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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华： 我母亲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出生在徐汇区零陵路上的张家宅（现为爱建公寓）。她在家排行最小，上有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外公外婆过世得早，母亲从小在她大哥家长大。因为1米70左右的高挑身材，宅上的人都管她叫“长脚”。 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在龙华公社天钥大队务农时担任过生产队长，后征地进入上海市建筑科学研究院工作，直至退休。务农时一天劳作下来，往往精疲力尽。晚饭后，她最喜欢与人“嘎嘎珊瑚”（嘎珊瑚，上海方言中“闲聊”的意思）。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没有电视机，更没有手机，沟通信息基本靠面对面交流。母亲出去“嘎珊瑚”，可从我家住的唐家宅17号一直嘎到7号。那时邻居们都开着门吃晚饭，母亲串东家、走西家，不亦乐乎，既释放工作压力，又能联络邻里感情，所以她人缘很好，有事都能叫得应。
母亲不爱做家务事，但家里遇到大事、麻烦事、棘手事，都靠她出面处理。上世纪50年代初，我家在斜土路谨记路（现为宛平南路）有一套二层楼住宅，出租给一个白俄。这外国租客长期拖欠房租，还赖着不走。母亲多次催讨未果，后来想了个办法，干脆把房子卖了，彻底了断此事。
子女毕业分配是件大事，工作岗位可能影响孩子一生。1972年夏，大弟初中毕业。彼时，我已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务农，妹妹在闵行的上海电机厂当工人。大弟在家是老三，从小体质较弱。按当时毕业生分配政策，可以到上农（上海郊区农场）或外工（外地工矿）。正式分配时，却被告知分配到远在贵州山沟里的工厂。母亲第一时间到学校找班主任说明情况，家里两个大孩子都不在父母身边，尤其大儿子还分在千里之外，老三身体不好，能否按政策给予适当照顾，不要分配得太远。班主任敷衍说要研究讨论。过了两天没消息，母亲又去找班主任打听消息。这位班主任突然翻脸，一口咬定说分配方案不能变。母亲看这里说不通道理，就去找学校“毕工组”理论。巧的是“毕工组”负责人与母亲原是一个宅上的，母亲昔日去他岳母家“嘎珊瑚”打过照面，自然有一份同乡亲情。那位负责人耐心听母亲陈述我家的具体困难，答应按政策予以照顾。最终大弟的分配方案改为“无去向代培训”，先在华东纺织学院（现为东华大学）培训3年，再视情况分配工作单位。谁知大弟分配培训工种时又遇波折，被分去翻砂。上班培训翻砂，下班后又落实“深挖洞”指示去挖防空洞。因为体力消耗极大，尘土吸入又多，他刚干了半个月，就患上肝炎住进医院。医生提醒说，大弟身体不适合做翻砂工，让我们赶紧想办法。母亲只得到学校找“工宣队”领导反映情况，要求调换工种。“工宣队”领导看母亲是普通的劳动妇女，反映情况实事求是，有理有据，同意大弟调换工种，改学磨床。3年后，大弟被分配到位于安徽省旌德县属上海后方基地管辖的小三线工厂。
母亲对子女要求很严。尽管她没多少文化，但推崇知识，希望孩子们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我有一次放学和同学玩“官兵捉强盗”游戏，忘记回家做晚饭、写作业。正轮到我面朝墙壁扮演官兵，突然腿上火辣辣得疼。回头一看，母亲拿着一根细竹竿，瞪大双眼，凶巴巴地朝我吼。我立刻撒腿往家跑。这顿打让我长了记性，再不敢因为贪玩耽误正事。 母亲对孩子还是很爱的。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物资短缺，副食品、日用品全部凭票供应。我和弟弟妹妹都在长身体的时候，饭量都很大。母亲冒着风险从贩子手中买来红薯和芋艿，让我们能填饱肚子不挨饿。为了给我们补充营养，她还与父亲商量，拿出部分积蓄去买高价鸡蛋、高级糖果等计划外食品。记得当时月工资仅三十几元，但议价鸡蛋五毛钱一个，水果糖要三块多钱一斤。母亲自己从不舍得吃一口，她说，宁愿大人挨点饿也不能苦孩子，吃得有营养才有力气好好念书。
1977年10月国家恢复高考后，我立刻报名参加。1978年春节返沪探亲时收到农场电报，告诉我大学考取了。我喜忧参半，喜的是从小就想上大学的梦想实现了；忧的是探亲结束，我去学校读书没法管孩子，妻子要回农场工作，才一岁半的女儿怎么办？农场生活条件差，显然不利于孩子健康成长。我一筹莫展时，母亲伸出援手，让我们把女儿留在上海由她来带。母亲当时还未退休，边工作边照顾一岁多的孙女，困难可想而知。记得我们回黑龙江那天，因为怕女儿哭闹，吃过午饭把女儿哄睡后，我们夫妻偷偷离开。母亲后来信中说，我女儿一觉醒来不见父母，觉得周围全是陌生人，顿时撕心裂肺地大哭大闹。她死死地搂住她奶奶的脖子，不停地哭喊:“爸爸咿！爸爸咿！”直到嗓子喊哑了……母亲把孙女紧紧搂在怀里，一边哄一边流泪。此后4年，女儿便跟着我母亲生活。孩子体质弱，经常感冒发烧，经常是上午去儿科医院看医生用药，晚上病情反复又有热度，还得去医院。每次都是我父亲骑自行车，母亲抱着女儿坐在后车座上。母亲告诉我们，小姑娘看毛病蛮乖，打针也不哭，自己往注射室的小床上一躺，撅起屁股等护士打针。针打多了，针眼处起了个疙瘩。母亲把仙人掌捻碎后敷上，第二天就能消肿。4年里，女儿看病的次数不计其数，发票有好厚一沓。母亲开玩笑说，等你大学毕业，这些发票找你报销。我大学毕业分配工作后，才将女儿接回自己身边。
母亲这代人旧思想也很多。俗说话，多年的媳妇熬成婆。1975年国庆节，我和妻子回上海结婚。在我家布置了新房，那时住的平房，如厕用的是马桶。照理讲，新媳妇刚进门，应该客客气气，而我母亲却摆出婆婆的“威仪”，结婚第二天，就叫我爱人去倒马桶。妻子生长在市中心，从来没倒过马桶，有点尴尬和抗拒地看向我。我看母亲一脸严肃，便对妻子使了个眼色：“我和你一起去。”我俩一起拎着马桶朝弄堂口的公共厕所走去……
母亲平时和我们晚辈话不多，但关键时刻一句话，往往让人记一辈子。我大学三年级时，学校掀起一股考研热。我也很想继续深造，掂量自己录取的可能性很大。母亲得知后立即给我写信：“你是有家的人，还要考研究生，这个家你还要不要？”这句话振聋发聩，我反复衡量:现下女儿在上海，妻子在农场，我在学校。继续攻读研究生，起码还要3年。一家三口分居三地的局面何时是个头？妻子、母亲都已经为我付出太多太多。本科毕业还有一年，是时候一家人团聚了。我觉得母亲言之有理，决定放弃考研。
母亲是一位普通的劳动者，和千千万万平凡的母亲一样，吃苦耐劳、勤奋朴实，热爱家庭、爱护子女。母亲驾鹤西游已近10年，但我时常会想起她的音容笑貌。在我的眼中，母亲永远是一种值得洒泪感怀的岁月，是一篇总也读不完的美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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