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大理石铺面的硬木桌

那张大理石铺面的硬木桌

说不清那张桌子的来历。有人说，溥仪从北京故宫逃到天津时下人带来的，扔进了“静园”；有人说是在杨柳青王家大院发现的，是主家花大价钱买来当文物贡玩；还有人说，解放天津时，平津战役指挥部里摆放的就是这张桌子。桌子上大理石铺面，清一色黑红硬木结构。桌面正中的大理石上有一道明显的裂纹，像“十”字刻在上面，是溥仪的下人搬家时磕碰的，看后使人印象深刻。

建国初期，国家决定在杨柳青镇外建一座中专农机校，大张旗鼓地盖了11个月，一座四层教学楼房在荒郊野外拔地而起。在工程收尾的日子，校长李星，行政11级高级干部坐“华沙”轿车从北京赶来坐阵。那时没有食宿地方，李校长吃睡在小轿车里；没有办公地方，只能在临时工棚开辟一个空间；没有办公桌椅，镇政府把那张大理石铺面黑红色硬木的桌子和几把旧椅子搬来使用。那几天，李校长就在桌子旁办公，呆了三天三夜，镇里的书记镇长轮流过来陪同。即将上任的学校基层领导，临建指挥部成员十多人，围坐在李校长身旁，现场办公指挥，好一个不严自威的气场。李校长睏了就在桌子上趴一会儿，或者在椅子迷瞪一会儿。吃饭喝水开会写文件都用这张桌子，既办公，又是餐桌。学校建成后，镇里就把那张桌子留给李校长使用。

文革过后，已经停办多年的农机校恢复办学，许多被搁置的事情等着要兴办，让新上任的“三八”式干部陈校长很伤脑筋。陈校长在那张桌子办公，围绕着办学方向，办学目标，多次开会研究。没有会议室，校长办公室就是开会的地方。主任、教务处长，人事处长等经常地围坐在那张桌子周围；接二连三地批文件，定计划。白天紧张地工作，晚上夜以继日。夜深人静与会者肚子饿了，就请住校职工煮点挂面汤充饥。100度昏黄的电子灯泡照着人们蜡黄的脸，每个人的眼睛却炯炯有神，围着那张桌子，端着饭碗，喝着面汤，他们在憧憬着学校的未来。

改革开放10年后，中专农机校升格为高等院校。从名校调来的王校长，继续使用那张大理石铺面黑红色硬木的桌子。在那张桌子上，他签的第一个文件，就是购置一台价值18万元的“桑塔纳”小轿车的会议记录，（那时的学校经费全年68万）；在那张桌子旁边，他接待的第一位客人就是西郊区长，商谈区校合作事宜，随后去“凯悦”大饭店签约，撮了上千元的一大顿；在那张桌子旁边第一个尊贵的客人是王校长的合作导师，“激光”杂志的主编，他代表学校接收了导师的内侄女来学校工作；在那张桌子旁边，校领导商议购置一批“老板桌”供校领导使用……

再后来，学校被兼并了，重新组合成为独立的高等院校。王校长没有被选进领导班子，那张大理石铺面黑红色硬木的桌子也没有人使用，放置到总务处科室使用。学院经过几次重组，搬家，折腾也没人注意过那张桌子。

几年前我碰见了已经年过九旬的原办公室主任，老人家说 “有人看到在杨柳青镇废品收购站的破旧小屋里有那张桌子。”

“您怎么知道就是我们学校那张桌子呢？”

“那桌面正中的大理石有一道明显的裂纹，像“十”字刻在上面……”

其实，没有人说得清那张大理石铺面，黑红色硬木的桌子准确去向，还有那个“农机校”的牌子……

拜读，欣赏。

社会经济发展了 ，旧的东西没有人要了。

我写作的动机是小说以桌子为主线，通过讲述它的几任主人的所作所为，勾勒出时代的变迁以及人的转变（或者说官从清廉到腐败的转变）。小说的结尾含有寓意。象征着清廉的桌子和学校的牌子不知去向，或被当作废品，这无疑是社会的悲哀，国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