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范学新 于 2019-1-31 12:57 编辑
校园时光（2）—俄语课堂内外 1960年，考入哈六中后一直学俄语。我清楚记得，那时中苏友好，开学典礼上还有许多苏联老师站在主席台上。特别是女老师高挑的身姿，穿着五颜六色的“不拉几”格外抢眼，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六中的外语教学俄语始终是其长项，师资力量强，要求严格，并引以为傲。 掌握一门外语并非易事，俄语的发音和语法很有特点和难度，初学入门颇费功夫。如P是个卷舌颤音，许多同学都读不上来。我也一样，只好上学路上反复连习，无数遍地“嘞-嘞……”，从平舌到卷舌再到发出颤音，最后才达到标准发音。一些同学因发音不标准，用汉语标注发音，还获得了“嘎格达”、“豆吃豆”等雅号，传为笑谈。为了增强记忆和兴趣，我们还学习《俄语字母歌》，《国际歌》、《东方红》等俄语歌，演出俄语小节目；有些同学还将一些单词编成顺口溜，什么Я是我，вы是你，карандаш是铅笔，等等。 我们的俄语老师很有实力。初一时是位女老师刘亚娟，曾任驻苏大使馆翻译，虽个头不高，但却风度翩翩，教学经验丰富，深得同学们的爱戴。初二时是老教师赵金明，高高的个子，瘦削的脸颊上架着一幅金边眼镜，不苟言笑，威严无比。他的宝贝儿子与我们同班，上课不大注意听讲。一次，他把儿子叫起来罚站，用俄语训斥道：n a o Ты еще маленький……(而你还很小……)。其它的由于说的很快，大家都没听懂。由于老师的严格要求，言传身教，大家都对俄语课充满兴趣，成绩飙升，名列前茅。 初三刚开学，一位刚从吉林大学毕业的男老师任教。走进教室，同学们起立齐声俄语问候“老师好”，他照例说了句“同学们好，大家请坐！”然后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起来。这时大家才发现他的右臂残疾抬不起来，只能用左手自左至右书写，诺大的黑板上字母忽上忽下，字体忽大忽小，一条龙似地排开。此情此景，一些同学开始交头接耳小声议论开来，好奇的心理憋在心里发笑。接着他说“请大家跟我念！—— Да здравствует великая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Кита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由于他的发音严重失准，将Да念成“它”，ко念成“匡”，па念成“啪”，大家故意念得震耳欲聋，随之憋在心里的偷笑瞬间变成哄堂大笑，有的同学笑得前仰后合，一发不可收拾。老师见状大声制止，“同学们不要笑了，重读一遍！”许多同学惊讶地说，“呃，还重读啊！”哈哈哈的捧腹大笑像开了锅的水一样沸腾、爆发，有的喊着“受不了了，肚子都笑疼了！”课堂秩序失控，第一堂课上砸了始料不及，老师的自尊心、自信心受到重挫，他急忙收拾教案教具，一边向外走一边含泪沮丧地说：“我找教导主任去！”大家簇拥着老师向教室外走去，起哄般地重复着老师的话“走，走，找教导主任去！”谁也没想到，初三的第一堂俄语课成了闹剧。难怪，这个老师的发音实在太糟糕太离谱，再也没见影，改由赵金明老师接任。 从初一开始，学校就陆续将苏联小朋友的信件分发给大家，建立联系，互相通信，结交朋友。这对大家增进学习兴趣，提高俄语作文水平，促进中俄少年友谊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俄语学习的深入，我对这门语言产生了浓厚兴趣。兴趣产生动力，进而衍生成俄罗斯情结。经过六年时间，1966年高考填报志愿时，我竟信心满满地将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填为第一志愿。只可惜，这个第一志愿一个月后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冲得无影无踪，成为了永远的痛！ （写于2019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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