水草缠住遇险呼救。蔡黎光闻声迅速赶回下水救人，不慎被水草缠住而沉入水底。待村里大队人马赶来救援，蔡黎光已经停止了呼吸。蔡黎光舍身救人的义举，感动了许多知青和老乡，公社与大队为之举行了隆重的祭奠仪式。对蔡黎光的不幸去世，公社结论为：因公死亡。
1971年9月，在公社党委书记刘兢倡导下成立了平原公社文艺宣传队，全队35名演职员中有29名杭州知青，北安大队知青邹立人、爱国大队知青王钢先后担任队长，张蜀平、汪定晗、苏桅、金健、沈志坚等知青为主要演员。文艺宣传队在公社礼堂及部分村庄演出现代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折子戏及歌舞节目。1972年3月，文宣队被选为依兰县参加合江地区文艺汇演的代表队，演出歌舞表演《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1971年至1977年，据不完全统计，以下知青被推荐进入省内外各类大中专院校学习：  
何楷、李新炎、郑亚宏、吴锐淼、项晓星、谢伟良、吕忠兴、钱却利、朱国平、裘敏敏、沈忠昕、董晓玉、潘浩明、平柏泉、卞燕云、吴福征、潘根宝、丁凤娟、刘世豪、朱强、张志桃、李根旺、戴昆玲、杨全富、王建华、张光莹、张光炜、孙秀英、孙杰、孙秀兰、石明、岳嵩、许重山、杨宝书、殷长才、阴符、王秀英、訾卫平、李秀云、吴杏梅、赵庆发、刘梦秀、方振声、向梅英、陆勇泉、潘鑫根、张美瑛、沈智华、郑纪蛟、郑纪慈、陈大翰、陆军、陈荷花、倪正枢、余建光、张少萍、江彩珍、谢虹、金海腾、杨坚、应林林、汪定焓、曾伊莉、王元珑、杨益、甘栽棣、周钧、肖鲁伟、符玉龙、郑建中、应玉、朱志华、翁焕新、赵莉、刘美华、叶树敏、金红军、张志扬、蒋子林、安国时、朱为民、刘树硕、王海成、黄小林、周水根、陆瑞芬、隋龙光、肖任远、张美英、余专一、方振源等。

1977年恢复高考后，知青中考入省内外大中专院校学习的有：

王钢、刘睦安、陈武强、杨家驹、曹布拉、张绪培、夏学平、金健、蔡禾生、杨全富、严欣溦、张露、郭小伟、任伟德、阮忠训、沈鹤皋、张达人、全广明、宋建兴、傅坤茂、潘壮为、宋勇、陈眉、谢虹、汪益民、唐柳、刘睦全、范国树、邹立人、张宁等。原平原公社新民大队杭州知青汪益民，1977年在浙江省参加全国高考，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绩被浙大录取。

1972年1月30日《杭州日报》刊登依兰平原公社北安大队知青任力（邹立人）所著小说《新马倌》，后被黑龙江《合江日报》全文转载。
1972年至1976年，平原公社新民大队知青范国树担任新民片区中小学校长。
1972年和1975年，依兰县杭州知青有近百人先后被七台河矿务局、双鸭山矿务局招工录用。
1974年底，平原公社爱国大队知青王钢等人被评选为依兰县十佳优秀共青团员。
1974年，平原公社新民大队知青金成书被评为公社、县、省与工农结合的先进个人；1975年被评为合江地区先进个人，任公社团委委员。
1974年，平原公社中心大队杭州知青钱却利被评为依兰县年度劳动模范；

   1974年至1976年，依兰县杭州知青参加哈尔滨铁路局福（福利屯）前（前进镇）铁路新线建设的有：   
金海腾、夏晓明、叶启明、蔡秀彩、王桂珍、王炎、董晓玉、罗星明、陆征、许金龙、邵基荣、倪蓓蓓、金国珍、赵蓉、蔡广元、郑培春、叶佩佩、李伟荣、童铁民、房双喜、钟俏荣、张建萍、祝文静、李忠在、厐攸珍、陈眉、章招娣、朱凤均、潘金叶、黄英萍、杜美娟、曹振国、罗百斤等。
1975年2月4日，辽宁省海城县大地震，平原公社保安大队许重山于2月6日向海城县委寄去100元捐款，表达对灾区抗灾救助的心愿。两个月后，海城县委退回捐款至公社，并表示感谢。公社广播站报道了该事迹。
1975年平原公社保田大队知青王晓华，被评为依兰县年度劳动模范，1976年被评为依兰县劳动模范标兵；1976年2月，作为代表参加依兰县第六次党代会，1976年7月被评为依兰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1976年9月作为代表参加合江地区第二次党代会。
1976年，达连河公社杭州知青吴福增、潘根宝参加合江地区桦阳铁路大会战。
杭州知青在依兰期间，有多人为抢救当地社员生命，慷慨献血（当地人对抽血一般都有恐惧的看法，甚至连向自己亲人献血都不愿意。每当有村民发生意外伤害或急重病需要输血时，首先想到的是杭州知青）。当年杭州知青的思想非常单纯，听到救人生命急需用血，义无反顾，纷纷主动投入到捐血的行列中，出现了很多感人故事。也有个别知青献血后体力不支，多日后才康复。
1969年夏天，平原公社北安大队女社员子宫大岀血，需要输血。北安大队知青得知情况后，20多名男女知青傍晚时分徒步30里路程，赶到道台桥医院，倪耀明、蔡黎光、全广明、周志成四人血型相符，每人各献了200毫升的血。不久，又有社员的女儿病危，需要输血，女知青白曼丽毫不犹豫献上自己的鲜血，挽救了小姑娘的生命。
1970年的冬季某一日，永发公社长发大队有一个患乳腺癌的女社员动手术，需要输血。队上派了三架马车，拉了30多个青年，冒着鹅毛大雪，直奔道台桥医院。经验血型，只有三个人符合，其中有杭州女知青余素娥。那天余素娥正来例假，又是空腹，献血400毫升后马上就感到浑身发冷。其时知青点的同伴都回了杭州探亲，惟剩余素娥一人独居。她躺在冰凉的炕上，捂着棉被，冷得发抖。这一天傍晚，大队干部和村里老乡来看望她，送来吃的。多天后身体才得以康复。
1970年初，平原公三安大队知青杨全华、李五建等乘马车去道台桥六二六医院参加献血，返回时杨全华脸被冻伤。
1970年时，平原公社新民大队知青張绪培、丁力工、汤志明为抢救社员于焕成难产的妻子，主动去道台桥医院为于妻献血。经输血治疗后母子平安，该孩子长大后还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

1970年8月下旬，平原公社保安大队一位难产妇女大出血危在旦夕。该大队知青获知后，纷纷赶到道台桥医院为该妇女献血。经医院抽血化验，赵继林、刘伟良当场各献血200毫升。最终母女得救，安然无恙。知青于晚9点多赶回大队。

1970年夏的某月，平原公社联北大队有一户山东的动迁户王新生的大女儿，背部生了一颗毒疮（俗称“搭背”），十分凶险，急需手术。因手术需要输血，于是村党支部便动员知青献血。当时参加献血的人员有：王建群、汤建昌、黄华、鲁广华、沈学榕、夏晓明等人。其中沈学榕抽完血后感觉两眼发黑，双腿发软，喝下医院护士提供的浓糖水才好转。
1970年9月，演武基公社学兴大队一位烈士遗孀因病大出血送县医院抢救，急需输血，该大队全体知青遂急赴依兰县医院。经检验血型，胡秀美、翁兰芝吻合，为本大队烈士遗孀献了血。

1970年12月，平原公社中心大队社员李伟因腿部意外受伤，送道台桥医院急救，手术中急需用血。该大队杭州知青钱却利、陈宝亭、朱国平等闻讯主动前往输血。经血型配对，朱国平为其无偿献血400毫升。

1971年秋，平原公社爱国大队一小队车把式李青海爱人宫外孕大出血，急需输血，从县里开吉普车来大队找人献血。杭州知青刘睦全、董信书、王新春等人随车连夜赶到县医院。他们各献血200毫升，及时挽救了患者的生命。
又某一年，平原公社爱国大队社员王维成在用丰收700脱谷机给小麦脱粒时左手臂被轧断，生命垂危，当120救护车来大队寻求血源时，他的亲属都吓跑了，一个也找不到，当时杭州知青闻讯后踊跃上县献血，经验附合血型的王钢、唐龙、董信书三人各献血400毫升，救了伤者一命。
1972年7月中旬，达连河公社北星大队村民孟宪章的女儿突发急病，用马车急送公社卫生院。医生诊断，病人子宫内膜大出血，急需输血。孟宪章回到大队来叫亲朋好友帮助，正好被本大队杭州知青洪流听到了。他二话不说，自告奋勇来到了卫生院，当时就献血200毫升。
2021年7月1日，原平原公社卡伦大队杭州知青蔡秀彩获得光荣在党50周年纪念章。她在生产队期间曾担任过妇女主任、民兵副连长。
2021年7月1日，原平原公社长胜大队杭州知青孟范忠获得光荣在党50周年纪念章。
2022年7月1日，原平原公社三安大队杭州知青张志桃、杨全富均获得光荣在党50周年纪念章。
  插队依兰的杭州知青，回杭后经常组织各种形式的聚会，追忆往昔，倾诉情感。依兰县的父老乡亲和各级领导也没有忘记这些杭州知青，他们以不同方式表达对知青们的思念与关心。

1999年4月，杭州知青下乡依兰30周年之际，依兰县委书记王学东、县长赵满率领县有关部门领导及部分乡镇长一行18人组成代表团赴杭州参加纪念活动，看望知靑，召开座谈会，登门慰问亡故知靑家人。

2009年4月，杭州知青下乡依兰40周年，依兰县县委书记张万平一行12人组成代表团赴杭参加纪念活动。
2019年4月，杭州知青600多人在杭州省人民大会堂召开下乡50周年纪念大会。依兰县委、县政府派县委副书记尚瑞参加纪念活动。

在2017年和2019年杭州知青下乡依兰50周年之际，曾两次组织知青“第二故乡行”活动，受到依兰县委、县政府热情款待，周密安排，使知青们倍受感动。知青们重返依兰，到自己插队过的村庄看望乡亲，抚今追昔，重叙友情，再续前缘。在得知依兰县有部分学生因家贫不能完成学业，回杭后组织号召曾在依兰下乡过的杭州知青为贫困学子捐款，两次捐款活动共有578人次参加，募款近17万元，捐赠给依兰县教育局。还有两位知青为自己大队修路、安装路灯等捐款11000元。下乡50周年前夕，知青们收集整理翻拍189幅杭州知青当年在依兰劳动、生活及回乡行的照片，在依兰吕厚民攝影馆展示。

2019年，在依兰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知青们自发筹资在依兰县城北江沿公园建成有150多棵白桦树的“杭州知青林”，并立碑石纪念。

石碑5.2×0.8×2.7米，重约40吨，大气庄重，正面书“杭州知青林”五个大字，背面刻有碑文：“公元一九六九年及一九七零年，一千四百一十八名浙江杭州知青分赴依兰县十个公社八十六个大队插队落户，在黑土地上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人生忽如寄，倥偬五十载。往昔翩翩少年，今已华发满头，而青春岁月殊难忘怀。为留下曾经印迹，杭州知青遂倡议捐款建造‘杭州知青林’。承蒙依兰县委县政府鼎力支持，划依兰县江畔公园白桦林地，又增植桦树一百五十株，冠名：‘杭州知青林’，并采石刻碑，以示世人。祈愿林木茂盛，荫蔽依兰之父老乡亲！二零一九年七月。”如今杭州知青林已成依兰县城一处景点，是重返第二故乡的杭州知青必去之处，市民们也常来此游览休息。

迄今，杭州知青赴依兰县插队落户已逾半个世纪，当年的小青年如今已大多成了白发老人。回望这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它是国家在“文革”特殊时期采取的非常举措，有其历史的局限性，许多方面值得总结检讨。它使知青们感到困惑、迷惘，也曾遭受许多的痛苦与磨难。更让人难以忘却的是：一起下乡的知青中，有的因救人，或因病患及其它原因，过早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永远地留在依兰的山水之间，令人痛惜不已。但艰苦的劳动与生活也使知青们得到锤炼。若干年后，依兰杭州知青中有的学有所成，成为大学、医院等单位的教授专家；有的借改革开放之机，办企业，经商，事业有成；有的知青还成为政府机关或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更多知青则过着普通人的生活，有的生活还有不少困难。无论怎样，他们还常常会想起那段特殊的经历和难忘岁月，因为那是他们的青春，是他们的芳华，是他们不可分割的一段生命！

附记：本文是编撰《杭州知青史》依兰篇时形成初步文字，后又在依兰插队杭州知青的热心参与下，并经广泛征集资料基础上，再进行了反复整理与修改。由于编撰者水平所限，加之时代久远，资料收集欠全面等原因，其中错漏或仍难免。在此特致歉意，还望知青朋友谅解。

三赴北大荒

——拉开浙江知青支边的序幕
原平原公社爱国大队知青 王  钢
1968年的下半年，“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运动”高潮已过，滞留在校的66、67、68届的初、高中毕业生的心思是何其复杂，亢奋，慌乱和骚动不安啊！
这一代的学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思想单纯的一代，这一代的学生，物质上曾经历“勒紧裤腰带吃饭”的最为不堪的三年自然灾害，但依旧虔诚地忆苦思甜，有着“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的豪情胜概。
《红岩》《林海雪原》《牛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部部励志名著令这一代人，层云荡胸，豪情满怀，遐想连篇。如果没有“文革”，很难想象这一代人会沿着怎样的心路历程，一路豪情万丈的神圣下去。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既打破了新中国的社会秩序，更搅乱了他们平静的内心世界。
1968年的下半年，杭城秋风凄凄，败叶萧萧，各派“红卫兵”大多风散云消，校园里同学们开始厌倦“文革”；放眼前程，升学无望，工厂不再招工，当兵也不可能，无所事事，一代学子何去何从？
读书郎开始厌倦“文革”，好儿女志在四方。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吕玉兰、邢燕子、董家耕等，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等的知青群体们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故事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这一代年轻人心慕向往的楷模。
新中国的青年后生一旦初涉人世，每每以鸿鹄高翔、振翅远飞为大理想，大目标，大境界，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或许还会是这样！到农村去，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这一代人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唯一和至高的理想。选择到农村，算是革命一场，赴边疆，更是加倍革命，权其轻重，相当一部分同学义无反顾地把革命的砝码，向边疆一端倾斜。
好在浙江省安置知青到边疆已经开了先河：1964年，杭州曾有少量知青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965年和1966年，杭州有两批几百名初、高中毕业生赴宁夏插队。
1968年8月，杭州二中的一些同学赴宁夏，要求再一次接收杭州知青。赴宁小分队不辱使命，宁夏固原的六盘山地区同意接收50名杭州知青插队落户。9月3日，杭州市有关方面组织欢送杭州知青67人出征宁夏插队落户。

一赴北大荒

赴宁小分队的马到成功使未能前往宁夏的同学鼓起了心向往之的希望。于是杭二中的这些同学就把眼光从“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的六盘山收回，迅速投向“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的土地更加辽阔，肥沃，直面苏联而更加吸引眼球的北大荒。
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浙江省对口支边省份一直是宁夏，而黑龙江没有接收过浙江知青。所以，如何打开这扇祖国的北疆之门，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1968年9月7日，杭二中的一批同学理直气壮、信心满满地来到杭州市革委会，找到时任市革委会主任的王子达和副主任邱强。要求市革委会出面，就知青前往黑龙江的事宜，迅速与黑龙江方面联系。王子达当即点头应允，草拟了一份报告，邱强批了几个字后，由任茂堂发出去，取得了第一步的成绩。
但是好事多磨，9月10日，黑龙江的回电却给了同学们当头一盆凉水：“兵团刚建立，无能力安排，请谅。”其背后原因有两个：一是过去黑龙江只接收京、津、沪三市的知青，从未接收过浙江知青。二是黑龙江的知青被安排在兵团农场，没有插队落户到农村的先例，看起来困难重重！
然而，同学们热情高涨，岂肯就此罢休，他们又于9月11日再次闯入市革委会，找到王子达和邱强，坚决要求派遣小分队前往黑龙江。因领导们在开会，一直到晚上六点会开好后，王子达接见了学生代表，并经研究决定，同意了同学们的要求，组织赴黑小分队并确定了若干工作原则。
一周后，9月17日，一个“三结合”的小分队成立，分别由市毕业生上山下乡办公室工作人员鲁典、军代表韩成，学生代表、杭七中钟民同学，浙大附中唐明同学，杭二中王钢同学等五人组成。
9月19日，杭州市毕业生上山下乡办公室负责人，周芝山代表市革委会亲切地接见了小分队成员，讲了一些鼓励的话，仔细叮嘱有关细节，小分队成员也表示了决心，不辱使命，叩开祖国的北大门。
9月20日下午5点04分， 46次列车载着小分队成员离开杭州，踏上了北上路程。
送行的同学追着列车跑，小分队的同学们也暗下决心：“别了！同学们！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请等着我们的好消息！”
9月24日，小分队一行风尘仆仆的抵达哈尔滨，入住北方大厦。中午时分，黑龙江省革委会常委燕文卿同志接见了小分队。燕文卿伸出的手是暖暖的，出口的话语却是冷冰冰的：“黑龙江的兵团嘛，实在是无法安排浙江知青。插队落户嘛，也没有先例啊。”但是燕文卿答应把我们的要求拿到革委会会议上讨论。
下午，一身戎装的小分队军代表韩成，只身到黑龙江省劳动管理局探究虚实，带回来的消息却让人心里不踏实：黑龙江接收知青的压力很大，已经接收上海知青10280人、北京知青15000人、天津知青900人、本省知青16000人，此外，计划中还要接收20000人，1968年全年将一共接收71000人。
9月26日，黑龙江省革委会燕文卿、省劳动管理局的沈宝忠、省计划统计委员会的鲁夫一同会见了小分队成员，再度明确表示今年不拟接受浙江知青，须待明年全国统一安排。
9月28日，黑龙江省生产建设兵团的政委蒋寿鹏接见了小分队成员。小分队继续发扬连缠带磨的顽强作风，其中的学生代表当场写了血书坚决要求到北大荒，可蒋寿鹏政委却两手一摊，连说：“爱莫能助，爱莫能助啊！”
9月28日下午，小分队给杭州市革委会拍发了电报：“困难重重，正在努力。”
自10月1日至10月11日，小分队日夜兼程，马不停蹄地参观考察了佳木斯、牡丹江地区的集贤公社、永安公社和兵团的友谊农场，852、853农场等地的知青点。所到之处，受到贫下中农和知青的热情接待。兵团853农场的北京165中学的知青们，京腔朗朗，掷地有声：“甭着急，您哪！您回去转告浙江知青，我们欢迎他们，这里需要他们！”
小分队成员们心里的希望之火没有熄灭，10月11日返回哈尔滨。黑龙江省计委会的鲁夫向小分队传达了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和副主任汪家道的指示，列数了住房、安置、经费等诸多困难，明确表示不拟接收浙江知青。
10月16日，小分队第一次出征北大荒之行结束，无功而返，铩羽而归。
10月2

10月25日，小分队向杭州市革委会主任王子达详细汇报情况，汇报完后自然是又一次表示决心，坚决要求市革委会再派小分队二赴北大荒。
10月26日，王子达爽快地答应了再派小分队的请求，这一次确定了由市毕办的鲁典和浙大附中的唐明不日赴哈，下午就开出了介绍信，领了经费，买了车票，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推进，距离上次不到半个月，又将重返哈市。
10月29日，杭州二中的红卫兵组织“红旗”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12名同学，以壮士断腕的勇气，连夜写血书，“请”毛主席像，在一块白绸上写了决心书，为小分队壮行。

二赴北大荒

10月30日，鲁典和唐明在杭州二中众多同学的期待目光中登车北行开启了二赴北大荒之行。
这次小分队先到了北京，找到了曾经担任浙江省省长的周建人（鲁迅的三弟）先生，他去年才卸任调回北京。小分队委托周老将我们的请愿书转交周总理，希望能对此次北上之行能有帮助。
11月3日，小分队继续北上。这次到哈尔滨，对方冷淡得多了，住宿安排在一个偏远的小招待所（上次安排在哈尔滨最豪华的北方大厦），只来了一位部门领导见了面，说省里的主要领导都在北京开会，请你们耐心等待。11月18日下午，突然得到通知，燕文卿要接见小分队。于是小分队直奔省府大楼，一见面，燕文卿就使劲儿握住小分队队员们的手，好像多年老友久别重逢，笑得嘴都合不拢了。他传达了革委会主任潘复生的指示：黑龙江同意接收浙江知青，考虑到杭州两次来人协商就破个例，同意在统筹安排之前先象征性地接收100名杭州知青。
一出省府，鲁典就直奔邮局给杭州市革委会拍了电报。唐明也立即回招待所写信，详做补充。
经协商，这100名杭州知青安排在抚远县。拍给杭州的电文：“初步同意边境县插队。”
11月20日，唐明致函，详述黑龙江省革委会潘复生和汪家道同意到边境县插队的经过。
11月28日，小分队回到杭州，凯旋。
12月2日，黑龙江省革委会正式来电确认此事。随后，抚远县派遣干部张洪柱专程来杭州商谈接收知青事宜。此后几天，动员、报名、政审，一系列工作在杭州的几所中学里紧锣密鼓地展开。几天之内杭一中、杭二中、杭七中、杭女中、浙大附中、杭大附中、杭州外国语学校数百名学生踊跃报名，各校革委会和工宣队的政审工作确定的名单很快突破100人，还在一增再增。
12月10日，一中、二中、七中、浙大附中等学校先后确定去抚远的名单，共计131人。
由于边境县的政审极其严格，非“红五类”的出身的同学将不在被批准之列，因此让许多翘首以待的同学深感沮丧。

三赴北大荒

1968年12月21日，对于中国的知青运动史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划时代的日子，毛泽东主席在这一天发表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毛泽东这一指示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汹涌高潮即将到来。
毛泽东的指示大大鼓舞了被排除在第一批插队名单之外的同学们，他们抓住机遇，又一次闯进市革委会，找到王子达，要求三派小分队赴黑龙江，以敦促黑龙江接收更多的杭州知青。王子达明确表示予以支持。
市革委会经过研究决定，小分队由市毕业生办公室主任鲁典、杭二中的王钢同学、万希平同学三人组成。此番小分队持有省革委会的介绍信，底气十足，自然也升格为代表浙江省的小分队，所肩负的使命不仅仅为杭州，同时也要为浙江宁波、温州等地的知青开辟出一片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广袤天地。
1968年12月23日，小分队一行与去抚远插队的131名同学相携，共同北上。为三赴北大荒，前前后后共计七次，麻烦了王子达同志，而每一次均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
由于前两次出师小分队未获大捷，此次途经北京时，便多长了一个心眼，先行寻至北京砖塔胡同的中央安置办，打听中央在学生毕业分配方面是否已经出台新的政策。中央安置办的一位蔡姓同志和和气气地接待了小分队。蔡同志说，去年1967年，各省革委会还没有成立，国务院曾指示各地先自行提出安置知青方案，然后报中央审批。现在吗，你们看已经“全国山河一片红”了，中央要统一安排了。蔡同志还说，你们省这次131人去黑龙江是相当特殊的情况，是人家破例收下来的，以后每一批都像你们这样小打小闹的规模，看来是不可能了。黑龙江省要把本省的知青先安排好，明年再转向你们外省，现在正在摸底提出方案后，再由中央批准。
中央安置办的同志说起话来政策性很强，也很灵活，既没有给小分队吃定心丸，也没有把话说绝说死，小分队人员仍然信心满怀。
根据我们的理解，中央安置办无意给黑龙江下达指标，但如果两省自行达成协议，中央乐见其成，可以从中搭桥。
本次小分队一路北上之际，还发生了两桩重要的事情，似乎可以说是小分队不虚此行的绝佳征兆。
其一是12月24日晚上，小分队和131名赴抚远知青抵达天津站时，正好与北京机床一厂的工宣队相遇。工宣队一听小将们要去北大荒屯垦戍边，就把毛主席送给他们的原本要送至唐山的芒果复制品，又转送给浙江知青。
其二是12月24日晚间，黑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于杰接见小分队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了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实验成功的重大消息。
好消息果然接踵而至，12月30日，黑龙江省革委会召开常委会议在会上共同讨论了接收浙江省知青的问题，决定1969年接收浙江省知青3万人，只要浙江方面把服装准备好，随时可以向黑龙江出发。
黑龙江方面特别强调要把服装准备好，是深有道理的，那是基于黑龙江省寒冷气候而从实际出发的。也许是时间仓促，也许是物资的匮乏，也许是经验不足，后来的事实证明，浙江方面的服装准备，至多只能算是差强人意。北京、上海、天津知青的被子，大衣，棉衣，棉裤都是比照部队的装备用非常结实的斜纹布料制作的，而浙江却是采用极薄的平纹布，虽然也煞有介事的染成了军绿色，然而其耐用性、耐寒性却无法与正式的军用品同日而语。
获悉黑龙江方面接受知青的准确消息后，小分队无法按捺大功告成的喜悦星夜拍电报向杭州市革委会和市工宣队报喜！
这次小分队的成功与毛主席的指示是绝对分不开的。
1969年2月3日，由黑龙江省各个县的代表组成接收知青代表团抵杭。其时杭州春寒料峭，宾馆招待所又没有暖气，东北大汉们只好裹着厚厚的棉衣睡觉，其窘况让人啼笑皆非。所有的动员，报名，批准，迁户口，领取被褥、服装等环节都十分快捷顺利。
3月6日至3月9日，赴同江、虎林、饶河、富锦等县的插队知青专列与杭州的亲人依依惜别在钱塘江边的闸口火车站。4月、5月、6月、7月赴依兰、绥滨、香兰、铁力、嘉荫、宝清、鹤立河、梧桐河等地的列车也都顺利成行。
兵团农场和农村插队落户的知青专列也一列接一列地从闸口火车站轰轰隆隆地驶离杭城，浙江省支边的大幕，由此徐徐拉开。

结 语

弹指一挥间，浙江知青赴黑龙江支边过去50多年了，那一代人从十几岁的学生娃，到现在已是垂垂老矣。往事如烟，当年发生的多少往事都一一付之笑谈，唯有赴东北插队落户这一生中最雄伟壮丽的经历不会忘记，回首往事，当年小分队的意志是坚毅的，主意是执拗的，情怀是高尚的。
小分队三赴北大荒，数万知青大军，浩浩荡荡上山下乡，支边北大荒的部署和决策，并非是小分队的力量能够拍案定夺的。
关注知青史的人，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历史背景：1969年2月，中央安置办召开跨省安置知识青年协作会议，决定由10个省、市、自治区接收津京沪浙下乡知青110万人，并在原先新疆和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基础上，又相继批准内蒙古、兰州、云南、广州和浙江成立生产建设兵团，从而造成了全中国1000多万知青上山下乡浩浩荡荡的历史奇观。
这，或许才是浙江知青支边的真正大背景吧。


2022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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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荒插队的日子

原平原公社新城大队知青   郭小伟
1969 年 4 月 8 日，我作为杭二中 67 届高中毕业生，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背着行李，登上了杭州至佳木斯的专列，到黑龙江省合江地区的依兰县平原公社新城大队插队落户。依兰县位于北大荒腹地的三江平原上，平原公社位于依兰县的东南部，而我们新城大队又离公社 20 里地，在平原公社的最东北部，与桦南县仅隔一条倭肯河。

一、 农家的“十八般武艺”

新城屯是一个几百人的小村子。进出交通很不方便，外出要过一条小河，河上架着独木桥，把村子和外界分开了。村子里全部是草房。知青来之后感到最不方便的是村子里没有厕所，老乡“方便”都是在墙角或庄稼地里。我们很不习惯。到新城的第二天，我们就找到王大

队长，他亲自拿了铁锹，在食堂所在的老孙家门口挖了个厕所，用高粱竿子围上。这也许就是新城的第一个厕所。以后老乡也纷纷仿效，在家门口不远处修建厕所（注：当年东北农家是不积人粪肥的，这点与浙江农村不一样）。
我们知青点的临时食堂设在老乡家。第一年由政府供应口粮，有大米、面粉、苞米碴子、小米、高粱米，还有红芸豆等。主食以粗粮为主，大米很少，一个月就几斤吧。大队专门派韩师傅给知青做饭。吃粗粮使我们的饮食习惯改变了，很长时间才慢慢适应。当时与浙江家里通讯很不方便，一封信往返最快也要二十多天。记得一个女知青接到家里的第一封来信，就哭了，接下去，整条炕的女知青都受了感染陪着哭。

开始春耕了，我最先干的活是种地“踩格子”。我记得是一行 5 人站成一列，最前面赶牛的“老板子”甩着鞭子“哦”“吁”地吆喝牛拉犁杖前进，第二个人扶着犁杖犁地，第三个人拄着拐棍，在新豁开的垄台上踩出一条沟来，第四个是有经验的老农负责点种子（用手播种或拿点种的木器，像敲木鱼一样，把种子均匀“敲”到垄台上新踩出的沟里），最后一人负责将种子埋上，踩实。一群人顺着垄沟来来回回走，像一伙和尚在念经，煞是有趣。但这样天天来回走，也有点累。第二种活是“刨茬子”，把去年秋天收割苞米、高粱留在地垄台上的残根（即“茬子”）用锄头砍下来，运回当柴火烧。这是项力气活，都是男知青干的。下地前需要把锄头磨快才能省点力气。女知青则将刨下来的“茬子”打掉浮土，搂成堆供装车，再由马车运走。再就是“运肥扬粪”，将拉到地里的一堆堆肥料（是牛马粪便等，都是冬天用镐一块块刨下来运到地里的，春天已经化开了），一锹锹扬到附近地里。还有种水稻，春寒料峭时就要踏着冰渣下水田，稻种是用簸箕装着，再均匀撒到水田里。不像是南方，种稻子是用插秧的办法。不过东北水稻生长期长，碾出的大米煮的饭比南方的好吃多了。我们知青是新手，播撒稻种不归我们。我们的任务是踏着冰渣下田给撒种的老农送稻种。这时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意。后来，队里分配我赶着牛拉犁杖耕地，当上了“老板子”。同行的那些“老板子”们，身边没有了女人，便更加“放肆”，讲着各种“荤话”，哼着“老牛破车疙瘩套，苘麻鞭子皮鞭梢，老娘们当家瞎胡闹”，赶着牛下地了。当“老板子”的既要让老牛干活，又要懂得心疼牲口，不能光打老牛，出工前和收工后都要牵到井台给它饮水。我还当过几天“牧马人”，骑着一匹老实的“老马”，带着一帮儿马驹子到东面草甸子上放马。放马不难，只要管好“头马”就行了。开春为解决知青点的柴火问题，大队还安排我们到东边大堤外的草甸子割草。有定额的，知青一天要割 50 捆。农民用的是大芟刀割，一“芟”一大片，可快了；而我们只能用镰刀割草。为完成定额，知青把草都捆得很小。农民嘲笑我们知青割的草捆像“牛子”那么大，三捆顶不上农民割的一捆大。春耕结束后，我们跟着队长去铲地。铲地是“技术活”，铲地的锄头要事先磨得快快的。打头带着我们一字排开，一人一条垄开始铲上了。先把垄台两侧的杂草左右一刮，再用锄头尖挑去垄中间夹杂在青苗中的杂草，留下秧苗。新手往往把苗除去了，留下的是杂草。这时检查质量的队长就要过来批评你。还有，当地人与我们新手铲地速度差别很大。黑龙江的地垄多数很长，一垄地往前锄往往要上下好几个坡才能到头。村里最长的地垄到底有多长？老农告诉我们，赶着老牛犁地，遇到长垄的地块，赶上两个来回就该收工了。知青和农民同时开铲的，往往一眨眼工夫农民就铲上去了，剩下我们知青在后面干着急。有时看不到人了，干脆提着锄头跑上去算了。这活我是直到第二年才算勉强适应。快到中午了，人们催“打头”（即领工员）收工好回家“喂脑袋”。来自安徽的杨打头问我们带表的知青几点钟了，我们告诉他已经 11 点半了。他有点不相信地看看日头，操着浓重的安徽口音喃喃地说：“北京时间快得很！”于是引起了哄堂大笑。除了铲地还有“拿大草”。春夏之交杂草比苗长得快，有时来不及铲地，杂草把苗“盖”住了就要“拿大草”，就是拿着镰刀去地里把草割掉，露出苗来。按公社规定庄稼至少要“铲二蹚二”（即铲两遍地紧接着蹚两遍）。“蹚地”是赶着牛扶着犁杖把刚铲完的垄沟重新犁一遍，培上土。但黑龙江地广人稀，那时候是“广种薄收”。所有地能来得及铲完头边就算不错了。由于不能精耕细作，庄稼产量一般都很低。

当时老乡对我们说东北有“三怪”，叫“窗户纸糊外，养活孩子吊起来，十七八的姑娘叼个大烟袋”。要我说“窗户纸糊在外”也很正常，冬天屋里暖和，潮气大，窗户纸根本粘不住，当然要糊外面。小孩子放在摇篮里晃起来很舒服，摇着摇着就睡着了，不会闹，又省力。而东北农村夏天蚊子多，叼个大烟袋是防蚊的。记得夏天我们在大草甸附近铲地，下午蚊子一堆堆地冲上来“攻击”我们。农民都戴着防蚊纱罩，纱罩一直罩到脖子。我们知青没有，就跟农民要东北自种的“蛤蟆烟”抽，烟很呛人，但蚊子也就不来咬了。
最累的活要算秋天割麦子，割麦子镰刀要磨快，还很费力。我始终跟不上趟。农民割麦子，捆的麦捆都很大，一个个都有三四十斤重。半天下来，我回青年点，吃饭时连拿筷子的力气都没有了。其他如割谷子也很累，割玉米、高粱稍好一点。秋天最轻松的活是“看青”，也就是看护成熟的庄稼不被偷。队长说我们知青不沾亲带故，最“大公无私”。于是我们就拿着镰刀，整天在庄稼地里转悠。饿了，我们可以拢一堆火烧青苞米吃，有时我们还窜到队里的瓜地吃一通香瓜，有时边走边剥青毛豆放口袋里中午回去当菜吃。这段时间是我们最开心的日子。我们称之为“抓秋膘”。
冬天打场了，场院里黄豆垛、谷垛都码得整整齐齐，像一堵堵墙。打黄豆时，用二齿钩把黄豆秸从豆垛上钩下来，在场院中间铺成一个一尺多高的“大圆饼”，然后把几匹拴着碾子的马串成一串，由人站在中间指挥马拉碾子在“大圆饼”上反复转圈碾压，一直到豆秸和豆子分离，再用木叉子挑出豆秸来，然后用木锨扬净叫“扬场”，最后将扬干净的黄豆灌袋子。谷子和高粱也是这样用碾子压的。打苞米是用机器，把柴油机发动起来，将玉米棒棒塞进去，两个出口分别出来玉米粒和碾碎的玉米棒渣。而打稻子则像南方一样，是当场在地里用打稻机打出来的。打场的活都不累，但忙的时候要两班倒，叫“歇人歇马不歇碾子”。轮到上后半夜班，半夜十一点上班一直干到天亮。上夜班先到生产队的食堂吃饭，那时常吃黏黄米饭，真的很香，又耐饥。冬天场院里最轻松而又责任重的活是看场院。那天，轮到我到场院值夜班了。风很大，我在场院的小草屋里烧炕取暖，没想到一不注意，火苗窜上了屋顶，高粱秸竿铺就的屋顶一下子燃烧起来了。小屋旁边紧挨着收割下来未打的豆垛、谷堆，那可是全队100多人一年的劳动成果啊！我被吓出了一身冷汗，急忙以赛跑速度跑到最近的队长家叫醒队长，队长又叫起了几个附近的农民火速赶到场院小草房救火。亏得场院离村子近，抢救及时，才没酿成大祸。现在想起来都后怕。
北大荒的冬天是寒冷的，通常白天都是零下20多度。但东北的寒冷和南方冬天的寒冷给人的感觉不同。北大荒是干冷，南方是潮湿的冷。北大荒的零下十几度，由于气候干燥，给人冷的感觉，和南方零度左右差不多。但进入严冬后，当白天气温降到零下30多度时，外出时就要当心了，不要顶风走，尽量侧着身子走。有一年冬天白天气温降到零下30多度，我迎风从村子东头走到西头，鼻子就被冻住了，感觉鼻子硬梆梆的。到了室内，老乡赶紧给我抓一把雪揉鼻子，揉通红后就不怕了，否则以后是要烂鼻子的。另外，北大荒下一场大雪后，通常要刮几天“大烟泡”才能晴天。这两三天气温会骤然下降到零下三四十度。“大烟泡”刮得天昏地暗，家家户户门口都让积雪堵了一人多高，需要用铁锹、木锨把门口的积雪挖出一条沟，才能出门。不过刮“大烟泡”这几天农民没大事一般都不出门了，男人通常在家里盘在炕上喝酒，所以老乡说“三九四九，打骂不走”。等“大烟泡”停了，好一阵没露脸的“老天爷”（太阳）又懒洋洋地“上班”了，气温又开始回升到零下十几度。每年 1 月份，打完场送完公粮，天寒地冻的，除了少数劳力上马厩刨粪，多数农民就在家里“猫冬”了。这时知青大都回家过年了。

二、赤 脚 医 生
当时黑龙江农村合作医疗还没开展，缺医少药的，生了病要用马车送到 20 里外的公社卫生院看病，十分不方便。我看到这种状况，就写信请妈妈给我寄了个包裹来，里面是常用的镇痛药、消炎药等。遇到农民生了病，就给他们几颗药吃。下乡前几个月，我就在杭州自学了针灸学，买了套银针，并用银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找感觉，初步掌握了针灸的穴位和手法。下乡时，我就把这套银针带到了农村。有时，用我带来的银针，给老乡扎针灸。没想到，老乡们误认为我是医生，纷纷来找我看病。大队知道后进行了研究，干脆送我到公社卫生院培训。三个月的培训很快结束了，我学会了打针，常用药的使用，使用起听诊器也“有模有样”的，回到大队正式开起卫生室来。当时卫生室就设在青年点里。大队给我几百元钱进药，买了一只药箱，听诊器等。给我的待遇是半脱产，每年补贴我 1000 工分。我一边继续干活，中午晚上走街串巷给老乡看病。当赤脚医生就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遇到头疼的给两片镇痛片，遇到发烧的打青霉素，肚子疼有时就打打阿托品缓解痉挛，拉肚子给止泻药，等等。
开始晚上到老乡家看病我最怕的是狗。但老乡说叫得凶的狗不咬人，对不叫的狗你就要提防了，很可能蹿上来就是一口。狗叫唤的时候，你只要停步不动，狗就不会扑上来咬你。说来也奇怪，我去的次数多了，狗慢慢认识我了，快到老乡家狗还会亲热地跑上来朝我摇尾巴。
那些日子，我和老乡混得很熟。过年过节，总有老乡送我煮熟的鸡蛋和饺子、黏豆包吃。我吃不完，拿到青年点给大家吃。冬天到了，老乡家杀肥猪了，老乡会请我们知青去做客。大家盘腿坐炕上，主妇端上来大盘的煮熟的白切肉，用和上酱油的蒜泥蘸来吃。白切肉很香，一点也不油腻。还有灌血肠、酸菜炖粉条、黄瓜凉菜，一般是四个菜，有烧酒，管够！我是“赤脚医生”，农民请我去的就更多，有时一天好几家请我，都吃不过来。
老乡发烧了，我就给他们打青霉素。那时候，消毒很简单，把注射器往开水里涮涮就算消毒了。配不出标准的青霉素皮试液，我通常是把青霉素溶化在2毫升蒸馏水中，然后把青霉素液挤回瓶里，这时针头上还残留着少许青霉素液滴，再抽进2毫升蒸馏水，就稀释成青霉素皮试液了。但这是不标准的皮试液，幸亏没有出事，现在想起都感到后怕。记得郭老师的爱人痛经，痛起来死去活来的，我就给她在三阴交穴位上扎针，用艾蒿熏，居然也有效。有个产妇生不出孩子，我就给她注射黄体酮。我这个“郎中”当时有点“天不怕地不怕”，啥病都敢治。但东北农村缺医少药，看个病要走几十里路，也真难为老乡了。
难忘的是每月一次到道台桥镇进药。道台桥离平原公社中心大队十多里，从新城到道台桥来回六七十里路，一天是打不了来回的。特别是冬天进药，我顶着刺骨的寒风，从新城出发，一直向西，走了三四个小时，才到平原公社西面的四合大队，住在熟悉的老乡家里（是新城的一个老乡的亲戚）。那老太太很热情地接待我，给我杀了只鸡补补。第二天我临离开时，老太太还塞给我几只煮熟的鸡蛋。东北的老乡对我们知青真是关怀备至，那个老太太的音容笑貌我至今还记得。又走了七八里到了道台桥，我到医药公司批发站进药，装好一只纸箱，扛着几十里就返回新城大队了。那时长途汽车很少。即使坐上，也只能乘到公路边的卡伦大队，从卡伦大队步行回新城大队也有好几十里，不如走路。这样的进药，每月要有一次。
1970 年夏季，我被知青推选为学毛著积极分子，和女知青袁醉乐一起上依兰县参加“学毛著讲用会”。

三、 青 年 点

我们刚到新城大队时，青年点房子还没有盖起来，我们是分散住在老乡家里的。我住在村子东头的刘树德老人家里。我早出晚归，在知青点的食堂吃。知青点的食堂在村子西头老张家。当时大队派了韩师傅给我们烧饭。我们的粮食是大队每月从粮库拉回。粮食拉来就放在食堂外面的小圆仓里。由于大家都忙于在生产队劳动，青年点生活没有专人管理，常常前吃后空。有细粮时天天吃大米饭馒头，吃剩扔得到处都是，这可便宜了房东老张家的猪和狗了，都吃得撑肚子了。吃完了细粮才吃粗粮。快到月底粮食吃完了，就跟老乡借。
1970 年春节，按照当时公社的要求，我们大队多数知青留在大队里过了个“革命化的春节”。春节前，大队里送来了半爿肉，我们知青着实改善了好一阵子生活。过完春节，很快就进入“春荒”。一是青年点放在露天圆仓的粮食被偷了，我们面临断粮的威胁。二是去年秋天青年点的知青都忙于到生产队干活，没有人出头统一规划储存点过冬的蔬菜（大白菜、土豆等），因此“春荒”到了，知青点蔬菜奇缺，又没地方买。吃菜就成了大问题。粮食问题，经大队与公社联系，吃“返销粮”算是解决了。但蔬菜就困难了，只好每天生点黄豆芽，放个豆芽清汤，我们都吃腻歪了。经过这件事，我们反思到以后青年点要有专人负责管理生活。
1970 年春，我们知青参与了盖知青点新房子的劳动。春夏之交，剩下的 24 名知青搬进了新落成的知青点。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不再分散插到农民家住了。
知青点位于村子东南角，是我们自己盖的七间土坯草房，中间是厨房，东、西各三间。西面住一队知青，6 男 6 女。男的有余子正、陈梦鱼、俞建光、章士辛、季肖雄、王英豪，女的有刘月润、刘映芝、袁醉乐、陈子建、鲍依霞、田北胜。东面住的是我们二队知青，也是 6 男 6女，住着朱平、朱文兄弟俩，张华、张元姐妹俩，男的还有我、陈国友、赵锦华、倪正枢，女的有周平、毛小玲、关志强、周丽辉。余子正、陈梦鱼、刘月润他们三人是我的二中同班同学，不过不在一个生产队，因此，虽都住在青年点，但劳动不在一起。我对季肖雄有点印象，因为他长着络腮胡子，很喜欢看书，总是等我们晚上入睡后才看书，喜欢看哲学书，一直看到快天亮才睡觉，因此我们都叫他“季克思”。
搬到新房子后，青年点的炊事员就由我们知青轮流当。轮到的知青就做饭，大队记工分。我记得轮到我当伙夫时，不会做饭的我也要想方设法改善伙食。我学习发面做馒头，用稀饭做引子，蒸发糕等。农村平时买不到肉，要吃肉只有冬天，买半爿猪肉来，吃不完用雪埋在门口，再浇点水就冻上了。以后要吃，就再从冰雪堆里刨出来。而春夏秋长长的大半年时间，不是逢年过节，农民不杀猪，轻易闻不到肉香味的。
从1970 年开始，由于南片的平安大队要被计划中新修的新力水库淹了，公社决定把平安大队整体搬迁到新城大队来。为迎接平安大队社员搬迁，1970 年春天公社开始在新城屯盖房子。盖房子工程列入公社水利大会战的建设项目，因此，外大队的民工被派到我们大队盖房子，他们几十号民工住在新城。大队办起了民工食堂，委派我担任食堂管理员。食堂管理员的工作是采购粮食、蔬菜、豆油等，卖饭菜票，结账，做到日清月结。是有经济责任的，每月要公布一次账目，接受监督。在东北食堂管理员通常被称为“伙食漏子”，但我管理食堂这一年账目记得清清楚楚的，盈亏一分钱也在账上反映出来，结余了给民工改善伙食，深得民工们信任。
夏至这段时间，是一年中白天最长的日子。早晨3点多，天蒙蒙亮，大队催社员下地干活的广播就响起来了。我在食堂当管理员，不用起那么早。我的那些知青兄弟都起来了，匆匆拿着锄头下地了。我可以睡到5点起床。那时，太阳已经晒到炕头了。晚上，一直到快 8点半，天才开始黑，下地的人们才疲惫地陆续回来。直到晚上9点多，天还没完全黑透。这就是高纬度地区的“白昼”现象。我们依兰纬度还不算太高，越往北“白昼”现象就越明显。

夏天的一天，我刚结束食堂的工作，回到青年点休息。突然临近新民大队的知青气喘吁吁地骑车过来，要我到新城与新民交界的独木桥那里去抢救他们大队一名受伤的知青。原来新民大队派沈创作等几个知青在地里巡逻，防止“盲流”把生产队割下的草拉走。那天知青发现了几个违规的“盲流”，在和后者的推拉中，沈创作被偷草的“盲流”用镰刀伤到颈动脉，情况十分危急。当我背着药箱赶到时，沈创作已经咽气了。知青们立即报警。过了几天，沈创作的父母来了，沈创作就埋在独木桥边上。据说凶手后来被抓住了，因为是误伤，只判了几年刑期。发生的另外一件事是北安大队知青蔡黎光之死。那天，北安大队的知青劳动之余在北安和新城交界的“北大泡”游泳，一名知青游泳时脚被水草缠住了，蔡黎光去救他，结果那个知青被救，而蔡黎光却因水草缠脚没能上来。知道出事后，北安大队在村子里设立了灵堂。其他大队知青得知消息纷纷赶去见最后一面。我们赶到时，蔡黎光已经换好衣服躺在床板上了。北安的知青、赤脚医生赵莉正给尸体打福尔马林防腐。蔡是我们杭二中的高三学生，是个才子，会写文章，会吹笛子。他的女朋友哭得很伤心。蔡黎光是舍己救人死的，因此后来公社开了追悼会，我们都去参加了。蔡黎光埋在北安大队。这是我所知道的长眠在北大荒的两个知青的故事。

冬天又到了。冬至这段时间，是黑龙江白天最短的几天。早晨8点半多，天才蒙蒙亮。下午3点多就吃晚饭了，4点钟天完全黑了。长长的冬天如果不干活，农家都是吃两顿饭的。这年秋天，我们接受了去年的教训，在不烧火的屋子里储存了青菜、萝卜、土豆等，以备度过长长的严冬。冬天由于知青们开门就倒水的原因，青年点的门口堆起了“冰山”。老乡家人少，倒水都是走几步出门才倒的，因此农民家门前绝对不会像青年点那样有“冰山”。后来，我们发现冬天到别的大队知青点“串门”，要找知青点是不需要开口问知青点在哪里的，只要看到大门口有座“冰山”的一定是青年点。这年青年点养了只狗看门。说来也奇怪，这知青点的狗看到老乡来，都要“汪汪”地叫，唯独看到穿着黄棉袄的外大队知青来，即使头一次来，也都会摇头摆尾迎上去。究其原因，只能认为可能狗是很有灵性的。
1971 年 1 月元旦前就打完场了，过了元旦，我和同学第一次离开大队回浙江探亲。我将两只旅行袋一前一后绑在一起，袋里是老乡送的黄豆、赤豆、饭豆，塑料桶装着买的 10 斤豆油上路了。那年头没有佳木斯到杭州的直快，我们是买联票，一站一站换车回来的。从佳木斯上车，到牡丹江要换一次车，从牡丹江到沈阳，然后从沈阳到天津，再从天津坐到上海，再换乘上海到杭州的车。我们坐火车一般尽量白天到一个大站，签好当天的晚车票，在火车站寄放完行李后就在这个城市逛逛商场，游览一下市容。晚上才又上夜车。但很多时候是签不到座位的，上了火车我们就猛冲在前面，抢 100 号以上的座位；这些 100 号以上的座位一般是没有卖出去的机动座位。火车很挤，有时没抢到座位就站着。就这样，在路上走走停停，走了五六天，终于火车过长江大桥了，白天一天比一天长了，逐渐见到地里出现了绿色，阔别两年的家乡——杭州快到了，我们欢呼起来！这就是我们当初的真实想法。
1971 年那年到家后，留在新城的同学从邮局帮我将分红的钱寄回杭州，除去口粮款还有 400 多元。1970 年老天爷很照顾我们，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年头，10分工值1元3角。送汇款单子的邮递员羡慕地说：“介多啊！”黑龙江农村是典型的“靠天吃饭”，遇到不好的年头就惨了，甚至要拉“三角债”，即工分值为负数，干的工分越高，亏欠队里越多。外大队的知青就遇到过“三角债”的年头。老天爷真会捉弄人啊！不过新城大队这几年没出现“三角债”。有一年我除了口粮一年只分到60多元钱，那年还不算是“三角债”的年头。

四、当民办教师

    从1969 年到1973 年，经过四年多时间，我们大队的知青通过招工、上大学走了几个，许多是通过上下打点、送礼、走后门出去的。1973 年年初，听说下乡到浙江农村的同学只要未婚的 ,先后都抽调到厂矿去了，于是，新城十多名女生在各自家人的帮助下，又各显神通（她们事先一点口风都没露给我们），春节后大都转到浙江农村“曲线返城”去了，有的自己行李都没带，还是事后托我们留在新城的男知青托运回去的。女知青们走了之后，知青点骤然冷清起来了。男知青们也“幡然醒悟”了，有门路的也纷纷走“曲线返城”之路，调回浙江农村插队。有的则走门路，搞假病历，办“病退”返城。到了1973 年夏天，知青点只剩下我、赵锦华、倪正枢、陈国友等五六人了，偌大一个青年点显得冷冷清清的。为了自己下一步的生存，我到公社文教组毛遂自荐要求当老师。于是我被批准到南片的三安学校初中担任民办教师。
1973 年秋季开学前，我带着行李到三安学校报到了。我是接替该校当年去上大学的保安知青孙秀英，担任初中数学教师。三安大队在南片中是个比较大的屯子，全村 1000 多人，当时是三安片的中心（三安片管辖有保安、保田、胜利、福安、长安几个屯子）。学校位于村子的西北角，我来的时候只有一排土坯草房作为教室，由于教室不够用了，有几个班是借用大队的其他房子上课，很不方便。全校有 7 个班：小学 1至5 年级各一个班，初中为两年制，初一、初二各一个班。全校教职工10多人，校长开始是姚殿祥，后来换了孟宪有。
由于校舍紧张，1975 年学校又在操场南边盖了一幢红瓦屋顶的土坯房（当时农村盖房都不用砖块），把初中和小学分开了。新教学用房是我们老师自己动手盖的，没有公社和大队的投资。听说，连买瓦和木头的钱都是校长向老乡借的，秋后，我们又到田里拣黄豆卖了还债。我教初二数学，每周六节课，兼班主任。那个年月不强调教育质量，我是老高中生，教起来倒也得心应手。农村学生程度极差，我教他们代数、平面几何，可是不少人连小学分数、带分数都不会。批起他们的作业来，就像看一部部“天书”，逐字逐句地改，十分费力。好在那时候没有统考，我就放慢进度，细细地教，考试题反正自己出的，出点课本上的例题和最简单的习题，让他们过关。就是这样，每次还有一半多学生没能通过。由于农村学校师资不足，后来我除教数学外，还代过初中地理、历史、政治、物理、化学等课。那时的老高中生，被当地人称为“万能教师”。
那个年代是不重视教学质量的,教好教坏没人管。农村学校假期多，除了法定节假日外，还有春秋两个农忙假，以及临时抽调老师搞突击的放假，因此学生上不了几天课。全公社公、民办教师有几百人，公社把我们看成是一支机动的劳动力大军。那时候好搞“大会战”。记得1976 年夏锄期间，北片的联民大队夏锄进度上不去，当时的公社书记下令全公社中小学停课，中小学教师统一抽到联民大队搞三天声势浩大的夏锄“大会战”。同样的，三安大队的农活紧张了，大队书记一声令下，我们老师又得停课去支援。那年头这些都被冠以“政治任务”，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紧紧的，谁也不敢提半个不字。
秋收季节到了，我们全校又停课，老师们带领学生到地里捡生产队黄豆地里的豆枝。学生人多，几天下来捡来的豆枝堆满了学校的篮球场。老师们就自己“打场”，把黄豆卖了，解决一年的教育经费。那年头，我们这样的村办学校是没有一分钱教育公用经费投入的。
三安学校全校十多名教师，只有有限的几个公办教师，其余大多数是民办教师。我刚来三安时，也是民办教师，拿三安大队的工分。一年到头，能分个300来元。那时，许多民办教师在本校教书，却不一定拿本大队的工分，分到差的大队拿工资就倒霉了。例如我的女友（也是浙江知青）当民办老师，1975 年下半年在自卫大队学校代课，却分配她拿四合大队的工分，半年民办教师的工资，也就七八十元钱吧。为了解决这种不合理现象，从1978 年开始全公社民办教师实行统筹，无论分到富队还是穷队，都拿全公社民办教师的平均数。我因是教初中，从1975 年开始转为公办的“顶编代课”教师，月工资 37 元，情况比当民办教师好点。
东北人很热情，特别对我们这些万里之遥来插队的知青更是关怀有加。1976 年我的女友调来三安学校任教后，逢过年过节，这些老师都要请我们去吃饭。我们去的比较多的有姚殿祥、孟宪有、刘文忠等老师家。到孟老师家吃过几次饺子，当时农村生活条件差，一年吃不上几次肉，他妻子包的饺子，我俩吃了都赞不绝口，那“一咬一兜油”的感觉，以后竟然再也找不到了。后来，当我们回到南方，有了自己的家后，我们还经常怀念起平原那帮老师来。在我们“落难”的那几年里，是那些纯朴的东北老师给予我们太多的关怀与帮助。由于路程遥远，离开黑龙江后我们仅在退休后的 2019 年重返依兰看望过他们。

1976年9月9日，广播传来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全国为之悲恸。听到广播有的知青当场就哭了，我心里也难受了好一阵子，毕竟“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个观念几十年一直成为我们的精神支柱。但我们这些老高中生考虑问题更复杂点：毛泽东离开我们了，未来的中国向何处去？我们知青响应他老人家的号召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已经8年了，我们知青的未来在哪里？这些问题当时一直都困扰着我们。

1976 年 10 月，春雷一声震天响，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欢呼雀跃！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开始“拨乱反正”，纠正“左”的错误，我们国家的春天终于到来了！
开始抓教学质量了，公社文教组于 1977 年、1978 年两次举行教师文化考试。我记得1977 年那次先考小学老师，中学老师负责监考。考语文、数学、政治三科。有趣的是，在参加考试的 200 多名小学民办教师（包括顶编代课教师）中，仅有初二文化的我的女友和另一名本地老师，竟然并列小学老师第一名（她数学考了 99 分），全公社小学老师中有那么多高中毕业生竟然都没考过她，可见黑龙江农村当时的师资水平是多么的低下。之后，我们中学老师也参加了统考，由公社干部监考。
之后，全公社学校期末考试都实行统考统批。三安片的六个小学交换监考，初中则是全公社交换监考。记得我当时是到南片的六合学校初中监考。统一批卷，成绩公社排名。
老师文化考试与公社组织统考统批、排名次等，是当时平原教育界开始“拨乱反正”的重要一环。

五、上大学的路

对于我们知青来说，当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干活卖点力，早点通过招工、上大学等途径返城。但事与愿违，我们黑龙江知青返城的路非常艰难，远比下到浙江农村的同学困难。
当时平原公社一下子来了600多浙江知青。依兰又非工业县，厂矿很少，因此1970 年以来通过招工返城的全公社每年就十几个，少之又少。我们新城大队又远离公社，消息闭塞，那样的好事很难轮到我们。1970年以后，大学开始恢复招生，从农村中选拔优秀知青上大学，无需考试，但要通过大队党支部、公社党委两级选拔。选拔条件除了政审之外，其余全是软杠杠，没有一条硬杠。因此除了“表现好”之外，就看各人“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当时公社书记是掌管知青命运的权力中心。知青要想上大学，必须“溜”好书记的 “须”。逢年过节，知青探亲回来，有门路的找个借口就去送礼。
当时公社书记是一方的“土皇帝”。按理说公社书记在县城也就是个“多如牛毛”的科级干部，但到平原公社后，一下子就“发达”起来了。公社干部盖房，都不用自己操心，各大队会争着运材料、出劳力给他们盖。冬天到了，下面大队书记争先恐后给他们送来上好的大米。据传我们大队的书记派车专程给公社书记、主任送大米，结果误送到一个公社一般干部家里。那个公社一般干部不动声色地收下了，第二天又传播了这个消息，连我们在消息闭塞的新城都听到了。公社书记这样，副书记、党委委员们都多少收到过知青们的礼物，也都替有关知青讲过话。
除了公社之外，大队书记那里也很关键，也要送礼。基层不推荐你，就上不了公社党委会讨论。或者虽然推荐了你，但把你排在后面，也是没有用的。
在知青中，大干部的子女和我们平头百姓的子女是很不一样的。我们下乡后不到一年，跟我们一起到北大荒的原省委的、市委的干部子女，纷纷通过当兵，有的直接搞“特照”回城，是最早离开农村的一批知青。
当时，看到种种不公平的现象，我也很着急，我也想找个机会能“巴结”一下公社书记，以便早日脱离“苦海”。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依兰县的“梁姐”。后来她让我到依兰县城去，住在她家，并亲自带我去“弯门子”（东北人称开后门为“弯门子”），到县文教科打听当年有没有推荐上师范的，但当年推荐工作已经结束了。他们又给我介绍了公社书记的好友老段，临回大队前，老段亲自写了一封信，让我带给公社书记，让书记在适当的时候“拉”我一把。但由于我没有社会经验，不会做或者羞于“弯门子”，虽然和公社书记联系上了，但并没有“扩大战果”，当然就没有了下文。

我 1973 年 6 月报名参加工农兵大学生的选拔，当年是第一年实行“推荐加考试”。大队虽然给报上去了，但排名并没有在前面，公社这一关也是公事公办，公社书记并没有为我讲话，排名当然排在后面。之后我到县里参加了高考，考试前我认真进行了复习，作了充分准备。按说当年高考的试卷“小儿科”得很，对我这个杭二中的老高中生是绝对没问题的，考后自我感觉良好，但令人气愤的是张铁生的一张“白卷”，打碎了我上大学的“美梦”。事实是无论你考得怎么好，考试成绩实际上没起任何作用，录取的标准仍然是“推荐的顺序”加“政审”。加上当年我父亲子虚乌有的政历问题还没有结论，也是我落榜原因之一。这是我事后向有关人员打听后才得知的。

1976 年 6 月，我以民办教师的身份再一次报名参加高考的选拔，因为我工作出色，三安大队和学校都极力推荐我。听说我当时在报名的公社小学老师中（注：三安学校初中当时也归公社中心小学管）排第一名，很有希望。但由于我没有做上层功夫，在公社党委最后评议中，又被挤下去了。高考推荐再次失利，我心灰意懒，回学校后独自喝了一瓶酒，醉了。
1977 年，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感谢我们党粉碎了“四人帮”，感谢党的“拨乱反正”的政策，给了我一次真正凭自己实力参加高考的机会。当年允许 66 届、67 届高中生参加高考，婚否不限。自此以后，我白天教书，晚上在蜡烛下复习迎考（注：当时黑龙江农村晚上常常停电）。1977 年隆冬时光，我先后通过在公社的选拔性预考，到依兰县参加高考，体检，接着回三安学校，边上班，边等待录取通知。
1978 年春季学期开学了，我被调到平原中学上班才一个月，接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被录取到佳木斯师专数学专业。在平原公社众多参加高考的知青中，我是第一个收到录取通知的，而且录取的是本科。虽然录取在佳木斯师专并不是我当年高考的第一志愿（其实我的第一、第二志愿都不是师范，而是医大）。但像我们这些大龄考生，无论考得怎么好，事实上也只能录取师范了。不过上大学终究改变了我的命运，因此不管怎样，我都感到满足。
后来我听说，在平原中学当高中老师的知青录取上大学先后走了 6名，除我之外还有张露、张绪培、刘睦安、王钢、夏学平等，当录取大学的知青走后，平原高中几乎要“瘫痪”了。
1978年3月的一天，我结束了九年的知青生涯，告别了平原的乡亲，前去佳木斯的大学报到。
2022 年 8 月

我在平原工业

原平原公社新民大队知青  徐至仁  
我于1969年到平原公社新民大队插队，在生产队的劳动过程中，深深体会到农业生产技术的落后与劳作的苦累。第二年，我因修复旧发电机并用柴油机带动发电而被抽调到平原工业工作（当时新民大队没有通电）。
我在平原工业时与程奇、郑纪蛟一起缠绕了电焊机，开始了本地农机的修理工作。不久，单位选派我到依兰粉厂及县三粮库进行三个月的培训。我在老师傅的帮助下修理了老式皮带车床、刨床和台钻。回到平原工业后，用带回的设备建立起平原首个机械修理车间，修理的项目就是当地农村日常使用的各种农机具，大至拖拉机、康拜因，小至锄头、镰刀、四股叉。农业要发展，服务于它的工业基础就要有所提高。平原工业原有铁匠炉，基本上是手工作业的挂马掌作业。锻件如果较大，就不能靠手工抡大锤，需要有机械锻造能力。我们就用废旧重柴油机曲柄、连杆制作了两台板簧锤，大大提高了锻造能力，也为日后的新产品如镰刀、豆饼刀、马拉牵引犁等农具的生产提供了保障。
当时平原公社没有食用油加工能力，要用马车将大豆送到三道岗或道台桥的油厂去换回豆油、豆饼，去一趟有时花一整天的时间都不够。领导决定要建油�P，但困难不少，作为车间主任的我感到压力巨大。之前我通过兄弟姐妹的帮助，自学掌握了许多大学教材上的材料力学、理论力学、金属材料、制造工艺等等知识，运用这些知识，我计算出轴、轴承、皮带、齿轮等等工件的参数，设计安装位置，成功地办起了初始的机械油厂。初时的油厂压榨是靠碗口粗的丝杆、螺母来进行的，工作中要五六个人合力搬动或卷扬机拉搬杆，一次最多只能转动90度，费力还不安全。我在依兰县培训期间曾参与了县液压油厂的制作并与省鉴定验收组人员交流过，了解了不少细节。便向公社领导建议，主动承担起当时算是先进的油厂建设。每天晚上，我通过各种方案的不断比较与测算，对各种零部件的强度和刚性进行校核，终于开始画图及制造。机械制图不难，中学就学过立体几何，无非是三向视图。有人说知青脑瓜好使，其中辛苦只有天知道。机器制作终于完成，试车那天，公社主管工业的领导到现场观看，欣喜万分，对项目高度赞扬。后来我曾想搞国内更为先进的浸出法取油，出油率更高，但限于防爆要求及豆饼是生产队喂牲畜的主要饲料等原因，方案没有上马。
砖一直是最基本的建筑用材，盖房建屋有大量的需求，但都要从远处购返；不少生产队要撘火炉、火墙，也需要机制砖。我参考了各式砖机与工艺，制作了一个小型制砖机，日产量能达到一万多块砖坯。机械设计虽然说有点繁杂，但难度不大，主要是动力问题，取土造坯点没有交流电，因此就用柴油机来带动砖机。从此有了平原首个机制砖厂，公社文艺宣传队的不少知青都曾经在砖厂工作过。因为砖的需求旺盛，六合大队也购买了我们制造的制砖机，自己办起了小砖厂。
平原工业一步一步地发展，相继又办起酒厂、粉条厂，我虽然不懂曲种、发酵、制粉等等特色工艺，但我所在的机修车间为他们的生产设计提供了粉碎、传输、研磨等机械设备，提高了生产效率。其时我参加了依兰县首届科学大会，被评选为先进个人。
后来公社机站与工业一部分合并成立了平原农机管理服务站，我也被调到农机站，任生产调度，负责全站各部门的生产安排，兼管设计制作。在此期间，我设计了三级暖风冲天炉，开始较大规模的农机具铸造。我赴外地调研测绘仿制了动力铡草机，不但解决了本地喂马的需求，不少零部件还在县农机公司销售。我仿制了脚踏动力两用小型打稻机，研制出动力脱粒机，在县内外均有销售。工作期间，通过考试与论文答辩，我获得了技术员的任职资格。
1985年后我通过人材流动获调回杭州，在水泵制造销售系统工作，虽说后来获得了助工、工程师任职资格，也获得过省、市科技进步奖，但让我魂牵梦绕的仍然是平原公社的那片热土，是纯朴的乡亲们对我的期望，总觉得自己才疏学浅，未能做得更多更好。


2022年9月18日

有两件事，值不值得写？
原平原公社四合大队知青   金海腾

一

1974年8月，我们依兰有一部分杭州知青，出民工去修铁路。这是毛主席批准的全国第一条支农铁路：福前线，福利屯至前进（兵团6师60团），穿越三江平原腹地。我们依兰去的，分到了哈铁福前线工程指挥部第二施工队，是直接铺路的。1974年年底前，大会战铺轨55公里。历时一年半，知青全部退回县里。

个人的经历：时至1976年底前，四合大队仅剩我一个人，由于成分不好，四次入学、招工均不能去，实在走不了。生产队的收入，十个工分只有四毛钱，当地农民日子也不好过。秋收以后，改选队长，社员几乎一致推选我为二队队长。每天晚上，一些年轻的社员来找我聊天，怎么改变二队的面貌。我也愿意接任队长，反正也走不了。名单报到大队支部书记那里。李长彦书记找我：“小金子，你不能当。”我问，“为啥？成份高不能当？”李长彦叹了一口气，“你不是我们这里的人，你得走！”“走不了啊，我往哪儿走？”我沮丧地回答。
后来李长彦想尽一切办法，跑公社，找书记，找党委委员。也巧，我们村的陈喜庭也是公社党委委员，他的几个叔伯弟弟是我的学生，了解我的情况。最后，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把我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送进了牡丹江商业学校。

二

我想说的，还有第二件事：1976年春节后，回到知青点仅剩我一人，冬天的时候，要吃没吃的，要烧没烧的。外面零下二十七八度，房间内零下十几度，每天带着狗皮帽子睡觉，白天还要去干活，到濠沟里刨粪。趁休息的时候，去找一些树枝，到生产队的马厩里去找秸杆、羊草。三天烧一锅苞米碴子，放在脸盆里，房间里就是天然的冰箱，脸盆扣过来，一坨冰冻的苞米碴子。每顿饭劈一块，放在锅里溜一溜，就是一顿饭。村里的人，有送黏豆包的，也有送其它吃的，接济着过日子。后来有户姓尹的农民看不下去了，把我叫他家里去吃住，前后长达一年多时间，直到我离开去牡丹江商校。夏天放暑假回屯子里，我当时得了青光眼，姓尹家的老大娘，不知从哪里找了一个偏方，给我准备了一筐青皮鸭蛋带回学校。这份恩情永生难忘！1993年国庆节第一次回四合，屯子里的人都来看我，当时他们的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我去了姓尹的老大娘家，她已经过世了。老大、老四接待了我，家里仍然是一贫如洗。我把身上所带的钱大部分留下；还把身上穿的毛线背心脱下来送给他们。跟我同龄的老二，当年帮助我最大的老二不在，很遗憾。离开时，好多人送我，围住我的车，都哭了，当时的场景至今难忘！2002年春节，我带着我的几个年轻的同事回黑龙江过年。初二上午又一次去了四合，老尹家事先得知我去，杀了大鹅埋在门口雪地里。这份情真是难舍难离。我打听到老二在林口的刁翎甸子，中午驱车翻山越岭去看他，并给他带了钱。见到老二，苍老得很，倒插门娶了一个寡妇，住在小马架，一进屋酸臭扑鼻。可知他的日子是多么的艰难！我们杭州知青和东北老乡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结下的友情，真是情真意切！一份珍贵的记忆！

两次参加县“积代会”记忆
原平原公社三安大队知青  傅 诚
“文革”时期有一种会很时兴，叫做“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简称“积代会”。在依兰县平原公社插队期间，曾有幸参加县里的两次“积代会”。经反复回想，作如下记叙：
1969年5月中旬，刚到依兰平原一个多月，有幸被大队推荐先是参加平原公社“积代会”，后又被推选为参加县“积代会”代表，参加了依兰县第四届“积代会”。这是参加的第一次“积代会”。
会议连来带去三四天时间，住在县招待所。会议议程大致是领导讲话，小组发言，大会交流，推选参加合江地区会议代表等。会议结束后平原公社代表团还在照相馆合影，留下了难得的参会人员及具体时间等史料。
记得当时平原带队的是郭桂兰，公社革委会副主任，还有苑凤琴等。我们平原知青有四人：长安大队曾林、联北大队黄华、保安刘伟良、三安就是我。值得一提的是：曾林、黄华被推荐为参加合江地区“积代会”代表，不久即赴佳木斯参加会议。更可喜的是：曾林后又被推选去参加省“积代会”，此事一时在平原公社引起较大反响。
曾林后被安排到依兰县啤酒厂工作，并找了个同厂当地青年职工成家，后调回杭州富阳工作，这是后话。
言归正传，再来说说参加的第二次“积代会”吧。它的全称为“依兰县知识青年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时间应为1969年的夏天吧。住在哪里，会议过程记不清了，但有些事却印象深刻。
一个是会议讨论地点设在一所学校里。讨论中间休息时，平原自卫大队蒋子林曾在空地上骑自行车，秀起了车技，引起大家围观叫好。
再是参加会议的不仅仅有我们平原的浙江知青，还有依兰当地的知青。我们小组还有一个迎兰八机部试验厂的北京知青，好像姓彭，中等身材，大眼睛，圆脸。从他那儿我知道了江北有个八机部试验厂，并有北京知青。我后来到县里工作后还见过他几次。
那次会议我们平原公社浙江知青去了不少，除了上面说的杭八中的蒋子林，还有其他大队的。二中北安大队参加会议的知青最多，有倪耀明、蔡黎光、朱志华、赵莉等，北安大队革委会主任魏显忠也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了会议。其中赵莉的发言，讲的是赤脚医生的事，比较感人。蔡黎光，老高三的，在平原见过面。那几天，天天在一起，接触较多，高高的个子，戴副眼镜，可谓风流倜傥。他走路步子迈的不大，但速度快。时不时口中会念出一连串的俄语，令人钦佩。到县里工作的第二年，得知他为救人不幸溺水身亡，甚为痛惜，至今他当年的音容笑貌仍浮现在眼前。
那次会议后，倪耀明、邹立人、朱志华等参加了黑龙江省知青“积代会”，北安大队知青被评为知青先进集体，朱志华被评为先进个人。
往事如烟，遗忘的有许多，但有些事却如影随形，不能忘却，深深地铭刻在脑海中。
2022年1月26日






















飞 雪 接 线
原平原公社保安大队知青   许重山
1969年冬的一天，保安大队杭州知青A君走进大队部传达室，见看电话的王大爷在不停地摇着电话机：“喂、喂、喂……”时而还嘟哝着“真急死人了”。 A君问他怎么了，“电话不通了。”大爷焦急地望着窗外。鹅毛般的雪花大片大片地随风呼啸而下，在窗台上飞舞。他喃喃地自言自语：“这些天雪下得太大了，可能把广播线压断了。”A君经常来传达室听听广播，看看早已过时的报纸，也常与王大爷聊聊天，知道上面要求电话要保持畅通。那时平原公社与下面联系，主要还是靠电话广播上传下达。
杭州知青4月份刚刚到平原那会，1969年春苏联侵略我珍宝岛，3月份的那场反击战役虽然胜利结束，形势得到了缓和，但战事的气氛仍然很严峻。时常会听说有境外敌特发信号弹这类事，上面常有对各大队民兵发出命令执行某些任务。8月份保安大队部分知青还在传达室昏暗的煤油灯下写血书要求参加民兵……在这种形势下广播站电话必须畅通。现在又下这么大的雪，不知道哪儿会受灾。前几天就听说有大队的马号被雪压塌了……上面需要了解下面各大队的情况，电话广播畅通的重要性自然就不言而喻了。
A君不及告诉大爷就急匆匆地走出门。冒着大雪沿着广播线寻找断头，来到村西边也未见到。只见广播线延伸到漫岗的大田里，正是往公社的方向，此处漫岗方圆几里，村边到岗顶约两里路。满天飞雪吞噬着大田和电线杆，能见度只有六七米。大田被厚厚的雪覆盖着，人一踩进去雪没到膝盖处，垄台垄沟，一高一低，每走一步都很吃力。仍不见断线，终于到漫岗顶，这里是一片灌木丛，长满低矮的柞木、荆棘等，此时被雪埋得几乎看不见枝头。看似平坦的雪面，有的地方下面暗藏着深浅的坑，一脚踩下去雪没上腰间。岗上风大，飞雪更急，每走一步，就要被灌木丛挡住，似乎不让他往前走。尤其是荆棘丛死死地抓住裤子不放，有时还伸出长长的刺藤在眼前晃来晃去。A君大口地喘着气，狗皮帽周边挂上了冰柱，睫毛上也挂上冰渣，迷住了双眼，不得不随时用手闷子擦掉。脚下被压着的雪似乎也不服气，一个劲地往棉农田鞋里钻。岗上仍不见断头线。“是不是电话机坏了？”A君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不过还是继续前行，翻过岗顶，沿着斜坡往下，快进入自卫大队的大田了，突然看到一个斜坡上有一条下垂的广播线，断线头被埋在厚厚的雪里。几步远处一根碗口粗的电线杆耸立在雪地里。走近看，是一根粗糙的树杆。树杆靠顶部有一个磁瓶，上面还绕着剩下的另一个断头，其后的广播线仍紧绷着。A君决定爬上树杆接线。
A君用戴着手闷子的右手抓起地上的线头，这才发现是裸露的铁丝线，拉起它沉甸甸的。为便于爬树，将断头线缠在手腕臂处，脱掉右手套准备爬树。爬树他很在行，在南方老家砍柴常爬树，手脚并用爬树杆。可这会越往上爬，手臂感觉越重，往上爬越难，等爬到磁瓶处，手劲已不足以将线头拉近。再看磁瓶，断头线很短，手又冻得不行，根本无法与手中的线头相接，只得滑下树杆。
到地面稍观察一下，第二次徒手爬上树杆，脱下手套将磁瓶上的铁丝小心解围。线头多出了近13厘米左右，A君心想这下可以相接了。可是解开的线，手拉着它非常吃劲，又费劲将线重新绕到磁瓶上，等待相接。
了解了树杆上的情况，A君还是想在杆上接线，他再一次拉起地上的断头铁丝，第三次爬上树杆，腾出右手解开磁瓶上的铁丝。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想得太简单了，别说接上它，就是手拉着它都难。爬在杆上两只手无法承受两根断头线的重力。无奈线都落地了，接线失败！
地上的两根线头相距一些距离，A君决定先接上它们再说。他将一头线缠在手腕处，再去拉另一头线，将两根线拉在一起。脱下手套将二根线相接，可刚一碰上，手被电狠狠地打了一下，直发麻。本能地丢下线头，A君定了定神，凭着对电知识的了解，又抓起线头不顾一切地将两断头线接上，又仔细地检查了一下，确信接线不会脱钩，才放心下来。此时发现手几乎冻得不能活动了，睫毛上挂满了冰渣，狗皮帽周边的皮毛也变得硬邦邦的。
线接好了，不可能放到树杆上去了，但也不能让它躺在地上。A君环顾四周，起身到附近看看，能否找根树杈。幸好，终于找到一根锄把粗细的树枝，两米长左右。他将铁丝放在树杈上，并竖起它靠在电线杆上。直到此时，A君才深深地松了一口气，雪似乎也小了不少。
A君回到大队部传达室，淡淡地问了王大爷电话通了么？他说通了。A君的脸上露出了从心底涌出的愉悦。之后的半个月，他的双手尤其是右手提一只空桶都困难。
“我是一名共青团员，应该去做。”这是他想的，也不想让周围人知道，怕引起麻烦，这或许是经验……这对他来说，这种宁静是一种坚守，是一种享受，更是一种历练。
2022年2月15日

水库工地上的杭州知青

             原平原公社联北大队知青   夏晓明

依兰县新立水库，位于牡丹江右岸，二级支流中心河上游，地处依兰县道台桥镇新立屯附近。
水库坝址以上集雨面积83平方公里，始建于1956年，1976年投入使用至今。设计总库容2330万立方米，汛限水位144.35米，库容1251万立方米；现有水位143.75米，库容1012万立方米。水库防洪可有效保护下游14个村屯、人囗4600人和耕地4.5万亩，承担着灌溉下游8500多亩良田，护佑着水库周边，以及下游百姓的幸福与安康，改变了依兰县平原公社因缺水无法种植水稻的状况。
当时大坝上游护坡工程存在安全隐患，下游坝坡抗滑稳定性不合规划要求，部分坝段附近坝体与坝基接触部分有机土渗透系数偏大，溢洪洞及输水洞结构老化破损严重，金属结构锈蚀老化已超过折旧年限，严重影响下游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为此，国家拨款并抽调大量的技术人员，为新立水库进行除险加固。
1970年4月，春寒料峭、乍暖还寒的季节，我们依兰县各公社抽调了大量知青，组织了“知青连”，并和当地各乡各屯的农民工，集合在新立水库工地，进行水库坝体的加固、加高、面板衬砌、闸门浇筑的工程。
从1970年开始，光是平原公社的知青就有100多人分期分批，参加了新立水库的建设，其中有一部分知青，参加到水渠延续开挖的工程队伍中。在水库工地上，最多时约有四五十人在辛勤劳动。基本上以南片知青为主，包括新安江知青。当时参加新立水库建设的知青有繁荣、李家、六合、吉兴、卡伦、长青山、双福、红卫、联村、中心、四合、协力，及新安江知青点的张家、长胜、林场等大队。

知青是当时的主力军，这些十八九岁、二十郎当岁的年轻人，姑娘小伙正当年，正处在人生最美好的青春时光。由平原公社吉兴大队的知青方建平为知青突击排长，带领着一帮同龄人，在大坝上给坝体加固，加高，为闸门浇筑备料，挥汗如雨地奋战在工地上。大坝左岸的小山包，就是取土筑堤的材料场，洋镐、铁锹、土筐、有轨小翻斗车，是他们最重要的劳动工具，肩挑，人抬，手挖，镐刨便是他们简单繁重的劳动方式。“知青突击排”和“知青尖刀班” 两面红旗，在呼啸的寒风中猎猎作响，在不算太耀眼的阳光下红得乍眼！

东北的4月份，仍是寒气逼人。春天的大风，带着骇人的啸叫声，肆意地往人衣服里钻。你想躲过寒冷，就必须抡起手中的铁锤，使劲儿的砸向地面上的大石头，将其砸成核桃般大小石子，以后在浇筑大坝坝体和水闸门时，必须要用到这些石子。在知青和当地的民工每人身边都有一个斗，用来装盛打好的石头子料，每天必须要完成一斗，或两斗的工作量。呼啸的寒风中，夹杂着乒乒乓乓砸石料的声音，形成了世上绝无仅有的劳动交响曲。
风，吹开了手上的裂口，吹黑了面孔，还直接将砸碎了的石头粉沫，吹的满头满脸。人们只顾闷着头猛干，谁还顾得上自己的形象？干热了，出汗了，只须抬手用袖子擦去脸上的汗水，谁知却留下满脸的黑白道道，好像是戏里的大花脸。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知青们克服重重困难，干起活来仍是生龙活虎，争先恐后，你追我赶！在整个新立水库建设的过程中，最危险的工作，就是用炸药开山取石。首先要进行的是用钢钎打炮眼，一人掌钎，一人抡起十八磅的大锤，砸向钢钎。这是一个技巧加力量的活，两人中只要是一人思想不集中，分了神，大锤便砸歪，甚至是砸伤掌钎人的胳膊。可如果因害怕，战战兢兢的不敢抡起大锤往下砸，那炮眼就无法打成，说白了，在抡大锤和掌钎的之间，存在着一种高度的默契和一种豁出去了的感觉。这些知青艺高胆大，甚至一人掌起两根钎，抡大锤的也敢砸，耳边只听到一片叮叮当当的铁器撞击声，不大会儿，一块区域的炮眼便打成。
接下来便是点炮的程序，这种危险的工作，一直来都是由突击排长方建平和张家大队知青王德富来执行，这是勿庸置疑的！从最远处开始，逐渐往最近处点，因此，必须精准算出导火索燃烧的时间，留出安全距离，等导火索全部点燃之后，大家撤回到安全地带，还要在心里默默地数着炮声响了多少下。有一次，爆破结束后，发现了一个爆破点出现了哑炮，方建平迅速奔向哑炮点，发现导火索还有火花冒出，说话间，方排长一把将导火索薅出，就势一矮身子，落地十八滾，避开了危险的区域。一段时间后，终于安全地排除了危险。
在修筑大坝时，张家大队的知青大王（王德富）、协力大队的二迷糊（孙文华），是一对搭档，身强体壮，不怕苦不怕累，勇挑重担。一块大石头份量约有200公斤左右，王德富总是主动要求抬后扛，因为大坝坡度比较陡，石块的重量必然就压在了后杠上，这充分体现了当时知青那种勇挑重担的精神。挑土方的知青自然也不甘落后，一对大土篮子装满了土后，足足有100多斤，可这帮小伙子，偏偏要挑战四大土篮子的份量，上坡下坡，你追我赶，扁担挑断了，换一根继续干，直至用两根扁担绑定了担起土方，争先恐后地冲向前方。到底是什么，使得这群年轻人这么不惜力气，这么不要命的干活？他们是为什么？往大了说，是为了祖国的建设；那往小了说，究竟又是什么促使这群年轻人这么拼命？其中有位知青，无言的抬颏往前一指，眼里流露出一丝自豪的神情，顺着他的目光往前望去，两面“知青突击排”、“知青尖刀班”的红旗，在阳光下傲然挺立，在劲风中猎猎舞动。刹那间，我感到一股热流涌动，撞开了我的心扉，我明白了，这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一种荣誉，一种自豪，更是一种，只有青春才能赋予的满腔沸腾的热血！
但到了晩间，这些年轻人躺在炕上时，便会想起自己今后的出路，命运，前途。有时也会想起远方年迈体弱的父母和家里的兄弟姐妹，每当此时，心里便会生出一种痛不欲生，撕心裂肺的感觉，让人想哭……
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有人哼起了知青小调：“插队的人归来，杭州是这陌生……”开始是一人哼哼，慢慢的引起了共鸣，变成了小合唱，最终演变成了群唱，甚至是毫无乐感节奏的嘶吼，这是一种歇斯底里，抓心挠肝的宣泄。

在那个年月，没有电视，没有手机，文化生活极其匮乏，知青们只能自娱自乐。长青山大队知青胡学礼，在工作之余，躺在炕上，抱起了右腿当琵琶，嘴里一边“噔格哩格噔”的模仿着琵琶的弹奏声，一边“依依呀呀”的用不太标准的吴侬软语，唱起了苏州评弹，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而那边，红卫大队知青何欣，虽然身材单薄，却有一双修长的手指，是块搞音乐的材料。一有空，就拿起心爱的小提琴，一首《三套车》的旋律，便从何欣那修长而熟练的指间缓缓流淌而出，这首优美动人的俄罗斯民歌，带有些许压抑的曲调，顿时，引起了知青们的共鸣：“冰雪遮盖着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如今，忧郁的歌声仍在脑海里回响着，可胡学礼和何欣两位兄弟，却早已远离我们而去。

此时此刻，我们在这里，用回忆和记录的方式，寄托了大家对他们的怀念和哀思。安息吧，兄弟，你们的青春没有蹉跎！
参加水库建设的人员来自四面八方，生活习俗也各有不同，在伙食方面，酸甜苦辣各有偏好。俗话说，众口难调，特别是知青这帮南方人，1969年下的乡，1970年就来到新立水库参加重体力劳动，北方的口味，还无法适应，这会直接影响到工程的速度和进展。指挥部的领导们，经讨论协商后，特任命平原公社中心大队知青钱却利，来担任新立水库食堂的伙食管理员。钱却利上任后，想方设法改善伙食，他甚至利用起食堂周边的空地，买来菜籽，散在空地上，不几天就窜出两寸左右、绿油油的青菜苗，南方人称其为毛毛菜或瓢儿菜，用来做成菜汤，免费供应。为了改善伙食，钱却利还让大家十天半拉月能吃上肉，这在当年，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到了1970年底，食堂年终结账时，账面上居然还有盈余。钱却利经过与各级领导沟通协商后，最后以各位知青出勤数多少的方式，将食堂盈余的钱全数返回给大家，这笔钱虽然不多，知青们已经心满意足了，从这样一件事中，更能反映出知青们在做事方面的认真负责和光明磊落，胸怀坦荡！
有人把新立水库比喻成一根纽带，将参加这项建设的南、北片知青和新安江知青串在了一起，通过了一段时间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彼此之间加深了了解，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消除南片知青（街道）与北片知青（学校）之间的隔膜。
新立水库有一堤坝处，是大家都愿意去洗衣服的地方，这个地方水流较缓，是个活水区，水清见底，并有许多踏脚的地方。
那天钱却利也端盆前去洗衣服，却不知咋回事，脚一滑，仰面跌进了水里。钱却利是个不折不扣的旱鸭子，不会水，心下一慌，手脚并用乱扑腾一气，眼见越扑腾越远，此时正赶上长青山知青陈刚也前来洗衣服，发现此情况，一开始还以为钱却利在练狗刨式呢，再仔细一观察，发现情况不妙，陈刚连衣服都没脱，一个猛子扎进水中，一手捞起了钱却利。从此，钱却利见人便说陈刚是他的救命恩人！
还有一次，长胜大队一名女知青在堤坝下洗套鞋，一不小心，失手将套鞋掉入水中，一阵风吹来，套鞋像小船似的越漂越远。当时有几名男知青也在堤坝下洗衣服，见到此景，林场大队知青马兴忠，毫不犹豫的跳入水中，将套鞋捞回。当时已是10月的天气，东北的气温，已接近零度左右，水面上结了一层冰渣，真的是寒风刺骨，冻彻心扉，在水中还好，到了岸边，被风一吹，立马就冻得嘴唇发乌，浑身颤抖，最终找卫生员打了一针强心剂，这才慢慢的缓了过来，有惊无险。

一天晚间，大家都躺在炕上闲聊，偶然发现墙上挂着一支水牛角，大家都知道，那里面装的是打猎用的火药，知青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讨论着它有多大的威力。此时，有人拿起一只空酒瓶，把火药倒了一点进去，“谁敢试试？”大家你看看我，我瞅瞅你， 谁也不敢轻举妄动。这时有人说：“往瓶子里投一根烟头，不就知道了。” 说罢，将手里快要抽完的烟头，往玻璃瓶里一塞，还没等他转过身来，说时迟，那时快，一股火焰窜出，只听“轰”的一声，灯光应声而灭，在一片漆黑中，突然传来一阵哭不像哭、笑又不像笑的嚎叫声，“喔唷…呵呵呵呵！……”大家紧忙掌灯查看，只见他那瘦小无肉的屁股上，满是晶晶亮亮的玻璃碎片，血流不止。最后，到卫生所作了简单的包扎，对外只能说是晚间上厕所时，滑倒被碎玻璃扎伤了。当晚睡觉时，他只能撅着屁股趴着睡觉了。咳！真当罪过哦，想想年轻时也真能作……

参加新立水库建设的，还有一帮人数比例不小的女知青，她们干起活来，决不比男知青逊色，不论是砸石料，挖土方，推小车，包括下水作业，一点也不含糊。可她们也有难言之隐，女孩们每月都有生理周期，不便下水，不能受凉，更不能劳累，但又羞于在人前启齿。当时，每天的工作，都由排长方建平来统筹安排，由于方排长自己也是个未经人事的毛头小伙子，不知道其中的奥秘，常在给女知青安排工作时，闹得不欢而散。后来此事反映到指挥部指导员那里，在一次晚饭后，指导员约方排长一起散步，说清了女知青的特殊情况，方排长这才恍然大悟，并约定，今后再有此情况发生，只须做一手势，双方也就心照不宣，免去了许多尴尬，彼此皆大欢喜！
提起突击排排长方建平，这是个对工作极其认真负责的人，干起活来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是个绝对的工作狂，中等个儿，墩实的身材，一身的犍子肉，散发出一股浓郁的青春气息。从外表看，方排长似乎是个粗人，可他的内心却是无比柔软善良，且细心的人。他最大的缺点，便是见不得弱者的眼泪，特别是女性无声的抽泣……他不善于在人前表白自己，常把工作和生活中发生的不快之事，深深地压在心底。只有在拼命的、超负荷的劳动中，才能减轻所有的压力。所以，只要是哪里的工作最繁重，哪个环节缺人手，那里就会出现他的身影。
1970年底，快过年了，仍然有一些留守在水库工地过春节的知青，他们是：繁荣大队：黄定一（男）、王桂珍（女）、吴英（女）；吉兴大队：方建平（男）、陈念慈（男）、贺达生（女）、叶天福（男）；六合大队：王炎（男）、徐荣根（男）、陈永祥（男）共10人，七男三女。当时陈永祥是水库指挥部的后勤人员，水库工地平时用电由柴油发电机发电，指挥部有规定，每天晚上九点，必须要停电闭灯。可在1970年的年三十那天晚上，工地领导为了增添节日气氛，延长用电时间，指派陈永祥协助电工发电。一直发电到后半夜。送去了一片光明，也给大家增添了节日的温馨。
也是在那天，同是远在天涯，远离父母的这群羽翼未丰的年轻人，很可能是人生中第一次在异地他乡过春节。在酒精的作用下，唱啊，跳啊，喊啊，尽情的宣泄，不要命的往嘴里灌着东北的烈性酒，平时工作上和生活中的紧张，压力，痛苦，烦恼，都在此刻一泄而光，随之而来的便是真实的人性大暴发，在一声：“妈妈，我想你……”的哽咽声中，想止都止不住的眼泪，像喷泉似的一涌而下……那天晚上，大家都喝多了，有的喝醉了，喝的酩酊大醉，不省人事……
1970年10月，新立水库的东水闸开始浇筑。这是整个水库工程的关键，重中之重。方涵闸门尺寸2米x2米x1孔，闸底高程139.80米，设计洪水泄洪流量为16.79m3/s，校核洪水泄洪流量18.51m3/s。浇筑工程必须要一次性完成。新立水库会战指挥部，为闸门浇筑专门召开了动员誓师大会，主要工程技术方面，由黑龙江省水利三处负责。依兰县水利科负责监管，知青们负责沙石料和混凝土的搅拌、运输工作。当时工地上只有一台混凝土搅拌机，为了工程的进度和质量，还需要在大铁板上人工拌料，进出料也都是用两轮小推车往返推送在139.80米高度闸门，45度带弯角的陡坡上。知青们五人一组，把混凝土推送到闸门模板的上端，连续工作近40个小时。进料，出料，井然有序，一丝不苟，大家喊着号子，推着车子一路小跑，谁都不甘落后，你追我赶，热火朝天。食堂送来的大米饭、白面馒头、红焖肉谁也顾不上吃，一直坚持干到整个浇筑工程结束为止。

可经过近40个小时的连轴转，没得到很好休息的知青们，却在完工的同时，一个个累得倒在工地的背风处，在寒冷的气温中睡着了，把省水利三处的工程师和一帮技术员以及指挥部的领导们看的心疼不已，纷纷脱下身上的大皮袄、棉大衣，盖在了这帮年轻人的身上，并指示工地卫生所，随时注意知青们的身体健康状况，不能出任何差错，吩咐食堂的师傅们，一定要提高伙食质量，好好的犒劳这些忘我的、远离家乡的知青们。

而那些走南闯北，为祖国大小水利工程付出过汗马功劳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热泪盈眶地望这些酣睡的知青们，由衷地感叹道：“在我几十年的施工生涯中，从未见到过这些干起活来这么不要命的年轻人，这帮杭州知青真是好样儿的……”
此时此刻，我不由得想起了《北大荒人的歌》里的一段歌词：“你的果实里，有我的生命，你的江河里，有我的血液……”
阳光总在风雨后！
知青精神永存！
谨以此文献给曾在新立水库工作奋战过的知青战友们！
作者附注：《水库工地上的杭州知青》是以马兴忠写的《永远的丰碑》一文为基础，辅以曾经在新立水库工作过的多位知青朋友提供的资料，形成了这篇文章。在此，感谢为此文章提供资料与建议的陈永祥、方建平、李茂祥、钱却利、徐荣根、马兴忠等人以及广大知青朋友！
2022年2月20日

依兰插队二三事

原平原公社保田大队知青   邵柱柱

   公元1126年，中国北部的女真人南下，汴京沦陷，刚刚登上皇帝宝座仅仅一年的钦宗赵桓只好率百官捧呈降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靖康之难”。隔年4月，金兵押解徽、钦二帝和随从千余人及金银珠宝北行。1130年7月，金兵押解二帝自松花江上游乘船而下，46天后，到达五国头城——依兰。
时光流转，我们在1969年4月8日，600多名杭州知青坐一个专列，在４月11日到佳木斯站下了火车，上了几十辆汽车，在料峭的春风里跑了六七个钟头到达了依兰县。
汽车直接开到平原公社，有30人被分到保田大队，杭大附中老三届有25人，另5人分别是外语学校、杭二中等校的，从此开始了我们的插队落户。每个小队分配人员如下：

    一队：石永利、肖鲁伟、符玉龙、焦新新、闫晓昭、黄百炎、朱晓虹、朱晓阳、柳闽南、张增生、薛保平、陈小杭１２人；

    二队：郁昭陵、黄百铭、陈武强、陈北京、郑锡宁、苏凤翔、王铁成、王晓华、邵柱柱９人；

    三队：郑建中、葛小泠、占珠儿、任伟德、任伟仁、焦又新、陈求、杨卫平、张蜀平９人。

    刚下乡，和农民不一样，知识青年由国家供应口粮，过了年就和大队农民一样了，以后有病退、上学、当兵、上调等，队里知青越来越少，我直到1975年12月25日才离开过大队，此时留在大队还有两人。我离开依兰，是招工到佳木斯省地质第三大队，当了工人。



                      修国防公路


到依兰保田插队落户的第三个冬天到了，大家都在考虑是否利用冬季回杭探亲？但我囊中羞涩，怕回去会给家里增加负担，所以从没回去过杭州。想想往年冬天一般也就是兴修水利，政治意义不大，我犹豫不决地试探着去问生产队长同时想请假，如果还是修水利我就不要求自己留在保田过寒冷的冬天了。队长听我问，说：“你来得正好，上面来通知了，这冬天要抽人去修国防公路，意义重大，就派你去吧。”一股自豪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因为像我这样成份有问题的人，下乡连一线都没得去，父亲单位把父亲死亡结论“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寄到大队后，我愈加自卑，而现在自己也能为国防公路建设出力，这是多么光荣啊。于是马上给家里写信，骄傲地告诉母亲：今年生产队同意我去修建国防公路，原谅我不能回杭过春节了。
大队知青就我一人去。集合那天，我跟被抽调的农民一样，把被褥用化肥袋子里一装，带上管锹、镐等工具，坐上马车出发了。据说路比较远，这在情理之中：近了还叫国防公路？方向肯定要往边境去。生产队去的都是青壮农民，二小队有宋大奎和徐振峰等，小林子也去，据说他饭做得好，虽然他爹林长荣是香兰农场下放的劳改户。我自己因为下乡后一直在保田干活，还从没离开过生产队，一路上我的心中有些许神秘或者神圣，脑海中不时会闪现出笔直宽阔的公路和上面跑着坦克的画面，觉得自己也在奔赴前线。一直到天黑，马车终于进了一个小村庄，周围的小山和树林黑影幢幢。因为上级要求各个大队集中在同一天出发，所以大家一到，小村庄就人声鼎沸，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只好等安排，草草吃了饭，有人传话：今晚先暂时住住，明天再说。大家就分散跟人走了，剩下大队民兵连长和我了，他说跟着走吧，你行李别打开了，我们睡一起凑合吧？当时摸黑跟着走，也记不清什么地方了，反正一进屋还算暖和。他把行李打开，往什么上一铺，我俩就一起躺下来，盖着他拿来的被子，浑身奇痒，一股尿臊味儿，不能入睡。他见了，不好意思地说：“早上走得急，我把孩子身下的毯子一抽就带走了，孩他妈说孩子刚尿炕，我说顾不上了。”他家可是有四五个小孩的啊，我听了以后更难入眠，黑灯瞎火，人生地不熟，看着他睡熟了，我也只好强行闭上了眼，明天还要干活呢。
第二天很早我就起来了，听说村庄大队部里住的有知青，我去一看还没起来，但见炕上的枕头，上面铺着雪白干净的毛巾枕巾，这是知青无疑，听说是杭州二中的知青，但此时不便打扰。赶紧去找自己的安身之处。指挥部以生产队为单位强行安排到各家，炕上先挤满了，炕柜上也睡人，再就在外间用树枝什么地搭铺，人能躺下就行，做饭的屋起码搭两张铺，我是其中之一，反正这么多人饭要烧，外屋也冷不着。主要的是让我们修国防公路来的，所以一安顿好，一声吆喝，大家就出发去修公路。上面下任务，每个队修多少米，队里再下到个人，每人就要分多少米，大概每天七米，就是挖公路两旁的沟，沟宽一米几、深多少、底宽多少，把土挖出来往路中间抛，要匀，两边低中间高，成龟背才好。如果摊上的地段好，用管锹切草筏和土像刀切豆腐，一下一大快，像大奎他们，很轻松就能干完了，等着验收就可回去。但摊的地段不好，石头和树根多，那就苦了，管锹没用，要用镐刨，震得手臂生疼，进度极慢，于是就和上面讨价还价，上面只好把好坏地段大家摊着来。大奎他们有时也帮我干，反正回去也没事干就是等吃饭。要说出民工，伙食还是可以的，起码管饱，一到开饭时，大家拿出来的饭盆各式各样，大的就是脸盆，刚才还看见有谁在用它洗脸，这会儿就成饭盆了，筷子干脆就是撅两根树枝，吃完往灶口一扔，省洗了。最盼望的就是烙油饼，太馋人了。小林子在香兰农场也是做饭的，这时就大显身手，他面食很拿手，我早回去有时间就看他擀面条，真和筒儿面差不多，他说现在不吃的要晒干的，后来也没吃到，怕是让领导送人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没有惊心动魄的事发生，大概一个月左右，等到任务完成，要收工回家了，做了一顿好吃的，还有酒喝，有喝多了的，走时只好把他抬上马车，就那么放横倒在杂七杂八的行李上颠着，毫无知觉，路上不时有好心的人提醒：别让他冻着，醉的人冻死都不知道冷。
出民工和在生产队出工一样记工分，我至今不知道这条国防公路在哪里？看现在国防建设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和当年不可同日而语，真心为祖国感到骄傲。

                     

为人师表难

我回杭州后从事企业职工教育工作，就不时会听到有人叫我一声“老师”，这使我汗颜，其原因是难为人师，为人师表难。
第一次汗颜就是在依兰平原公社保田大队插队的时候，那年生产队里一位民办教师要复习功课考大学，央求我替她的课，说是教小学二年级的语文数学对我这位城市来的“老三届”是绰绰有余的，何况又是杭大附中的“老三届”。我于是不能推却就扔下锄头走上了讲台。面对台下一双双黑眼珠里透出的新奇和不安，我觉得点名可以相互认识和融洽关系，没想到才点几个名课堂里就乱了套了，原因是我的“杭普”话念姓名是王和黄不分，赵和曹不分，富和福不分……学生“抗议”我乱改爹妈给他（她）们的名字，于是我只好让这些鼻涕娃自报家门对号入座，并且不得不承认他（她）们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说的普通话比我这个“南蛮子”是圆溜溜的标准，老师我只好学聪明，让一位发音特标准的好学生做助教，由她领读课文或是纠正我的发音。十天课代下来使我受益匪浅，也让这些北大荒的学生开了眼界，老师居然把两个不同的字念成一个音。
这次当老师对我有深远的影响，我后来到地质队爬山找矿，队里搞职教，领导听说我在农村当过老师，便赶鸭子上架让我去给待岗的职工补习语文。这次语音上的笑话降到了次要，因为地质队员来自五湖四海，南腔北调，他们也没资格笑话我，问题出在这些学生都有丰富的阅历以及对知识的追求。遇到问题喜欢打破砂锅——纹（问）到底。一次我按课本要求讲信封上的称谓应该是写同志收，这是给投递员看的。学生说不对，他们写“大爷、大娘、大姑、二姨……”不也都收到了吗？还问我给自己的妻子写信是不是称同志？我说是的。他们哄堂大笑，最后我只好以约定俗成暂时说服了大家。当我讲到“面善”这个词有表示面熟的意思，学生就大为惊讶地说怎么可能，最后查词典才得以证实。要命的是下了课有位女学生对我说：“老师，你今天穿的是新衬衣，还没下过一次水呢。”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料子上的粉笔线还在呢。”观察如此仔细，使我想起自己的不修边幅可真是要汗颜了，为人师表难啊。由此迫使自己加紧学习充实知识同时也注意文明礼貌，和学生的无拘无束也加深了相互间的友谊，当我将要离开上最后一堂课时，大家一定要我用地道的杭州话给他们念一篇课文，我选择了鲁迅的《社戏》，同时突然冒出一句：“失去的才是最宝贵的。”以为自己从此不再和教育有缘。
而今蓦然回首发现自己又身处职工教育战线了，久违的“老师”称呼又不时能够听到，然而每次听到都使我有一种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觉，以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速度，相比之下自己的知识是捉襟见肘，怎么敢为人师？所幸现在的人称我老师，都知道我虽然是假冒但绝不是伪劣产品。也好在人生难离书，处处有老师，人称我老师我也可以称人老师。三人行，必有我师。

                    

大草甸子的记忆

在杭州，每当我们相聚在一起，几乎都会回忆起黑龙江插队时的生活，其中最难忘记的是村子东面的大草甸，其实那是一片沼泽地，再往东是倭肯河。当春天来临时，我们会像学生时去远足一样到大草甸去玩，到秋天，大家一起去割草。陈武强说：有一次雨下得好大，往回走的时候浑身都湿透了，冷得直打哆嗦。不知是谁起的头，哼起了《长征组歌》中的《过雪山草地》：“雪皑皑，野茫茫……”合唱的人越来越多，不由得心中升起一股豪迈悲壮的情怀。她还写有一篇《愤怒的小鸟》，其中写小鸟对大草甸子的依赖，充满感情，让人难忘。只可惜小鸟再愤怒也无济于事了，它赖以生存的草甸子现在已经全部被开垦了。
农村的草甸子也应该像城市的肺，如同我们杭州的西溪湿地吧？但当时的人们为温饱所迫可能还不能意识到这点，虽然大草甸已经在不断地慷慨地奉献着耕地、水资源、盖房子的羊草以及柴草等，但人们还不断地向它索取，直至它不再存在。没了大草甸子的村庄将无法呼吸，一想到这些，我就不忍回去，只能把记忆留下来。
从村里去大草甸大约要一个多小时，开始还有路，后来路就没有了。我现在已很难记清去了几次，反正为玩儿去过、打草去过、抓赌去过，春天去过、夏天去过、秋天和冬天都去过，面对大草甸的原生态，一切世俗都被抛弃，只剩下了人和自然。可惜，让人赖以生存的大草甸子啊，现在只能存在我的梦中。
记得有一天傍晚，天要下雨的样子，大队干部突然到我们知青点派工，说是去抓赌，说有人从草甸回来报告，赌徒刘某某晚上会宿在倭肯河边的渔亮子（打渔人住的窝棚）。刘是赌博高手很有名，外号刘小哭。于是我们跟着队干部出发了，这时候天色已经很阴沉，但队干部说这样才好，刘因此不会离开。只是苦了我们几个还走不惯荒路，更何况是还要走夜路，好在当时年轻又有热情，终于跌跌撞撞进了大草甸，天色更暗，黑压压的云层饱含雨水垂挂下来，好像离头顶不远，用手都可以摸着，从来没想到天会离我这么近，极目远望，天地连成一线；从云缝隙中偶尔透出的光亮让大草甸只显出个轮廓，光怪陆离、忽隐忽现，尤其是沼泽地里还不断传来“咔、咔”的吼声，在空旷中回荡，很是神秘，农民说这是大黑鱼在叫。我猜想听这声音这鱼应该很大了，起码要比杭州“玉泉”池里的鱼大，内心很想去追溯这吼声的源头，但我们是有任务的，而黑夜中的大草甸也带来了些许恐惧，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到了渔亮子，刘小哭跑了最后没抓住，这不重要，以后可以再抓，但这天晚上的像浓重水墨画一样的大草甸却让我再也忘不了。
春天的大草甸充满活力。捡野鸭蛋最有意思，俩人拿一长绳，从草甸上掠过去，有野鸭趴窝就被惊起，顺绳子过去就能找到蛋。那时的倭肯河是多么原始啊，我们还看到不少大鸟，其中有白天鹅，数量还不少，当时心里竟然还会有抓住吃它的念头。甸子上有很多黄花菜可摘，运气好能找到一种蘑菇，农民叫它花脸蘑，吃起来很肉头、很香，有趣和奇怪的是它按圆圈生长，发现一个就能找到一圈；在水沟里有很多的小龙虾，但当时我们却不吃，所以不抓。小胖子（郑锡宁）说：“倭肯河水炖鲶鱼绝对美味。”可惜我当时没吃着，以后吃过茄子炖鲶鱼，倒真是咋吃没个够。
夏末和秋天开始，人们就惦记着去草甸打草。草甸长有一种质量很好的草，发音叫“羊草”，盖屋顶最好不过，冬暖夏凉。还有乌拉草，属东北三宝之一，其他再不济的草就当柴草了，打完就码堆，到冬天来拉。我总瞎想，大草甸越来越小，人越来越多，柴草能够吗？
冬天的大草甸一片荒芜和苍茫，大地结冰，马车也可以进去拉柴草了，天冷路远又要当天返回，去拉草很辛苦，小胖子的耳朵冻了，肿得晶亮透明；也有手脚冻坏的。这时候大草甸中的水泡子也结冰了，你尽可从上面走，我曾经为了外调刘小哭的赌博证据，走近路穿过大草甸到勃利，就从一个叫“月亮泡”的水塘上直接穿过。这个水塘在夏天时是必须要绕着走的。

     生产队也组织去大草甸子开荒或打草，为了省去来回时间，晚上不回来，就找地方搭临时住宿，地方小，还四面透风，打地铺人挨人，白天如果都是男的，有人就干脆赤身裸体，虽然有人会笑，但一想这不就是地当床天当被嘛。这时候我也从一个层面上理解了为什么农村一定要生男娃，因为很多农活需要男人去干，需要儿子养老，像宿营打草这种活女的就不合适，女的一般是中午给打草的送饭，如果晚上就宿就很困难。还真有个当赤脚医生的农民，生的都是女娃，只能带大女儿出来干活，晚上只能让她睡自己里侧，这时候男的要想裸体怕是不行了。不过这也恰是面对大自然的生活原生态，大家都服从生存的法则，也没人大惊小怪。
如果把大草甸子的水排干，开垦出来的就是肥沃的黑土地！是种庄稼最好的草碳土，根本不用上肥，当时有政策开荒地头三年不用交公粮，所以周边的生产队都拼命向大草甸进军。现在听说大草甸子都被开垦完了。人定胜天？杭州经常会大热，而黑龙江却经常大涝，想必也是和这种过度开发有一定关系。

东北三宝中我们的大草甸只拥有乌拉草，把草砸扁，纤维如棉花，冬天塞到鞋里可保暖，放在胸口可防寒。人参可以不吃，貂皮可以不穿，乌拉草可以留着纪念。有一回出去旅游，导游带我们去看草原，面对稀稀拉拉的草场，有的人在手舞足蹈，我却一点兴致都没有，因为我心中的大草甸比它美多了，还不收门票。

小胖子说：“大草甸确实美好，可惜只能留在记忆中了。大草甸里的榛子、黄花菜、野鸭蛋，苹果筐里的野生鲶鱼和不知名的漂亮野花都一去不复返了。”
陈武强说：“我的故事还没完呢，让我接着讲下一段。”
那天快到中午时分，我俩来到一片很大的水泡子旁边，找了个干爽的高地坐下来休息。头上有几只不知名大鸟在盘旋，羽毛雪白，翅膀和尾巴有深灰色的边缘，很漂亮、很优雅的样子。没一会儿功夫，大鸟越来越多，就围着我俩不停地绕圈，并且叫声也越来越大，越急促。几乎遮天蔽日的鸟群把我俩吓坏了，太恐怖了，赶紧爬起来，落荒而逃。奇怪的是，它们没有乘胜追击，渐渐地安静下来，纷纷降落在水泡子旁边。
我们估计，那一带可能是它们的领地，周围茂密的草丛里一定有许多鸟窝和它们的宝宝。它们不能容忍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的入侵。
多年之后，我看过希区柯克的一部恐怖片，名字就叫《鸟》，大群的海鸥猛烈攻击人类，啄死、啄伤好多人，有个人两眼变成两个黑洞，太恐怖了。
看电影的时候我马上联想起自己的这段亲历，那感觉可能比别人更强烈、更震撼。
电影到最后也没告诉你，鸟群为什么会攻击人类。我想，它们或它们的同伴一定是曾经遭到过人类的侵害，它们是在复仇。
焦又新说：“可惜大草甸子只能留存在我们的共同记忆中。什么时候我们再去看看我们心中的大草甸子？”
记忆中的大草甸，我多么想再走进你的怀抱。没有了大草甸子，我是否还有充足的理由说服自己再回保田？


2017年3月1日

往 事 如 烟

          原平原公社新发大队知青   曹布拉

一、从少年到青年

我去黑龙江省依兰县插队时，还没有过16岁生日，那是在1969年4月。江南正花红柳绿，而北国还冰天雪地。坐上村里派来的马车，眼前是辽阔的雪原，白茫茫无边无际，神奇美丽且富有诗意。想到即将开始的人生征途，人人心情激荡，忍不住一路高歌，直唱得太阳下山，声嘶力竭，才到村里。
村里早知我们要来，书记和队长率乡亲们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场面隆重。但望着乡亲们那黑油油、多处豁口露出棉絮的破棉袄，望着村里一排排草顶土墻的破屋，尽管我们已有思想准备，却也大为震惊，想不到这里的农民生活还如此贫苦。待听了大队书记介绍村里的情况：没有电、没有拖拉机、没有水利设施，一切靠人力、有限的畜力和老天爷照应时，我们的心又往下一沉。因为在杭州时，曾有一个宣讲团到各中学宣讲，说北大荒已实现机械化和电气化，那儿的人们都是迎着朝霞、驾着铁牛在辽阔的黑土地上放声歌唱，人间乐园似的。当晚，就有女生开始掉眼泪了，次晨起来吃饭时，眼圈还是红红的。大家的情绪都有些低落。
开头的五六天，队里很照顾我们，派两个年龄与我们相仿的青年领我们干活。活儿是轻活，选选种啦，刨刨粪啦，干的时间也很短，玩儿似的，便以为北大荒的农民容易当。正好那两个青年性情活泼开朗，会说会唱，一边干活，一边说说笑笑，也挺有味道。
不久，春风劲吹，冰雪消融，春耕开始了，我们毫无准备，一下子与社员们共同投入繁忙的春耕春种。每天十三四个小时的农活干下来，人人两手血泡，累得浑身要散架似的。回到知青点大屋，吃完饭，连衣服也懒得脱，爬上炕放倒便睡。但似乎只睡了一小会儿，便听见出工的钟声催命似地敲响了，就得费力地睁开双眼，挣扎着下炕来，昏头昏脑地摸到农具，摇摇晃晃地走出来，好一会儿，人才清醒，明白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的一天又是那么艰苦。
到这时，没来之前那些幻想全消失在机械乏味的劳作中。有一天在地里干活时，我忽然想到：啊！今天正是我16岁的生日呀！我已跨进了青年时代的门槛，其标志不是蛋糕和蜡烛，而是一把锄头、两手血泡。想到母亲会八千里外为我祝福：她最小的儿子也16岁了。我心里突然有了一股冲动，很想告诉一起干活的所有人：今天是我的生日。这时队长叫住了我，说我挖的坑太浅，似乎不太符合要求。我说：今天是我16岁的生日，我想请假一天。队长“哦”了一声，说：“那你就是大人了！我6岁就下地干活了，你16岁才干活，是晚了点儿。”
我愣了一下，好久才明白他话中之意。不错，他与我一样都是人，只不过我生在城里，他生在农村。我没吃过什么苦，稍遇困难便以为是苦了。而艰苦与贫穷跟他与生俱来，相随相伴，他习以为常，也就不觉得怎么苦了。他6岁时两手血泡，我16岁才两手血泡，又有什么可以不平和抱怨的呢？
不久，我就能熟练地使用各类农具，手上也有了一层硬茧。很多年以后，当别人问起我北大荒那段生活苦不苦时，我总是回答，好像也不觉得怎么苦。

二、血  气

我本该是去浙江的桐庐县农村插队，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师傅已来家访过，传达了他们的决定。这时忽听说能去黑龙江屯垦戍边，我心一热就报了名。

之所以听得黑龙江三字就心热不已，固有种种原因，其中之一是听说东北农活中没有挑担这一项，运输都用马车。我畏惧挑担，曾在这方面出过洋相。

到了东北，果真除了用水得肩挑之外，别无挑担的活计。我年轻好胜，吃得起苦，不上一年，一般农活也提得起，放得下。由于手脚利索，干活图快，大体上能算得一个整劳力了。

岂知到秋收粮食上场入库之际，突然冒出一项没干过的活：扛麻袋。一袋粮食，少说两百斤，扎扎实实地竖在地上，实墩墩的，重如磐石。知青们一个个大眼瞪小眼，心口怦怦乱跳，不自觉地显出怯相。这怯相被老乡看在眼里，便有人发笑了：“一个个白长那么大个子！谁来试试？我帮他搭上肩！”就把讥嘲的目光扫过来。我们一阵心慌，都往后缩。“就那么熊包，没一个敢上？”话更难听了。我们中间的小李长得最壮实，他一步跨出说：“你小看人？我来！”小张忙叫道：“扛不得，压坏腰可是一辈子的事！”小李不理，扛起麻袋，稳稳地走了。

又有人笑道：“小李子不错！你们这一大帮子，也就小李子一个行！”

这话实在叫人听不下去。我脱口说：“我豁出去了！我来！”一知青拉住我：“你别逞能！麻杆儿一个，你扛不动的。”我说：“扛不动也要扛，我就不信会死在这里！”

先前那笑我们的社员见我出来，却又说：“你算了算了，两百来斤，你不成的。你不比小李，他长得牛犊子似的。真把你压坏了，可都是我的罪。”倒确实是好意相劝。我这人本来就瘦，到黑龙江后又长了个子，更像麻杆儿，只因干活有股子冲劲，才没落下“僵歪佬”的外号。我明白自己在力气方面毫无优势，对能否扛起这一袋粮食，也实在没有把握，但到了这地步，没有退缩的道理。我不再吱声，只打了个手势。

沉重的麻袋一压上肩，我双脚便是一颤，耳旁听得许多人在叫：“快丢掉！快丢掉！”我也真想把它丢掉，我已经知道自己力不胜任，但我仍咬紧牙关，挪动着颤抖的双腿，一步一步把把麻袋扛到二十多米外的粮仓里。

等到卸下麻袋，走了回来，已是一身的冷汗，两腿犹自抖个不停。我以为我这狼狈相落在众人眼底，定要受到各种嗤笑，岂知那社员拍拍我的肩，夸道：“好小子！真有种，看你不出！”众人也都用惊诧的目光看着我，显然，对于我能硬撑到底，是他们不曾料到的。

其实，一个人若能“豁出去”，什么艰苦，什么困难，都不是不可超越的。

三、英雄情结

当年我们离家八千里，奔赴北疆时，或有做着一个英雄梦。以为到了边陲有仗可打，至不济也能搞一支枪玩玩。哪知满不是那回事，到了才明白，只发锄头镰刀不发枪，就是做农民。
做农民也不打紧，边疆全民皆兵，赶巧了，用锄头镰刀一样能抓个特务，过一回英雄瘾。但日复一日过去，特务就是不肯到我们这里来捣乱，很叫人生出“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慨。
忽一日机会来了，是在半夜里，村里突然钟声大响，当当当地将我们全体唤醒，坐起倾听，急遽的钟声里夹着一声声凄厉惊惧的叫声：“着火啦！马厩着火啦！”
大家纷纷从炕上跃起，抓起脸盆水桶，夺门而出，跳窗而出，争先恐后奔向生产队的马厩。黑夜之中跑丢了鞋，摔个跟斗都是在所难免之事。人人使出吃奶的劲儿，犹如百米冲刺，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赶到马厩，果然有许多人围着一团浓烟在说笑。书记见我们大队人马赶到，挥手笑道：“没事啦！没事啦！火已灭了，只烧了一小堆谷草！”
我们一听，心都凉了，硬挤过去一看，连半点火星也没给我们留下。第二天下地干活时，我们都怪队长：你发现火警，应该首先来叫我们。队长说：你们住村西头，马厩在东头，火势本来不大，一扑就灭，也怪不得我呀！话是在理，但英雄梦擦肩而过，总叫人心有不甘，只好盼着下一次。
下一个机会竟也不期而至。连着七八天的大雨将村南三里的大濠灌得满满当当的。公社已通过有线广播号召全体社员抗涝。我们村地处低洼，倘若南濠水漫过堤坝，据说能把村子给淹了。书记队长日日率我们修河堤，防跑漏，夜里也轮班上堤巡察。抗洪水，最英勇的壮举莫过于跳进水里用身子堵缺口。可不知是因为雨水欠大还是堤坝过坚，那激动人心的决口始终不曾出现，实在叫人无由英勇。听气象预报说，雨期将过，大家精神上也放松了许多。那天凌晨，雨势果然转小，河水也不再上涨，大家都以为无险可防，纷纷收拾工具准备回家。忽有一社员来报，说某处堤坝上出现一个洞穴，河水哗哗流入堤外的地里。
大家顿时精神大振，以为考验人的时机来临，心里都做好用肉身堵缺口的准备，衣扣自然一个一个解开，鞋子脱下拿在手里，届时要喊的口号也先行打好腹稿。待赶到那跑漏处一看，果然有个一尺大口径的窟窿哗哗漏水。于是个个解裤带要下水，队长说：用不着，用不着！快抬几个土包来！堤上原有灌了土的草包，即有人抬了过来，不等我们脱光，便将土包掀下河去，立时就把窟窿堵住了。几乎与此同时，雨停了，天开始放晴。

四、同吃一锅饭

到北大荒插队，其时有许多言论告诉我们：要与当地的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水乳交融。有一位知青不知怎么灵机一动，从知青点卷走了铺盖，搬到一个喂马的孤老头家去，夜夜与老马倌同睡一炕。半夜时老马倌身上的虱子嗖嗖地爬过来，咬得那知青浑身痒痒，心慌意乱。正在动摇之际，忽想起这些虱子吸过贫下中农的血，此刻又来吸我的血，虱子嘴里岂不正好两种血液交融无间？于是便坦然任由虱咬，思想境界由此升华。这知青因虱成名，到处讲用他的先进经验。我们听了都很钦佩，很想学了后洗心革面，去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但此时知青点里早已虱如蚁集，人人身上养了许多，在虱子上头已做不出文章了。村里的孤老头倒是有一个，却是富农成份，亲近不得。于是各自留心物色可以交融的对象。其实也不用走出去，每到晚饭后，村里的年轻人自会结伙来到知青点，吹拉弹唱，说说笑笑，极是热闹。年轻人在一块，意气相投，转瞬间即成好友。
其时有小董、小刘与我交好。小董人机灵，干活是把好手，我学农活时，多承他热情指教。小刘是队里的木匠，长脸小眼，我所有农具的木柄，都由小刘给安装的。三人好了不久，董、刘二人都提出要请我去吃他们家的黏饽饽。盛情难却，但无法分身。小刘偷偷告诉我：董家是中农，董爹在解放前做过小生意；而他刘家世代木匠，铁打的贫农加工人。我正念着要脱胎换骨，一听之下，自然谢绝了小董，而跟定小刘去吃饽饽。
到了刘家，刘大娘在灶下续柴禾蒸饽饽，刘大爷在炕上边抽烟边咳嗽。都恭敬问了好。小刘便拉开嗓门喊叫：“老妺儿啊！你曹哥来啦！”便听有姑娘脆应一声，门外踅进一花衫少女，秀眉杏眼，肤色白腻，居然从未见过。她大大方方招呼我，顺手便将一只西红杮塞给我。小刘得意地对我说：“我妺子是全屯子头一号的，爹妈从不让她下地干活。”那妺子竟像是很见过世面的，接二连三将黄瓜、西红杮递给我，盘腿坐我正对面，笑盈盈地盘问我的底细。小刘在一旁大夸了我，又大夸他妺子。我似乎有点儿明白，似乎又不甚明白，局促不安，脸上阵阵发烫。勉强吃了三四个饽饽，执意告辞出来。那妺子在门口叫住我，又领我去后院摘了许多黄瓜西红杮给我，回到知青点分了给大伙儿。
次日小董见了我，一脸的酸气，悻悻地说：“刘家的饽饽好吃吧？刘家那妺子是村里头一号的，可不一定轮得到你。你们早晚得回去，可别害了人家！”这是哪跟哪儿呀！我忙说小董你真误会了，我才多大年纪，十年内不会考虑结婚成家！又赌咒发誓，才平息了他的怒气。也许是小董把我的话传给了小刘，此后小刘对我不再像先前那般热情，也不再请我吃饽饽。后来与刘妺在供销社碰到过一次，相见犹如不识，她板着一张俏脸掉首而去。
再后来我在团支书家吃了一回黏饽饽，因为全无负担，连吃20个也不打顿儿，实现了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之首的“同吃”，甚是快意。

五、隐  士

从我们村往东七八里，即是一片杳无人烟的大草甸子，绿草连天，广袤而神秘。每到夏季，密密的羊草长得有一人高了，小野鸭、小野鸡们就在草缝里叽叽乱跑。有个社员老王深入大草甸逮了数十只黄茸茸的小野鸭，挑到邻村混充家鸭卖了，很赚了几斤酒钱。
但就是这个顽皮而精明的老王，也说不清大草甸的面积有多大。听老乡们说，大草甸子里有许多沼泽，人一陷入即无生还之望。大草甸里狼狐安家，黑熊出没，总之不是人去的地方。
在地里干活，偶尔能见到提着旅行袋的外乡人，独自钻入茫茫无际的大草甸里，来历可疑，去向不明。问老乡，老乡说不明白。只有问老王，老王便悄声说：大草甸深处有个赌窝，进去的多半是大赌鬼，他包里除了钱还有刀子！我们虽不尽信，却也无胆量跟去看个究竟。但大草甸里藏有若干秘密，当是可确定的。
忽一日，有外村知青来玩，说他们到大草甸里去采黄花菜，意外发现有人隐居。一个老头，一间土房，一片玉米地，说得有鼻子有眼。有一天到大草甸边上的地里干活，趁中午歇息的空档，我们便结伴穿入浩瀚的草甸去探访隐士。
绿草如海，密不透风，蚊蠓扑面，草叶割脸。约行十数里，忽见一片青纱帐似的玉米地，地头有座草顶小屋，房门大开，不见人影，也不闻鸡犬之声。进得屋中，有锅儿缸灶、各式农具。四壁漆黑，蛛网结于檩梁之间，兽皮张挂于窗棂之上，腥臭扑鼻。里外找遍，却没有我们想象中隐士该有羽扇铁剑与丹炉。屋后是菜园，豆角、茄子、黄瓜都长得肥硕。又回到屋中，久候不见隐士归来，但觉那屋中阴气森森，便猜隐士是云游去了，只得废然而返。
隔了七八天，我们又去了一趟。这回见着了隐士本人。约五十挂零，身材瘦削，表情木讷，问十句不答一句，着装与本地农民无异，不见得有什么仙风道骨。他请我们喝水吃黄瓜，末了主动与我们握手道别。乡人不惯握手礼，于此细节，看出其背景复杂。
回来即与乡亲们谈起隐士，其实老乡们早知此人，但说不清其从何来、何时来，只知他每年出来一趟，用自产的粮食向供销社换购灯油、肥皂之类日用品，可算得全县唯一的单干户。
这么个无根无叶的人，离群索居，独隐于大草甸深处，自耕自食，友狐兔而侣草木，既神秘又可疑。有警惕性高的便说应报告公社。大家讨论了一番，觉得已经吃过他的黄瓜，都说算了吧。于是就算了，容那茫茫大草甸和隐士继续神秘下去。

六、开  荤

未去北大荒时，便知这样一句话：“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去了方知大谬。北大荒最叫人难堪的便是食无肉。一年之中，只有春节、端午、中秋三大节日里队里才杀猪分肉，其余日子，不见半点荤腥。
有一年遭灾，连口粮也是国家救济返销的。我们都在十八九岁的年纪，吃了小半年的糠饼子，肠子如同拿碱水反复洗涮，平日在村里转，看见老乡家的鸡鸭猪狗，会忍不住在想象中拿刀子乱砍。地头休息时，聚在一堆便谈曾吃过和未曾吃过的美食作精神会餐。
忽一日，村口大树顶的乌鸦窝里掉下一只小乌鸦，让小刘捡了回来。巧得很，小李也抓回一只受了枪伤的野鸭子。大伙儿极兴奋，一齐将目光对准了那只喂养了十几天的野鸽子。我知道保不住它了，便说：“好！今儿宰了它，开荤！”这一来人人都十分勤快，抱柴煮水，杀鸟煺毛，眨眼功夫就将一大锅三鸟汤煮好。恰有一社员来串门，说：“老鸦肉是吃不得的。咱这里人从不吃老鸦。”我们问：“有毒吗？”他答道：“那倒不知，反正不吉利！”我们说：“什么吉利不吉利，知青从不信邪！”拿铁勺在锅里一搅，三鸟都已煮得肉烂骨酥。每人盛了一碗，稀里呼噜喝下去，连骨头渣子不留一星半点，只觉是有生以来最鲜美的食物，回味了许多日子。
熬到中秋节，队里杀了两头瘦猪，每人分了七八两肉，两斤面粉，欢天喜地领了来。这回是真正开大荤了，满村只闻刀剁声，家家户户包饺子。本来这天的工分最好挣，因为是节日，到地里混个五六个小时，便给记上一工。但也因为是节日大开荤，我们约定都不出工，在家剁馅包饺子。包到中途，忽然发现少了几人，便猜想他们还是下地挣工分去了，便纷纷骂他们是“财迷”。饺子下锅时，去邻村去买酒的小刘小李回来了，屁股后还跟着另外几人，个个气喘吁吁、满头汗雾。
在家包饺子的便不乐意了，说：买几瓶酒用得着去那么多人？这不是偷奸耍滑吗？小刘小李急急分辩道：“我们是我们，他们是他们！他们是在跑步！”大伙儿更不乐意了，我们忙得团团转，你们倒有闲心去跑步？一人笑着说：“你们也去跑一圈，把肚子跑空了，一会儿可以多装几个饺子。”原来是这么一个窍门儿。果有几人奔了出去。我笑笑没动窝，我从早晨起便没吃饭，早把肚子留空了，就等着使劲儿往里装猪肉饺子呢！

七、看 青

比较起来，北大荒最好的季节是仲秋。大地上高粱、玉米撑起一片片青纱帐，瓜熟了，果红了，大草甸上草浪起伏，野鸭斜飞，水泡子里鲶鱼肥壮，鲫鱼摆尾。天气不冷不热，可吃的东西多。社员们忙着打柴禾、抹墙捅炕糊窗，作过冬的准备。队长派我们去“看青”，就是看护住地里庄稼的青果不让人偷畜吃。
早上，拿上镰刀，带上狗儿，踩着晶莹的露水走向田野。看见有挎柳条筐的大姑娘小媳妇钻进青纱帐，就得留神了。她们会借挖猪菜的名义把一穗穗青玉米藏进筐底。猪是糟蹋庄家的行家，不能让其溜进地里。在大田的四面八方巡视一圈后，就可以奔瓜地去了。瓜倌会摘几个熟瓜给你品尝。午后可以去水泡子洗澡摸鱼，然后躺在草垛子上看高天流云。
头几天知青看青都还尽心尽责，后来也渐渐油了。名曰看青，实际上常常离开岗位，从这个村玩到那个村，打打扑克，吹牛讲故事，不亦乐乎。队长就不乐意了，发话说：再不好好看青，就让别人来干！

舍不得这份好差使，便念着要立一两件功劳给队长看看。一日傍晚，我和小李截住了五六个挖猪菜的妇女。她们有的提筐，有的扛着麻袋，正满载而归。见我俩拦住了前路，都愣了一下，有几人显出惊惶之色。我们喝令她们放下筐子袋子听候检查。看模样那些筐里袋里都夹带了玉米。
为首的妇人左右一看，赔着笑脸说：“大兄弟呀！别……”小李本是楞头青，大喝道：“跟我们去队里！什么也不用多说了！”拳头一举，很威武的样子。妇人慢慢把麻袋放下，说声：“那好吧！让我先撒泡尿！”两手往腰间一搭，作势要脱裤子。
我们哪见过这个？呆了呆，吓得扭头就跑。只听身后一片放肆的嬉笑声。
吃了这么个哑巴亏，连说都不便跟人说。一连几日，小李与我都在心里憋了一口气。那日午后，在村西大豆地里闯入几头猪。我们前堵后追，终于用镰刀割下一条猪尾巴。两人便提着这条血淋淋的猪尾巴，在村里耀武扬威地逛了一大圈。第二天，家家户户都扎紧了猪圈。

八、奇 药

有一年秋天，队里分红后，我约了小李上县城玩了整整一天，夜里投宿大车店，统铺五角钱一位。长炕上横倒二三十人，半数是知青，熄了灯还说说笑笑，谈到冷饮店的冰球，某人一气吃了70只创下了纪录。小李与我却疏忽了这份口福，决计明日去吃个明白。
次日到了冷饮店，一问冰球才五分钱一只，又巧遇两位别村的知青，我暗数兜里的钱，自忖请得起这顿客。四人坐一桌，说到那个纪录，都来了精神，将一只只冰球飞快地往肚里塞。小李吃到30余只时全身冰凉。另两人虽比我强，却也远未接近纪录。
当晚回到屯里，得知邻村放电影《地道战》，又马不停蹄赶去看。电影放到一半，我的肚子就作怪了，一阵阵抽痛，隐约还感到自己在发烧。
这一夜我没能睡稳，时不时内急，一趟趟上茅房。大伙儿先是感到好笑，后来就纷纷给我找药。大李因为母亲是医生，也懂一点医道，见我的情况，他皱眉说了两个字：“菌痢！”
当时，我还不以为意，以为两三天即可痊愈。岂知十多天过去了，乱七八糟的药吃了无数种，还是毫无起色。队里的赤脚医生来过很多趟，最后说：有一味中药倒是治痢疾的，就是太苦，比黄连还苦，叫苦参。我说：我不怕苦，你赶快拿给我吃！

我连喝了几天苦不堪言的苦参汤，仍无效验。拉了十多天肚子的我，人已奄奄一息，油然生发了大限将至的预感，但是内心并无恐惧，只是躺在炕上，不住地想：棉被该送给谁，大衣送给谁，脸盆又送给谁，旧皮箱要托同学带送回家中……很冷静地安排后事。

这一晚，赤脚医生又来，叹息了一阵，说，还有一种药还没试过。知青们急问：啥药？赤脚医生附在小项耳边嘀咕了几句，慌慌张张地走了。小项与大李立即冲出去，大半个小时后拿回一粒黄豆大小深棕色的东西，让我用酒吞下。
说来真奇，当晚就止住了拉稀，四天后即能起来，看了日历，方知病了正好一个月。有一天去供销社玩，上磅秤一称，吓了一跳，身上掉下近30斤肉，自己都不能相信，认为这磅秤坏了。那营业员笑着说：“坏什么坏？你还是买一面镜子照照自己的模样！”这使我很懊丧，但转念一想：小命捡回来了，随身衣物不必送人了，应算一桩幸事。
至于那粒深棕色的药究竟是个什么，到现在我仍不晓得。我只知道能捡回小命，决不仅仅是那粒奇药的功效。
作者附注：上文各节曽刋登在1994年的《钱江晚报》

知青民工轶事

原平原公社保田大队知青   邵柱柱
有时在杭州看见街上干活的农民工，我就想起自己插队落户时也曾出过民工，和现在的农民工一个样，但我们没劳保服也没安全帽，没有工钱只记工分。
那是1972年2月，我在保田大队插队落户第四年，队长派我出民工，可能前面已经派过3名知青出民工去修过桥，所以这次只派了我一人，是到依兰县修依兰到哈尔滨的公路。那时候已开始进入后知青时代，青年点开始名存实亡，还留在队里的知青吃饭都成问题，于是有出民工的机会都会派知青去，知青也乐意去，起码民工是集体生活、集体伙食，吃饭是不用愁的。所以民工里面知青人数还不少，占有一定比例。
我报到集合后，看到的基本都是年轻人，编入平原公社四连，指定了原自卫大队一个叫刘兆波的退伍兵当连长，他每天派工下任务是命令式，语气很凶。我们生活出工要半军事化，我们已经是干出大力的活了，早上哨子一响还要起来跑步，因为管理严格，底下有不服管的，尤其是知青，多有微言。
住的地方是一个很大的屋子，就是个大棚，南北两铺大炕，炕上再用木头搭了一层铺，每个开间的上下铺要睡12个人，整个民工队有几十人，都住在这个大棚里。当地人喜欢睡炕，不愿上铺，而我们知青基本都睡上面，爬上去后，直不起腰，因为芦席棚顶是斜的，感觉像睡在大簸箕里，但我觉得也不错了，起码躺着能看书，还没人打扰。
每天早操，有些知青不愿早起，和连长躲猫猫玩，加上有时干活也不听指挥，于是连长看不惯了，对知青多有批评训斥，引起知青反感，扬言报复。这个连长晚上也是和大家睡一起的，他听说了报复的事，就在枕头下压了根镐把，豪横地说：“不怕，看谁敢打?”不过还真没知青报复他，当地人也没有。只是在有一天早晨，我刚起来，突然江对岸来了几个人，介绍自己是县公安的，见到连长，说是前晚有一知青在县里打架，把人打伤了，半夜逃回来，要连长指认，当场把这个知青从上铺叫起，当着我们的面把他铐上带走了，带有威慑意味。
其实这位连长针对和防范的并不是全部知青，而是其中扬言要打他的知青。据我们公社的书记说，杭州知青1969年4月下乡一火车600多人，有一半是直接从学校出发的，如：杭二中、学军中学、浙大附中、瑞金中学等，还有一半是从各街道出发的，据说有的已经在社会上混了好几年，也有的是刚从学校转到街道，经历上有些不同。但是现在同为民工，大家同睡一炕、同吃一锅饭、同修一条路，都是一个家乡出来的，身份都是知青，倒也相安无事。不排除年轻人脾气暴，有时脾气不合，相互看不惯，为一点小事，会有龃龉，甚至动点手，但从没知青打连长，反而连长很器重学校出来的知青能说会写又有知识，当年公路段办了个小报，需要编辑刻蜡纸，他就推荐杭二中的知青辉去当编辑。
有一次辉开玩笑似地和我说，他在收到的表扬稿中看到了好几次有我的名字，猜测是否连长提供的材料？我和辉虽未曾在一个学校，下乡也不是一个大队，但在一起出民工就彼此认识了。我因为父亲问题，习惯闷头干活不惹事，最高纪录是一天完成了6个定额：用镐和锹刨路基，第一次感到肩膀抬不起来，后背肩胛骨震得生疼（时至今日老了，天气骤变时还会陈伤发作），还坚持干活，因此连长就多次表扬我，他可能从管理角度出发，甚至有一次说：“如果都像某某（指我），社会主义早干成了。”我的想法是：这种表扬会把我孤立起来，好在各自挣各自大队的工分，没有利害冲突，谁也不妨碍谁。
我们住的民工大棚隔江就是依兰县城。我们插队的公社离县城有约100里，在大队时几乎从不到县城。趁这次出民工大家没事都会找机会到依兰街上去玩，尤其喜欢上街中心有个叫二副食的第二副食品商店，因为里面可以堂食，卖的高温肉（痘猪高温加工）便宜，还有散装啤酒卖，我们坐在店里买高温肉喝啤酒觉得是很大的享受。
因为我们平时吃的基本是苞米面大饼子，半斤一个，干的是体力活，有现成吃的不错了，就是苞米饼太糙，喉咙难以下咽，如果有杭州带来的猪油往上一抹，吃起来就很享受了。当然，逢上节日，也改善一下伙食，有一次是包饺子，但伙房说人手不够，把面和馅按人头发给大家让自己包自己下。这下好了，知青中有一点不会包的，擀面杖不够用可用酒瓶代替，不会包可就没人帮了，因为人人都忙得不亦乐乎，于是这个人就干脆把发的面擀成一张大面皮，把馅往里一倒，就包了一个大饺子，还得意得很，抢着下到锅里，结果可想而知。
如果在街上的二副食吃完喝完后，几个知青排成一排，人人嘴上叼颗烟，横行在马路上，最好是大家一起再大声唱歌，也算当时一景，但路人当稀奇看。天很快热了，夏天时到江沿，据有知青说，你在江沿，看见前面有你认为好看（时髦）的姑娘，你想认识她，就拍三下手，如果她回头对你笑，你就跟过去好了，准有“好事”，有人提醒说：小心“仙人跳”。
我们民工队里有个孤老头，说是在江边找了一个日本女人（日本败退留下的），他把辛苦挣的钱全花在这上面了。大家看不起他，喜欢捉弄他。他岁数大，连长照顾他晚上打更巡逻，看个炉子什么的，发给他一个大手电筒，装四节1号电池。民工中有人自带的收音机用的也是用1号电池，于是想用旧电池偷换他的新电池。这老头白天有时不务正业，晚上打更就偷着打瞌睡，趁此机会偷换电池一准得手。等他醒了，需要用电筒发现不亮了，一时还不知道原因，第二天只好自掏钱买新电池。几次以后他就感觉不是电池质量不好而是被人偷换了，他就骂人，没人承认，好事的还怼上几句热闹热闹，民工生活本来就枯燥嘛。只要他打瞌睡，这样的事照样发生。有一次半夜，我要起夜，探身从上铺往下看到，在昏暗的马灯下，他又在炉子旁边的椅子上低头坐着了，手电筒竖在一边，估计又睡着了。这时候就有一个人起夜回来，从他身边过，悄悄地把电筒拧开，干脆把他刚装的新电池倒出全拿走了。在半夜被他发现后就大骂起来，当然不会有人承认。连长也被吵醒了，让他闭嘴，打更本来就不允许睡觉，要不然换人，他就闭嘴了，从此他把电筒看得很紧，打瞌睡时也把手电筒抱在怀里，不再竖在一旁了。
我们大家睡一铺，工余时又没娱乐，睡觉前最多的就是唠磕，杭州话叫谈空天，也就是瞎扯，什么都说，我耳朵会听到各种以前不曾知道的社会上的事。譬如，有一个杭州知青，岁数比我大，我们也谈得来，他来之前就当过泥水工，他知道我听不惯他张嘴就来的荤话，给我解释说：“我们做泥水工的要出力气，一天不说这种话，太阳就不会下山的。”
知青正处青春期，谈论中少不了男女事情，有次听他们在讨论：“找对象时要找漂亮的还是有文化的?”意见各不相同，最后有人说：“绝对要漂亮第一，你想：没有文化你可以读书，没有钱你可以工作，而老婆不漂亮，不要说你每天看见心情不爽，遗传后代还很难改变。”大家都表示赞同，那时还不知道通过整容使人变得很漂亮。还有一次，有人从街上回来大吹，说是特意中午到学校门口去看中学女学生放学，还真有漂亮的，他们跟在几个穿裙子的女学生身后还走了一段路，还想跟踪到她们的家住在哪里，后来就惊吓着她们了，引起路人侧目，他们就放弃了。
天下知青一家人，但类似上面这种事，好像从杭二中出来的知青是从不积极参与，他们闲时除了看书和写，就是在思考：如何改变自己的现状和命运。我因此很佩服他们，相互也很相处得来，虽然在一起不到一年，但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以前，知青也有出民工修江桥、修路的，杭二中的知青就因为干得好就变成长工（正式工）了，其待遇和我们绝对不一样，有工薪，有工作服，发劳保用品，住的比我们好多了。但绝大多数当民工的，还是哪来哪去。我就是属于哪来哪去的，到当年10月17日整10个月的民工结束后，拿了张记工单，证明你出了多少工回生产队记账，也是生产队分摊上级任务的凭证，年底和社员一样凭工分分红。
出民工，领导基本都是派任务，计件，完成定额计1工。有件事说起来好笑，领导考虑修路的路基需要石料，想到牡丹江河床有很多鹅卵石可以利用，就让我们民工去挖和筛，就是筛砂石，有定额（按立方），筛出的砂石要堆成梯形，由技术人员来量，算体积，记不得具体了，定额大概是1天6立方米。问题是，河床很宽敞，民工都分开干活很零散，技术员只有一人，于是这边量完，砂石还没拉走，有人过来，用锹把它换个方向，或者是长乘高乘宽变一下，过一会儿再叫技术员来量，技术员已记不清这是量过了的还是没量过的？于是又给记了工，也没人会揭发。而我是老老实实闷头干，当我还左右换膀抡铁锹、汗流浃背时，人家已收工逛街去了。
有一天刚收工回来，连长突然召集大家集合，由一个公路管理指挥部的领导给我们讲话，原来是号召大家献血，事后知道他的儿媳妇在医院难产，大出血。大家二话不说就过江到了医院，验血，抽血。多数人抽200毫升，也有400毫升的，最多的抽了600毫升。知青私下说：我们的血质量太好血太浓，抽血前应该喝点水或啤酒，好稀释一下。但时间来不及，一听号召就来了，可惜的是最终没能抢救过来。不过领导给我们献血的知青待遇还是不错的：每100毫升血12元钱，有几天假期，还有慰问品。我是200毫升，自我感觉还算正常，就是第二天不服气想抡镐，一点挥不动。那位献600毫升的知青，第二天自己无法下炕，要别人帮助买饭才行。因为有几天假，我们都回生产队一趟，不用干活觉得很享受。有一位知青闲不住，想挣双工分，随大帮一起去铲地，到底身子虚，伸出锄头一铲地就摔一跟头。民工结束时评先进，凡献血的人全部评上先进，奖了一只脸盆。
这就是我的一次献血，可惜孕妇还是没救过来，但我从此知道自己是Ο型血。
我们住的大棚在牡丹江西边，隔江就是依兰县城，但从老江桥过要绕很多路，没有公交的。下工了，有时间想到县城去玩，又不想绕路，我们几个人就到江边，脱了衣裤装塑料袋里，吹气扎口，系在腰上游泳过去，到岸后，我们就在岸边人们众目睽睽下，各自用衣服往腰一系，游泳裤一扯一脱，然后穿上衣服，像模像样地逛街去了。
江面最多大概有100多米宽，我们几个经常这样游到对岸，因为水流很急，游到对岸位置往往要下移很多，这很危险。有一次，遇上急流了，我眼见对岸的人和物都能看清了，但就是游不到岸，对岸的景物刷刷地在眼前闪过，害怕与恐惧顿时袭来，如果再顺流下去就要到牡丹江和松花江的交汇处了，入了松花江水流更大。我过往二十多年的人生在眼前闪过，这时候我体验到了自己生命即将逝去的危险，脑袋却一片空白。但恐惧害怕没有用，我很快从惊惶中镇定下来，唯有奋力划水。
江边洗衣服的妇女直起腰看见了我们，衣服也不洗了。当时我能想到的是如果我在杭州的母亲看到我在江心沉浮也一定会急疯掉的。
天佑我也，在我拼命地划水下，突然脚底就够着了江砂，脚踏住了江砂我就能直起腰，意味着岸就在眼前，我总算渡过了这次危险。
晚上回来，如果天黑了，再游回来的时候也有，但这时总有会人建议：还是整条船划回去吧。当地民风当真好，他们到晚上把小船拖上岸就算完事了，最多把浆扛回去。于是我们就找条船，运气好桨也在，把船推水里，一会儿就划到对岸了，这时我们也遵守当地信用和习俗，也会把船拖上岸。据说第二天船主发现船没了，自己会搭船到对岸来找的，一准能找到，后来这种事发生多了，船上都不留桨了。
有一次，我和二中的军、宏三人又过江去了，回来天黑了，就找了条船，可是此船却没桨，军就提议：我们把衣服东西放船上，然后下水里游泳推着船走，不也比绕路从桥上走要好得多。我同意，但宏说他肚子不好，我们就让他坐船上了，我和军就脱了衣裤下了水，开始宏还伸手臂帮着划水，一会到江心了，他说：“我肚子太痛了，要拉屎了！”这可怎么办？我们在水里，前不着厕后不着坑的，他说实在憋不住了，要拉出来了。
当时以我们在水里的思维，根本没想到还有其他办法，而是接受了宏的要求：他憋不住了，要往江里拉了。于是在水里的我俩只好扶着船帮转到上游方向，宏脱了裤子，撅了屁股坐船帮冲着下游劈里啪拉就拉开了，嘴里还发爽快的哼哼声。我俩在水里强忍着憋住气，拼命用脚蹬水，赶快离开被他污染的江面。不过江水也急，冲刷得很干净，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我们事后也并没感到有什么不适。
后来，我们一起下乡的人在杭州聚会，我们仨都在，席间军冲着宏就说：“你小子还记不记得你在依兰修路时干过的一件事？”宏摇头说想不起来，军就提了头，说是在江里的事，问我记不记得？我说怎么会忘：“他坐船上，我们在水里推，他还要在我们头上拉屎！”军就把事情向大家描绘了一番，宏听了就强调自己当时真是肚子疼，然后只顾自己一个劲嘻嘻地笑，丝毫不感到难为情，真正是斯可忍孰不可忍，却把全座的人都笑翻了。

凡是插队落户过，都对虱子、跳蚤有很深的印象，虱子是爬，容易抓；跳蚤是跳，不好抓，咬人又狠。我记忆中最深的一次是邻村放电影，多数人都去了，我不去，想趁机好好补一觉，可躺下不一会儿，炕席下的跳蚤闻着人肉气就爬出来了，抓完一只又一只，我终于明白，因为整铺炕上就我一人，没人帮我分担跳蚤的进攻，抓是抓不完了。一直到大家看完电影回来我也没能睡着，还不敢说，怕被大家笑：没看成电影还没睡着觉。

对跳蚤的更深的印象就发生在出民工时，但不是在工棚，而是我为了省钱，徒步夜宿生产队队部。从我们大队到公社8里地，没有车，从公社到县里有班车，加起来大约有80多里吧，我出民工半年多，其间也回过大队，都是靠走路，想自己也曾步行长征，仗着那时年轻，早上出发天黑前也到了。路上运气好，碰上马车，和车老板打个招呼，还能捎你一段路。
但是有一次不知为了什么事，我是下午才决定回大队，出发后走了30里路天就黑了，于是索性走到近旁的村庄借宿。我进村打听后找到生产队大队部，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想法，他们就同意我住下，还要派饭，我谢绝了，吃了干粮就在队部的炕上和值夜的一起躺下了，我准备明早上路。没成想，当晚他们大队青年在队部开会，年轻人讨论热烈得很，直到半夜才散去，全不管我和值夜的躺在炕上，一直等他（她）们走后，我很困了想入睡却很难，因为跳蚤都出来活动了，一翻身，身下的“跳蚤就像喷泉一样涌出来”，这是真真切切，如同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的描写。《复活》里的主人公为了赎罪，跟随押送玛丝洛娃的队伍，晚上他住在小店，书中描写这个贵族无法入眠，因为他一翻身，“跳蚤就像喷泉一样涌出来”。我不是贵族，但这种描写的准确和精彩让我至今不忘，最后也确实像书中所写，直到天快亮了，才迷迷糊糊睡去，天一亮，我赶紧出发。
我喜欢“躲进小楼成一统”，其实“小楼”就是一隅睡铺。我是睡上铺，知青都喜欢上铺，下铺人来人往，谁都会往你的被褥上一靠甚至一躺；为了保证下铺的空间，上铺空间很小，勉强能坐着直腰，但我还是喜欢睡上铺，感觉自己像睡在一个在簸箕里，因为大棚的屋角是斜的，也因为狭小，一般没人会爬上来，所以下工后或不上工的时间我就可以躺着，在角落再点个小油灯，静静地看自己能找到书。当年书太难找，很难找到好书，我看的很杂，有些书不读也罢，而且我从来没有想到国家会恢复高考，政审放宽，知青还会有通过这一搏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但我却没有抓住这次机会。
依兰县城就一个新华书店，只要有空上街我就经常去，当时书店里柜台主要摆放着《毛泽东选集》四卷，我们下乡时已经送我们每人一套了，还有毛泽东和马列的各种单行本，我反正就是逛逛看看，每次都会买几本不管什么内容的书，闲着回去翻翻。去的时候多了，和其中一个跟我们岁数相当的营业员见面多了些，有了些印象：她大眼睛、齐耳短发、中等个儿，都说依兰水好出美女，她就很漂亮，她的皮肤白皙，笑起来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说话声音很好听。我有一次看见店里摆出来精装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于是购买了，后来看见《斯大林选集》也买了，不知怎么会引起了她的注意，觉得一个看上去像民工的人买这种书干什么?后来她也猜到我们是浙江知识青年出民工的。
我经常是和杭二中的知青一起逛街然后逛书店，其中就有在公路段简报当编辑的辉。几次逛下来，从新华书店出来，辉跟我说，那个短发姑娘对你有意思了，我说别瞎说，他说：“我们出店门后，几个女营业员在背后议论我们呢。”我说：“那是在议论你呢。”他说：“不信，你以后看。”我们再去时，当我们向柜台走去时，在柜台扎堆聊天的几个女营业员就不聊天了，她们把短发的她推出来，让她来招呼我们。一来二去，辉居然还打听出了她的名字叫“江可吟”，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呀，还说是帮我打听的，又说：“她也知道你的名字了，虽然是我告诉的，但是是她问我的。”我只能说：“她同时也知道你的名字了吧?”
辉说：“是的。”他说他已经有女朋友了，是一个杭州知青、同一个学校的，所以当我们一起渡江到县城、到新华书店时都是同行，回去时就不一定一起走了，因为他要去看在县城东边工作的对象。他们在热恋中，他因此有经验，也敢主动和姑娘说话，我当时身背家庭问题，用干活麻痺自己，从不妄想那方面的事。
那时书店连四大名著也不敞开供应的，有一次江可吟告诉我，书店里要来《红楼梦》啦，一个县城可能就分到一二套，我问能否给我留一套? 她说怕留不住，因为规定要上架的，谁赶上被买走就不知道了。我说没事儿，那我就每天下工都来，总能赶上。后来她告诉我，让我把书款付了，因为书已经给我留下了，但要过几天给我，到给我的时候，书已经包上了书皮，她还告诉我：她已经先睹为快了。
后来书店里还到过一本《三国志》，我也买了，我以为是《三国演义》，看了以后才知道原来不是小说《三国演义》，而是历史史书，文言文，一时看不明白，但从此知道要想明白三国历史，还是要看《三国志》。
秋天了，民工任务完成了，我又回到了生产队，我们还保持联系，她曾问我在生产队能搞到豆油吗？虽然农村豆油也紧张，但我作为农民不能一点特长都没有，我还是设法弄了2斤给她，她很感谢。我把豆油带到新华书店给她，她让我等会儿，说中午马上到了，让我去她家吃饭去，我一点准备没有想推辞，但拗不过她，只好等她中午下班。她在前面走，我跟后面，自己感到有点别扭，她一路还和认识的人打招呼，一会儿就到她家了。已经有个男的在家里忙乎了，她介绍说是她丈夫，我又见着了她的女儿，她说豆油就是为女儿向我开口的，吃别的油女儿会过敏。她俩口子招呼我上炕，席间我和她丈夫喝酒聊天，知道他是在县邮电局工作。心想：俩口子工作都不错，家庭挺美满。
40年后，我到依兰县城，县城已经模样大变，新建的城区高楼耸立、街道宽阔，我要求去旧城区看看，其实是自己内心想去新华书店看看。我们是坐车去的，凭印象找到了老城区，真看见新华书店的门面还在，但是破旧得很，而且门还关着，我们都没下车，所以也不知道里面有人还是没有人。
无疾而终，什么事都没发生就结束了。如今，新华书店改换门面了，但依兰新华书店还深深地留在我的印象中。
松花江和牡丹江在依兰汇合，我们住的工棚离牡丹江就几步路。那年开春，我在半夜被冰层隆隆的破裂和撞击声惊醒，早晨就看见江面上飘浮着很多冰块，有的还重叠着往下游飘浮，当地人说这就是“武开江”。等冰块飘完，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竟约了会水的知青下江游泳，江水是彻骨的寒，只一小会儿我们就逃上岸来了。
开江了，木排也顺流放下来了，长长的木排上就三四个人，用撑杆把控方向，看见有人就大声叫：“放排啦！放排啦！”但木排速度太快，你还没反应过来，它就从你眼前冲过去了。有一次，我正在江边洗衣服，突然看见上游放排的下来了，赶紧直起身往后退，木排想停靠在江边，就贴着江岸冲下来了，直接把我来不及拿走的脸盆和盆里的衣服刮到江里，我眼看它打了个漩涡就沉江底，顺流漂走没影了。放排的人也看见了，这时木排也正好停下来了，我就找他们说了情况并要求赔偿。放排的说：“我们放排会遇上突发事件，这是人力不可阻挡的事！没有办法的，我们也控制不了。”我不干，找到他们的头，头儿强调：“江水力量太大，木排在水里的方向人力很难控制，你这就算没事儿了，幸好没把你这个人刮到水里，真出了人命也阻挡不住啊！”但当他知道我只是个民工，衣服脸盆也是我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家当，就说他作不了主，要赔偿就跟他去对岸的县城找上级领导。我同意跟他们一起去对岸，这时，这个头儿说你要赔多少钱？我说了个数，数不大，他说：“就这点钱，你别去了，我自己赔给你吧。”
人生中，会遇到很多人力不可阻挡的事，从此我就记住了这句话。
所谓不可抗力：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近日在网上看到，微软也用了这句话：如果因为不可抗力导致微软无法履行或延迟履行其义务，微软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或义务。这和放排人向我表达的是相同的意思吧。
民工结束后，知青又各回各的大队，每人的命运也各不相同。和我一起出民工的知青中，后来有当兵去的，有招工走的，有考上大学当上教授的，有趁返城潮回去的，其中也有事业有成就的……他们除身上有“知青”符号，其中还包含有那么一段当民工的经历。
2019年杭州依兰知青50年纪念，组织了大聚会，我没去。听别人告诉我，有人在打听我，其中还有个是活动筹备组的发起人，别人问他：为什么会和我认识？他说，就是因为曾经和我一起出民工修路，有那么一段共同的经历。他还说：对我躺在上铺、在油灯下捧本书看的样子记忆尤深，问我现在还看书吗？
不然呢？我感谢他们还能记得我，现在我们都老了，我们曾经作为知青当民工也已经半个世纪了，现在还没能忘了这段生活，是因为自己心上有钩子，还挂着这段往事。
该把挂在心上的东西放下来了，于是我记录下来了我们一起出民工的一些轶事，如有亲历者读到，敬请批评，欢迎补正，不胜感激，再相聚是缘。

作者附注：文中隐去了知青的真实姓名。




2021年11月25日

在北大荒插队的那些事儿

原平原公社中心大队知青   钱却利
1969年4月里随着一声汽笛响起，一列火车把我和我的同学，从杭州拉到黑龙江依兰县平原公社，那年我刚满18周岁，开始了下乡插队生活。我们有21个人分别来自杭州瑞金中学、灯塔中学和沈塘中学，分在公社所在地中心大队。
我被分在生产一队，日复一日地和社员一起干农活。在长达6年半时间里，我种过地、修过水利、做过民工；担任过记工员、生产队长，兼任过大队民兵连长、大队团支部副书记。经历了孤独、寂寞、艰苦，闯过了蚊虫、冰雪、农活关，逐渐成为了建设北大荒的重要力量。
除了1971年春节回杭探家两个月外，下乡期间我一直没有离开过生产队。

我不是“黑五类子女”

“文革”期间，受父母历史问题审查影响，我被错误地定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下放到了依兰县，这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
我父亲抗战时复旦大学英语系毕业，毕业后去了昆明美军顾问团任翻译，抗战一结束去了重庆在邮局工作。我母亲是四川人，在重庆人民银行工作。他俩在重庆相识、成婚，我们子女四个都是重庆出生的。
1957年我与姐先来的杭州，1958年我母辞职后带我弟妹来杭州投奔我爷爷奶奶。
1963年我父亲与建德人对调，调入建德（新安江）邮局，直到退休。解放后，历次运动经审查都没事情，只是“文革”中的1968年底至1969年4月初被造反派隔离审查了几个月。我到中心大队约大半月后，收到他的来信说：造反派将他从牛棚里放了，给他定性是：“人民内部矛盾”。

铲地与送水

城里娃来到北方农村五谷不分似乎情有可原，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有趣而难忘。
我到生产队的头一年夏天，在玉米地锄草间苗。知青们跟着老社员你追我赶，铲得飞快，我也不甘落后，挥舞着锄头，左右开弓，大步向前。干着干着发觉队长老跟在我屁股后面，不觉紧张起来。终于队长把我喊住了：“钱却利！你是眼不好使，还是五谷不分？你回头看看吧，把草留住了，却把苗给铲了！怎么回事？”我吃惊不小，赶忙退后去查看。铲了苗的情况确实存在，但自觉并不严重，所以挺生气的，认为是队长看我铲得快就专门挑我毛病来着。我想大家不都是抱着一条垅争先往前赶吗，干吗老盯着我呀！是心慌意乱导致的忙中出错。可是看着倒地的小苗儿，也很痛心。
第二天队长给我换了工作，要我负责给铲地的社员们挑水喝。有的社员开玩笑地嘲讽我，说我铲苗铲出个好工作了，羞得我就差没有地缝钻了。其实什么工作要干好都不容易，村里井台到地边少则三四里，多则六七里远，一根扁担两桶水，远道无轻担呐！为了让大家喝好、喝够，我要挑着水桶在地里来回转，把水送到大家的嘴边，往往一担水不够大伙喝半天的，还要再回挑一担。尽管烈日下我也是汗流浃背，但看到奋战在大地里的社员们有一口清水解渴消暑，心里就像喝了清泉般甘甜。

担任记工员

1972年12月，生产队领导班子换届，经全体社员选举，我和知青陈宝亭两人全票当选，进入了生产队领导班子。老队长张玉甫连任一队生产队长，知青陈宝亭任仓库保管员，我任记工员，社员于海波任出纳员，社员李某（李麻子）任会计，社员董发任领工员（打头的）。1973年3月我在中心大队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土地全部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中管理，统一耕作。生产队里的成员称“社员”，社员每天参加生产队里不同的劳动，年终每户家庭能获得多少报酬，就需要把一年之中的上工情况以数字形式记录下来，累加起来，以此作为年终进行统一分配的原始依据。这种方式是人民公社时期“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分配原则。于是，记工员就应运而生了。记工员只负责“记”。
在生产队社员中，有这样一句话：“工分、工分，分分是命根。”可见社员们对自己工分所得的关心和重视。记社员工分一般分为“死分死记（有职务的补贴分）、死分活记（重活累活随机应变分）、活分活记（提高劳动积极性分）”三种类型。为了公平、公正、合理地记好工分，我要求自己做到记工分认真负责、大公无私。
一个队200多口人，四五十个劳动力，每天形形色色的出工情况都要随时记录下来，把每笔工分记得清清楚楚，丝毫不出差错。同时，还要把一些额外的收支也要梳理在案。
我记社员工分采用以下办法：
一、做好社员每天出工详细记录。
每天随身携带几张记工分的表格，注写上当天日期，以记录当天社员的出工情况。如：今天某某人、xxx……铲地，某某人xxx……趟地，……
附上当天的“出工日记”和内容：如，今天是几月几日，天气情况、今天生产队有哪些事；队长张玉甫今天分配哪些社员干什么农活；又分配哪些人干哪些事；哪些人今天为啥没出工，等等零碎琐事；以备日后与社员对账时有据可查。
二、以家庭为单位建立“工分台账”。
做到每家一册，按月汇总，使社员及时知道自己的出勤情况，也便于年终结算。每天收工回到知青点后，及时登记入册，从不拖拉。
三、年底分红我拿着账本和原始记录走家串户上门对账。
不少社员只顾与我唠嗑，看也不看地说：“老钱，我们相信你……”
记分员这活是非常得罪人的。由于我自己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也没有得罪多少人，好在我是一个外来人，没有沾亲带故，又是南方城里来的知青，也许碍于面子吧社员也没有给我计较太多。第二年，社员群众继续选我连任记工员。

“赶鸭子上架”

1974年末，换届选举，产生新的一届生产队领导班子。选举社员于海明（党员）任政治队长、曹万森任生产队长、马进庆任领工员（打头的）、于海波任出纳员、王志国任仓库保管员、李某（李麻子）任会计、我任记工员（仍兼任大队民兵连长，团支部副书记）。
天有不测风云。1974年生产队粮食减产，分红结算，1个劳动日（10个工分）只有6角钱。社员口粮不足，种子不足，牲口草料不足，生产费用不足，上粪用的土篮子也缺少，犁杖等农具也急需修复……新任队长曹万森见状，失去信心，撂挑子不干了，生产队一时没了带头人。
1975年3月中旬某一天，公社姜福主任突然来到我们生产队，召集大、小队班干部和社员在豆腐房门口空地上开会。会上宣布由我接任一队生产队长（事前公社、大队领导也没有找我谈过话）。
在人民公社年代，能当生产队长的人，必须是“出身好”，能任劳任怨，并具有丰富农业生产经验的人。具体地说，一是出身贫下中农，祖上三代政治历史清白；二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能同不良行为作斗争，不搞歪门邪道；三是能任劳任怨，经得起各种考验等；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根红苗壮本领强”。
不知公社和大队领导怎么会看上我这个浙江知青？生产队好几十户人家，200多口人要吃饭，还有马、牛20多条活口要饲养，还要交公粮，交农业税……万一搞砸了，这可怎么办？救场如救火。情急之下，我想只要紧紧依靠公社领导，紧密团结班子成员拧成一股绳，低下身段虚心向历任大小队领导、老农请教，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这样“赶鸭子上架”当上了生产队长。

斗胆提条件

公社姜福主任要我对社员讲几句话表个态。我哪经历过这种场面？会上我哆哆嗦嗦地发了言……向他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卸任我民兵连长、团副支书、记工员职务，另选他人。
二、社员口粮不足，公社下发的救济粮、救济款首先考虑给我们生产队。我是知青，人头不熟没有地方能借。
三、因队里粮食减产，年末分红一个工（10分）只有6角钱，留有的生产费用肯定不足，我去信用社贷款公社要批。
虽然会上我不加思考地提了上述条件，姜福也没有当场回复。但在事后的工作中，公社也一一兑现帮助了我。
上任后，在我的提议下调整了生产队领导班子。于海明仍任政治队长，领工员（打头的）马进庆兼任副队长，李淑贤接会计李（麻子）班，其余成员不变。增选李和任马车队长。记工员一职因社员群众一致提出要我继续兼任。

豆饼换种子

那年的生产队长可不好当，急事、难事，一大堆事都要我去解决。社员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工人少。秋收后，生产队西面、南面的两大块地茬子没刨、地没进行秋翻。别的生产队都早已开始下地种地了，而我们队还未动静，急得原大队长李福林、政治队长于海明等人团团转。
种地人都知道，“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队里缺少玉米种子，我装了点豆饼，带上几只空麻袋赶着牛车，去新城大队找杭州知青赵锦华（在县里开劳模表彰会上认识的），用2斤马料豆饼换1斤玉米种子，串换了两袋玉米籽，解决了种子不足的问题。玉米播完后，种子还是不够，我又去了一趟新城大队借种子，给他们打了借条，从新城又拉回了几袋玉米种子，解决了春播缺种的燃眉之急。

找老安编土篮

眼看春播来临，抓粪用的土篮子都不够。土篮子是用带皮的柳条编制而成，我听说屯子里只有辽宁人老安会编。我找到老安问他：你一天能编几只？他说：7只。我说：我给你6只算计一个工。他答应了。
第二天我安排一些劳动力，去南岗敬老院南面的壕沟里割柳条，割完将柳条拉回、卸在老安家门口。没几天老安就把装粪用的土篮编好了。

春耕抢种

东北农村流传一句谚语：过了芒种等于白种。为了抢在芒种前把地都种上，我跑信用社贷款；用贷款去卡伦农机站买了几桶柴油；又到农机站联系两台拖拉机和播种机来队里机械化播种玉米。两天后公社农机站派了两台拖拉机和几名农机手，拉上播种机、耙地、起垅等机具来到我们队，帮我队将西地、南地这两块地上的茬子轧碎，秸秆还田，地耙平，再播上玉米种子，起上垅。这是我来平原后第一次见到的大面积使用机械化种田。
一队南岗有块地（地南紧靠公社养老院、地东挨着去长青山的路、地西边靠着去双福的那条公路），土质差，庄稼长不好。越靠岗顶土质越差，队里盖房、抹墙都在这取土。正好种子不够，仓库里还存有点稗草籽。我和政治队长于海明商量，找了几个老头，让他们把稗草籽撒播在那块地里，让它长草，好喂牛，解决饲料不足。地种完了，大家总算舒了口气。

大队长教我田间管理

中心大队前任大队长、共产党员李福林，卸任后经常带我到各田头地块转转（他自己一个人也经常下地转），查看出苗情况，教会我那块地可以开始铲地了……某块地得过几天才能铲……这使我一切农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跟随大队长一起查看苗情，使我对哪块地有多少条垅，需多少人工，多少天能铲下来，做到了心中有数。
夏锄铲地时，我拿半条垅一边铲地一边检查，看到没铲干净的，把这人叫回来重铲，否则扣工分，让他知道这是在给自己干活。
有时，我让马进庆来铲我留下的断断续续没铲完的半条垅，我来当打头领着向前铲，也算半个打头的。
那一年拖拉机播的那地块铲了四遍。由于老天照应，雨水充沛，庄稼长势也很好，苞米棒个头也挺大，挺饱满，丰收在望。社员们很高兴，觉得没有白干。
半年下来，社员们对我也加深了解，关系也融洽。我自己也感到生活很充实。
虽然我在生产队干了这么多年农活，只因是跟着社员一起下地大帮轰，根本不知道啥节气该干啥活。说实在的，没有大队长等对我的指导和经验的传授，对农业生产的管理，我根本不知道是咋回事。

参加劳模会

1975年2月3日，依兰县召开农村四级干部会议，会议参加人员由各公社、大队支部书记带领各个生产队队长赴县城参加会议。会期为两天，住县城大车店。
时任大队党支部书记马宝山通知我：要我跟他们一起去县里开会。
2月4日晚，会议最后一项议程是对“依兰县1974年度工业学大庆先进个人暨农业学大寨劳动模范”进行表彰。当主持人念到我的名字时，马宝山推了我一下，要我上台领奖。奖品是奖状每人一张，上面写着各人的名字（奖状没有镜框），每人《毛泽东选集》一套（1至4卷），来自农村的劳模，每人外加农具一套（锄头、镰刀、铁镐、四股叉）。当时平原公社还有一位知青，新城大队的赵锦华也上台领了奖，我也是这时才认识了他。会议结束，2月5日我们回到平原，才知头天辽宁营口发生过地震。当时队里知青还有翁忠良与我两人，陈宝亭去了县化肥厂。
我这人有个坏习惯，平时很少给家里写信，时间一长引起我母亲担心，以为我失踪了。她找到我在杭州的同学家，同学家长拍来急电给平原的同学，让他打听我的下落。收到电报后，该同学手持电报急急匆匆赶回队，将我臭骂一顿。事后我将这张奖状随信寄给了母亲。1975年我回浙后问起我妈，她说：也不知丢到哪里去了，有点可惜了！

给二克家垛柴禾

春节期间，生产队前队长曹某、会计李某（李麻子）、社员安某等三人参与赌博，被公社喊去办学习班。
第二天上午，我穿了套不知我妈从哪里弄来寄我的旧军装，去公社书记二克刘兢家找他要人。
正巧遇到长胜大队的车老板拉了一车苞米杆，给二克家卸苞米杆。旧柴禾垛本来就有不少柴禾，再往上垛显得有点高，车老板用四股叉，叉着苞米杆在下面将苞米杆递上去，二克儿子在上面怎么接也接不住，堆垛也堆不好。我见状说：你下来，我来堆。然后爬上去堆起了柴禾垛。垛堆好后，我溜滑了下来。二克从屋里出来，让车老板和我一起进屋吃水饺。
我说：我不吃！
他问我说：你从部队回来啦？二克误以为我从部队复员回来找他要工作的。
我说：我是中心一队的知青。
他问我：找我有啥事？
我告诉他说：我叫钱却利。昨天姜福主任来我们队开会，让我接班当生产队长。我们队有三名社员在公社办学习班。春耕了，我想把他三人领回去。
说完我离开了二克家，也没进屋。当天中午曹某、安某、李某都回了家。

盼着吃顿大米饭

中心大队第一生产队有300来垧耕地。主要农作物是玉米、大豆、高粱、谷子和小麦，没有稻田，吃顿大米饭是社员和知青的奢望。
平原公社北部有北安、兴旺等几个大队离倭肯河很近（河对面属桦南县）。那里低洼地多，撂荒地也多，有水可灌溉，可以种水稻。张玉甫任队长时，曾去兴旺找了一块适合种水稻的撂荒地，带领社员去那里种过水稻。只要安排一位看水的，不用多管，多多少少也有点收获，也不用交农业税。
我和于海明、马进庆商量，闲着也是闲着，就带着几个人去那块田里种上了水稻。安排老李头（社员李先邦父亲，外省来队落户没几年）一人去那驻守，看水、灌水、放水、护田。我又带部分社员去那块水稻田拔过草，耘过田。年底喜获丰收，过年终于吃上了大米饭。至今，对大米饭还带着一种深深的依恋，对时代赋予的一切有一种意犹未尽的回味和香甜……

张家雀子

我忘不了那些曾帮助过我的干部、社员群众，如：胡长法、李福林、马宝山、于海波、董发、于海明、曹万森、马进庆等等，其中最难以忘怀的是领路人、老队长、共产党员张玉甫。
老队长张玉甫个子矮小，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老汉。“家雀儿”亦叫北国鸟，嘴短而强健。他说话犀利刚硬，社员戏称他“张家雀子”。他古铜色的脸上，深深地刻着一道道皱纹；两只小蒲扇似的大手，长满了老茧。他那饱经风霜的脸上，积蓄了他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他常常与我讲他的过去：日本人占领东北时，他被日本人抓去做过劳工，进山伐过木，拉过大锯。日本人在跟前时，劳工们就好好拉，日本人一走开，劳工们将大锯翻过来，用没锯齿的那头拉，日本人还以为劳工们仍在好好地干活……他笑眯眯地跟我说，这叫：“唬弄小鬼子！”
老队长农业生产经验丰富，是种地的好把式。种地、铲地时，他总是跟在后面查边，来来回回在后面检查，看到个别没好好干活的半拉子社员，他就把那人喊回来，张口就是：“你唬弄小鬼子呀！”
是他把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小青年，当作自己的孩子，手把手地教会我们干农活。
是他教会我熟悉农业生产的全过程，特别是掌握农作物的生长习性。哪个季节干什么活，哪块地种什么庄稼，什么时间调换茬口，都应了然于胸。他对生产队的家底十分清楚，平时哪些农机具要维修，哪些要添置新的，就连生产队的房子和仓库漏不漏雨，牛马厩何时清理都心中有数，及时做好安排。
1974年，老队长积劳成疾，没法亲自安排农活了。有一天，他儿子喊我去他家，嘱咐我说：明天我去不了，你替我这几天的农活张罗一下，到村头敲敲钟……这以后他改行当了马倌喂马，直到去世。
2009年，中心大队的知青回平原时，我们特意去了他家，想看望老队长。我问起老队长张玉甫，她老伴对我说：“他走了！走了好几年啦。”
老队长的一生，是勤奋而又朴实的一生，也是严苛而又宽厚的一生，我们怀念他。

为退伍老兵纾困解难

我们队有几个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退伍老兵。他们因在战争中受伤残疾，失去了劳动能力，生活相对比较贫困。于海明和我经常去探望他们，关心他们有什么困难，是否断粮揭不开锅了，柴禾够不够烧……为他们纾困解难，对老兵进行援助。
在东北解放中扛过枪、受伤致残的老付头，土改时曾在大队担任过贫协主席的老李头，这些老兵都患有肺气肿、支气管炎、高血压等慢性疾病，干不了重活累活。当年生产队很穷，没有扶贫资金，我只能安排他们看场院、打打更，多少也能挣几个工分来养家糊口。
社员胡长友，在抗美援朝中被美军汽油弹灼伤，行动受限。他家未成年小孩多，没有壮劳力。每到青黄不接时，他媳妇胡大婶将烧火用的玉米棒芯碾压碎，再加上水浸泡后，捞去浮在水面上的渣渣，将沉淀在盆底的粉加点菜叶，做成窝窝头当饭吃。我亲口尝过，难以下咽。见此情景令人动容。
老胡头家年终分配，扣去口粮款几乎都领不到几块现钱。遇到这几户退伍老兵家等米下锅时，我就会让他家孩子，去仓库拿点粮食，聊补无米之炊。
在我当队长这一年，用我对他们的关爱，送去了党的温暖，增强了退役老兵的获得感和归属感。

救济粮分配

1969年我到平原公社中心大队，秋后分发口粮公社有规定：社员每人每年600斤（皮粮）、知青800斤（皮粮）。按70%出粮率计算，加工后成品粮，社员420斤，知青560斤。遇到灾害，年景不好，歉收，交公粮任务完不成等情况。年底公社还会派人到各大队开会，动员农户从已分得的口粮中，多多少少拿出点出来交“红心粮”，用以抵交县里制定的公粮指标数。如果来年遇到青黄不接，县里再以救济粮、返销粮等方式，下拨指标给公社。由公社视困难程度，分配给生产队，再让生产队筹款派人、派车去粮库拉回成品粮，由生产队自行安排分发。
进入5月中下旬，夏锄铲地开始了。头年分发各家各户的口粮基本剩下不多了，有些人家已青黄不接。这时公社分配给我们生产队的救济粮、返销粮，我们也拉回到生产队，将它放入了仓库。
因上一年一个劳动日（10分）只有6角钱，使得社员出工积极性不高，平时有个别社员还得队长亲自上门催才肯下地干活。为避免某些社员领到口粮后，不出工下地干活的情况出现。我与于海明商量，决定采取每天下午铲地时，只休息一次。提前半小时收工，到仓库门口排队领取。
下午收工后，于海明、我和王志国（仓库保管员）三人在仓库门口，给大家分发当天出工的口粮（不论整劳力、半拉子只要出工、每人一天一斤）。由我报数，王志国称粮，于海明在旁帮忙，天天如此，一直到救济粮、返销粮分完才结束。虽然这方法有点简单，但用这种办法能调动社员出工下地干活的积极性。一时间，家家户户、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只要是能铲地的，都肩扛锄头下了地。

卸任队长

一转眼，到了1975年8月。通往四合、联村那条路北边的小麦地可以开镰了。社员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收割、进场院、脱粒、卖粮、磨面、留种等工作。
麦收后，不知啥原因，公社要求各生产队，在麦收后换届选举新的生产队班子。我在这时卸任了生产队长，由李海接任。其他人员不变，我仍任记工员。
大队长找到我，问我：你咋不干了？我说：我想上学！今年如果走不了，我还当我的记工员，当不当队长无所谓。我会好好干的，你放心。
回想起来，年初调整班子时，我提议李和担任车队长，算是用对人了。翻地、起垅、趟地……用马用牛的那些活根本不用操心，由李和全张罗了。
9月下旬，我接到上学通知书，离开了中心大队。
年终分红，队里给我来信，寄来不少钱（我的工分所得），来信说：今年分红1元3角一个工，创历史最高，同时，生产队还清了所有外债。这使我一种成就感、自豪感油然而生。
队里将我任队长和记工员的补贴分（各600分，总计1200分）算到了年底。

尾  声

1975年由于我在担任中心大队生产队长期间，受到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群众的好评，“幸运之神”降临我的头上。9月份经依兰县平原公社党委推荐，上了浙江汽车驾驶技工学校金华分校读书（现为浙江交通技师学院），我的北大荒插队生活也划上了圆满的句号，返回老家浙江。
在北大荒插队的日子里，我虽平凡但充实，虽艰苦但富有。我感到：生活还是公平的，幸运之神会眷顾每一个善良又努力的人。      


2022年2月1日

我是怎样到依兰插队落户支边

原依兰平原公社长胜大队知青   訾卫平

1、回顾历史，当时所有招工和升学的渠道都停止了，除了入伍当兵，只有到农村插队落户，或去农场、兵团了。1968年新年刚过，建德开始征兵工作，我原来在新安江中学有几个初二、初三的同学应征入伍，这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解决城镇青年就业的一次大好机会，但入伍的毕竟是少数。我当时也参加了体检，由于某些指标不合格没有去成。

从那以后，建德县白沙镇所属居民区中，已隐约传来将要动员城镇居民家庭中子女到农村插队落户的风声了。1968年的国庆节之后，建德县白沙镇正式启动待业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工作，当时的政策是每家符合条件的子女必须下乡，只允许留一个子女在身边。凡下农村插队落户的子女，都注销城镇居民户口。1968年的10月21日，建德白沙镇有一大批知青来到了建德县航头公社所属大队插队落户，我与一些知青被分到吊沟岭大队。这也是建德第一批到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

2、1969年2月中旬正逢春节，我在插队的地方与房东一家过的新年，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外面过春节。

春节后我回家待了几天，其间获知依兰知青办到杭州接收知青支边的消息。当时的说法是依兰这次来杭州接收知青的名额有缺口，需补充一些，以达到预定的目标（这些消息都是听居民区一个在留守处主管知青工作的人讲的，具体记不清了）。后来省、市有关部门领导找到新安江水力发电工程局的某个领导把情况说明后，后者立刻召开新安江留守处和七里泷指挥部主管知青工作部门的负责人会议，布置组织知青赴依兰的工作。当时我们这些已经下到本地农村的知青（仅限于新安江水利发电工程局下属的新安江留守处的职工子女中）听到这个消息后，反响很大。按照当时得到的消息，已在建德本地下乡的知青，也可以加入到杭州市赴依兰插队落户支边青年的行列中去，但必须是自愿报名，而且时间非常紧迫，出发时间大致定在4月份。我当时的想法比较简单：既然已经下乡了，在哪里下乡还不都是一辈子？与其在这里插队，还不如到依兰去支边。也就在这个时候，1969年的3月中旬，传来了黑龙江“珍宝岛事件”的消息，无形之中也促成了我报名去依兰支边的动力。与我有同样想法的人员还不在少数。当时我所在的大队报名到依兰支边的男女知青就有4名。1969年的3月20日前后，我们这些报名去依兰的人接到通知，来到位于新安江朱家埠的新安江留守处会议室，参加由依兰县知青办一名工作人员（好像是副主任）所做的关于依兰县平原公社基本情况的推介会。会议由新安江留守处负责知青工作一位姓肖（具体记不清了）的同志主持。在这次推介会上，那位依兰来的干部详细地介绍了东北黑土地的自然状况，以及依兰平原公社人文习俗和当地主要农作物的种植情况。他说：“依兰县位于黑龙江合江地区，在中国的地图上处于最东面鸡头的部位，是反修防修的最前沿，你们不仅可以一手拿镐，还可以一手拿枪。”同时还说，“黑土地上种植的玉米棒子有胳膊肘那么长，土豆长得有两大碗那么大。”听了这些介绍，无疑坚定了我们报名去依兰支边的决心。

3、从1968年10月在建德本地农村插队落户，到1969年4月初赴黑龙江依兰县平原公社支边插队落户，历时近半年时间，当时与本地农村房东告别时，房东大嫂流着眼泪、依依不舍的场景至今难忘。

1969年的4月5日下午，我们这些属于建德片的赴依兰平原公社的支边知青，在白沙镇新安江广场集合，与前来送行的家人告别后，乘坐新安江留守处安排的汽车前往桐庐七里泷，与桐庐片赴依兰平原公社插队落户支边知青汇合，当晚入住七里泷大坝指挥部招待所。4月6日下午又与桐庐片知青一起乘坐汽车前往杭州集中，当晚住在位于杭州城站附近的一家招待所。4月7日这一天安排大家在杭州采购生活日用品，下午发放棉被、棉衣棉裤和棉大衣等。4月8日中午是杭州知青赴依兰专列的出发时间。在我的记忆中，我们这些建德和桐庐赴依兰的知青，这天一老早就起床整理行装，吃过早餐后马上乘坐汽车前往杭州少年宫广场，然后下车参加在广场举行的杭州知青赴依兰平原公社插队落户誓师大会，会后乘坐汽车到杭州闸口火车站，凭知青专列乘车证登上火车。大约在1969年4月8日中午左右（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有可能在这个时间之前），随着火车三声鸣笛，我们这些来自建德和桐庐的知青，汇入进杭州赴黑龙江依兰平原公社插队落户600多名支边青年的行列。

2022年9月6日修订

六合，我的第二故乡

原平原公社六合大队杭州知青  陈永祥

史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在毛主席的指示之后开始遍地开花，成千上万的学生喊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更是把上山下乡推向了高潮，如今“知识青年”这个光环还让我们每一个经历过的当事人难以忘怀，每次回想起那个时代的当年及当时，心里总似有说不完的千言万语让人无法平静。
1969年4月8日，杭州市第四批赴黑龙江插队的600多名知青泪别亲人启程奔赴北疆。我也是其中一员且还不到16周岁 ，竟也成了一名“知识青年”。4月11日晚抵达黑龙江省依兰县平原公社。我们21人（18名男生，3名女生）被分到六合大队，我是六合大队杭州知青中年龄最小、个子也最小的一个。到六合屯的那天是晚上8点多钟，天刚开始擦黑，老乡们聚在村口敲锣打鼓非常热情地把我们迎接进村。知青点被安置在村西头老机房库里，在机库东面隔出两个大间，进门那间是厨房，最东面大房间里是南北两铺大炕，就是我们18个男知青的宿舍了，3个女知青暂时安置在和大队队部那一趟房的卫生所里。六合大队共有两个生产小队，我们知青各分一半，我被分到一队，大伙儿吃饭还都在一起。大队指派一位姓潘的大爷给我们知青做饭（后来得知他是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是大队治保主任）。东北的4月份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没有新鲜蔬菜。村民们吃的多是年前冬天来临前自家地窖储存的土豆、萝卜、大白菜和大酱，到这时也都吃得差不多了。大队每天专门给我们知青两板大豆腐，暂时解决我们吃菜的问题。开头一段时间国家分配给我们知青的口粮还没有拨下来，大队就拨出一些苞米碴子给我们暂时当主食。我们这些吃惯大米饭的杭州知青还真是吃不惯这顿顿的苞米碴子，每到吃饭看着苞米碴子饭含在嘴里却咽不下去。有的知青盛一碗苞米碴子饭吃不了几口就倒扔了，而把炖豆腐当饭吃。每次开饭时大家都抢豆腐吃，我因个子小抢不过别人，等我挤到锅边时锅里就只剩下点豆腐汤了，我只能舀点豆腐汤就着苞米碴子饭吃。这情形被潘大爷看到了，之后，他每次做完菜后就特意盛出一碗留给我。但好景不长，潘大爷给我留菜这事很快就被人发现了，好几次，有几个知青要抢这碗菜，潘大爷不给，就与他们发生了争执，把潘大爷气坏了。
农民视粮食似宝。潘大爷每次看到有知青把苞米碴饭倒扔了，就非常心痛，因为在那个年月的这种青黄不接时候，有好多老乡家连苞米碴子都吃不到。记得那时候每到饭点时，我们知青点门前总有十几条大狗来找吃的，也有胆大的直接溜进厨房来。有一天，有一条狗被一些馋急了的知青逮住变成了美味。打那以后再也没有狗来找吃的了。这样的日子维持了三个来月，潘大爷突然向大队提出不干了。从此后，我们知青点没有人帮助做饭，日子过得更加艰难。

    我们初来到六合屯休息了一天，第二天队长就分配我们干活。开始时每天跟一些妇女搓苞米粒，后来跟男劳力一起刨苞米茬子、高粱茬子，干一天两手掌全是血泡。晚上用针扎一个小眼把血泡挤瘪，第二天戴着手套咬牙坚持干。春耕种苞米刨坑点种，踩格子。夏天拔草，铲地，开始铲地时我们还比不上铲“半拉子”的小孩。每次老乡们铲到地头准备“歇气儿”（休息一下）了，看我们还有很长一段垄没铲到头，这时老乡们都纷纷上来帮我们铲地，让我们可以与老乡一起休息。这充分体现了老乡们对我们知青的帮助和关爱，也使我们看到了东北人的实在劲。有时队长在后面检查我们的铲地质量，总会在后面大喊：“把草铲干净了，别把苗铲了啊！”可见我们是草和苗都分不清楚的“农盲”。7月份开始割麦子，薅亚麻。秋天看地，掰苞米，打高粱，砍苞米杆和高粱杆。收割谷子时可真是个重体力活，镰刀下去一用力如割不下很容易摔跟头，非常危险。再就是割黄豆，豆夹尖扎得手掌手腕像蜂窝似的都是血，晚上看着满是血点的手，默默地流着眼泪，心里这份痛与苦，无处诉说。更不敢告诉自己的家人，怕家里老人担心，只好深深地积压在心底。到了冬天的农活主要是打场也就是把收下来的粮食脱壳入库，完成了之后每天的农活就是刨粪。所谓的刨粪就是把屯子周围水泡子里的冰层刨掉，把水泡子底下的冻得象铁板似的淤泥艰难的挖出来送到地里，到来年春耕作为肥料用，而这种真正的原生态有机肥耕作现在是已经很少能再见到了。这第一年我几乎把所有的农活全部都做了一遍，其中的心酸和苦累也都尝了一遍，现在16岁的孩子一个个都被父母宝贝着，而我却已经远离了亲人和家乡，个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
下乡的第一年秋后，由于沉重的体力劳动加上在知青点经常睡凉炕，我得了急性肾盂肾炎，全身浮肿没有力气。大队卫生所的姜大夫是个老中医，他用中西药给我治疗。杭州家里人得知我得了急性肾盂肾炎后也及时地寄来中成药，一个多月后我病情大有好转，浮肿消了，体力也有所恢复。但是，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病情能这么快好转，主要得益于潘大爷一家对我精心照顾。潘大爷得知我得了急性肾盂肾炎后，就把我接到他家去住，一天三顿能吃上热呼呼的饭菜，晚上能睡暖暖的热炕。那时东北农村吃的食盐大多是大粒矿盐，做菜前得先用擀面杖碾碎了，不管做什么菜都是油烧开了先放盐后放菜。潘大爷得知肾炎病人不能吃盐，每次都是等菜煮熟了把我吃的盛出来后再往锅里放盐。在杭州我的父亲及家人得知我住在潘大爷家得到他们的精心照顾和帮助后感到非常欣慰和放心，每次来信总是嘱咐我：“你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忘了潘大爷一家对你的好。”在潘大爷家住了一个来月，吃了他家猪油坛子里不少猪肉和鸡蛋。我的身体也渐渐康复了，我才回到知青点去。潘大爷家在当时屯子里来讲并不富裕，夫妻俩有8个孩子，一家10口人。老大老四是儿子，其余是6个女儿。我下乡当年他们家大儿子还在公社中学上学。自从潘大爷不在知青点做饭后，他家每次做什么好吃的都叫我去，如擀面条、包饺子、烙油饼、蒸馒头、烙粘苞米面饼、蒸粘豆包、炸大果子等，特别他家杀年猪时叫我去吃肉，说实话平时根本吃不到肉，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在东北吃杀猪菜，久违了的猪肉那真叫香啊。在他们家可以说东北农村粗粮细作的食品我基本上都尝到了，潘大爷待我如亲人，我们不是亲人却胜是亲人。
当年我们一起下乡到六合大队的21个知青，到了10月份前后，有的招工去了县厂矿企业，有的嫁人了，有的病退了，有的回家不来了，留在生产队的仅剩下8个男知青。宽敞的知青宿舍没了以往的闹腾显得有些凄凉。10月份东北进入初冬季节，但因我们知青点没有储备烧火柴，还不是每天生火做饭，屋里更显得凄冷。到了12月其他人都回杭州过年去了，知青点里就剩下了我一个人，屋里更是冷冷清清又寒冷异常，窗户上挂着厚厚的一层冰霜，晚上睡觉时我把回家知青留下的被褥都铺盖上，头上戴着狗皮帽子睡觉也不觉得暖和。潘大爷看到我一个人住在冰窖似的屋里，又一次把我领到他家去住。
这次我在潘大爷家住了将近有三个来月，一直住到第二年开春，有知青们陆续回来了我才回知青点。我在潘大爷家度过了在东北的第一个难忘的春节。东北过春节有很多传统习俗：年三十晚上守岁半夜要包饺子吃，初一至十五每天的食谱都不同，二月初二要吃猪头啃猪爪。正月期间隔三差五有秧歌队来屯子扭大秧歌。特别是正月十五这天更是热闹。使我真正品尝到了东北农村的饮食文化，看到了东北农村的民俗风情以及春节热闹非凡的欢庆氛围。
第二年开春回杭探亲的知青陆续地回到生产队后，我又从潘大爷家搬回知青点。也就在这年的夏季麦收完成后，生产队派我去新立水库出民工。出民工对我们来说可以解决吃、住两大困难。吃集体伙食，住集体工棚，没有任何思想负担。这一去我呆到1971年年底，在水库筑坝、建闸、护坡、挖水渠什么活都干过，到整个水利会战工程全部结束，而全部民工都要各自回村我也回到生产队，此时已是1972年的年初了。而大队知青点的知青都回杭了，只剩我孤单一人。知青点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可烧的柴火，实在没办法住了，于是我再一次住进潘大爷家这个庇佑我的港湾。
这年的春节，潘大爷家在达连河煤矿工作的大儿子也回家过年，我们一起住了有一个来月。节前，生产队通知我大年初五去县江桥工地再出民工，这天一早潘大娘为我做好早饭，准备了不少好吃的。吃完了早饭，我扛着行李拎着当年在杭州凭下乡优待证才能购买的帆布箱，走了三里多路到公路旁等汽车去依兰县城。住在倭肯河大桥旁的工地上，每天做大桥维护，开春到牡丹江滩打沙石，为建牡丹江大桥备料。后又转战到牡丹江西江沿修依兰至达连河段国防公路。这年的7月某日从不打架的我，由于实在忍受不住的委屈与一个同是民工的当地老乡发生了争斗，没过几天我被撵回了生产队。回到六合屯，发现原来的知青点也换了，大队帮我们把本村老乡三间大房买了一间半做知青点。全大队也仅剩5个知青了，我们5人凑合着过日子。8月初大队通知我去依兰县知青办体检，我非常纳闷。到了县里才知道原来是七台河煤矿来招工。我回到生产队把煤矿招工的事告诉了潘大爷，潘大娘在一旁一个劲地说：“别去，别去，煤矿可危险了。”原来她有位亲弟弟在七台河煤矿下井干活时被压断了腿。9月初，我还是告别了潘大爷一家，告别了同大队知青，去了七台河煤矿。1973年的春节，我提前和潘大爷的大儿子约好一起回六合过年。大年三十这天我们同日回到六合屯，回到潘大爷家。说实话自1969年4月下乡离家后，至此时我已有四年没回杭州的家，我已把潘大爷家当成自己的家了。在潘大爷家高高兴兴、舒舒服服地呆了五天，离别时心里有多不舍，潘大娘眼含着泪一个劲地问：“还啥时候回来啊！还啥时候回来啊！”不曾想这一别就是26年。因为后来我从煤矿调到富锦地区铁路系统工作，后又调到佳木斯市铁路系统工作，1991年我一家又调回杭州，不但有工作的压力更有家室的牵绊。我们这26年也只有联系未能谋面。直到2000年夏天，我带着我16岁的女儿回到离别10年的东北佳木斯。第二天一早迫不及待的驱车奔赴依兰县平原公社六合大队我的第二故乡，我要去看望潘大爷和他的一家人。这一路上我一直都在想，当年我们下乡刚到六合村时，我是一个还未满16周岁的少年，生产队老乡都叫我“小半拉子”（就是小孩的意思），在我有病有困难的时候他们一家对我精心的照顾和帮助，他们图我啥？他们就是看我们从大老远的南方来到北方同情我们吧。到了大队后才得知潘大爷一家都已搬迁到达连河镇，六合屯唯有他二女儿一家还在。午饭后他二女儿陪我们驱车直奔达连河来到了潘大爷家，看到两位老人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不知不觉得淌了下来。互相叙述着分别20多年来的离别往事和思念，一下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临别时我跪在地上磕头与二老作别，心中默默地说道：“我陈永祥不知道自己今后会怎样，但我一定会做到为您二老送终”。2011年和2018年潘大爷、潘大娘相继去世，我乘飞机及时赶到他家和他们的两个儿子一样为逝去的老人披麻带孝，兑现了我的心中的承诺。人要懂得知恩图报的道理，我视潘大爷家和自己的家一样。2014年是我们下乡45周年，也是我退休刚满一年。这年秋天我再一次回到六合村，通过我在六合屯时的老村书记联系和当时的村书记、村长帮助组织六合屯健在的老人，我请他（她）们喝酒，济济一堂，坐了十来桌，带给老乡每人一把杭州天堂伞、一条大丝巾。我对老乡们说：“我小陈儿，踏上社会的第一天是在六合起步的，在六合期间得到大队领导干部和老乡们的关心帮助，现在，我也退休了。我对六合没有什么贡献，但我敢说我在六合期间没有干过任何损害和对不起老乡的事。今天我就是来感谢大家的。”在杭州我求助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会长帮我写了一块一米五长的匾“六合我第二故乡”送给六合村留作纪念。同年六合村要安装路灯，我和另二名知青捐款一万元，为六合村安装了路灯，能使六合村的乡亲们每天有一个亮亮的夜晚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以报答六合父老乡亲的恩德。
五十多年过去了，当年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犹如还在眼前，而那年的小小少年也好，是风华正茂的懵懂青年也罢，虽然“知识青年”的光环仍在，但是已都是古稀之年的老人了。愿大家身体健康，无忧无虑的安度晚年，也祝愿现在的年轻人好好珍惜自己的青春岁月，不负今生昭华！                        
202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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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回忆——梦魂萦绕的黑龙江

原平原公社保田大队知青   肖鲁伟
1969年—2009年，一眨眼40年过去了。我们也终于告别了青春年华，迈入了银发世界。世事留给了我们太多的感慨，当我们也开始回首往事时，我们知道：老之将至。乡情、友情、亲情，校友、战友、朋友一起涌上心头，但最珍贵、最让我们梦魂萦绕、难以割舍的是黑龙江情结。
40年的追忆，最惨痛而不忍回首的是我们的好兄弟马头陈北京的离去。1952年生于北京，因肺癌于2005年5月8日告别人世。当龙驹坞的哀乐声渐渐远去，当安详躺着、穿着儒雅的马头缓缓地进入天堂之门，在烈火中凤凰涅槃般实现烈火中的永生时，伴随着簌簌而下的泪水，我们默默祈祷：马头，一路走好。马头是跟随姐姐武强来到保田的。武强文静侠义、世事洞察，是我们队的大姐，而马头生性好动，豁达大度。在马头脸上看到的总是笑容，看不到丝毫的愁容和沮丧。他给予我们总是欢乐和愉悦，其实他的内心是有无法言状的痛苦，而这种无名的痛苦，在当时的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或多或少的存在，只是他的痛楚更深更痛。记得有一次，长时间吃不到一点油腥的我们，每人花了两元随礼钱，参加一位老乡的婚宴，以酒量和豪爽称雄的马头竟然为了一碗肉，一口气喝了两大碗高度土酒。不一会，就酩酊大醉，倒在了炕上。突然，一声声嘶力竭的呐喊：“我爸是革命的！”把我们都惊呆了，我们四个人不顾一切地拽起他的手脚，四脚八叉地把他抬离现场。我们知道这句话的分量，在那时候，这会带给他更大的灾难。马头的爸爸就是大名鼎鼎的老革命、著名文学家陈企霞，但头顶上有着一顶可怕的帽子：丁陈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顶级大右派。陈老伯是一位共产党的传奇色人物，西安事变后，周恩来设宴招待国民党军队团以上军官，陈老伯为了国共合作，也为了给周恩来分忧，一人冲在前，代表中共给每个军官敬上了三杯酒，斗酒敬群雄，成为国共合作史上的一段佳话。国军连呼：共产党真厉害。
为了回到纪念的原点，我们来到位于杭州钱塘江边上的闸口。
1969年4月8日，杭州闸口白塔岭下，早春料峭。一列绿色的老式蒸汽火车，静静地卧在一片被称作为货运场的杂乱的高耸的铁路路基上，默默地承载着一群充满着青春活力和近似狂热的青年学生的跳跃，新初一、老高三，名校生、社会生，造反的、保守的、逍遥的，男的、女的，都混杂在一起。列车的窗户全部敞开着，围着火车送行的同学、老师和亲人看到的是一张张幼稚的笑脸，他们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甚至不知道明天干什么，但以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荣，背上了神圣使命的这一代人，呼喊着，大喇叭不停地放着毛主席语录歌：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要到农村，到边疆去，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此一去，将扎根黑龙江，干一辈子革命，当一辈子农民。
上午10点15分，笨重的蒸汽火车龙头，憋住了气，长鸣一声，终于启动，哐当哐当地驶离了童时的天堂，我们甚至都没有想到，应该多看一眼我们的家乡。白塔无言，但它却见证了，发生在天堂杭州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空前绝后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是工人下岗、农民工进城，而那时是天下一片红，城里人下乡，中学生当农民，该读书时不读书。
黑龙江很远很远，位于中国版图“鸡头”和“鸡冠”的位置，是雄鸡一唱天下白的地方。窗外的大地由绿色变成了灰黄色，过了长江、黄河，又过了山海关，一眼望去，已没有绿色，只剩下褐黄色裸露的土地。车厢内的温度愈来愈低，渐渐地学生装让清一色的黄绿色棉大衣替代，车厢里慢慢的安静了。郑建中保留了40年前的一张集体乘车票，把我们28名来自不同学校、不同家庭、不同年龄的青年学生聚集在一起，锁定在保田，开始了梦幻之旅，后来又新和北京加盟，共30人。
火车一路北上3268公里，昼夜交替，整整走了70多个小时，才到达了我国最北边的中心城市佳木斯——合江地区的首府。我们下了火车都来不及瞥上一眼陌生的城市，就登上了等候着的大客车。127公里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上盘旋了五个多小时，在暮色中到了我们的目的地——依兰县平原公社，此地离杭州3416公里。我们插队的依兰还是有点名气，与杭州还有点渊缘，还拍过一场电影叫《傲蕾一兰》。依兰是清肇祖猛哥帖木尔诞生地，北宋徽、钦二帝幽禁之处，属辽越里吉五国头城；是小兴安岭、完达山脉和张广才岭三山聚首之地，松花江、牡丹江和倭肯河三江会合之处。北宋兵败，一路南下，定都杭州，改号南宋。为还我河山，岳飞横刀立马，逐鹿中原，最终以“莫须有”下狱革首，临刑前，怒发冲冠，留下不朽之作《满江红》。到了依兰才知道，继北宋二帝被囚882年之后，我们也来到了这坐井观天之地，我们这群“南宋臣民”竟然来到了依兰接受再教育。我们保田大队的30名知青在这里经历了彷徨、苦难、欢乐和喜悦。
在公社，一个不能再简单的欢迎仪式后，就把我们交给了来接我们的保田大队的崔官。后来我们才知道在东北，什么人都可以有个官名，放猪的叫猪倌，赶羊的叫羊倌，大队官，小队官，连做豆腐的也叫豆腐倌。崔官的大名叫崔显财，虽算不上魁梧高大，却也是一个典型的东北汉子，一只眼睛有些毛病，像牛犊子一样有用不完的劲，是我们保田大队的大队长。在后来的日子里，他的严厉让我们害怕，但他给了我们太多的帮助，我们有困难都愿意去找他。生平第一次坐马车，那个稀罕至今难忘。在黑夜中颠了8里路，小胖和小杭还被颠到了地上，保田村终于到了。在北方，屯子和屯子之间往往有几里路的距离，中间没有人家，一个屯子就是一个大队。
我们的新家---老田头的五间大房。东北的房子，与我们南方农村的民居完全不同，坐北朝南，墙由泥坯垒成，一排木格子的窗框镶在南面的泥墙上，窗户上不用玻璃，而是用一种像写大字的宣纸糊在木框的外面。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东北的野趣是：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外加三宝：人参貂皮乌拉草；还有三大怪：大姑娘叼烟袋，生个孩子吊起来，窗户纸糊在外。五间大房的房门开在中间，进门就是灶间。因为天寒地冻，在正中偏后有一口水井，木制井框四四方方的，高出地面约有一人高，边上有个轱辘把，轱辘一摇，几下就可以打上一桶瓦凉瓦凉清澈的水。门内的两边分别有三个灶台，灶台上扣着挺大的铁锅，是用来做饭和烧猪食的。有一次，轮到武强做饭，她因为视力不好，被蒸汽一熏，竟然把大饼子贴到锅台上。东头屋是老田头自己住，西头屋是我们住。北方没有床，半人高的土炕就是睡觉的床、吃饭的桌，一个房间里除了土炕和炕上用于放衣物、杂物的柜外，一览无余。我们西屋是南北两铺炕，28名知青就都睡在炕上。都说：东北是男男女女睡在同一铺炕，这确实不假。老乡家都是这样的，我们也是这样，只是我们的炕在中间用木板隔成了两间房，女的住里间，男的住外间，女的进进出出都要经过我们的领地。炕由泥坯搭成，南北两铺炕经西头的烟道连在一起的，炕的烟道通着灶台，就是靠烧饭烧水的热量，经过烟道来暖炕的。
我们经过几十小时的旅途辛劳，一进屋里，就闻到一股扑鼻的香味，那是队里安排老乡给我们做的第一顿饭：大豆腐和馒头。东北的大豆就是好，真是名不虚传。第一次吃到东北大豆做的大豆腐，简直就是鸡蛋炒韭菜，那个香味至今还能闻到。吃完饭，我们就七倒八歪，有的睡在炕上，有的干脆就直接睡在地上的柴禾堆上。这就是我们到东北的第一天。
第二天，我们才认真地打量了我们的新居，真正看了我们的家和院子。老田头的房子一排五间，东西走向，屋顶铺的是一种东北特有厚厚的一层羊草。这种草在大甸子上成片成片的，有半人高，风吹草动，像麦浪一样飘逸。房前有约半个篮球场大小的空地。房的东头有三间厢房，老田头是用来堆放杂物的，这厢房后来给了我们不少乐趣。记得有一次，增生将经常来我们院子里晃头晃脑、不把我们放在眼里的满地胡乱拉屎的一群鸭子，诱导进了东厢房，用一根一根小木棍竖着撑在鸭嘴后就释放出去。鸭子一个个摇头歪脖子跑了，听说好几天都吃不了东西。增生告诉我们时，把大家笑了前仰后倒直流泪。以后这些鸭子再来时，我们都会想到它们嘴里的小木棍偷偷地笑。五间房的后面有一个不小的院子，里面有两棵沙果树和几棵李子树。一到夏天，两棵沙果树的树冠就把整个后院遮盖住，满树通红通红的沙果，把硕大的沙果树点缀的分外妖娆。现在我们也叫不出沙果树的学名，但沙果肯定是东北的特产，其他地方是见不到的。白里透红，晶莹剔透，个头一般大，就像一个模子压出来的，有点甜，但主要是酸，中看不中吃。女知青有本事，将沙果用锅煮熟后，挤去果核和果皮，用点糖就成了沙果酱，沾馒头好吃极了。树下还有几畦土，用来种小葱、毛毛菜。我们还种过花生，发了芽，开了花，但不等结果，天寒地冻，死了。
以后，从薛保平、朱晓虹、郁昭陵因病退回杭州，到北京最后回到杭州，我们在黑土地上挥洒了10年的青春，进入了而立之年，与这片黑土地上结成了不解之缘。
10年间我们经历了太多的不解、苦难、彷徨、喜悦和欢乐。渐渐地，星转斗移，经过潜移默化的推移，在这里我们彻底变了，少了幻想，少了冲动，少了书生意气。在这里我们懂得了农民，懂得了农村，懂得了农业。在这里我们知道了吃苦耐劳，知道了自重自立，知道了关心和帮助别人。我们逐渐变得像农民了，连我们的外号都带着浓厚的东北乡村土味，北京叫马头，闽南叫南瓜，凤翔叫木匠，晓华叫黄瓜，建中叫年糕……只是农民有血缘相连的家，我们的缘分就是知青，老田头的五间房就是我们的家。虽然我们离开了父母，但我们30个知青却成了亲密无间的兄弟姐妹、铁杆朋友。
在下保田40周年来临之际，保田岁月的一幕一幕又回到了眼前。
4月的东北，原野上光秃秃的，风过平地走沙石，寒风和着沙粒，打在脸上有点冷痛。大地开始回春，在早春的太阳照耀下，表层的土已经解冻，两三厘米下依然是冻土。
我们第一天的劳动是踩格子，前面牛或马拉着铁犁，把地垄由中间破开，牛马后面跟着两三个人，第一个人在破开的垄沟里撒种，后面的石头碾子紧接着把两边的新土合上，我们跟在石头碾子的后面，用脚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埋有种子的松土踩实，防止早春的大风把土里的水分吹干，否则那种子即使发了芽，也会很快枯萎。当时除了播种小麦是用东方红拖拉机作业外，其余的播种都是采用这种前播种后踩格子的办法。方法是祖上传下来的，谁都感到落后，但年复一年就这么重复。建中对此很上心，和凤翔等人琢磨着改进，还真研究出一个集破土、播种、压墒于一身的农机，后来公社把建中调到农机站，专门从事农机的研制。播种期，主要是种小麦、苞米、谷子、黄豆。播种完后，有一至两天的休息。
东北的春天，尽管时间很短，还是有许多乐趣。让我们记忆最深的是，原始的大草甸子。从保田往东走，过了一条人工修筑水利形成的水渠，约十多里外就到了一望无际的大草甸子。绿油油的一片，期间穿插着一些水泡子，小鱼游来游去，如果有瓢，真可以瓢舀鱼了。不时还可以看见有二尺来长的黑色鱼背露出水面，可以想象鱼该有多大了。一次，晓阳为了抓到大鱼，特地带了一把二齿钩，一种用来挖苞米杆的铁制农具，看见大鱼露出的鱼背，高高举起二齿钩往鱼身上砸去，二齿深深地扎入了鱼身，可是鱼一个翻身，鱼跑了，晓阳一个跟斗落水成了落汤鸡。从此，我们再也不敢去惹这么大的鱼了。倭肯河穿过大草甸子，当时我们只知道打鱼要用网，可是在那里不用，只要用柳条编制而成的破筐丢在水里，第二天把它捞起来，一定会有几条大小不等的鲶鱼。在草甸上，有时会遇到成片成片盛开的黄色喇叭花样的花朵，这就是在南方十分珍贵的黄花菜。每到这时，特别是女知青会一个劲地采，用水煮一下，然后晒干，到冬天带回杭州。大草甸里的乐趣还有捡野鸭蛋。春天是野鸭生蛋的时候，我们会几个人排成一排，漫无边际地向甸子深处走去，一不留神野鸭会扑楞着翅膀，从你眼皮底下飞起，吓你一跳，然后就后悔没有抓住它。野鸭很狡猾，你不走到它跟前，它是不会飞的，但它一飞，它的窝就暴露了，扒开羊草，一定会有少则两三个，多则五六个野鸭蛋。那时候没有动物保护意识，捡到野鸭蛋就是幸福。一次，我们队里年纪最小的知青保平，到东北时还不满16岁。她捡鸭蛋捡得忘乎所以，脱离了大部队，一个人向深处走去，而且还趟过了一条小河，等到天快黑了，我们才发现她丢了，大家急得不知所措，草甸子上回荡着声嘶力竭的喊叫，终于听到了回音。原来她一个人趟过去的小河已经涨水了，她不敢返回，傻傻地站在河边发呆，我们过去几个人把她接了回来，以后大家再也不敢让她单独行动了。
4、5、6、7月，主要的农活是田间管理。铲地除草，一遍又一遍，一般要铲三遍，直铲到轻纱帐把大地覆盖，苞米长到一人高后才停止。田间管理对我们最大问题是劳作时间长。这段时间太阳会两三点钟就早早升起，晚上七八点钟才落日，这样的日出日落一直要延续到夏至节气。日出而作，不到日落不能息，就是一个困。如果有一天，天下起阵雨，我们会不顾一切地跑回村里，那可是老天爷给的恩施，是我们唯一可以休息的时候。
8月是东北最热的时候，除了早晚，晌午时分热辣的太阳一点也不比南方逊色。8月也是东北的雨季，时不时会下上一两天，正因为如此，也是我们最苦的日子。大片的麦子成熟，要在短短的几天收割完，否则一下雨，麦秆伏地，麦粒经雨水一打，很快会发芽或霉变，那损失可就大了。东北的麦子长得并不高，几乎是要把脸贴到地上，屁股翘的高高的，才能把麦子从根部割下。一进入割麦时节，一连几天都得脸朝黑土地，背负青天地劳作，劳动强度可能算是最苦最累的农活了。

收割完麦子，有一个月相对空闲时节。这时的苞米开始灌浆，日趋饱满，大豆开始结荚，瓜地里的甜瓜开始释放出诱人的清香。北方老乡人情味重，生产队一般就将得罪人的护青和看瓜的活，派给我们知青。知青也确实是六亲不认，像捍卫疆土一样完成任务。在东北，知青对公共财物的守护责任是有口皆碑的。在晚间，我们会跑到瓜田里，监者自盗，专挑好的瓜吃。北方老乡很看重大豆，没有吃青毛豆的习惯，看见我们将青毛豆煮来吃，感到很惊奇，说我们尽瞎祸害，还把我们比着广东人，除死耗子不吃，什么都敢吃。

9月、10月，就进入了金秋季节。在大田收割之前，生产队会安排我们去草甸子割羊草。到甸子，每天来回有30来里路。这时候的甸子上，羊草长得有半人高，密密麻麻，地下是湿漉漉的泥泞，上面太阳晒，下面是臭烘烘的积水，还有撵不走的小咬和瞎虻，一巴掌拍下去，可以打死几十个。小咬是一种至今我们还叫不出名的会飞小虫，据说大姑娘叼烟袋，就是为了用烟驱赶这种无处不在的小咬。这季节甸子上都是割草的人。尽管东北煤矿遍地，但即使十几元一吨的煤，对于农民来讲，还是很重的负担，除了从大田里收割的苞米杆黄豆杆供烧火取暖外，不足部分主要是靠羊草补充。割下的羊草，先要一捆一捆的捆好，一堆一堆的摞在一起，要等到大冬天，地冻了，马车才可以进去搬运。
秋收，先收苞米。收苞米分成三个阶段，首先是把苞米杆由根部砍下来，砍苞米杆速度很快，手起刀落，只听咔咔的声音，一排排高过人头的苞米杆就齐刷刷的向一边倒下，一排人齐刷刷地用跑步的速度推进，就像给大地剃头，特别爽快；撂在地里的苞米由弱劳力和妇女组成的小工，将散落在地的苞米杆归成一垛一垛；然后一棵一棵的把苞米从杆上掰下来，堆在边上。几天后，生产队会派马车和壮劳力来装车，将苞米杆和苞米分别运回场院，码垛堆放。苞米杆作柴禾，苞米要到大冬天，天寒地冻时才倒出时间打场。接着下来是割谷子，谷子一般长得有半人高，大大的穗子，特别的沉，杆子特别壮实，割谷子特别累人，磨快的刀，把头发丝放上去就会一截为二，但割几下就钝了，也很乏味。最后收割的往往是黄豆和水稻，这时的北方已是天寒地冻，收割就是在冻土上进行。水稻还可以，本来种的也不多，镰刀在冰面上滑动就可以了，不觉得费劲。收割黄豆就很痛苦，豆杆长得不高，要弯下腰，然后一手抓推豆杆，一手用镰刀对着使力，豆荚和豆杆冻得硬梆梆的，用手抓推就像用手捏着刺一样钻心地痛，只要是割黄豆，手心手背一定是伤痕累累。
东北的冬天是冷得出奇。有老农告诉我们，在三九天，连小便都要拿棍子，否则小便时会把尿给冻上，我们不相信也没有遇到过。不过时不时可以听到有人冻死的消息，说人在冻死前会有幻觉，往往是觉得眼前会有一堆熊熊的火堆在燃烧，越来越热，然后一件一件地脱衣服，直到失去知觉，挺吓人的。我们经历的是晓华的脸庞和小胖子的耳朵被冻了。有一年，小胖子跟车去甸子拉羊草，零下三四十度，临走时一时疏忽，没有把狗皮帽子的带子系紧，过不了多久，发现耳朵立起来了，用手敲敲，只闻梆梆地脆声，已没了感觉。我们马上想到用火或热水去解冻，老乡说万万不可，如果这样，耳朵就会烂掉，要用雪搓，用冰水化解。我们忐忑不安地赶回到家，用冰冷的井水，把耳朵整个放到水里，不一会，在耳朵外面析出了一个耳朵状的冰块。耳朵慢慢的透红了，变软了，有了生机，血红血红的活了。我们在打场的时候，抓到耗子（即老鼠）用唾沫吐在尾巴上，尾巴马上就冻在地上了，任老鼠怎么吱哇乱叫乱蹦乱跳，尾巴就像钉在地上一样，纹丝不动。在冬天水泡子打鱼也是别有趣味，水泡子外表看上去，冻得嘎嘎的，有一米多厚。用一种冰镐，在冰上穿凿一个直径约一米的冰洞，直到还剩薄薄一层时，人站到冰洞旁，用力将最后一层冰凿穿，这时由于内外压力不同，压在冰层下的池水会一下子喷薄而出，可达一米多高，随着喷薄而出的是活蹦乱跳的河鱼，到了冰上，没蹦几下，一会儿就冻僵了，好的时候，一个洞就可以打上几十斤鱼。
冬天农活三件事：打场、送公粮、修水利。

打场是一年中最后的农活。场院一般都坐落在村庄的外围，有几个篮球场这么大。场院的中间是一块平平整整的场地，用水浇地、零下三四十度时自然封冻，然后用马拉着石头碾子在场地上反复碾压浇水，几遍下来，场地就成了水泥地一样光滑和坚硬。凡是收割来的小麦、小豆、谷子、水稻、高粱和大豆，堆在场院的四周，摞得高高的。打场就是把这些粮食，从秸秆上通过马拉的碾子碾压给分离出来，然后过筛、扬场、装袋，秸秆就作为柴禾，按确定的分配方案，用牛车拉到各家各户。打场时，几乎男劳力都会出动，场面很壮观，人欢马叫的。打场的时间抓得很紧，一般是早上二三点钟就起来，一直要干到下午二三点钟，与其它农活相比，打场只是要起个早，但并不累，而且队里还会让大伙儿吃上一顿：大碴子，豆腐菜。东北的豆腐，因为是东北黄豆做的，特别好吃，离开东北那么多年了，还能闻到屯里的豆腐香。豆腐是生产队自己做的，有专门的豆腐房和做豆腐的豆腐倌。我们知青无心无肺，都带有城里人什么都不在乎的情调，也不掺合邻里长短，一般与豆腐倌的关系都不错。上场前，我们会先到豆腐房去看做豆腐。做豆腐的程序不复杂，先把黄豆用温水泡胀，然后上石磨，东北喜欢用马来拉磨，马一圈一圈地转，石磨中不断淌出浓稠的豆浆，磨房里此时会飘逸出淡淡的黄豆清香。磨完豆浆，用一口巨大的铁锅开始煮豆浆，等锅里翻花了，豆腐倌会把炉膛里的火撤去，让温度慢慢地降下来。这时豆浆的表面会形成一层厚厚的豆腐皮，据说这豆腐皮是黄豆的精华，特别有营养。豆腐倌这时很得意，他能用一根长筷子将豆腐皮捞起来逗我们，因为我们想吃，但总是捞不起来的，一捞就碎。豆腐倌的绝活是点卤水，经他一点，豆腐浆就变成可以做老豆腐、嫩豆腐、豆腐皮的豆腐脑，将豆腐脑舀到一个豆腐煲里，滤去水分，然后倒入不同的模具里，经过不同力量和时间的压榨，颤抖抖的水晶样的嫩豆腐、结实略带苍黄的老豆腐、喷香四溢的金黄色干豆腐就做成了。我们吃完豆腐制品，心满意足地上场院干活去了，这一干就要干到晚上。整个打场一般要持续一到两个月。

打场下的粮食，就要装入一种印有中粮字样的麻袋里。背麻袋装车也是一种力气活。最重的是谷子，一麻袋谷子有两百斤重，我们得把它背起来，放到马车上去，虽然只有十几步远，还是得咬咬牙才能完成。第二天队里会安排人员将粮食送到几十里外的道台桥或三道岗粮库。交完公粮，剩余的粮食才可以变换现金。与现在不同，现在的农民不用交农业税，国家还会给许多的优农政策和补助。那时，农民除了学习政治，几乎没有任何享受，是真正意义上的贫下中农。我们知青由于有家里关照，开始三年国家还有些补助，除了自己用外没有任何负担，一年下来会有百十来元的分红。
分红完后，农活安排就明显松懈。开始猫冬，意思冬天可以像猫一样呼呼睡觉，农活就是刨粪和修水利。因为东北的冬天是夜长昼短，白天时间不过六七个小时，冬天家家户户都是吃两顿饭。修水利，现在看来就是长官意志，与天斗得一厢情愿。在我们平原公社，一马平川，一年的降雨量足够庄稼的需要。到现在我们也没有搞懂，为什么公社每年冬季要抽调全公社的劳力，集中兴修水利工程。所说的修水利就是把人集中起来，驻扎在一个村子里，工地上插遍红旗，这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场面。工程就是按照技术人员或公社干部的布置，一边将平地往下挖，挖出有数个篮球场那么大的一个有十几米深的近四方形的大坑，好在东北的冬天地表冻得有近半米厚，挖土就像是挖水泥块，挖一层冻一层，一层一层的挖下去，也没有遇到过塌方的事，说这就是将来的蓄水池。挖出的土，用人工挑上去，沿着几百米长的直线，把土堆砌成近高远低的土墙，近端有几十米高，慢慢的到远端接近地平面。然后再在土坝样的中间开出一条沟，作为将来引水之用。蓄水池就像长城的烽火台，一般三五百米挖一个，土坝就有点像土城墙，连在一起就构成了蔚为壮观的水利工程。据当时的领导告诉，以后修成了工程，就是用抽水机把坑里的水抽上来，沿着斜坡水就可以到达农田。可惜，直到我们离开黑土地，后几十年我们又回去看的时候，也没发挥过什么大的作用，只是作为一个“时代作品”静静地躺在大地上。
至今，凡是问起当年知青对这段经历的评价，不管其以后道路多么艰难，或者多么顺畅，也不管其从事的是教师、公务员、工人、技术人员还是其他工作，但回答却是高度的一致：刻骨铭记、无怨无悔。如果说现代人已经以说真话为耻、为难事，说话都要到脑子里转一转不能脱口而出，那么我们这一代人说话就是无遮无掩，开口就是大实话、大真话。
虽然我们至今还不明白，那时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又为什么要停课闹革命？又为什么要……但有一位哲人说过：人生识字忧患生。知青就是识字人。记得当年，永利经常组织大家政治理论学习，是完全自愿的。我们会坐在老田头门口院子的木头垛子上，听永利讲理想，听得我们云里雾里、目瞪口呆，闽南、新新、又新和晓阳都是忠实的参加者。我们至今清楚地记得：他设想中的农民和工人一样，有八小时工作制，有和工人一样的节假日，有固定的工资，有生老病死的保障……那时听起来，就是乌托邦的空想，可是40年后，看看今天的农村改革，所说人权上的平等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正是在接近当时的理想。永利是我们大队公认的思想家。我们大队还有一位有出色表演艺术的张蜀平，她当年扮演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的李奶奶，不仅身材像、唱腔像，连举手投足都像，以至几十年后我们旧地重游时，老乡不再知道我们是保田的知青，而是只知道浙江知青中有一位“李奶奶”。
生病在那时，对农民来说就是生死在天了。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农民有个头痛脑热的时候，就是靠黑白两种东西：黑乎乎的大烟和白色的去痛片。在农民身上的病也特别怪，非死即生。我们看着老乡因为无钱就医，在家等死的事，绝非虚言。后来国家推行赤脚医生制度，增生就是被推荐去公社学了一段时间，回来当上了保田第一位赤脚医生。增生很有同情心，看他忙的时候，没日没夜，走家串户，一时名气很大，也确实救了不少乡亲。鲁伟后来是学的医学，说起那时的医疗状况，也是一脸的无奈，那时只要不疼不痛，就是没病没灾。经济不发达，人命就是贱。凤翔天赋好，自学木工，成为手艺人，在保田很多老乡都会请他去做木工活，经常好吃好喝的待他。他有好吃时，也经常喊着大家，走，蹭饭去。柱柱好学，爱收集东北的歇后语，什么雪里站马——白蹄、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我们都是从他那里熟悉的。后来他曾经说过：希望写一两部小说，真希望看到他的文章。特别希望王晓华能写回忆录，因为最终他是我们的骄傲，他由一个知青，成长为我们公社的党委副书记。
我们去的时候走了70多个小时，但我们回来之路走了10年。从保平等三人病退回了杭州，第一个离开屯子的是铁成。下乡两年后，一个秋天的夜晚，铁成告诉我们，大队官找他征求意见：县里要从出身好、表现好的知青中，抽调一部分人去县里参加什么宣传队。铁成对去还是不去有些犹豫，大家一听，这是好事，鼓励他去，就这样他去了依兰县二副食商店。林彪事件发生，“四人帮”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政策开始松动和调整，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历经十年，以一代热血青年的青春年华为代价逐渐谢幕，一场民族复兴的大潮汹涌澎湃。其后我们大队，有的到学校读书，毕业后回到了杭州；有的去部队服役，退伍后回到了杭州；有的因病、有的顶替父母岗位回到了杭州，到目前为止：我们30人，除了马头去了天堂，闽南在福建出版社谋职，武强在北京，铁成还在呼和浩特，其余的都在杭州。
有人这样评价这一代人：这是苦命的一代，长身体的时候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读书的时候遇到了“文化大革命”，结婚成家的时候遇到了计划生育，养家糊口时遇到了失业下岗，日子刚好些又到了退休的时候。但我们依然是无怨无悔：因为我们的命运与共和国和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振兴中华，匹夫有责！黑土地给了我们坚定、忠诚和宽容！
当本文结束之时，执笔者知道，还有很多话没有说完、还有很多的事需要去讲。一切都已经过去，历史已经凝聚，希望这抛砖的散记引来更多的回忆，以此来纪念我们自己。
2009年4月8日











一次奇特而辉煌的奇遇
原平原公社保安大队知青   许重山
1970年上半年，在平原公社保安大队，我和岳嵩、李永春、王才等几人住在我们二队老张大爷家。
大概在3月下旬的一天，后半夜我起夜出门撒尿，天气很冷，急匆匆地尿完，不经意间抬起头，猛然看到一尾彗星横挂在西北方向的天幕中，像一把半打开的扇，明亮尾又长。第二天我跟同炕的朋友随意地说了句我昨晚看到一颗彗星了，他们也不在意，现在都忘了。我一直深深铭刻在脑海里，一直想弄清这颗彗星的名称，可苦于没有时间，没机会，直到现在有了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真感谢现代科技，我终于根据时间，及我们知青的生活轨迹，用智能手机在网上查到了它！弄清了这个谜！
根据资料，这颗彗星叫“班尼特彗星”，也叫“贝内特彗星”。该彗星是由约翰·班尼特于1969年12月28日发现。1970年3月20日过近日点，3月底经宝瓶座和飞马座成为北半球黎明夜空中的迷人天体，亮度为“0”等级，即最高亮度。被认为20世纪最美丽的彗星；是70年代最令人敬重、辉煌的一颗彗星。据讲通过望远镜可以观察到从彗星核中喷射出明亮物质形成奇特的螺旋状喷流。
在那艰苦年代，有幸见到这颗彗星真是一种意外的眼福，一个美好的记忆！至今难忘！
2022年2月

告 别 依 兰

    原平原公社四合大队知青   金海腾
早上离开依兰前，再去了一趟知青林告别。再过50年也就是知青下乡100周年后，无论人们是否还记得当年1300多名来自江南水乡的杭州知青曾经生活、劳作在这里，都已不打紧。每个人对于历史浩瀚长河来说，就是一个芝麻点，哪怕是伟大的人物，大概也只是黄豆，顶多一个西瓜罢了！
从1969年下乡，至1981年返城，东北12年；
从政13年(1981-1994)；
金融17年(1994-2011)；
重新创业8年(2011-)；人生就那么几段！
少年离家吟着:“曾记我离家的那一年，那一年的春天，那时是杨柳初绿，草儿初青，野花儿初露脸……”似在眼前！转瞬间:“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驶在依七高速上，蓝天白云，通透！

情  结 ·有感而发

原平原公社保田大队知青  王晓华

五十年前同行，奔赴依兰插队，
农村天地磨炼，酸甜苦辣均有，
狂热彷徨反思，知青各有结论。
五十年后同聚，欢聚一堂回忆，
虽然感受不同，却有共同心声，
知青岁月难忘，依兰情结永存。
         
2019年4月13日

昔日同赴北大荒

原平原公社保安大队知青  孙 杰

       昔日同赴北大荒，  战天斗地保边疆，      
寒风吹硬筋与骨，  烈日晒黑我臂膀，     
青春年华蹉跎过，  身心磨砺永难忘。     
光阴荏苒五十载，  岁月沧桑印脸庞，      
今朝有幸聚一堂，  抚今追昔话语长，      
推杯换盏共祝愿，  幸福快乐永安康。        

幽兰之伤  石英兰之秀

原平原公社保安大队知青   许重山

一
孙秀兰在微信里留下语音，讲述了48年前保安大队知青很揪心的一件事。听完后，如琴弦一下拨动了我尘封64年的一次偶遇。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姑且称之为“幽兰之伤、石英兰之秀”。

还是在初小时，一听放学铃声，我便背上书包和同学飞也似地往分水江对岸的桐君山跑。摆渡的不收小孩钱。来到山脚，个个像小老虎、小兔子似的往山上撒野、乱串。一年下来，山上边边角角让我们爬了个遍，连桐君庙堂前四大天神凶煞的目光，也阻挡不了我们欢悦的心情，直奔阁楼顶去，整个桐庐镇及美丽的两江风景，一览无余，真如杜甫的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真真切切感受到了站得高看得远的美妙体验。女生一般不上楼顶，会在山上不失时机拔“汉葱”（一种野葱）。我偶尔遇上了，也会采几把给身旁的女生。

一次，一块奇异的石头突然抓住了我的眼球。一眼望去，像一只站在草丛里的兔子，高30厘米不到。走近细看，石头白色带着泛黄，有深有浅，靠地之处附着绿色的青苔。表面凹凸不平的棱角早被岁月的风雨抚摸成圆面光滑的“雕像”，浑然如“玉兔”。石头深处的洞孔相互交错，大小不一，俯耳倾听，细若游丝，如琴、如笛，令人称奇。暗藏石内的线条粗细不均，粗犷的，给人稳重安定之感；细腻的，给人深有内涵和自在之味。底部盘根错节的青苔格外耀眼。如白居易诗云：“漠漠斑斑石上苔，幽芳静绿绝纤埃。”

以后每次上山，我都会不经意地光顾“玉兔”。然令我惊讶的是石旁的草丛竟抽出了几根细细的茎，绿色，底部泛黄，上部略带浅紫色，茎上有几颗青色的小小球蕾，晶莹剔透的小水珠在阳光的照射下煞是好看。期待花开，便成了那段时间心底的梦。

终于，在一次爬山中看到了它的真面目：花瓣不大，色彩淡雅，底部淡淡的鹅黄色，往上渐渐变成淡淡的半透明的绿色，缀上点点紫色；花瓣簇拥，像一团翩翩起舞的蝴蝶，围着各自的花蕊；轻轻低下身，花丛散发着阵阵淡淡的清香，不刺鼻、不腻味。有一根茎上竟有九朵花。它们有的盛开，有的含蓄，俯仰生姿，引人注目。有个同学跃跃欲试，设法挖回家，我极力阻止：“野草的花，自应有它适合的环境，挖回家去，要死的，让过路人看看吧。”

意外，还是发生了。接连几天的大风大雨，把花摧折得“落红”一地，其中一根高高的、正肆意盛放的花茎，被风拦腰折断，惨不忍睹，而那腰折的花依旧绿色盎然，那剑一般的叶子仍默默地守护着她的根，昂首向上，颇有壮士凛然的豪壮之气。有几枝叶，淘气地伸到“玉兔”的洞孔外，随风摇曳，似乎在跟风神捉迷藏，挑逗着人们怜悯的目光。

那玉兔经风雨的洗刷更清新、更明亮，往日的尘埃不见踪影，更白净、更光滑，可爱动人，坚如磐石，不离不弃，守护着兰花。好一幅“石英兰之秀”美景，令人感叹！今赋诗二首：

其一：西风夜露寒，任是也自香。盈盈叶上露，欲泪任飞扬。

其二：雨灵净石霭，朝夕绿苔幽。玉兔犹有泪，坚守阅春秋。

二

斗转星移，人世沧桑，60多年转瞬即逝，70年代初再寻“玉兔”，杳无踪影，更没见依着石英兔的兰花，甚是惆怅。（70年代初桐君庙被用作纺织厂，为取水，上山建立了一个抽水泵埠，而石英兔和兰花正是在这个线路上，被炸了。）48年前，却让我领略到一场人间的“幽兰之伤，石英兰之秀。”

1969年我与素不相识、同样充满热血的青年（刚从小学、初中、高中毕业的学生）相聚在黑龙江省依兰县平原公社保安大队插队落户。

1973年8月下旬的一天，我和岳嵩早早随部分社员去10多里外的北大甸干活。此时一早一晚温差大，凉风习习。看早上东边成片的火烧云，心想今日可能要下雨。在干活途中经常会下起雨来就跑回家，路远的跑到家往往全身湿透，女知青比我们男的更要惨。那时没有雨衣，最多有一块塑料布遮风避雨，嫌麻烦往往不带。看这天气，我暗忖：今天可能要提早收工。可不，刚过中午，乌云从东南方向压来。打头的招呼收工，到家时身上分不清汗水、雨水，湿了个透。

刚踏进知青点家门，突然听到我们二队知青陈兰清出事了。我们大队有兰清、秀兰、凤兰三位带“兰”字的知青，被我称为“三朵幽兰”。兰清身高一米六七，身子骨大。一听说此事，我们不等换衣，急忙找队里打听，得知身子被车压了。脑海的第一反应是“幽兰伤矣”。大队派马车送往平原医院已大半天了。有孙秀英、孙秀兰、石明、沈金凤等知青陪同。孙秀英知青大姐，66届高中毕业，做事果断，有主见，有爱心，有大姐样。听说已被佳木斯医学院录取了，正等着准备上学。孙秀兰年龄小些纯洁善良、热情乐观、做事认真，执行力强。石明沉稳少语，纯真也有头脑，能吃苦，做事认真利索……有这几个知青陪同，着实放心下来。

三

孙秀兰在电话里倾诉着“幽兰之伤”的整个过程。

当天陈兰清被队里安排看场院。大堆刚割下来的麦穗杆堆在场地，为防止散猪进场吃麦，需要有人看管。

天公不作美，午后不久下起雨来，陈兰清躲进场地打更的小屋避雨。不久听到有人喊“猪吃麦子了”。她冒着雨去赶猪，赶得老远。天恶狠狠地下起了大雨。为免被浇湿，又方便看猪，她就钻进装着麦穗杆的大车底下。大车是被一根木棍支撑着，有一个人的空间。可意想不到的是，刚躲进去，支撑大车的木棍断了，如天塌下来一般，重重把人压在车底下，凭着自身的力气，挣扎了几下躺平，就不能动弹了。经呼救，几位刚从地里采猪菜的女社员路过这里，顺声发现知青被压在车底下了，急忙去找来二队季打头。容不得多想，季打头拆下不远处小屋的门，几个人一起七手八脚把伤者小心放到门板上。雨仍肆虐地下着。人们匆匆将伤者抬到知青点，大门太小，只能卸下窗，从窗子抬进去。

当老师在家的知青孙秀英见状，急忙去找大队领导，当即决定派大车将伤者送往平原医院，安排大队会计杨树田随同，可给予最大帮助。在干活的孙秀兰、石明、沈金凤等知青闻讯后急忙赶来，一起动手在车上盖上厚厚的麦秆，铺上塑料布，让伤者趴在车上，并盖上塑料布。陪同兰清的这几个知青坐在大车上，在车把式的一声吆喝中冲进密密匝匝雨的世界里。无情的老天仍不放过早已疲倦不堪、焦虑紧张的知青们，雨追着风，风赶着雨，千万条银丝如千万条针刺痛着伤者，刺痛着知青们的心。杂闹的马蹄声、急促的鞭子声、伤者的呻吟声、知青不时的尖叫声和青纱帐的涛声，在雨中此起彼伏。知青们对眼下突如其来的遭遇，感到惊恐、震颤、焦急、害怕。泪水、汗水交织在一起，凌乱的内心，在老天面前袒露无疑。

黑龙江农村田间村道在马蹄和车轮的压迫下，只一条车辙通往你要去的地方。坑坑洼洼，高高低低，又窄又深。晴天，如同在尘暴中行走；雨天，车轮在车辙的泥滩里滚动，东倒西歪，老是打滑，车颠簸不堪。有时还不得不下车，找来石头和草填在车轮沦陷处，让车重新上路。
生怕伤者痛苦，一路上，知青轮流将双手托着60多公斤伤者的身躯。终于在雨中艰难地到了10多里外的公社医院。医生检查后，很遗憾地告之没有设备，治不了。一姓白医生，早先是郎中，说抬回去吧，在炕上躺上三个月就会好。本是满心求助，满心希望，一下子凉了半截。还是孙秀英大姐果断：“赶紧送道台桥医院。”
平原公社到道台桥也有20里地。这段路要好多了，是公路，天色已暗，大家顾不上吃东西，直接赶路。石明这几天本就感冒在家，这一惊一吓一浇，病情严重起来。在劝促下，没让她去。路虽好些，可知青们不敢松懈，生怕节外生枝，仍小心翼翼地托着伤者，火速前行。晚上气温降了不少，又下着雨，个个身上还是汗渍渍的。直到晚上九点才到道台桥医院。在医生指导下，紧急做X光检查。做完检查，伤者要尿尿，这可难煞了姑娘们。这个医院十分简陋，没有坐便器、没有导尿管，又不能让伤者有任何移动，找来一个圆罐子，手忙脚乱地应付着，挑战有生以来从未做过的事。
结果出来了。伤者胸椎第十一、十二节压缩性骨折。同样被告知没有设备，治疗条件不具备。又有说“只要睡炕就行”。这会大家的心彻底凉透了。孙秀英、孙秀兰和大队派来的会计商量决定送县医院。可天太晚了，伸手不见五指，到县城还有70多里地，天又冷，只得就地待一晚上。几个知青在床边轮流守着伤者，以防伤者有事，困了就在床边趴着眯一会。伤者要拉屎，又一顿忙碌，艰难又小心地办完事，又擦屁股又洗屁股，就这样弄了大半夜，几乎都没有眯一会，个个筋疲力尽。
第二天给伤者喂好饭后，经医院与县医院联系，派来了救护车。几个知青陪着把伤者送到了县医院。当时医院没床位，只得待在走廊里。原已在医院住院的丁慧明和护理她的李秀珍听沈金凤说陈兰清受伤了，当即到走廊看望陈兰清。县知青办主任邢兆恩及相关干部到医院看望伤者，并指示必须全力抢救。医院迅速动员一位快治愈的病人提前出院腾出床位。经又一次对伤者仔细检查，院方告之伤势非常严重，要连夜送佳木斯。医院派出救护车，留下孙秀英、孙秀兰两人护送，陪伴照料伤者，重担又一次落在她们姐俩身上。
依兰到佳木斯这段公路，路远，一路颠簸，姐妹俩半蹲在担架边轮换着扶着伤者身子，直到双脚发麻。稍后托起腰板，双眼就冒金花。硬是这样扶到佳木斯医院。
到医院很晚了，医院也没有床位，除了伤者在担架上，姐俩硬是坐在冷冷的走廊地上等到天亮。那冷、那困、那累可真难以想象。知青办领导赶到医院看望伤者，敦促医院尽最大努力救治。一位手指受伤的病人为腾床位提前出院。医院派来一位刚从国外回来的外科专家主刀，一位军医配合。手术前需要家属签字。当时没有伤者的亲属，孙秀兰毫不犹豫签了字。医院立刻给伤者动手术，安装了钢板。手术进行得很顺利。

    动大手术急需输血。经医院与领导几番联系，佳木斯市汽车运输队来了20多位青壮小伙子为伤者输了血，令人感动。当时的民风、医风、国风是何等给力！这几天一路走来，可以说是一路绿灯畅行，处处有热心人。这也与前不久中央就福建教师李庆霖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及回信发表有关，各地对知青工作重视了不少。据说周总理专门召开会议，成立了12个工作小组前往各地调查知青工作，解决出现的问题。

孙秀英很快要上大学了。 8月底在依兰住院的丁慧明出院回浙江，李秀珍到佳木斯医院和孙秀兰共同照顾陈兰清，之后又换成石明到医院和孙秀兰共同照料伤者。当时医院条件也不是很好，没有陪伴人员休息的床位，哪怕是一张长椅子，只能趴在病床边轮换休息。伤者24小时全天候的吃喝拉撒擦洗，全在床上。根据医嘱，还要每隔两小时给伤者翻身。她俩身材不高，力气不大，每次翻身必须喊口令“一、二、三”一齐使劲，就像翻一根大木头似的，着实费力。那时物资匮乏，缺这缺那，常要自个想办法解决。两位知青日常开销全是自费，一分掰成二分用，时有断餐挨饿。有一次石明到饭店买了两角钱饭，走在路上袋子漏了，饭全撒在地下，只好饿了一顿。自身囊中羞涩，体力差，睡眠不足，真累得不行，但唯一“希望陈兰清尽快好起来，那时我们年轻，付出一些，吃些苦算不了什么”。孙秀兰如是说。

“幽兰之伤”陈兰清是幸运的。有当时各级领导的关怀，有精湛医术、良好医德专家医生的救治，有社会爱心人士输血，更有孙秀英、孙秀兰、李秀珍、石明等知青的精心护理照料。两个月后，在两地知青办的协同下，陈兰清躺在担架上被抬上火车顺利回到了自己家。现在她完全像正常人一样，健健康康的，生活得挺好。

四

一段“幽兰之伤”的往事在人世间书写着更加动人心扉的“石英兰之秀”。
这“石”、“英”、“兰”、“秀”不仅仅是鲜活的个人展示，更有深沉的含义。这“石”是知青对生命的尊爱，对战胜困境的坚强意志；这“英”是知青们展示的大爱和智慧；这“兰”是知青们真善美的化身；这“秀”是知青们为这个世界、为自己、为他人所创造的人生之美。或许这就是“知青精神”。

没有涓涓细流，何以见证大江大河和大海？没有人们对生命的尊重热爱、顽强拼搏、团结互爱，何以有强大的力量？没有挫折，何以有成功？没有苦难，何以能体会到幸福？或许这是知青生活给我们的启示。

两件尘封往事赋《小重山》一词：
绿带娉婷茎向穹。石英兰翠处，竟相逢。醉风急雨凋碧侬。玉兔泪，兰玉烁蟾宫。
玉骨闹西风。岁寒相佑助，憾天空。谁能碧玉奉丹彤？凝情立，唯在“问天”中。
2022年1月24 日







难忘的知青生活

          原平原公社保安大队知青   王  剑

     
当年，16岁的我，幻想着身穿军装，手持钢枪，骑着战马，誓死保卫边疆，狠狠打击老毛子，怀着这样的拳拳之心，挣脱父母的宠爱，舍弃了宝贵的书桌，在1969年3月2日与3月15日珍宝岛两次大战之后的第21天，就自告奋勇报名来到遥远的祖国边陲—北大荒。  
边疆与南方气候迥异，饮食反差巨大，但却磨练了我的性格、皮肤和肠胃。落后、贫困和单调的农村生活，使我过早品尝了底层老百姓生活的艰辛。这对我世界观的逐渐形成起了巨大的作用，使我获益终生！

    我的知青头衔是虚的，新初一的文化底子很难给黑土地贡献什么知识和文明，但北大荒乡亲们的朴实、热情，却时常温暖着我失落的心。那时候的知青兄弟姐妹们和我一样，都显得那么天真幼稚。为公平，我们曾经聚众上访，跟政府要公平、讨说法；我们还为当地老乡献过血，愿意让自己年轻、鲜红的血液去挽救北大荒老乡的生命；有的知青为看护庄稼而受伤；有的为了救人献出了宝贵、年轻的生命。在北大荒的黑土地上，我们年轻的生命与激情在那个年代有时无处挥洒，因此演出过无数次啼笑皆非的闹剧，甚至笑话。知青之中有过纠纷，那是因年轻气盛，心胸不够宽广；也还动过手脚，其实这都是任性的一次次情绪的发泄；更可笑的是男知青与女知青们还发起过一场“白菜械斗”，起因竟是因为灶头火大还是火小这点小事；令人难忘的是：青年点上所有知青齐心协力杀猪宰狗、大锅炖小锅煮、大炕小桌挤一堆，狼吞虎咽的热闹和温馨，至今思之常常令人感慨与捧腹。我出过民工，挖过大壕；下河摸过鱼，深山伐过木；打过更，半夜三更数三星；种过白杨，栽过苹果；偷过香瓜，摘过沙果；更多的活是跟着社员刨垅沟。北大荒的大豆趟子长得一眼望不到边，半天还铲不完一条垅。狼狈的是因赶不上趟儿我有时还被划编到妇女队。秋天割大豆，我戴上了母亲寄来的皮手套，但还是被扎透，流了好多血……冬天到了，我的任务是看守场院，寒冬腊月天是那么冷，眉毛上都结冰渣子。守了一夜就盼天明好到小队豆腐房喝上几碗热豆浆，那时的豆浆比现在的香……东北的老乡就像电影里演的那样真诚、好客、豪爽，时不时接济着我们知青点儿，因缺柴少米我们点儿伙房经常“断顿儿”。干活累了一天经常没饭吃，只得到老乡家去“蹭一顿”。东北的地理位置北纬度高， 夏天早上三点天就亮。当打头的铁管子一敲，瞌睡蒙憧的我们一骨碌从床上滚下来，睡眼蒙眬地糊撸一下脑袋，嘴里嚼着苞米面大饼子就跟着打头的出工了。中间歇气，就趴在地头上睡着了。晚上八九点日落后才收工。饥肠辘辘的我们赶回知青点儿的大锅前，端起一碗大碴子把它当成美味佳肴，狼吞虎咽就着咸菜疙瘩吃下肚感觉分外的香。我们困难，北大荒农民也贫穷。但就在这样的困境中，我加入了共青团。东北老乡们特有的狡黠与乐观，让我理解到他们闯关东来时的艰辛和成功的秘诀，理解了如何与冰天雪地大自然顽强抗争的生命真谛，也真实感受到了乡下人的世故与圆滑，更让我体会到了他们的宽容与忍耐。

    如今聚首回味这些知青往事，常会引起哄堂大笑，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青春年少，不知愁滋味。初涉世事，就品尝着酸甜苦辣；刚刚步入社会，就历经了艰苦的磨难。所以感慨万千，印象深刻。有了这一碗北大荒的“老白干”垫底，对之后的各觅前程，闯关夺隘，其功不可没。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不知不觉已过耳顺之年。夜深人静时，北大荒老乡们的朴实热情，知青点兄弟姐妹们的纯真友谊与善良无私的帮助，时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时常感慨自己的命运：尽管艰难，但尽遇好人，过得有意义，这辈子值了。这些年在电视、网上看到插队知青回访北大荒，有更多的知青和团体举办了丰富多彩的集体纪念活动，呈现了一种普遍的知青情节。我试想他们的心路大概与我也差不多吧！
    想起这些，试着寻觅答案，我不得不由衷地说：我的青春无悔，知青纯真的友谊万岁！

2016年10月

诗 二 首

激情燃烧的岁月


四十八年前的四月八日杭州郊外
一个偏僻的小火车站锣鼓喧天
红旗招展，车箱里人头攒动
车厢外黑压压人一片
这是一趟奔赴边疆的专列
亲人送别的场面，规模宏大盛况空前
儿女说，好儿郎志在四方
母亲讲，好好照顾自己
凡事不能逞强，儿女的言语
充满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稚嫩与豪气
母亲的不舍中，流露着永远的和蔼与慈祥
儿行千里母担忧啊，话到深处流出泪四行
……
峥嵘岁月啊 弹指一挥间
那刻骨铭心的一幕幕，萦绕在我脑海终身难忘。

                     汽 笛 三 响


汽笛一响，热泪盈眶
亲爱的父母，我将告别您
去保卫祖国的边疆，跟苏修拼一场
汽笛二响，柔情荡漾
手足情深的兄弟姐妹

满腹话儿不知从何讲

告别今天 从此我要锤炼自己

让身板更加结实 意志日趋顽强
汽笛三响 心驰神往
再见了
我的父老家乡
我即将与你别离
走向广阔天地的新战场
美丽的西子湖啊
不知何时重回你的身旁
火车启动了
空气里弥漫着感伤
虽然我们有满腔热血

但八千里路云和月啊

前途命运有谁知详

火车飞驰

满载着亲人的嘱托

怀揣着昨日的梦想
我们将挥洒青春和热血
用我们稚弱的双肩
为共和国有所担当
……
白驹过隙 四十八年过去
曾经的你我已不再激昂
已过花甲之年的我们 如今两鬓如霜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黄金十年情景 依然在脑际回放
扪心自问
我们的青春没有虚度
共和国的史册里
知青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
谱写着浓墨重彩的篇章
北大荒的黑土地啊
我们青春的满腔热血
洒满了这片锤炼我们成长的土地
北大荒的父老乡亲啊
抚育了我们这一代人
成就了我们四十八年前的那个梦想。


2017年4月4日
一封迟复的信

            原平原公社保田大队知青   邵柱柱

在东北农村插队落户的时候，有许多知青喜欢收集当地农民口中的歇后语，歇后语由两个部分组成，前半部分像谜面，后半部分像谜底，农民叫“俏皮嗑”。我也是其爱好者，还因此认识了相邻公社的一位回乡女青年，她也是歇后语爱好者。在我的要求下，还给我寄来了她收集的歇后语，遗憾的是那年我刚好被招工到地质队，走时匆忙竟来不及通知她，但她的信却被保留下来了，现在，我决定给她回信，如下：

俞淑芬：

您好！我在70岁重阳节整理旧物时突然发现了你在45年前给我的信，你的信是1975年12月9日晚写的。
谢谢你遵守允诺，答应给我寄你搜集的东北俏皮话（歇后语），还真随信寄给我了，整整5页信纸有179条之多。但我却没能在收到你的信后及时回复，主要原因是收到你信的当天我就急匆匆离开保田大队了，好在你的信我还是保存下来了。看了你的信，往事渐渐浮现，不管你能否看到这封信，我却要给你回信。
几年前，我和一起插队的知青回过一次保田大队，才知道我所在的平原公社和你所在的道台桥公社已经合并为道台桥镇了，生产队也都合并为村了，你当年所在的东合发大队名称也变了吧？我认识的老人都已不在生产队了，健在的很多也都搬到县城了。你也不会还在原生产队了吧？
我回忆，我们的认识，缘于县里举办的通讯员学习班，我们都有搜集歇后语的共同爱好。我一直对歇后语有兴趣，到东北插队后也没忘，在田间地头就趁机虚心向农民（那时叫贫下中农）一一请教，农民也乐意把自己知道的尽情地告诉我，他们把歇后语叫做“俏皮话”，但时间过不了多久，我就把他们知道的歇后语掏干了，哪怕我再“学艺、学艺，两手拄地”也收集不到新的了。
收集歇后语很有趣，只要有一人开了口，就会引起联想，譬如，当有一个人说了个“癞蛤蟆上脚背—不咬人恶心人”，就会勾引起别人接着说：“癞蛤蟆上菜板—尽装大堆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做梦”“癞蛤蟆没毛--随根”“井里的蛤蟆—没见过大世面”“癞蛤蟆挎洋刀—以为自己是个兵”……当然，也有文质彬彬的如“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输）”之类，我把收集到的都记录在练习本上，但不多；所以听说你搜集了很多，我很佩服，迫不及待想要看。
那时候买不到《歇后语大全》这类书，有的也当“封、资、修”禁了，好在歇后语是长期流传在人民群众口头上的，所以农民不怕，知道了就说，只是我所获甚少。
县里组织的通讯员学习班是在我下乡的第六年，可能是因为我经常给公社广播站投稿，所以我被通知参加了，你也参加了，我们在一起听课，你记不记得？学习班开始时是县宣传干事陈老师讲课，为了说明原始材料的重要性，他说写先进典型要有好材料，如果没有好的材料，那就是：“白菜片再炖，也不会有肉味。”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树先进典型，那怎么样才能找到有“肉味”的材料呢？我一直很努力也很困惑。
听完课就分组下去采访，我们五人一组，就你一个女的，你们都是当地人，只有我是杭州人。当我们相互介绍，说明各人的身份后，大家哈哈笑起来，因为我们中有当生产队队长的、有当会计的、有当支部书记的，你是妇女主任，我是民兵连长。大家说我们这些人刚好可以凑成一个大队领导班子了，你年龄最小，大家把你当小妹妹看，我们相互开玩笑，交流，相处很愉快。
我们采访的是本县另外一个公社所辖的一个很富的大队（我记不清了），比我所在的大队富多了，队里的姑娘都不愿往外嫁，让我感慨不少；当时在猪棚看见一个老农模样的人在勤劳地干活，我就采访他，想作为素材，出了猪棚，马上有人告诫我，那人是地主，材料作废。最后，我写的通讯稿，还是由编辑修改和别人的合并成一篇发表在当时的《合江日报》上。
我最高兴的意外收获是：你告诉我说，你也收集了很多歇后语，比我知道的多多了，可惜你没随身带，我请求你能否回大队后就寄给我，你答应了。
我回大队后一直盼着你的信，但是没有。我在当年12月突然得到了招工消息，当时这是我唯一离开农村的机会，因为我岁数已经大了，有个通讯员（退伍兵）劝我：“农村太复杂，你再不走就真没有机会了。”
在我离开生产队的最后一天，收到了你寄来的一封厚厚的信，打开一看，你在信中首先说：“其实呢，真的没忘！”只不过工作太多，你在我走后还在县继续搞典型材料、编《通讯简报》，回去后又参加“积极分子”党员培训班和其他，一晃过去很多天，所以寄信迟了。
你是因为感冒，不能出工，才有时间在家里给我写信，你把歇后语都附在信后，你很谨慎，告诉我这是你收集的和别人提供的，其中有适用的、不适用及一些腐朽的歇后语大杂烩，要我在利用时注意区别，怕有不好影响。
你感冒好了吗？这句是迟到的问候。看你的信，能想象你当年是那么年轻、那么好学、那么上进，不知你后来怎么样了？……不过现在，什么都比不上身体健康重要了。
我告诉你：我已经有了《歇后语例释》《歇后语大全》，现在网上也可以查到歇后语，但我还是把你信中的歇后语全部输入了电脑，因为里面有岁月的印记、青春的痕迹。当初我们那么费力收集的歇后语，其数量也仅相当于网上的《小学生歇后语》！现在的小孩起点都比我们高多了，他们不会去浪费精力和时间去搜集歇后语了，他们很难想象我们在当年为什么会干那么蠢的事！上网一搜不就得了？他们是不会想到刚下乡时我们大队连电都没有。哈哈哈！
请接受我在45年前没能及时回信的歉意！也谢谢你在信的末尾邀请我有时间上你家做客，现在时间是有了，却不知怎么能找到你家？现在应该是我邀请你来杭州玩了。
我把此信发在网上，附上你寄给我的歇后语（俏皮话），因为年代久了，我又老眼昏花，有的字未能辨清，错误难免，便时请校对。
祝您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附：俞淑芬1975年搜集的歇后语（俏皮话）：

1.重锤敲重锣—当当响        2.隔黄浦江握手—差远了

3.外甥打灯笼—照旧（舅）    4.竹篮打水—一场空

5.老虎戴佛珠—假充善人      6.芝麻开花—节节高

7.做梦娶媳妇—净想好事  8.寒冬腊月生的—动（冻）手动（冻）脚9.卖烂梨的叫号—又尖又酸    10.挑水扁担进门—直来直去

11.挑水的回头—过景（井）了 12.楼上招手—下一层见

13.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     14.啄木鸟打前抢—全仗嘴支着

15.阎王爷贴告示—鬼话连篇   16.老太太找飞机—往远瞧

17.嘴巴抺石灰—白吃         18.六指抠鼻子—眼前出岔

19.笤帚顶门— ？岔          20.老虎屁股—摸不得
21.老虎驾辕--没人赶（敢）  22.香瓜皮擦玻璃--水啦八嚓

23.瞎子磨刀--快了            24.阴天晾柴禾--潮啦八几的
25.叭儿狗窜灶炕--一身焦毛   26.窝窝头没眼--少见
27.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     28.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29.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   30.电线杆插鸡毛--好大的掸子
31.秃子打伞--无法无天       32.凉锅贴饼子--溜了

33.耗子给猫捋胡子--溜须不要命34.蚂蚱眼睛--长长了
35.咸盐蘸大酱--严（盐）重   36.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
37.绣花枕头--华而不实       38.瞎子踢键子--一个不个？

39.萝卜缨子沾凉水--扎宁起来了40.武大郎卖棉花--人熊货也囊
41.十字加两点--抖起来了     42.黑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
43.拔大网上嘎牙--多（鱼）余 44.麻子照镜子--个人观点
45.晴天下树挂--白搭         46.火车拉笛--到站了
47.炕洞里的耗子--见过大烟火 48.耗子尾巴长疖子--没多大脓水
49.茅房石头--又臭又硬       50.吃苕条拉奋箕--现编

51.拽胡子过河--谦（牵）虚（须）52.三岁小孩认识电棒--一股急火

53.瓜子里磕出臭虫--啥人（仁）54.都有心口挂笊篱--多捞心

55.骑骆驼看小鸡--高的高低的低56.坐家女哭孩子--瞎咧咧
57.剃头刮胡子--一过二手     58.提眼皮擤鼻涕--抓不住重点
59.牛犊子叫街--懞门了       60.豆包露馅--花货
61.狗挂会撵鸭子--呱呱叫     62.横垅地拉滾子--一步一个坎

63.手榴弹掉茅楼--激起民粪（愤）64.小偷骂街--贼横
65.大萝卜哭秋--拔了我了     66.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67.老虎吃天--无从下口       68.酱帽子套角椎--有尖不露
69.光脑袋戴袜子--尖头带拐弯 70.黄皮子拔牙--神老了
71.一猫两脑袋--二虎         72.绱鞋子不用锥子--真（针）行
73.王八屁股--规（龟）定     74.飞机上挂暖瓶--水平高

75.瞎子点灯--白费蜡          76.聋子耳朵--样子货
77.鸡脖挂铃铛--添彩         78.拖拉机撵兔子--有劲使不上
79.高射炮打蚊子--大材小用   80.狗咬吕洞宾--不识真假人
81.茶壶煮饺子--有话倒不出   82.瞎子戴眼镜--多此一举
83.麻杆打狼--两头害怕       84.骑毛驴看唱本--走着瞧
85.黑瞎子叫门--熊到家了     86.快刀打豆腐--四面见光

87.狗长犄角--洋式            88.羊群里挑出头驴来--大牲口
89.老头卡跟头--胡子         90.上楼梯吃甜杆--节节甜
91.大马勺掏耳朵--下不去      92.墙上贴狗皮--不像画
93.大麻子登台表演--群众观点  94.雪里站马--白提（蹄）
95.连毛胡子吃炒面--里挑外撅  96.骆驼嘎拉啥-- ？ 大

97.兔子尾巴--长不了           98.屎克郎戴花--臭美

99.张飞吃豆芽--小菜           100.拉碾子戴花--圈浪
101.半夜偷猫碗--损贼         102.王八吃称砣--铁了心
103.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 104.窗户眼吹喇叭--名声在外
105.鸭子呑酱杆--直脖了       106.坐火车拿鞭子--老赶
107.吊死鬼擦香粉--死不要脸   108.临死打咳声--妄想
109.花子放鞭炮--穷欢乐       110.癞蛤蟆上脚面--不咬人烦人
111.兜里揣钞票--手掐把拿     112.黑瞎子吃酸枣--满不在乎

113.屙屎看报--假积极          114.老太太穿粘袜--毛脚了
115.撇拉脚拉磨--不走正道     116.推碾子放屁--臭一圈

117.傻子过年--看隔壁          118.杀猪不吹--蔫退了
119.鸭子上门槛--里外乱咄   120.鸡蛋掉油缸--滑蛋
121.耗子掉酸菜缸--急眼了     122.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123.毛驴子踢房檐--弹不到     124.老牛赶山--平推
125.周喻的胡子--老了         126.灶王爷上天--有一句说一句
127.坐轿哭丧--不识抬举       128.二尺钩挠痒痒--硬手
129.猪八戒啃猪爪--自残骨肉   130.坐飞机拉痢疾--一泻千里
131.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132.瞎子过河--淌着走
133.豁牙子啃西瓜--尽道道     134.大姑娘梳歪桃--随便
135.三十晚上没月亮--年年如此 136.走道捡笆篱--总有唠的

137.白菜地里耍镰刀--唠散嗑（棵）了138.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
139.看三国掉泪--替古人担扰   140.过年吃豆腐渣--没啥
141.鸭子上锅台--一猛之劲     142.门神爷下井--劳驾不起

143.高丽窗户--门了？          144.耗子拉木掀--大头在后头
145.二条不叫二条--两说着     146.柴禾车掉角椎--前紧后松
147.财神爷甩袖子--崩子皆无   148.猪鼻子插葱--装象
149.诸葛亮的扇子--远点扇着   150.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151.满天烧纸灰--真魂在哪     152.高丽裤裆--堆了
153.老母猪钻杖子--进退两难   154.周喻打黄盖--愿打愿挨

155.青老辣椒--炸了            156.孟良放花--火了
157.山神爷的脑袋--虎头       158.瞎子掉冰窖--缓口凉气
159.交换台拔橛子--没话       160.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161.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162.拎喂打锣上戏台--打啥傢伙
163.猪八戒摔耙子--不伺候猴   164.傻子睡凉炕--全凭时气壮
165.孔夫子搬家--净输（书）   166.走道捡线团--尽叨扯
167.癞蛤蟆没毛--随根         168.井里蛤蟆--见不得大世面

169.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高口胃170.？长犄角--节外生枝
171.上笼的窝头--眼熟    172.屋檐下的洋葱头--根枯皮烂心不死
173.老董太太麻绳--一个劲     174.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175.锤子打磨扇石--石（实）打石（石）176.狗掀门帘--全靠一张嘴

177.剃头挑子--一头热          178.老虎拉车--没人敢坐

179.竹笋出土--节节高


2021年5月31日

牛 胎

            原平原公社联北大队知青   夏晓明

公元1951年某日清晨，在上海某家基督教会的医院里，一声嘹亮的啼哭声，向所有人宣告，一个在娘胎被怀了十二个月、身重八斤的胖男婴呱呱坠地。所有见过此男婴的人都惊叹道：
“这是牛胎啊！只有老牛才怀胎十二个月”。
“这是金牛星下凡……”
“这孩子将来不得了，非富即贵……”
“……过月儿子是个宝……”



























附2：一起插队落户的葛小泠写的悼念诗

祭北京

体育场路依旧景

马塍巷口总伤情

举杯高谈声犹在

驾鹤西去八年正

友朋相聚君最兴

心中纠结谁人知

惟愿滴酒到黄泉

父子相对尽酩酊

                ——葛小泠 2013年5月

附３：一起插队的苏凤翔补充：看了怀念陈北京（一），勾起我许多回忆，补充几点：我与北京很有缘，都是二小队的，我还是他的入团介绍人，那时的团委书记是小个子姓宋的电工，我介绍了北京的家庭情况和他要求上进的想法，宋很通情达理、同情知青的，很快就让北京入了团。

　　回杭后，北京在杭大后勤产业管理处工作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杭大派人外调又找到我，我提供和证明了他在农村的表现情况。
当他患病重危时，我去看过他，那时他身体虽然虚弱，但情况有好转，当晚他很高兴也说了许多。没想到，第二天就走了。
2021年6月15日

二

陈北京于2005年5月8日病逝，一起插队的我们深感痛惜，感叹生命是那么短暂和脆弱。我曾写有一篇《怀念陈北京（一）》以寄托哀思。现在，我们还会时常想起陈北京，和他相处的点点滴滴也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我以拙笔记录下来寄托怀念。
陈北京和我们在一起插队落户，我和他是一个小队。插队时我们不叫他陈北京，大家叫他“马头”，连他姐姐陈武强也这么叫他。

打　　井

那年生产队打井，打井是个技术活，请来个井把式，50岁左右，要求生产队调派稳重、有劲的年轻人配合他，马头被挑上了。这活比在大地干活好，也就是摇辘轳往上提他挖出来的土，主要是收工后还有酒喝，正中马头下怀。但干活时必须小心，因为随着井越挖越深，危险也越来越大，上面掉个土坷垃，在下面的他就会破口大骂，这是性命攸关啊。
所以这个井把式很凶的，但几天下来，马头却和井把式相处得很好，因为每天收工他们一起喝酒，越喝感情越深，喝酒聊天这是马头的强项，无人能比。
马头告诉我们：“别看他架子大、凶，但他从井下爬上来，每次总是会说：‘人老屁股松，干啥啥不中’了，他这是感叹岁月不饶人呢。”
我第一次从马头那儿听来这句“人老屁股松，干啥啥不中”，就一直没忘，当年才20多岁，只当笑话听，但形容现在的我们却非常形象和准确。 农民中是很有些富于哲理和有趣的话，马头还说过一些，东北人叫俏皮嗑，也叫歇后语，譬如：狗掀门帘—全靠一张嘴，懒蛤蟆上脚背—不咬人尽咯应人，做梦娶媳妇—尽想美事儿等等，可惜一时记不多。

打　　更

每到秋天收获下来的粮食堆在场院上，生产队经常会派知青马头去看场院，防偷、防牲口吃。到了打场的时候，需要24小时倒班，到换班的半夜12点了打更的人要去社员家里把人一个一个叫起来，因为干活太累，你不叫他是不会醒的。生产队这时候供应有集体饭是蛮吸引人的：一是粮食新，都是刚打下来的磨的面烙的饼，或者大米饭，菜一般是大豆腐；二是管饱。所以只要叫醒了，他夹个碗就会来。
胆小怕狗的打更人不敢去叫，因为农民几乎家家养狗，你还没走近屋子，它就狂吠起来，甚至会扑过来，它的叫会引来全村的狗叫，于是你不得不手拿棍子勇敢前进。马头是不怕狗的，他的嗓门比狗的叫声还响。到换班点了他会认真地一家一家招呼过来，我睡在北边的机库青年点都会听到南面传来夹杂在狗声中他的喊声，所以等他来叫我，我已经起来了。
吃饭聚一起时马头向队长诉苦，说：有的人太难叫醒了，睡得太死，你隔着篱笆叫他是不会醒的，必须走到窗跟前叫，还是没反应，只好边敲窗子边用手电筒往里照，冬天炕烧得热，人就会把被子蹬了，而东北农村睡觉一般光身子,这时候屋里就会传来大叫：“别照了！别照了！还光着呢！”
大家就笑，马头也笑，被对号入座的人就会对马头生气，这时队长就会帮马头说：“你不想让人看见你光着，叫你时你就早点戗声啊。”

铡　　草

那些年，生产队有马厩，西头就是草料间，草没了就要铡，铡谷草要三个人，其中一人送草两人按刀，马头和我时常被队长选中，另一个是老头，因为捋着谷草往铡刀送草是个危险活，一般年轻人干不了。
铡草时我俩并排，双手握住绑在铡刀把上的木棍，一起用力，把铡刀提起按下，俩人必须步调一致，我们配合得很好，一开始感觉像做广播操很有趣，但时间一长，动作太机械，又要用力，感觉很枯燥。那老头更像架机器，只是认真地往铡刀口送草，一个接一个不间断，害得我俩也停不下来，我们说这活没人看见，铡多少也没数可以少铡点，老头却说有数的，应该一天铡超过一百捆谷草；我们想把草铡长点好省点劲，老头又说：“寸草铡三刀，没料也上膘。”一定要我们做到，一寸长的谷草要铡三刀，一捆得铡多少刀？要七八十刀！老头富农成分，被人监督惯了，只知道唯唯喏喏，干活是不敢耍奸的。我们收工也一定要等到在地里干活的人回来才一起收工。所以在草料间铡草虽然比在大田里干活强，太阳晒不着还没人管，但我们是在自己管自己。只有铡刀钝了，老头去磨，我们才可以休息。这大铡刀，要磨半小时，把刃口磨得和剃刀一样快，手都不敢碰，所以老头是格外小心，因为掐着谷草的手几乎就贴着铡刀刃，一下又一下，不能差分毫，是很危险。
记得有一天，马头和我不断弯腰按铡刀时间长了，老头又不停下来，于是我俩一使眼色，突然来了劲，把大铡刀按得飞快，逼得老头也不得不加快速度，凭着当年我们年轻，再一鼓气，速度更快，这下把老头吓得脸都变了颜色，大鼻涕淌下来都顾不得擦，惊慌带哆嗦着哀求我俩赶快停下来，看着他的熊样儿，马头和我是乐不可支，就势停下来喘气，老头卸下刀去磨，我俩又可以休息一会儿了。
但我们没有根本的矛盾，老头也挺值得同情的，干活就是为了挣工分，谁铡的草质量好饲养员最知道，队长自然也知道，我俩铡草好是有口碑的，所以要铡草时还是会派我俩，老头也对队长说：“他俩干活不耍奸，卖力得很。”
后来也用机器铡草了，到春天割青草铡青草，这时候只要一人按刀就可以了，一刀铡下去一股好闻的青草气飘散开来，充斥在草料间，真是沁人心脾，让人陶醉。直到回到杭州，春天公园里修整草坪时也会闻到这一股清香味，会使我常常想起和马头一起铡草的日子。
我曾读到作家汪曾祺说：丁玲同志曾说她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能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这使我联想到，我们下乡的地方也是北大荒——依兰县平原公社，离丁玲劳动的汤原农场不远。而且陈北京就是“丁陈集团”中陈企霞的小儿子，陈北京应该是“随遇而安”很会“哄自己玩儿”的人。要不然陈北京八年的插队落户怎么度过呢？
2020年3月8日









附图１：保田机库知青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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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刚到农村插队落户时，大队给我们安排住在老田头的五间大房里，中间是灶间，两边各两间，因为女生少，除西头靠里一间住女生外，另外住的就是房东和男生，但房间是走通的，知青住在一起很热闹。

一起插队的张增生回忆说：有一天早上天下雪了，不用出工了，大家很兴奋，陈北京——马头尤其高兴，他站在炕上，光膀子穿着黄大衣，张口就来了一段《打虎上山》中杨子荣的唱段：“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

马头嗓音嘹亮，不由大家不喝彩，于是马头情绪高涨就来了个杨子荣式的亮相并摆了个造型，就是用双手把黄大衣往两边一敞，动作很潇洒，但把大家乐翻了,原来他忘了大衣里面自己仅穿了条小底裤，还是红色的。“露馅啰！”有人起哄了，把大家笑得前仰后俯。
接下来，焦又新回忆说了这样一件事：“每当看见下雪，我眼前还会浮现这样一个场景：白雪覆盖的东北原野上，出现了一支长长的送葬队伍，前面是抬着棺材的八个汉子，其中一个明显不是当地人，他宽脸大眼，口里呼着热气，汗水已经湿透他的背脊，他的脸上透出的是坚强和刚毅。”这个“他”指的就是陈北京——马头。
事情是：“当年二队一个农民来找马头，说是家里长辈去世了，抬棺材缺一人，想叫马头帮忙一起去抬棺材，我还以为马头会拒绝，没想到他一口就答应了。回来以后我问他累不累？他说：‘我还以为叫一、二、三棺材才能上肩的，谁知道他们叫到二就上肩了，结果遗体向我这边滑移，份量都压在我这边，而且棺材上了肩不到地方不能放下，吃都吃力煞。’”
焦又新又说：“我听了真心很佩服他。他是个重义气，讲交情的人。我想在杭州赴黑龙江支边的知青中帮农民抬过棺材的一定少之又少，依兰可能是仅他一人？毕竟有些人会认为那终究不是什么吉利的事。但马头说，既然找我了，我就要帮忙。”
是的，那时农村还是土葬，抬棺都是乡亲帮忙，抬棺不是8人，就是16人，规矩就是无论如何不能让棺材落地，还有说抬棺者的八字不能与死者对冲，并且没有结婚的青年也是不能够抬棺的，说是阳气太重了。但农民就找了马头了，后来也找过我，我抬的是二小队队长，他外号叫“老虎”。队长的儿子来找的我，我尊重老队长，就答应了，到队长家后被告之：棺材上了肩不到地方不能放下。俗语“死沉、死沉”，人死了真会很重，再加上棺材重量和路途，所以是有些累的，尤其知青根本没一点经验。至于为什么会找知青，我也不明白，可能是先找马头没被拒绝有关吧？
我补充一下我的经历：我抬的那次是16人，两根长杠各拴8根短杠，2人一组用一根短杠，如马头所言，我人蹲下后没等喊完“一、二、三”就有抢先直腰的，因为绳子扣是活的，你没直起腰重量就滑向你这边了，可以想见当时马头是吃重了。好在和我搭档抬一根杠子的农民有经验，用手使劲抓住绳子不让重量往我们这边滑动，加上我们有16人，分摊到每人不是很重。上路后，路面有积雪，如遇拐弯，步履不齐、重量分摊就不均匀，有时重量会全部吃在自己一边，偶尔也有杠子都搭不着肩的时候。我们没有倒班的，一口气要从村里抬到几里外的西南岗上，抬棺的人肩上压着重量，迫使自己走起来速度很快，想快点到墓地。但是上坡路很窄又有雪不好走，我就差点滑倒，但马上被带起来了。有时我们速度太快了，在前面的孝子，也就是队长的儿子回身就跪下叩头，于是有老人出面要求大家放慢脚步，不要惊扰死者。如是者三，其景就像上面描写：白雪覆盖的东北原野上，出现了一支长长的送葬队伍，时快时慢……回来后要洗手，表示以后“洗手不干了”，然后喝酒吃饭。
插队落户的知青是融入到当地农民的生活中去了，农民连抬棺这样的事也会找知青。农村老人说：“生前抬别人，死后有人抬，这是在做善事。”是的，不怕被人利用，就怕自己没用。
现在再叫我俩去抬也抬不动了，抬不了了。何况，农村也不允许土葬了吧。
2020年6月18日

芸 芸 众 生

原平原公社保田大队知青  邵柱柱

写在前面

说明：以下文字虽是非虚构随笔，但因年代久远，记忆会有偏差，文中人和事请勿对号入座。不过《周打头》篇除外，因为经过本人同意。
2014年曾经一起插队的人去了一趟我们曾经下乡的大队，拍了不少照片，其中有一张是黑龙江依兰县道台桥乡保田村村委办公室墙上挂着的概况介绍：  
“保田村辖保田屯、自卫屯等两个自然屯，共计农户539户，人口1948人。耕地总面积20507亩（人均10.5亩），其中旱田12000亩，水田8507亩，以种植玉米、水稻为主,兼种大豆等农产品。住房砖瓦率70%，有线电视入户率达到95%，自来水设施安装率达到100%。现有种植业专业合作社3个，吸纳劳动力56人，全村人均纯收入14306元。”
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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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时代特别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每个人其实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所走的路往往又决定了不同的人生命运和最终结局。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真正能够自主抉择的人往往少之又少，芸芸众生都是在随波逐流，所谓的枭雄更是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都不过是大变革时代追随者或背离者。
面对一些小人物被命运所裹挟的无奈处境，那个写下《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作家感慨：“一滴水，怎么会知道洪流的方向？”

没有狗吠的谢屯

原团山子公社长胜大队知青  曹晓波
谢屯听不到狗吠，屯里人似乎已有预料，总会有这么一天，养狗和养鸡一样，只是一种美食。所以，当狗被偷得绝了吠声的时候，已经学会染发的年轻人总会听父母提起，30多年前来过这里的连耗子都敢吃的浙江知青。
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却有城里无法比拟的星空，银河璀璨得似乎举手可触，于是，村道也有了雪天的清辉。
小蔡带我去一家小卖店，推门，与当年一样，热气裹藏着柜台，随时等待寒冷的来临。一个胖女人，三十左右，一件背心，裸露的臂膀白得晃眼，当然也不全是灯管的亮炽。这女人好像知道我应该在这时出现，以她的富态，显示殷实，没有一句客套。倒是炕上的老妇，惊愕，她说，上炕啊。
老妇肥胖得赘肉累累，叼着烟卷，她问：是何某某吧？我说不是。施某某？我说也不是。我说出自己的名字，她“哦——”了一声，悠长，说还是想不起来。我就这么对话，渐渐，就这么从记忆中走出两个人来：一个是全屯最帅的小伙，另一个是全屯最靓丽的姑娘。上地、收工，他们跟在知青的后面，学着我们的玩世不恭，肆无忌惮，恩爱得流出蜜的样子。
我说，有一个姓殷的，男的，当年全屯最帅的，还在吗？老妇枯涩的眼睛突然有了亮色：“你说的是殷学友？”我说，那你就是何玉香！突然蹦出的名字，我自己反倒惊得毫无防备。酒窝，小嘴，甜甜的声音，丰韵的身子，全出来了。我曾说过，宋室北掳，坐井观天，后宫的妃子流落依兰，我最初的感性认识，就是何玉香。我说，你还记得“方块K”吗？老妇摇头。我相信，她的摇头只是我吐字不清。我一字一句：那一年，我剃了一个光头，因为怕生虱子，你一见我，就说我是扑克牌上的“方块K”。老妇摇头，她说记不得了。
窗外黝黑，如同开启的空间，老妇何玉香说，殷学友死了，20多年了，这是闺女。你是——还是记不起啊。我说，有个女的，G某。她说，记得啊。我说，有个男的，第一年就走了。她摇摇头，歉意。我知道我还能说出许多：收工、下地，他俩在我俩的后面，搂在一起，吃吃的笑，她说“方块K，唱一个！”G某在这屯里过了六个春秋，我才过完了一个严冬。就这么短短十一个月，留给我的，却是生命中最长的记忆。
谢屯的夜空飘着白云，久看，像是星星在蔚蓝中行走。也是这样一个夜晚，我们从大队部出来，我突然蹲了下来，装一声狗吠，捏了女生某某的裤脚。接下来的就是一阵撕心裂肺的哭喊，夹了没心没肺的欢笑。油灯，点起，女生某某撸起裤腿，屋子里有酸菜的气味，还有香皂擦过的毛巾。烧洗脚水的大饭锅掀起了盖子，雾气腾腾，遮盖着我们幼稚的嘴脸。那一排知青的房屋，还在，衬着背后幽幽北山，早没了狍子的出没。
35年前的谢屯，夜空中飘着收割后豆秸的腥味，还有冰的清新，伸手可及。那一夜，我在阅读，从19页一下子翻到了53页。在谢屯的晚上，我极力地连接着其中的故事，或许并不是最精彩的段子，只是因为页数的失落，才使我久久眷念，弥为珍贵……

去 依 兰
原团山子公社长胜大队知青  曹晓波

2005年，看到“知青专列”去北大荒的消息，我打了八个电话。
第一个电话给G。我是在一次小范围的聚会上，听说她得了乳腺癌。正月，我约她相见，虽然玉树迎风，却已沧桑可掬。回想起三点半钟就要起床去夏锄的日子，她总会摩挲着我那一颗为了不让虱子筑窝而剃光的脑袋，低声告诉我：要铲地去了。35年后我说这话，G说，你的记性有嘎好的。
G在电话里告诉我，她去不成啦，每天要定时煎药服药。她说你应该去的。我说怕老乡早就忘记我了，只有看见你，他们才会记起我的。那时，G锄完自己的豆垄，会到长长的另一条垄头上来接我。我第二年就上调了，G却待了四年。
G知道我一定会去看一个赶马车的王叔。那是下到长胜大队的第一年，有一天我跟马车装亚麻，问王叔去香兰该怎么走。说这话时，我心情一度很差，想去松花江对岸的香兰农场，看看老同学。第二天凌晨，王叔的儿子，来了知青点，摇醒我时，我几乎想不起说过要去香兰的话了。那小孩告诉我，他爹今天送亚麻，带我去。
伸手不见五指，如今的城里人很难读懂这六个稔熟的文字。电筒照在脚下，我踏在那一片光圈中，进了王叔那温馨如梦的家门。洗脸，漱口，大米粥和油饼，被窝中矇眬的弟妹盯着我吞噬的大嘴。
那时，短暂的春天刚刚过去，炕桌上有难得一见的绿色——菜苗和大葱。嫣然一笑的王嫂，说一声快吃，满脸惭愧。也就在那一回，王嫂记下了我鞋子的尺寸，后来我去了煤矿，她居然邮寄来了一双布鞋。那一天，我与王叔上了路。我还清晰记得，天上有一轮冷月，马蹄清脆。
我第二个打电话给X，当年我们并不在一个县，他也是“改造”得好，第二年就“上调”了。他说，儿子今年要中考，考得好，一定会去的。他又说，离开依兰太早，大队的老乡早就忘记他了。我说，我也是。可惜后来他还是没有去成.
第三个电话打给L，他和我也不在一个县。我说，我一直在做一个梦，总像有一个与生存有关的手续，还在那一块黑土地上。户口？粮油？人事？我总是在“哐当哐当”的火车上，往那一个遥远的东北小县城奔涉。知青专列见报的前几天，我又走进这梦了。25年哦，为什么总是这么一个梦境？他说，以前他也常做这梦，后来去了一趟原来的大队，梦就消失了。他说，应该是叫“还愿”吧。
从第四个电话开始，简述如下：第一个刚出医院，他说脑供血不足，不宜远行。第二个说回去做啥呢？没意思的。第三个说话心平气和，给我分析了此次专列的几个不利。第四个说，回去？我想都没有想过。第五个，我不是打的电话，是去了他家。
当年在依兰团山子公社的杭州知青，我有两个知己。一个姓邵，小学同学，我离开大队以后，据说他一直不顺，忧悒终日，总以为见不到罅隙中的光亮了。后来一绳悬梁，了断俗尘。我周日去看望的这一位，因为在东北时的一场矿难，卧床28年了，估计还会一直躺下去。我坐在他床前，我说我想去一趟依兰。他说好啊，去啊。我几乎脱口想说，我又梦见和你在一起走路了，在梦中我问，你不是能走吗？说这话的时候，梦境中的倭肯河畔，牛孵草上有莫名的晨雾，蝶飞蜂舞。

在那遥远的地方

                    原团山子公社长胜大队知青   曹晓波

我曾经长时间地做一个梦，昏暗的车厢，昏昏沉沉的我；铁轨和车轮，似乎从遥远传来“嘁孔嘁孔，嘁孔嘁孔”，一声一声，充满了整个梦的细节。我几乎每一次都在梦中极力盘算：带去的不多的特产，怎么分？有时，连自己都不明白，我为什么又坐上了北去的火车，去迁户口？是某一个手续没有办妥？我行囊空空，以至脑袋昏沉，两天，三天，还是没有勇气去看望那些曾给过我帮助的朋友。我辗转反侧，分不清是在东北的炕上，还是杭州的床上。

我能如此清晰地复述梦境，是因为它反复地出现。于是，2005年的秋天，我重返了古城依兰。爱和憎，[url=]感情[/url]和理智，缠绵和抉择，欢欣和绝望，几乎在返回依兰谢屯的那几天中，喷涌而出。从那以后，就像香客的还愿，没完没了的火车，真的没有再出现过我的梦境。
这几十年，我能完整读完的一本小说，是麦家的《风声》。这是成都那位樊建川先生转送我的，不是人云亦云的推荐。看过，失望还是多于期望。本性的使然，我平日多读散文、历史，想看的大多是旧时的影子，有一种从中的索隐和思考。从这一层意思说，能给我历史的真实，还是人生这一本比小说更有构思，更为精彩的大书。
在谢屯，也就是曾经的团山子公社长胜大队，我度过了人生中第一个独自的新年。当时的整个公社，杭州知青留下来过“革命化春节”的还真不多。我在谢屯，却稀里糊涂的，过完了整个正月。和我一起留下的，还有阮忠训。
转眼是1971年的3月，依然千里冰封，公社来了一个通知，调我到团山子综合厂工作。现在想起来，阮忠训的表现并没有比我差多少，我只不过是撞到幸运的胯子上了。记得一个刮大风的冬日，我从团山子邮局寄信回来，铺天盖地的“大烟泡”，打得我睁不开眼睛。我顺着割完大豆的地垄走，为的是走一条捷径。突然，我听见羊叫，找过去，见一只被大队放羊人遗留的羊羔。
因为是冬日，放羊的归栏也早，老天还没完全昏暗。我怕天一黑，羊羔丢了命，抱起了它，又担心冻坏，捂进了知青那件军黄色的大棉袄里。进村的时候，被大队的一位“秀才”撞见，又被“秀才”写进了一篇稿子，在公社广播站的有线喇叭上播了一把。我想，要说我比阮忠训表现突出，也就这事。
公社综合厂每月有预支工资，比生产队的收入要高一些。我先在综合厂榨豆油，后来又去了北山的农场，和一批孤寡老人一起，超前地享受了老年生活。有关这些，只有另述。后来，我又去了七台河煤矿。人生就是这么的跌宕，说不出，这一生是幸运，还是倒霉。
在东北，我足足过了10年，但真正称得记忆深刻的，还是依兰。初恋、苦闷、彷徨，小说该有的精彩与奇诡，全都具备。在这个自称喜爱写作已经等同于宣称寒酸与无能的年代，我一直没有勇气写过自己，写过下乡。感谢这本依兰知青文集，它鼓励我写出来，为历史留下一点记忆。
鲁迅先生在《三闲集》中说叶永蓁的《小小十年》：“中国如果还会有文艺，当然先要以这样直说自己所本有的内容的著作，来打退骗局以后的空虚。因为文艺家至少是须有直抒己见的诚心和勇气的，倘不肯吐露本心，就更谈不到什么意识。”
这话写在这里也许唐突了一点，但我还是用来结尾。

我的假对象

             原团山子公社曙光大队知青   张治平

     1970年春天，我19岁，是杭七中68届初中毕业生，3月份我们这些还未下乡的人全部回到街道，参加上山下乡学习班，经过学习班雷厉风行的动员，我报名去黑龙江依兰县永发公社插队并迁出了户口。
在我去黑龙江准备工作的时候，碰到了少年时代的好友徐晓龙，他早我一年去的依兰县平原公社插队，对依兰颇为了解。他说：“永发公社是半山区，比较穷，你既然去插队了就要去个好点的地方。”他又说他的邻居小荣去的是依兰县三道岗公社，那地方不错，交通也方便。那时候我们是按街道分的公社，于是我和小荣一起去了他所在的横河街道，管上山下乡工作的工宣队长听我说想调到三道岗公社，马上皱眉直摇头：“不行不行，我们都已经分配好了，不能随便调动的，除非有特殊情况。”我追问了一句，什么是特殊情况？他说除非是对象。
从横河街道工宣队那里出来，我脑子里一直在琢磨有哪个我熟悉的女同学也去依兰插队。我小学最要好的同学汤正祥的邻居朱蔚，她是清波街道的，分在团山子公社。我问徐晓龙团山子公社怎么样，徐晓龙说团山子公社不错，是平原地区，种大米的，而那时依兰大多数地方都种杂粮，听说种大米的我就很感兴趣，赶紧去找朱蔚。朱蔚是杭二中66届初中毕业生，人很文静秀气，亭亭玉立，漆黑的短头发，一双明亮的丹凤眼看着我。那时我们还不太熟悉，我忐忑地和她说了我想调公社的来龙去脉，当说到我想用要好同学的名义调到她插队的地方时，她倒很同情和理解，都是天涯沦落人，她同意了。我说你最好和我一起去清波街道找工宣队长说一说，她说好的。在我们一起骑自行车去清波街道的四宜路上，她对我说：“张治平，我不大会说话的，你来说，说得过分点不要紧的。”听她这么一说我胆子顿时大了，在清波街道工宣队处我说我要求调到要好同学朱蔚的团山子公社，我们到黑龙江这么遥远艰苦的地方，俩人调到一起生活上可以互相照顾、互相帮助，那天朱蔚穿了一件红色灯芯绒衣服，小鸟依人地在我身旁。工宣队队长笑嘻嘻地看着我们说：“是的是的，这种情况我们是一定要照顾的。”他又对我说，我们是同意的，但你还要和你所在的望江街道说一下。我回去和望江街道的工宣队长一说，他大发雷霆：“你目无组织性纪律性，事先不经过我们同意就随便调公社，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我也想不出有什么后果，马上去找徐晓龙商量，他说他知青点的曾林是来接我们的依兰代表团成员，我们赶紧去代表团的住所杭州华侨饭店。曾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听了我所说的情况很是同情，她和我们一起去见了代表团成员团山子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林富春。林主任听了我的陈说，一口同意，他说：“你这种情况应该照顾的，专列到佳木斯时你就跟团山子公社的队伍走好了。”后来没有想到的是，我们还没到达黑龙江，来接我们的黑龙江依兰代表团先行回去了，在公社各大队书记大会上，公社革委会林副主任对曙光大队书记沙永庆说：“老沙，你们大队的知青张治平是带媳妇来的，你们要准备好一铺炕，给他们安排照顾好。”
1970年4月29日下午杭州白塔岭临时火车站人山人海，在一片惜别的哭喊声中，去依兰的专列缓缓启动了，离杭州远了，离亲人们更远了。火车过了临平车上还有人在哭。我穿过了几节车厢，来到曙光大队知青坐的地方，坐在朱蔚旁边的王葳赶紧站起来让坐，我和朱蔚聊了几句后就说，依兰代表团的林主任说了要我到佳木斯后就跟你们走。朱蔚说好的，到时你就过来吧。5月3日我们到了曙光大队。奇怪的是一到大队就不断有人围着我们看，哪个是张治平？哪个是他媳妇？我都懵了，当时我还不知道公社书记大会上林主任和沙永庆说的话。这时的黑龙江气候早晚还有点冷，外面井边还结着冰，我这时才发觉我托运的行李没有到，一问才知道我的行李运到永发公社去了。我打电话问望江街道护送知青到永发公社的工宣队长，他冷冷地说你自己负责，这时我才明白他说一切后果自负的含义。朱蔚在旁边说：“张治平，不要紧的，你需要什么就到我这里拿吧。”边说边捧来一床被子，她说带来两条被子，这条给我盖。我们来到曙光大队正是春播农忙时节，一个月后大队让我去永发公社取行李，工分照算，书记沙永庆还派了一辆老牛车，晃晃悠悠走了一天，终于把我的行李拉了回来，从此，我和朱蔚及其他9名知青开始了在曙光大队战天斗地的岁月。

我的古城初恋

原团山子公社曙光大队知青   金继华          

     这是一个真实的情感故亊，女主人公是我懵懂时遇到的第－个女孩，她就像一块洁白无瑕的玉石，让人爱不释手。我们从相识，相交到相恋，没有牵手，没有拥抱，更没有亲吻，而这一切都是那个时代传统习俗影响所造成的，我们相互承诺在没有确定关系前，谁也不能越雷池一步，结果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生的伤痛！事情发生在雪域边陲的东北，一个小有名气旳县城——黑龙江省依兰县。小县城历史悠久，南宋時徽、钦两个皇帝曾被金兵掳掠至此，关押在枯井之中，至今尚留有“坐井覌天”之遗迹。

    1970年春天，我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来到该县团山子公社插队落户。1975年1月被招到该县的化肥厂工作。该年10月的某一天，我到工友小章家串门，遇到刚从农村回来的－个女孩，俩人偶然的四目相对，马上就面红耳赤地躲开目光，慌慌张张地各自离开。

    我－米七五的身高，人不胖，长相虽说不是很俊，但并不难看，凡是女孩子只要跟我一接触，都愿意和我来往，然而我都没当回事，从没想过找个对象什么的。我书读得不多，但很上进，喜欢看书、写字，在厂里还是－名活跃分子，工作认真，刻苦钻研，很愿帮助别人，在车间里口碑甚佳，厂里厂外人缘很好。厂里的黑板报，时常有我写的作品发表，《合江日报》上我也发表过文章。我给人的影响就是勤俭，好学，朴素，平易近人，爱交朋友。

   我那天在工友小章家見到那个女孩后，除了工作，整天都是六神无主、魂不守舍的样子，有时好像在思考什么问题，时而还会露出微微一笑，我是不是对那个女孩有想法，是不是在暗恋那个女孩？是的，我真的在想那天见到的那个女孩，我不知道如何去接近那个女孩，也不知道那个女孩叫什么名字，她和工友小章是什么关系，这－切的一切我都想知道，但不知道怎么去做。

   有一天我大着胆子问工友小章，那天我看到的女孩是你家什么人？工友小章说是她妹妹，刚从农村回来，分配到县航运社工作，今年21岁，叫淑淑。

    淑淑名字和她本人一样清纯，漂亮，那一双深沉的双眼，看一眼就让人永远忘不了。见过淑淑的人都说，这个女孩真的很招人喜欢，难怪那天我见了淑淑后就显出六神无主、魂不守舍的样子。

    我是－名下乡知青，又来自遙远的南方城市，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已生活了五年，也经历了许多生活上的坎坎坷坷，当然我也希望自己有一个能够避风挡雨的港湾，跟一个心意相通的女孩，组成一个温馨幸福的、属于自己的小家。有人曾问过我，怎么不找个对象？我说有的女孩没看上我，有的女孩看上我了，可我一点感觉都沒有，并不是说那些女孩不好。有人曾想给我介绍对象，我也是笑笑，用家里不同意在东北找对象为由而婉言谢绝。难道我心里己经有了对心意的姑娘？是的，我真的有了人生25年来，让我的心脏激烈跳动的笫一个女孩，也是我自己心中设计好的、朝思暮想的女孩，这个女孩就是我工友的妺妹淑淑姑娘。我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去工友家串门作客，绞尽脑汁地设法去接近淑淑姑娘。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说不清道不清的，这个淑淑姑娘也确实叫人喜欢，个子－米六五，长的亭亭玉立，端正大方，眼睛大大的，给人的感覚就是一种含情脉脉的味道，文静而开朗的脾气，说话时那浅浅的笑容，尤其让人难忘。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我和她相识相爱了，俗话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我们的相识相爱还真的应了这句俗语。

   我们的相爱是静靜地、暗暗地进行着，我们见面聊天都在家里，坐着的距离总是保持－米左右，我们从来没有动手动脚的举动，更没有感情冲动的表現，我们相互敬重，无话不谈。我们的悄悄话都是通过信件交流，当然信件都是寄往我们的各自单位。时间长了，一个男孩子有空就往姑娘家跑，她的家人也有所察觉，尤其是工友小章，早就看出来了，但并没有阻止我们来往。而我们的爱在各自心中滋生，我们的感情也在加深，但是在传统习俗的鸿沟前，不敢贸然进行，各自的爱慕之情可以用信件传递。一男一女要是公开搞对象，还必须有人介绍，世俗的通行证还需要中间人来完成。于是我让朋友黄兄去她家试探虚实，又请车间主任和车间书记去她家提我们搞对象的事。不提倒也罢了，慢慢处吧，一提反而提出了意外。我发現每次去淑淑家，她妈妈已没有以往对我的热情，虽然她妈妈并没有说些什么，对于热恋中的我来说，特别敏感，我开始彷徨起来，虽然我们还有信件往来，但在涉及我们关系问题上，她总是巧妙地回避，怎么办，难道即将发生恋爱危机？
    1977年8月的某一天，我们约好在我朋友黄兄家见面。那天中午我们如约而至，没有过多旳客气话，可是突然间相互都沉默起来，仿佛空气特别沉闷，都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口，完全失去了以往无话不说、无拘无束的情形。以前那种你看我不够、我看你不够的眼神也不见了，俩人的眼光一接触，马上都避开去。久久的沉默后，我问她：你妈妈突然说的“我姑娘还小，再说吧”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她没出声。我又问：你妈妈是不想让我们相处了，是吗？她还是没出声，用忧愁的眼光看了我一下，又低下了头。我一连问了好几个问题：是我单位不好？是我做的工作不好？是因为我是南方人，不好相处？是因为我文化低，没有水平？是我人品不好，长得难看？是不是因为我和你姐姐在一个单位、一个车间，脸面上不好看？是不是因为我是知青，怕我以后要走？是不是有人给你提亲了，我再和你来往不方便？是不是有人看见我总去你家，在背后议论？要么就是认为我配不上你？淑淑一连说了无数个：不是！不是！！不是！！！而且是带着颤抖的、痛苦的声音。我又用低沉痛苦的声调问了一句：那到底是为了什么，不让我们相处下去？为什么！她最后说出了原委。有一天车间领导去了她家，为我和她的事和她妈谈了很长时间，起先谈得都很好，后来说到：我毕竟是南方人，东北生活什么都不会，吃不起苦，还是“亦工亦农”的工人,万一要回南方，对你女儿来说，以后日子怎么过等等，这才引起她妈妈的顾虑。她妈想起自己丧夫后，－个人拉扯四个孩子的艰辛，很不愿女儿的婚姻有什么不顺，就说了姑娘还小，以后再说吧的话。沉默一会，我又问她，你是怎么想的？她带着颤抖的声音说：我什么也没想，我很矛盾，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我又问了一句：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她酸楚地说，你还看不出来？你还不懂我的心。接着又低声说我们不能在一起，还不能做兄妹吗？又是一阵沉默，空气似乎己经凝结成一团火药，马上就要爆炸一样。我站起来，坐下；站起来，又坐下；再站起来，又重重地坐下！她用含泪的双眼惊恐地看着我，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然而什么事也没发生，我用坚强的意志克制住自己的感情。把世界上最纯洁无瑕的爱和永恒不变的心留给了对方！留给了我深深爱着的她！
    过了很长时间，她带着哭声说了句：“我上班时间到了，有事就写信吧！”含泪的四目相对，饱含痛苦的、难舍难分的情感，都在无言中体现。她默默地转过身，慢慢地走出屋去，我默默跟在淑淑身后，送她走上中央大街的马路，眼睛盯着她慢慢远去的背影，我的心也随着她远去的脚步，慢慢地坠入深不见底的冰窟，我不知怎么地流下了控制不住的泪水。这时我听到房东大婶说话：“她是你的女朋友？”我嗯的应了声，房东大妽又说了句：“真好，挺好的一对。”我傻傻地在黄兄家坐了一下午，脑子一片空白，身上一阵一阵发冷。情感上的失落和无情的打击，彻底把我击垮了，我为最真诚的爱，我为最清纯的感情，痛苦地呻吟着，我为失去她而倒下，我病了……在病中想起以往和她的点点滴滴，想起她那双含情脉脉的双眼，想起她那温婉的笑容，想起她那双细巧的小手，想起她那开朗的性格，想起她那温和体贴的脾气，想起和她在一起的幸福，想起和她家人相处的快乐……怎么一下子都没了，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突然想起苏联文学家高尔基说过的一句话：“爱情是要用心去呵护的，爱情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甚至是死！”我暗暗地下定决心，我要把和淑淑的这份爱，这份纯真的爱，这份无尚崇高的爱，这份清纯无瑕的恋情，这份无可磨灭的痴情，这份刻骨铬心的感情，深深地、深深地埋入心底；这份痛，这份爱，这份情，在自己的心中永恒……   

    病后初愈，我还是感覚自己仍在梦幻中生活一般，总是无精打釆，经常一个人在江边傻坐，两眼呆呆地望着滾滾东逝的松花江水，有时独自在她单位马路对面徘徊，有几次还不由自主地走到她家的院门口，但很快又离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滿脑子的矛盾纠结在一起，甚至有时都不思茶饭。有一天，我终于鼓起勇气给淑淑写了封信，信寄出后，我每天都在热切地等待淑淑的回信，提心吊胆地期盼。淑淑回信了，信中述说了那次分别后的情况，她说她那天离开后，心很痛很痛，她感受到对失去的无奈，感受到我在她心里是那么的重要……但她希望我能理解她（母命难违）的苦衷，希望我好好工作，保重身体，说做不了相爱的伴侣，可以做相敬的兄妹，等等，等等。

   我和她用一种连自己也弄不清楚的身份——朋友、同亊、兄妹、知心好友、恋人——通了一段时间的信，突然我发現寄出去的信，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再也收不回来。她没有回信，时间应该是1978年的初夏，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了一丁点儿信息。

    这一年的冬季，风雪特别多，天也特别冷。12月份短短的一个月里，全国掀起返城风，所有的知青只要条件符合，都可以返回原籍，我和大批知青一起，在辞旧迎新的日子里，离开了生活了整整九年的异土他乡，带着遗憾，带着失落，带着内心深深的伤痛，回到自己熟悉，几乎又有点陌生的故乡——杭州。

   岁月无情，光阴似箭。2010年4月，是我们这一批知青下乡40周年纪念日，当年的青春少年，如今也开始两鬓斑白，已陆续步入退休的行列。这代青年，用现代的网络用语，叫50后吧，他们承担了多多少少的苦难，迈过了多多少少的坎坷：三年自然灾害，他们饿过肚子；大跃进，他们挑过土搬过砖；一场史无前例的“文革”，他们失过学；在国家最困难时，他们又分担起社会就业困难，下乡支边；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他们又冲锋陷阵，在一线拼搏；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他们又一次遭受到下岗、失业的噩运。我们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无辜的、最无奈的牺牲者，社会拋弃了我们，人们忘记了我们，但我们的后代不应该忘记，忘记他们父母所走过的路，做过的事，吃过的苦，奉献出的靑春……

    可能这一代人经历的事太多，吃的苦也太多，岁月的磨砺，让他们变得更坚强！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今也开始步入退休的晚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也该安享晚年幸福的时候了，但我们的心还是静不下来，我们在回忆自己走过的路，经历的事，我们怀旧，我们在想曾经生活过的异土他乡的那－片黑土地，我们想在那里找回那份属于自己的青春情怀和真情流露的、难以割舍的、刻骨铭心的记忆……我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回忆，尤其是那段难以让我释怀的经历，30多年来一直缠绕在心中的痴情。有一天一个朋友从遥远的古城打来电话，说他过几天将要返回宁波，问我有否事情要办。我请那位朋友帮我寻找、打听原来的她。几天后朋友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人打听到了，单位早就没了，人也没见到，但找到一个电话号码，要我试着联系联系。我欣喜若狂地拨打那个电话，但总是无人接听，我热切的心也慢慢凉了下来。一天有人给我来电话，我－看号码就是前阵打过去没人接听的那个号码。我－接听是个女孩的声音，我问你是谁，是不是张某某的家里人？女孩说是，我是她女儿，你找她干什么？似乎怀有一点警惕心。我告诉女孩我是你妈妈30多年前的老朋友，现在杭州。几天后的－个下午，我又拨通了那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熟悉略带苍老的女声，激动旳心情无法述说，30多年杳无音信，均不知对方的下落与情况，一旦连线，这种突然的感受是无法形容的，电话里我们足足谈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约定以后常联系，都很不情愿地挂断了电话。
数天后的－个上午，我在上班时接到她的电话，还没说上几句，她说了句“我想你”三个字就抽泣起来，接下来就痛苦的哭声……我左劝右劝，说－遍又一遍好容易使她平静下来。我们在电话里各述相思之情，把深埋在心底的相思,情爱,深深的痛,深深的情，那是30多年的压抑,没人知道,没处述说,今天才能在心爱的人面前释放！我们在看不见、摸不着的电讯中互述衷肠……真是：爱过，方知情重！醉过，方知酒浓！失过，方知珍重！错过，方知后悔！伤过，方知心痛！好过，方知甜蜜！处过，方知他（她）的好！路遥知马力，日久见真情，30多年的变迁，我们各自有了家室，有了各自的生活，无论酸甜苦辣，在我们的心里，永远深埋藏着这段无法磨灭的爱情，眼泪也无法冲洗掉她中有我，我中有她的阴影……

    后来我写了这样一段记语：34年前，我牵不到你的手，也上不了你的客船，可心底里爱你的涛声依旧！34年后，一阵无形的电波，把你我又连在一起，真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我们彼此都老了！
千里之外，天各一方，光阴似箭，再述衷肠，弹指一挥间！我和她都失去了当年的风采，留下的确是岁月磨砺的痕迹斑斑。34年我和她各自成家立业，为工作而努力，为小家而奋斗，为生活而辛劳，为儿女而憔悴，为另一半而牺牲自己的追求。人生路漫漫，生命已逝去三分之二，问苍天，叹年华，当初不奋力争取，成为遗恨终身的、传统习俗的牺牲品，老来空悲伤。
2015年7月，下乡45年后我踏上第二故乡的土地，异乡古城的变化让我惊叹，改革开放也让这小县城变了模样，路宽了，行道树也种上了，马路两边的平房都变成高楼大厦，破旧的住宅都改成漂亮的生活小区，脏乱差的现象得到改观。我依照她给的地址，顺着通江路－直往北走，过了老三百后她妈住的小区，老人家还和以前一样大嗓门，热情地招呼我，告诉我她不在依兰，去北京给女儿看孩子，说起以前和她女儿的事，老人家说很是后悔，还打电话把大女儿小章（我原来化肥厂工友）叫来，一起吃了午饭，其间还把我以前的相片找出来看，聊一些我返城后的－些事，午饭后我告辞她妈和工友小章。
2019年还是7月，我们知青下乡50周年，搞一个“第二故乡行”活动，在我到达依兰笫三天的晚上，我去锦江商务宾馆看望知青好友黄兄及袁兄夫妇。刚进宾馆大厅，黄兄叫我看看谁来了，我一看在黄兄妻子身旁站着两位女士，是工友小章和她妹妹。我愣了一下，然后激动地和她拥抱在一起。后来才知道是黄兄妻子提前打电话给她，告诉她知青搞活动，我是团山子公社知青带队的，过一会儿就来宾馆。知青活动结束后，我和她约了时间，在江边散步，互诉衷肠。在我和她的心里，只有当年的影子，如今四目相对，都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岁月摧残了一代人，有缘无分就是我们最后的结局。

    往事已逝，珍惜今朝，上帝会为我和她祈福。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婵娟。为我和她的痴心相爱，为我和她的幸褔家园，互致共勉吧！

                                        2022年9月修改

历史资料：
谱写革命的新篇章

—记黑龙江依兰县平原公社北安大队插队落户的杭州知识青年

邹立人
老老实实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毛主席的光辉指示照亮了红旗战士的心，他们正从接受再教育的过程中，使自己的思想和贫下中农结合起来。
有一次，在二队劳动的几个同学被分配到羊厩挖羊粪，还没进去，就有一阵强烈的粪臭和膻气袭来。有人说：“这活又脏又臭，调一个干净的工作吧。”但大多数同志认为这正是考验和锻炼自己的时候，应该进去挖。这时,生产队长提着四股叉来了，他毫不犹豫地进去，动手就干了起来，还对大家说:“这羊厩的肥料劲儿最大，庄稼有了它，长得特别好。”同学们看在眼里，想在心里:为什么自己怕脏，犹豫着不敢进去，贫下中农就不怕呢？大家想起毛主席的教导:“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自己怕衣服脏，是因为思想脏，一定要先用劳动的汗水把思想上的脏东西冲刷掉。大家就纷纷脱去衣服，一股劲地干起来了。
这些从小在杭州长大的知识青年，从来没有吃过玉米粗粮。劳动回来吃苞米饭，有的同学虽然没说，但总觉得不落胃，又想到今后经常要吃到杂粮，该怎么办?大队革委会的同志和贫下中农看出同学们有这些想法，决定搞一次新旧社会回忆对比，向大家进行阶级教育。三队队长高玉山，是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在忆苦思甜会上讲了在旧社会的悲惨生活。……通过忆苦思甜，使全体知识青年受到极大的教育，以后每次吃苞米饭的时候，大家不再感到不习惯，而是感到十分香甜，干活时劲头也更足了。
在紧张的春耕季节里，知识青年们拜贫下中农为师，决心在劳动中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蔡黎光同学在刨地的时候，手上起了泡，一拿起锄头就痛。但他看到一望无际的黑土等着耕种，看到贫下中农个个干劲冲天，想到毛主席对革命青年的教导和期望，就下定决心，去争取胜利。……

扎扎实实搞好思想革命化

杭二中革命小将到达北安屯后，深深感到这里水好地好人更好。他们决心立足边疆，放眼世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与贫下中农一起，把这里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反帝反修的钢铁长城。
他们认识到:要不辜负毛主席的教导与期望，先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在每个知识青年面前，都继续存在着走什么路，做什么阶级的接班人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什么美好的理想、崇高的愿望将都是空的。所以，他们一到目的地，就在大队革委会和贫下中农的帮助下，反复学习了光辉的“老三篇”。他们说:……我们来到边疆，仅仅是思想革命化的第一步，今后能不能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为贫下中农服务，关键就在于能不能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在长期的火热的三大革命运动中彻底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
风景这边独好，北安屯无限美好。每天清晨，二中的革命小将迎着东方的红太阳，学毛主席语录；收工后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并开展比学赶帮，把政治空气搞得浓浓的。他们还积极参加生产队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年纪最小的林莉、陈海燕、陈洁群、张卒四人，只有十五六岁，但她们有革命的理想、抱负和志气，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认真，劳动也特别踏实。她们从“老三篇”里汲取了无穷力量……
四月二十五日早晨，他们收到了党的“九大”胜利闭幕和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光荣诞生的特大喜讯，高兴极了，全都放下饭碗，高举毛主席像，和贫下中农一起起到公社报喜、游行，庆祝这个盛大的节日在“九大”强劲东风鼓舞下，来自东海之滨的知识青年们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毛泽东思想大道上奋勇前进。

编者注：本文原载于1969年5月5 日《杭州日报》，作者邹立人是原平原公社北安大队知青。当时是以《杭州日报》特约通讯员名义发表的。收入本书时编者对部分文字作了删节。

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朱志华

伟大领袖毛主席《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这两篇光辉著作，永远是革命青年的指路明灯。

我到黑龙江省依兰县插队落户，快一年了。回顾战斗的历程，使我进一步懂得了这样一个真理：对毛主席的指示，照办就是胜利。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是革命知识分子改造世界观的必由之路。我深深体会到，从旧学校出来的革命知识青年，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思想空虚，行动动摇。这种动摇性和革命不彻底性，只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和工农兵相结合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克服。一次，我和贫下中农下水田劳动。当时天还很冷，我到了田头，鞋一脱掉，脚一触地，就感到冰凉。我想，水里不是更冷了吗？联想起自己的肾炎，又怕引起关节炎，于是就站在田埂上犹豫起来。一转眼，看到贫下中农一个个卷起裤脚，下了水田。我顿时脸孔发烧，立即跟着下田。事后，我想：我冷，贫下中农就不冷吗？贫下中农能干，我为什么不干呢？这不正是说明了我的头脑里，缺少的是贫下中农那种艰苦奋斗、为革命种田的思想吗？这种个人主义的坏思想，尽管只是“一闪念”，可是往往一碰到困难就露头。例如，有一次割小麦，天突然下起大雨，我怕淋出病来，正想跑回家去，一转念，又想到如果不把割倒的麦子堆起来，就会发霉烂掉。“是顾自己的身体，还是顾集体的粮食？”这么一想，我顾不得大雨，立刻干了起来，雨越下越大，我越干越有劲。一会儿，麦子堆好了，我虽然全身上下都湿透，但望着一个个麦垛，心里非常高兴：今天一场大雨，对我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是一次有力的冲刷。从此，我十分注意狠斗“私”字一闪念，使我在接受再教育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近一年来，在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下，在艰苦劳动中，我锻炼了思想，增强了体质。斗争的实践告诉我：只有听毛主席的话，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才是我们革命青年唯一正确的革命方向。我决心扎根在边疆，和贫下中农一起，干一辈子革命。

编者注：本文原载于1970年5月4日《杭州日报》，作者朱志华是原平原公社北安大队知青。

新马倌（小说）

任 力

一

去年，咱们生产队来了一批浙江知识青年，里面有个高中生，叫吴晓新。他瘦伶伶的身材，一张清秀的脸上两道眉毛高高地扬起，配上一双灵活的眼睛，真是又聪明，又神气。
晓新是个有抱负的小伙子，他满心向往着在边疆叱咤风云，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刚到生产队那天，背包刚撂下，汗都没擦，他就操起扁担给五保户挑水去了。谁知没挑几挑子，就挑到富农冯德财家的水缸里去了，唉，你说糟糕不糟糕?
第二天，队长带着知识青年参观。刚到场院边，大伙就被一派火热的劳动景象吸引住了。嗨，你看:社员们排成一溜。都穿着球衣，有的小伙子干脆耍开了光膀；镐头、铁锹一起一落，一掀一翻，把一大块、一大块的肥土刨了起来。
晓新看得手直痒痒，忍不住挤进人群，夺过一把镐头就大干起来。谁知没抡几下，一把半新的镐头柄就折了。唉，你说倒霉不倒霉?
大伙儿又疼他，又气他。有啥办法呢?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晓新对马有特别的兴趣，恐怕是受他那个在军马场当技术员的大哥的影响吧。读书的时候，他就梦想当个骑兵，嗨，那可多带劲儿啊!每天收工后，晓新总要上马厩蹚一圈，拍拍这匹大青马，摸摸那匹枣红马，都舍不得离开了。他呀，心底里还藏着一个秘密，就是要尝尝骑马的滋味。
夏天到了，队里正好缺少一个专管小马驹的放牧员。晓新得到这个“情报”后，连夜跑到队长家里去左请求、右申请，队长抗不住他磨沽（指做事拖拉，行动慢），就答应了。晓新乐得一蹦三尺高，还特意写信给大哥，要他“千万再寄几本关于饲养、训练良马的书来”。
第二天一大早，晓新就兴冲冲地到马厩，来找马倌报到“上任”了。
这个队的马倌叫王有林，是个三十多岁的庄稼汉。结结实实的身板，紫黑的脸膛，胡子茬儿黑森森地从嘴边直蔓延到耳根，一看就猜得出来:准是个火暴性子的人。
老王一见是常来的晓新，就咧开嘴笑了，伸出大巴掌在晓新肩上重重地拍打了两下:“嗨，新马倌原来是你呀!好，伙计，好好干!"
他拉着晓新的手挨个儿给他介绍:这匹是本地的沙烈马，那匹是蒙古来的大洋马;大花马爱趵蹶子,小黑马好拱槽……
末了，又郑重其事地对晓新说:“晓新哪，喂马这活儿可不简单啊!哑巴牲口不懂事，得咱们多动脑子、勤动手脚才行。哟，我忘了一条顶重要的——千万别让牲口啃草甸子边上的白土，那土吃多了就要闹病，还死过马呢。这可是上辈人留下来的老经验啦!"
晓新早就等不及了，心想:哎呀，你啰嗦个啥?这些我早就懂了。随口“嗯”了两声，牵上五匹小马驹就往外奔。
马倌又追了出来，大声喊道:“马崽还小，不能骑啊!晓新哪，你可千万小心着点儿。别的不用说，你把自个儿的名字多念上几遍就全有啦!”
晓新早就三步快两步紧地出了村，一瞅四下没人，一腾身就跃上了那匹枣红马的背上去了，又学着骑兵的姿势，把两腿一夹，就向村外飞跑起来。
晓新骑在马上一颠一颠的，心里得意极了，忍不住放声唱起来:“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
跑了一阵，晓新又学着杨子荣的样子，手一扬，“叭”地一声，甩了一个响鞭。这下，其余的马受了惊，一齐嘶叫起来，其中一匹一昂脖子挣脱了缰绳，发狂地朝田野里飞奔起来。
晓新被这突然发生的事情惊呆了。
社员们一看惊了马，都放下手里的活计，帮着追赶起来。
马倌老王听说晓新刚出了村就惊了马，气得一蹦老高，像一阵旋风似地赶来了。他一见晓新就吼叫起来:“吓，你可真能啊!刚当上马倌就摆开威风啦!我刚才怎么跟你交代的吗?”
晓新满心委屈，一见老王这副模样，心里边升起一股火，就没好气地回答:“它长着四条腿，要跑，我有什么办法!”
老王涨红了脖子，粗声粗气地喊起来:“你还有理呀!我叫你别骑马，你偏骑;我说你不懂，你偏装懂!”
晓新也挺着脖子喊:“你怎么知道我不懂?养马的书我都读了三大本!”真是火赶火，什么话都能说出口。
社员们追上了马，都围了过来。大伙儿一看晓新这么不讲理，都生气了:
“你瞅瞅，庄稼都让你糟蹋成啥样子啦?”
晓新又气又羞，半晌说不出话来。
“算了，算了!”队长发话了:“晓新不会干，明天不干不就行了。”
“不要我放马了?队长，这……好，不干就不干!”晓新一赌气，挤出人群就跑了。
队长望着晓新的背影对马倌说:“老王,他们都是南方城市里来的，能到咱们边疆来安家落户就不简单，咱们得有肚量，能忍就忍着点，能让就让着点。”
“不行!”老支书不知什么时候挤进了人群。
他一头花白的头发，满嘴花白的胡子，黑黝黝的脸上泛着红光，显得分外精神: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像是能把一切都看透。他六十开外，腰板却挺得笔直，就像村边那棵钻天杨;身穿一件白粗布缝的布衫，下面却套着一条老棉裤，裤脚还扎得严严实实，一看就知道:是老寒腿。
他拍着队长的肩说道:“老陈，你这话可不对啊。对这些小青年，就要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不能忍,不能让,更不能简单化。”
队长说:“您是知道的，队上工作还忙不过来，谁还有这份闲工夫啊?”
老支书依然笑眯眯地回答:“你说忙,不假。可是再忙也不能忘了毛主席交给咱们的政治任务啊!”他顿了一下，接着说:“怎么样?还让晓新接着干吧?”
队长搓了搓手，为难地说:“这……要是再惹出乱子来，我可怎么向大伙儿交代呀?”
老支书的脸严肃起来了:“老陈，咱们都是党的人，说话办事可要拿党性来衡量，这些小青年都是革命的接班人啊!”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像雷鸣一样响亮，有力！
第二天刚放亮，老支书就牵上马崽来找晓新了。晓新正躺在炕上，回想着昨天在火头上说的那些气话，心里又后悔又不服；我有错，他的态度就对吗?唉，算我倒霉，刚上任没一天就被罢了“官”，叫我怎么见人呀?
听到有人喊，晓新急忙披衣下炕,出来一看:啊，是老支书哇!他站在门口，愣住了。
老支书拍拍他的肩，和蔼地说:"别发愣了。快牵上马。这是大伙儿对你的信任。可别辜负大伙的心意啊!"
晓新心里一热，赶快接过马缰绳，饭也顾不上吃，就放马去了。

二

太阳火辣辣的，晒得大地冒烟。天气又闷又热;远边天上堆满了棉花般的白云，庄稼人一看就知道，一场暴雨就要来临了。
老支书来到了马厩，他操起一把铁锹就往外起马粪，一边就同老王唠起嗑来:“老王，这些日子晓新干得怎么样?有进步吧?”
老王摸着胡子呵呵笑起来了:“是进步啦，晓新这孩子挺灵透，什么活他要看上几眼就会了，干起来还满不错哩！”
老支书点点头说:“是啊，小青年就像小青苗，咱们花多少心血，就会有多少收成啊!”
老王止不住点头，停了一会又接着说：“老支书哇，不是我拿老眼光看人，这孩子别的都不错，就是太飘浮了!”
老支书停下手，笑呵呵地望着老王说:“是啊，你想过没有，晓新为啥飘浮?为啥脚跟不着地?骨子里是个啥思想?”
老王瞅瞅老支书的眼睛，低下了头：“我没想到这一层。”
“没想到可不行啊!”老支书还想说什么，看见晓新回来了，就咽住不说了。
老王一见晓新回来了，就迎了上去。他忽然发现:那匹枣红马牵拉着脑袋，显得没精打彩似的。他赶忙抢上两步，摸着马耳朵号脉,一边盯着晓新问:“马怎么病了?”
晓新绞扭着马缰绳，吞吞吐吐地回答:“中午我在小河里给小青马洗澡，没留神，谁知道它就成这副模样了。”
老王急得直跺脚:“哎呀，这准是啃了白土啦!前天，老支书和我是怎么跟你说的呀?难道都成了雪里站马—白提(蹄)啦!”
老王一把夺过马缰绳，拉住枣红马，就往厩里牵。一回头，发现晓新还愣在那儿，就冲着他说: “愣啥?快上公社兽医站抓药去呀!”
老支书在一旁发话了:“抓啥药他都不明白，还是我去吧。”又回过头来吩咐晓新:“别难受了，快帮着你老王叔照料病马去吧。”
天黑了，晓新一直跟着老王守在病马身边，喂水喂料。老王拌完料，又把长草节儿都细细地挑了出来，然后拧上一袋烟，“叭哒、叭哒”地狠劲抽起来，两道浓眉皱得更紧了。晓新忍不住了，悄悄地问:“大叔，这马病得不要紧吧?”
老王磕磕烟灰，开口了:“唉，晓新哪，不是你大叔故意挑刺儿、发脾气。你不知道，这马可是咱们庄稼人的宝贝呀!”
老王又拧了一袋烟，没抽又放下了:“一九五五年，老支书领着咱们闹合作社那阵子，哪有这么多好牲口呀，全社才就五头小叫驴，地主、富农骂咱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想看咱们的笑话。呸!”
老王使劲吐了一口唾沫，气得手直抖，烟末子都撒了一地，他停了一下，又接着说:“老支书领着咱们抱成一个团团，咬咬牙，鼓把劲，狠命干，咱们得争这口气呀！”
“现在，你瞅瞅。日子可火红啦，唉，日子富裕了。年轻人也变得粗手大脚了，一不顺心，就抽就打，好像这马都是石头做的。咱还没拖拉机。这马就抵上半台拖拉机呀!糟蹋一匹容易，拉扯大一匹试试?”
晓新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赶紧避开老王的眼睛，一转身，只见老王的身影照在对面墙上，更高大了。  
突然，一道闪电划破夜空，接着就是一声炸雷，震得人耳朵发痛，随着雷声，下起暴雨来。

    狂风摇曳着白杨，暴雨洗刷着大地，整个世界都仿佛喧闹起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还不见老支书的身影，老王几次奔到门边，举着风灯，向黑暗中张望。
又是一道闪电，又是一个炸雷。
随着雷声，门推开了，老支书冲了进来，他的脸上、身上，全是湿淋淋的，脸冻得铁青，脚泡得发白，腿肚只打哆嗦，腋下却夹着一个塑料布包。
老王扑过去，一把扶住他：“老支书，你的腿……我……唉!”
老支书一把推开他，亮着嗓口说：“怎么?你信我是豆腐做的!”
他喘着气，抖着手，打开塑料布包，拿出一包药递给老王:“快给马拌药！”又喘了一口气，擦擦手，从塑料包里掏出三本书，递给晓新说：“邮局刚收到的。”
晓新赶忙打开一看，这正是自己日夜盼望的书啊。
老支书慈祥地看看晓新，微笑了，他亲切地说:“晓新哪，瞅着你们一大本一大本地读那些书，我可真眼馋呵。老一辈吃够了不识字、没学问的亏呀，你想，搞个科学种田，没知识种不好;兴修水利，没知识也不行;亩产要过黄河、跨长江，没知识也快不了。想到这些真焦急呀!”
他拉着晓新在干草堆边坐下，又接着说:“你说种田没学问，用不着知识？我看不对，就拿养马这活来说吧，学问就多着哩，那些土谚语就能写一本书。晓新，我问你:马为啥要啃白土?吃多了又为啥会作病?你别皱眉头呀，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学问呀!”
老支书拍拍晓新的肩，又说下去:“你说你有理想，你说说:啥叫理想?依我看，高楼是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的，大囤是一粒米一粒米积起来的，没有小，就不会有大;离开了平凡的劳动，再好的理想也是空想。大伙说你飘浮，你想想:为啥飘浮?要我说:你还没有真正爱上农村，还缺乏咱们贫下中农的感情啊!”
晓新抬起火烧的脸，轻轻地说:“老支书,你说得对!我错了，我……我要改！”
“好!”老支书高声说道:“大伯信得过你!”

三

晓新躺在炕上，回想着老支书刚才的话，怎么也睡不着了。他索性翻身下炕，点亮了小油灯，掏出刚收到的书，就一页一页细细地读了起来。
忽然他眼睛一亮，书上清清楚楚地写着这样一段话:有些马常常有啃泥土的癖病，这是因为马体内缺乏氯化钠;而这些土里除了含有氯化钠外，还含有苛性碱，马吃了就容易害病，所以，只要经常在饲料里加少许食盐，就可以除去这个癖病了。
原因终于找到了，晓新心里充满了喜说。他抬起头来:呵，朝霞映红了窗纸，天亮了!
晓新兴冲冲地跑到马厩，正好队长也在这儿。他把书往队长面前一送，笑着说:“队长，老王大叔，你们快看呀!马啃土闹病的原因找到了!队上快给买咸盐吧!”队长“唔”了一声，连忙接过书细细这看了一遍，又摇摇头说:“这么简单?不可能吧。你说呢，老王?”
老王摸着胡子，眨巴着眼说:“喂咸盐?这可从来没听说过。”
晓新急得涨红了脸:“没听说过的事多着呢，火箭、原子弹，人造卫星……
老支书不知啥时候走了进来:“什么卫星、原子弹呀?”
晓新把书送到老支书面前说:“你看这个，有道理吗?”
老支书眯着眼，把书细细地看了一遍，点点头说:“嗯，我看有道理。不过，晓新哪!光读那个还不行，还得读读这个才行哇!”
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掏出一本磨得褪了色、卷了边的红宝书来。晓新定睛一看，封面上印着十个金色的大字: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
老支书翻开红宝书，指着《实践论》对晓新说:“你好好读读这篇吧，我还有点事，回头咱们再唠吧。”说完就走了。晓新回到青年点，打开红宝书，专注想读起来，啊，书上画满了圈圈点点、杠杠道道，老支书读过了多少遍了啊!
读着读着，他的眼光停在一段下面划双杠的话上面了:
“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理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他心里亮堂了，揣上红宝书就往村外走去。
草甸子边上的白土被雨水一泡，又松又软。上面留两行脚印，还有一些地方像是被什么人挖过似的。晓新顾不上注意这些，他蹲下身挖了一大块白土，就往嘴边送。一舔，果真又咸又苦。书上的话被证实了。顿时，一股甜味涌上心头。
他连忙挖了一块白土，就向村里飞奔。
忽然，他发现老支书背着一个白布口袋，走在前面。他三步两步赶了上去，举着白土，冲着老支书就喊:“老支书，老支书!我尝过啦!书上说的话是对的!”
老支书站住了，他放下背上的口袋，看着晓新红艳艳的验，爽朗地大笑起来。
晓新这才发现:老支书身上的白布衫早就叫汗水浸透了。他抢上一步，打开白布口袋一看，啊，是白花花的咸盐啊!
啊，一切都明白了!
晓新只觉得嗓子眼里热乎乎的，眼里满了泪水。他一下扑到了老支书的怀里。

四

还没到往常掌灯的时候，屋里就暗得看不清了。晓新拌完最后一槽料，点上风灯，往柱子上一靠，就着灯光一字一句地读起毛主席著作来。
马厩里静悄悄的，只有牲口喂料的“嚓嚓”声。马儿吃饱了就昂起脖子来，发出“哦哦”的欢快叫声。
这声音是多么动听啊!
晓新放下书，照例挨着牲口槽检查一遍。走着，走着，他站住了，眼光落在槽角边一把草节儿上，停住了，他捧起这把性口吃剩的草节儿，冲着刚进屋的老王说:“大叔，你瞧，哪会喂料总要剩下这么一把。咱们谷草那么缺，扫到粪堆上去多可惜啊!”
“是啊！前年大旱，谷草没拔高，队上派人一直跑到吉林省才买着。你说，白扔了公家多少钱呀?”
“大叔,能变个法子再让牲口吃吗?”
“听说红光大队的曹马倌有法子，隔着十来里路，谁有空去呀?”
“就是那个老饲养模范曹根旺大叔?”
“嗯，就是他。”
晓新望着手上的草节儿，心里翻腾开了:过去我为啥飘浮?就是因为看不到小的，只想大的。秤砣虽小压千斤，眼里看不到小的，心里就肯定装不下大的。别看这把草节儿没啥份量，可紧连着“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啊!
晓新打定主意，饭也不吃就往红光大队赶去。
风一阵紧一阵，雨不紧不慢地飘起来，晓新加快了步伐。
马厩里静悄悄的，只有风灯闪着亮光。晓新紧赶几步，一把推开门:“曹大叔，向你取经来啦!”
“曹大叔上县开会去啦!”从暗处钻出一个小伙子来，矮墩墩的个子，胖呼呼的脸蛋，大眼大嘴。
小伙子又开口了:“你是哪个大队的？”
晓新说:“北光大队的。你也是浙江知识青年吧?”
小伙子一咧嘴:“嘿，这么一说，咱们不光是同行，还是老乡啰!你叫啥?大伙儿都管我叫小胖。”
“我叫吴晓新。曹大叔不在，向你取经也一样。就拿牲口吃剩的草节儿说吧，你们怎么变着法子给牲口吃的?”
“这个简单。”小胖一把把晓新拉到屋角一口大锅前说:“把牲口吃剩下的湿草节儿放在锅里爆一爆，一干，一脆，再拌点豆渣，牲口就爱吃了。”
晓新刚想接着问下去，暗角里一匹马叫了起来。小胖连忙提着风灯赶了过去。
灯光下,只见一匹黄花马趴在干草上，四肢不断抽动，身边还躺着一匹小马仔。
“这是产后疯啊!”晓新惊叫一声。小胖皱着眉，哑声说:“傍晚下了驹，就得了产后疯。上公社抓药，又偏偏没有，真急人!”
“东风公社兽医站有药，前几天咱们队上一匹马也得了产后疯，是我去抓的药。”晓新顿了一下，手一挥说:“给我个风灯，我去抓药。”
小胖站起来，眨巴着眼:“上东风公社?来回五十多里地，还要翻一架大山，这……”
“赶路爬山是咱们庄稼人的家常便饭。”晓新随手拣过一个破麻袋片顶在头上，又伸出手接灯: “别磨沽了。怎么，还要分家呀?”
小胖为难地说:“不，不。雨这么猛，路又不好走……”
晓新打断了他:“救马要紧呀!”又学着老王的口气:“同志，马是咱们庄稼人的宝贝呀!糟蹋一匹容易，拉扯大一匹试试?!”
晓新接过风灯，一个箭步冲到风雨中……
风更紧了，雨更猛了，夜也更深了。
凌晨，晓新赶回来了。他浑身精湿、满脸泥浆，哆嗦着从怀里掏出一包药来，递给小胖:“取一半拌在料里，给马喂下去。另一半过五小时再喂。”
晓新看着小胖给马喂完药，轻松地吁了一口气，说:“我得赶回去放马啦，改日再来向曹大叔和你取经。再见!”
小胖要他换换衣服、吃点饭再走，晓新说什么也不肯。小胖握着晓新火热的手，激动得半晌说不出话来。
太阳出来了!
雨后的天空分外晴朗。
晓新披着红霞，踏着雨露，大步向前走去，田间小路上留下了一行坚实的脚印。
这条小路晓新不知走过多少趟了，今天却显得格外宽广。他情不自禁地又放声高唱起来:“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愿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哪怕是火海刀山也扑上前……”


编者注：本文原载于1972年1月30日《杭州日报》;作者任力是原平原公社北安大队杭州知青邹立人

革 新 能 手

      杭州日报社记者  黄任远

今年三月，在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召开的广播系统先进工作者代表会上，我见到了搞成“载波电话与音频广播同线传输设备”的杭州知识青年郑纪蛟。
郑纪蛟身穿短大衣，头戴羊皮帽，一副普通的北方人打扮。要不是他讲话时吐出一两句家乡口音，我真以为他是个土生土长的北大荒人呢！
正巧，开完会，我随代表团赴依兰县学习载波技术。依兰县广播事业科李科长给我们介绍了以小郑为主的载波小组搞电话载波的事迹。
事情是这样的：县到公社的广播实现载波后，解决了县到公社之间广播和电话互不干扰的问题，做到广播时电话不受干扰。但是，公社到大队的电话与广播相互干扰的矛盾仍未解决。一般公社到大队广播和电话用的是同一条线，假如能在一条线上既通广播又可以不影响电话通话，这该多好呀！这时，一个搞电话载波的念头在小郑头脑里产生了。可是，小郑刚提出自己的想法，有的人却认为搞载波技术要求高，一般人搞不了。
是搞，还是不搞？小郑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努力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的教导，认识到搞电话载波，符合战备的需要，适合贫下中农的要求。于是，小郑鼓起了勇气，和载波小组的同志一起，敢字当头，积极试制电话载波的设备。
试制开始了，困难接踵而来。摆在他们面前的主要困难是缺少材料、仪器。但是，困难吓不倒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年轻人。小郑和大家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从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在八十多天中，经过了六十多次反复试验，终于初步试制成功了载波电话的整套设备。
编者注：本文原载于1973年5月28日《杭州日报》

这些都是往事，知青的故事真多。可是现在这些知青都老了。最小的也是六十多了。当年我就是小知青。现在我都66岁了。记得我们连队最小是小罗。她是61年的，当时她就是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