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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雪 屋 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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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章文 发表于 2018-10-16 09:0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农场章文 于 2018-10-16 09:29 编辑

作者:
袁敏



白雪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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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触发我想写兴隆公社知青文艺宣传队的念头,最初来自“北大荒人”微信圈里很偶然看到的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两个年轻人的青春背影。右边的那位小伙子背着一架手风琴,那排黑白分明的琴键,在一片灰蒙蒙长满茅草的旷野中显得那么干净、明亮,就像茫茫夜色里的一盘明月,发出皎洁的光。左边那位小伙子肩挎鼓鼓的书包,左手拎着一个敞开着缝的小提琴盒,你能够想象,琴盒里面会有一把与那个年代格格不入的,能拉出优美而忧伤曲调的小提琴。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两个年轻的背影是谁,但他们轻松的手势,欢快的步履,还有那看不见五官的侧脸流淌出的笑意,都勃发出一种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这种气息一下子打动了我。


我在“北大荒人”微信圈里留言,问这张照片上的两个小伙子是谁?摄影者又是谁?


很快有人在微信中@我,说这两个背影一个是大嘉,一个是Y,他们应该是在宣传队去各个村子演出转场的路上。


没想到,我曾经在《东风夜话》里采写过的大嘉,很快给我发来了另外一张照片,并随照片同时发给我一段文字说明:这张照片有正反面两张,应该是1970年秋天,我与Y离开生产队,去公社宣传队报到。照片中,我和Y身后的茅草屋就是我们的知青点。摄影者是谁已经忘了。


没过多久,Y也发来一条微信:不是转场。是我和大嘉离开长发岗时拍的。公社直接点名的,我们接到通知就出发了,其他背景当时一无所知。不过在此之前,听说过公社要搞一支宣传队。


我知道Y,是因为看过他写的一篇很牛逼的散文《隆冬的梦》,之所以说它牛逼,是因为文章特别娴熟地运用了东北农村方言,完全不像是知青写的书生文字。文章讲述了知青到北大荒插队后有一年冬天,他放弃了回杭州过年,留在北大荒教村子里的农民孩子排演节目,春节期间给老乡们演出的事儿。我还清楚地记得Y在文章中写到的情景:一群头发梳得水光溜滑,齐刷刷穿一身小花袄,扎着红绿头绳编的小花串,面孔红扑扑,眼神亮晶晶的农村小丫头,在他的指挥下跳“井冈山上太阳红”的舞蹈。文中最难忘的一个细节是,演出的第二天早上,Y惊讶地发现,这些小丫头脸上的油彩都没有舍得卸,一个个小脸蛋上依然透着头天晚上的幸福光彩。很显然,这些小丫头们是第一次在人前正儿八经地演出,有知青哥哥教她们跳舞唱歌的这个隆冬所滋生的快乐,或许是她们生命中开放的第一朵花,也或许将是她们一生中唯此一回可作永恒记忆的美。


这篇散文与我以往看到的知青文学最大的不同,是作者的视角,完全站在农民的立场,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


现在看来,Y身上的文艺细胞和过人才华,其实从1970年那个秋天,在那个敞开一条缝的琴盒里,就已经开始憋不住地溢散开来,等到他在以后的日子里带着一群农村小丫头走进隆冬的梦时,他已经可以平静地面对北大荒农村生活的悲苦,并在这样的悲苦中,找到生活中的欢乐。


我相信,Y不是一个人,还有他身边背着手风琴的大嘉,还有更多在大草甸子里寻梦的知青们,他们和Y一样,憧憬着北大荒插队生活以外的未知,这样的未知,或许就藏匿在白雪皑皑的黑土地上;又或许正潜伏在他们自己芳华绽开的生命中。


因为未知,所以向往;青春涌动,蓬勃难抑。望不到头的苦难中,宣传队或许是一个能让知青们发出笑声,释放身心的地方?





虽然因为一张照片,让我萌生了写兴隆宣传队的念头,但闪念过后,热情又迅速退潮。因为静下心来想想,文革中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除了跳忠字舞,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以外,似乎也就是手握红宝书,臂戴红袖章,跨腿挥臂,来个小组唱、对口词,或三句半什么的。农村的宣传队,左右也逃不出这个路数,知青们即便参与进去,顶多也就是演个样板戏中的折子戏,和艺术那是八杆子打不着,要说丰富农村老百姓的业余生活,恐怕也就是图个热闹逗个乐吧?


让我真正下决心采写兴隆宣传队,是因为知青们对我说的几件事情。


一件事是在1969年春天,兴隆公社迎来三百零六名名杭州知青后不久,党的九大召开。这是在间隔十三年之后,党中央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意义自然非同寻常。九大全面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修改后的党章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两条写进了总纲,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上到下的传达、学习、深入领会,一时间成了全国人民首要的政治任务。


正值春播时节,每天繁重的田间劳作之后,老乡们还要反复按照公社布置的任务和要求,传达学习九大文件。收工回来就已经日头西下,人累得东倒西歪,气都没喘一口,紧着烧火煮饭,喂咕咕叫唱空城计的肚子。肚子填瓷实了,还要刷锅洗碗抹炕桌,好不容易收拾完毕,怎么着也得八九点了。大家七仰八岔地倒在炕上,黯淡的煤油灯火摇摇晃晃,让人不由自主地上下眼皮子打架。


知青们有文化,读文件自然是知青们的活。何学敏是老红军的女儿,知青中的老大姐,又是公社重点培养的知青先进典型,在传达中央文件这样的重要学习任务面前,她当然是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宣读党中央声音的职责。


何学敏一字一句读得认真,农民们却听得云里雾里,昏昏欲睡。有的老乡打着哈欠说:何啊!你不要读了,没看到你把大家都灌醉了么?


何学敏很委屈,跑到公社找赵忠良书记诉苦抱怨:我干一天活,我也累得想睡觉,还硬撑着给大家读文件,可是老乡们不爱听。我该怎么办?


赵书记不正面回答,笑眯眯地说,小何呀,我们讲政治,也要讲方法。党中央的声音一定要让老百姓了解,怎么了解?北大荒的农民没文化,脑袋瓜子闭塞,那些红头文件的字儿他们整不明白,上面这个人那个人走马灯似的换,他们更是搞不清楚,也没啥兴趣,因为和他们没关系呀!你们知青有文化,见识广,能不能想点别的办法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别的办法?什么办法?何学敏一时有点懵。


赵书记说,以前吧,农村里还能演个“二人转”啥的,文革了,“二人转”让位于革命文艺,不能演了。这以后老百姓没有任何文化生活,看个露天电影都要走几十里地到公社去看。其实老百姓就爱听个戏,唱个曲,知青里能人多,能不能成立个文艺宣传队,给老乡们演个节目啥的,比如唱唱样板戏,那不也是党中央的声音么?


用文艺宣传队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替代读文件,这个创意很亲民,接地气,也有幽默感。


还有两件趣事是在今年三月九日兴隆公社部分荒友聚会时听到的。荒友会上,那些都已是爷爷奶奶级别的知青们上台表演节目,女生舞姿优美,男生歌声嘹亮,台上演得动情,台下看得兴奋,忘情间,有人开始回忆起当年宣传队演出时的种种八卦。


有一次给老乡演出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片段《深山问苦》,戏中的杨子荣在听完小常宝声泪俱下控诉土匪罪状的唱段后,正在“字字血,声声泪”地安抚苦大仇深的深山贫苦猎户的女儿,突然有人前来报告:雪地里发现土匪行踪,捡到“野狼嚎”的一只血手套。按此处剧情,捡到血手套的小战士报告后,应该向杨子荣递上血手套。可是管道具的人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那只血手套。台上着急,台下也着急,最后不知是谁忙中救场,递上来一团东西。杨子荣接过来一看,哪是血手套啊!那团东西耷拉下来,原来是一只卷巴卷巴的长筒破袜子。顿时全场笑翻,台上台下一片笑声。杨子荣和小常宝先是一愣,接着也笑弯了腰,笑岔了气。


还有一次在公社演出,宣传队的报幕员因故没到,临时抓了个男生顶替。这男生平时一口吴侬软语,说普通话大舌头别不过来,上台就有点紧张。他硬着头皮报幕:下一个节目,三句半,《酿车娘》。话音未落,台下哄堂大笑。哪儿跟哪儿啊!明明是一个表现送公粮的节目《两车粮》,生生让这位大舌头男生说成了杭普话《酿车娘》。


我听知青们回忆当年宣传队的这些趣事时,也是笑得前合后仰,觉得这些业余演员真是太逗了!


自从采写兴隆公社以来,我所接触到的多是悲凉和沉重,好久没有这样开怀大笑了。而在宣传队这方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天地中,我不经意地撞见了那个年代别样的青春芳华,听到了年轻的生命里无论何时何地都压抑不住的蓬勃笑声,我情不自禁地就想追逐这笑声而去,希冀在似乎望不到头的悲苦凉薄中,捕捉哪怕是一丁点儿的人生快意。在我看来,那或许是那个年代黑土地上一抹绚丽的彩霞。


兴隆宣传队有一个单独的微信群,群不大,大约十五六个人,都是当年文艺宣传队的主要成员。知道了我要写兴隆宣传队以后,何学敏大姐就把我拉进了这个群,她说,你可以先从群里熟悉每个人,然后慢慢了解情况。


我开始两条腿走路:一面列出宣传队员的具体名单,尽可能逐个进行单独采访;另一面,我不断地在群里面提出各种问题,寻求答疑解惑。同时,我在群里留言,希望大家共同追忆兴隆宣传队那段青春岁月,有趣无趣的,伤心快乐的,过眼云烟或至今难忘的。


群里一般白天比较安静,别看这些知青们都已退休,但一个比一个忙。有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发挥余热的;有被社会各界需要聘为顾问专家的;也有深潜书斋埋头做学问的,更多含饴弄孙沉浸在天伦之乐中的。白天他们很少入群回答我的问题,到了晚上,新闻联播时段之后,群里才开始热闹起来。掌握规律以后,我便白天个别采访,晚上入群溜达。


我没有想到,几十年前的青春闸门一打开,回忆的潮水就像封冻了一个漫长的冬天,在春天里苏醒的乌苏里江,冰排裂开缝隙后,江水就卷着冰块喷薄而出,既有汹涌澎拜的武开江,更多静谧潜流的文开江。


几个回合以后,我大致弄清楚了当年兴隆公社宣传队的起止时间、人员结构、演出剧目、角色分配等等。宣传队成立之初,气氛很热烈。有何学敏和吴建淮两位大姐豪情万丈的宣传鼓动;有对舞台演出略懂几分,遇事也很有杀伐决断的左老太挑头召集;更有Y这位文艺细胞满腹的才子具体张罗,很短时间内,一批或能歌善舞,或会操持乐器,或能编能写能导的知青,从各个大队汇集到公社。  


最初大约二十来个人,以歌舞演员为主,乐队四人,手风琴、小提琴、二胡、板胡,后来又加进来一支笛子,也算得行当齐全。



宣传队初建阶段,剧目贫乏,大家群策群力,各自贡献。歌舞是最现成的,《丰收舞》《采茶舞》《洗衣舞》《大红枣》《大刀舞》等等,这些以前在杭州学校里跳过的舞蹈,都被搬过来成了保留节目。舞蹈队的四个女生个个颜值靓丽,身材赛过风中摇曳的小白杨。周晓江、宋小雁、张雅光、章锦娜,舞台上小腰一扭,手臂一挥,那叫一个美。四个跳舞的男生综合素质也不输女生,卢志刚、周朝云、金一虹、程旻,在台上一个个都挺拔威武,英气勃发。还有边以国、秦诗豫等其他几个男生,演好自己的角色之外,几乎都是男舞的替补队员。


演革命样板戏自然是重中之重,嗓门中气足,歌喉音色亮的,便被挑选出来,分配扮演各个主要角色和英雄人物。唱《红灯记》三人,比较干净利落;唱《智取威虎山》虽然也是三人,但还需要四个披着白披风配舞的小战士,人手就不够了。有的只好串场演多个角色,又在这个戏里唱,又在那个舞里跳,能救场的多面手是最受欢迎的。


舞蹈队的卢志刚,绰号叫“小耳朵”,拿现在的眼光看,绝对是小鲜肉一枚。他除了跳舞以外,还在《智取威虎山》里演披着白披风滑雪橇追赶土匪的小战士,A角少剑波因故缺场时,他也上台唱起了“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来到深山”,POSE一摆,挺拔亮相,俨然是一个英武的少剑波。


大嘉本来是乐队里的手风琴伴奏,后来因为上下场之间演员来不及换装,或者背景道具没有准备停当,时间倒腾不过来时,他也会雄赳赳地从幕后走到台前垫个场,来个手风琴独奏,曲目有不少:《打靶归来》《我爱祖国的蓝天》《石油工人之歌》《北京的金山上》《唱支山歌给党听》等等,拉的都是那个年代几乎人人会唱的的热门歌曲。


还有一对金童玉女周朝云和张锦娜,一个武功了得,一个舞姿飞扬。他们俩自带了一些节目,一看就是有专业功底,舞台范儿的。周朝云主要角色是在《智取威虎山》中演小常宝的爹老常,可他演起《白毛女》中的杨白劳,也是一副苦大仇深的面容,特别到位;而张锦娜在台上完全是个活力四射的小弹簧,一蹦老高,一段喜儿扎红头绳的芭蕾独舞,十几圈的金鸡独立单腿旋转,让人目眩。


一个杨子荣,换了三茬男一号。第一位是金一虹,第二轮是蔡浙生,第三个接班的是程旻,个个都是大帅哥,嗓子也是个顶个地洪亮。和杨子荣在《深山问苦》那一场中演对手戏的小常宝,是身材瘦小的冯尔敏。一开始还有人觉得她和样板戏里小常宝的扮演者齐淑芳外形相去甚远,缺乏深山猎户女儿应该具备的野性,可待她张开歌喉,唱出一句:“八年前,风雪夜”,所有的人都震住了,那明亮高亢的声音,活脱就是齐淑芳的翻版,小常宝当然非她莫属。


《红灯记》的三人组合最引人注目,三位演员的形象、气质、嗓子俱佳。扮演李玉和的方明亮天生就是演绎英雄的坯子,身材魁梧,脸盘方正,浓眉大眼,在舞台上举着铁路信号灯抬腿一亮相,绝对器宇轩昂;李奶奶由不严自威的左大姐担纲,唱功水准极具专业范儿,表演也是入木三分,尤其是她身上天生就具有的临危不惧的气概,和李奶奶十分匹配;最受欢迎的当然还是程珊扮演的李铁梅,小小年纪,声音却有穿云裂帛的气势,尤其是那扮相,那双转动起来会说话的眼睛,和刘长瑜演的李铁梅绝对有的一拼。


最让我惊讶的是Y,在宣传队里,Y不仅在乐队担任小提琴伴奏,而且自觉做起了许多节目的编外导演和现场调度。他舞台感觉极好,排练中若出现纷乱场面时,他总能指挥若定地化解。所以,无形中,Y成了左老太的重要臂膀。除此之外,因为他多才多艺,故而成了救场的多面手,文能编剧本写唱词,武能跑龙套顶角色,一专多能,处处亮眼。


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却觉得这个宣传队里无处不在,舞台上也处处亮眼的Y,和我最初在照片上看到的,那个拎着小提琴走在荒原上的背影,不太像是一个人,哪儿不像?我也说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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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农场章文 发表于 2018-10-16 09:04 | 显示全部楼层

我重新找出那张让我怦然心动的照片,细细端详。


此Y确实是彼Y,这一点毋庸置疑,但为什么我会觉得二者不太像同一个人?个中缘由我琢磨了半天,也还是不明就里,但这种感觉就是莫名地抚之不去。


Y在兴隆宣传队的微信中十分活跃,但在另一个“北大荒人”的微信群里却自称是 “潜伏的鱼”。这条鱼潜伏在浩淼的深海里静静地做着自己的学问,对群里那些常见的转发链接,自晒照片,煲心灵鸡汤之类的事情,他似乎不感兴趣,若是冒泡,那肯定是对一些时政大事发表见解。宏论说完,马上又潜入海底,游得无影无踪。


感觉上,在这个群里,Y既深邃,又高冷,但知识渊博,见地异于常人。


我尝试着给他发去微信,表达了我想写兴隆公社知青文艺宣传队的想法,并小心翼翼地问能否采访他?


Y很久都没有回复我,但我还是继续执拗地在微信中给他留言:大家都说你是文武全才的多面手,但我觉得你在宣传队里的真正角色,应该还是乐队的小提琴手吧?照片上的那把小提琴,在宣传队里到底发挥了多大作用呢?


这一次Y发来了回信:乐队里,小提琴不是主力。那时候,宣传队排演节目的主打重头是革命样板戏,小提琴的发音,不适合于为京剧伴奏。而手风琴声音高亢、豪迈,胡琴的发音有特色,且响亮。所以,他们才是乐队主力。


Y简短而退居幕后的回答,与他在兴隆宣传队的微信群里回忆当年青春往事时,那种热情洋溢滔滔不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与他在“北大荒人”群里自谓“潜伏”的性格,倒很吻合。


但我不死心,依然隔三差五地“纠缠”他。


就在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请求采访Y,而他也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各种托词婉拒采访,让我很无奈时,突然有一天,我不经意中看到了当年宣传队的组织者何学敏大姐发在“北大荒人”群里的一条微信:


你走到门外的雪地里,站着,站着……以为你想好会拉琴了,但你让我们失望了。只透过窗户,看到你走过雪地的脚印。


这段文字咋一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似乎有点没头没脑,我差一点就忽略过去了,但在划页的一瞬间,我发现下面有Y@何大姐的两条留言:


@学敏 其实你们想听的那支曲子很简单,但不知为什么,那时要拉这样一首简单的曲子却又很困难。可能是沙龙的情调已被洗刷了很多。


第二条留言有点长:


@学敏  自下乡以后,小提琴对于我经历了几个弯道。那个冬天之后,记得附近兵团的北京知青来我们这儿演出,其中有一个节目好像是忆苦思甜的。一个女生拉着小提琴伴奏,我突然看到一个农民(我记得很清楚,叫老孟)满脸泪水,他使劲地擦抹,泪水还是刷刷地往下流。当时我的心震撼了!我给一位也拉小提琴的二龙山插友写信,记述了那个场面和我当时的内心感受,我说:看来音乐对于农民是有用的,我们应该重拾。这位插友很快给我回信,说看了我的信,他的眼泪也忍不住涌出。

我看着Y的留言发了一会儿呆,再回过头去看何大姐的那一条微信就有了某种触动,只觉得心里流淌过一阵难言的感伤。


虽然我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但我可以想象,一群远离家乡的女孩子,想让Y给她们拉一首小提琴曲,Y不知为何却走到屋外,站在寒冷的雪地里。女同学们在屋里等着,Y却在雪地里站着,沉默着……最终他还是没拉,一步一步地走远,在雪地里留下两行脚印。


我在何大姐和Y交流的这几条微信中,看到了“拒绝”和“重拾”,而在这两个词的背后,我仿佛发现了一条通往Y内心的路径,而这条路径的标识就是:琴。


我将何大姐的微信和Y在后面的留言截图发给Y,问他,对何大姐说的事情是否还有印象?能不能和我完整地说一说当时的情景?


Y回复说:依稀记得有那么一回事儿。去北大荒的第一个冬天,只有我和几个女生留在青年点,队里三十几个知青第二年的口粮都堆在女生的屋子里。我每天去跟她们一起搓苞米,手搓得又疼又粗糙。歇工后,她们要听我拉小提琴,我觉得没情绪,但又无法面对她们期盼的眼神,只好走出去了。我在雪地里站着,捻着自己变得越来越粗糙的手指,心想,我还能拉琴吗?


不知道是何大姐的微信唤起了Y久远的回忆,还是我锲而不舍的追寻知青往事,让Y动了恻隐之心,就在回复我这条微信的第二天晚上,他在微信里向我讲述了他拥有第一把琴的故事。

我用的第一把琴,其实并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妹妹从一位要好的同学那里借来的,那好像是1967年。


那段时间,文革烈火越烧越旺,同学中许多人都热衷于革命、造反、大批判、去全国各地串联。而我却游离于革命洪流之外,狂热地迷恋上了小提琴。


那把琴,一拿到手中,就觉得有一种敦实感,琴身比平时所见的小提琴略窄,腹部隆起,使F孔垂直张开,朝两侧角度放音。琴身漆面呈现一种金红的虎皮花纹,只有精选的枫木,才会有这样令人目眩的色质。由于这把琴的高腹,使得延伸到指板的四根弦也略微提高,如果不用力按弦,琴声就会发虚,但是一旦按实了弦,弓也压紧了,拉出的琴声就会变得高昂清亮,特别是A弦和E弦,发音尤其华丽。


一块儿玩的琴友说,你这是一把外国人的大爪子用的琴。用这把琴拉中国式的娓娓之音,表现不出它的特点,而拉奏莫扎特的弦乐小夜曲,犹如歌唱一般美妙。


琴盒里有一张透明的蜡光牛油纸,上面印着一行拉丁文古典花体字,落款时间是“17××”,17后面的数字已经磨损,看不清了。后来有个懂行的琴友看了这把琴惊叹道:哇!这是一把意大利著名的“斯特拉迪瓦里”琴!我赶紧找来书查看,原来斯特拉迪瓦里是意大利著名的小提琴制作大师,他制作的琴都是用海水浸泡过许多年的枫木做琴身,杉木做琴面,全手工精雕细作,蜚声世界。


原来这是一把有来头的大师之琴,我自然是如获至宝,格外小心爱护。


有一次,我为了擦干净琴码周围面板上的松香粉末,试着用酒精拭抹了一下,不料大事不好,面板上的琴漆竟然随松香一块儿被融化了。没想到酒精挥发后,面板上留下一条融化后又重新凝固成光滑晶亮的漆面,看上去不仅没有损伤漆面,反而有一种更加剔透的感觉。


这一下我胆子大了起来,经过慎重考虑,我干脆用酒精把整个琴面都仔细地擦拭了一遍,松香粉末不留一点痕迹,整个琴面焕然一新,好像刚刷过一层新漆。我意识到,这把琴的油漆是最原始的天然树漆,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这种纯天然的树漆早就无处可觅,完全被化工漆取代,而化工漆是不溶解于酒精的。这就证明了这把琴确实是十八世纪制作的老琴,琴盒里标识的“1716”日期应该无伪。


我真庆幸这样一把有着历史风霜积淀的世界名琴,辗转到了我的身边,依偎陪伴着我。我一直拖延着,舍不得将这把琴还给妹妹的同学。而那位同学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也一直没有来讨要这把琴。


1969年春天,我带着这把珍贵的琴,来到北大荒。

Y讲述的故事虽然波澜不惊,但却显示出他绝对不仅仅是一个玩琴的小提琴爱好者,他将小提琴带到北大荒,恐怕也不只是为了在艰苦劳作之后业余消遣。假如不是因为文革父母被打倒,又假如不是因为知青运动把他这个黑帮子弟送到了北大荒,以Y对音乐的热爱和天分,以及其深厚的专业素养,或许他会是一个在舞台上大放光彩的首席小提琴家,也或许他会成为音乐殿堂里教书育人的小提琴老师。


我问Y,那张照片上你去宣传队报到时,手里提着的,是不是这把斯特拉迪瓦里名琴?


Y很快回复我:不是,那是另一把维多利亚名琴。


我追问Y:维多利亚名琴?难道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这一次,Y没有马上回答。


直到几天以后,Y在“北大荒人”群里@我,我才读到了他的第二把琴的故事。

下乡的第一个冬天,新兴大队的男生们都走光了。因为只有我一个留守的男知青,队里安排我在老王头家搭伙。在老王头家吃饭,吃完总要呆一会,跟他唠嗑。我那时候因为天天搓苞米,手搓得很粗糙。天冷,手又冻裂了,开着血口子。老王头告诉我,等杀牛的时候,捡一节骨头梗子,挑出里面的黄脂油抹裂口,很快就能愈合,特别管用,而且这种黄脂油能使好几年都不会坏。老王头还教我怎样扒拉油灯捻子能省油,我们知青点那塌陷了一大块的旧炕,等到化冻以后,如何脱坯补炕。说得没话了,我就掏出一本书挨着炕尾读,老王头也不吱声了。就这样,他们用他们的生活思路观察着我们,我们用我们的生活习惯打量着他们,相互怎么结合?不知道。


住了一段时间以后,渐渐就听老王头的媳妇唠叨,说我扛到他们家的那袋白面已经吃完了,流露出我正在吃她家粮食的意思。我脸皮薄,听不得这话,于是改变主意,决定回杭州,这个冬天不和他们结合了。女生屋里堆着的明年的口粮苞米搓完没有,塌陷的旧炕啥时候补,都去他娘的了。至于生产队当年的收成咋样,社员们交完公粮还能不能拿到现钱,一概不去思量。我那年挣的工分钱,出纳给多少就多少,无所谓。衣食无着、前途莫测、心无所愁,就那么混着。反正上面有伟大的光照着。


我回杭的路线是从佳木斯到天津,然后从天津换车到杭州。我心里想着,回杭的头等大事,就是要买一把真正属于自己的小提琴。那把斯特拉迪瓦里名琴我再喜欢,也不能一直占着不还给人家。


上路时,我穿着那身刚下乡时发的,已经不堪入目的假军装棉衣裤,戴一顶瘪三式的狗皮帽子,脚蹬一双校官皮鞋。虽然这身打扮有点不伦不类,但我也没有别的行头了。


到了天津,我一出站就打听旧货店在哪里?虽然我这副来历不明的样子让人有点狐疑,但还是很顺利地得到了指点。


终于,在天津一个不起眼的旧货店里,我发现了两把小提琴,并排躺在角落的一台玻璃柜里。琴很老旧,却闪着光泽。我的心欢跳起来,定了定神,问店家价钱,恰好都在我能承受范围的极限边缘。于是我说,拿出来试试。。


那个店员是个老头,本来对我爱搭不理的,可能怀疑我的来路,觉得我根本不会买。见我要试试,便兴奋起来,小心地拿出琴让我看。


我先看制作标志,年份都不浅,一把是“Victoria 1897”,另一把是拉丁文的西里尔拼音“捷克190×”。我心怦怦在跳,但脸上却不动声色,不慌不忙地调音,掏出自带的定音器,绷紧弓,一根一根将四根弦完整调齐。很快两支琴都调准音了,然后用弓轻轻击打琴弦,感受着琴体的振动和共鸣的敏感度。相比之下,那支年份近些,牌子名气不大的捷克琴,反应要好得多。


小提琴是多瑙河流域的民间乐器,好家伙多得很,不可小觑。再试,反复试,还是那支捷克琴音色更美妙。当然,那把维多利亚琴也很不错,但捷克琴更好,好的不一般。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谐振的传导感,弓在弦上一碰,一种温暖的振动刹那就顺着左臂酥酥地传进身体。拉奏旋律,那支捷克琴就像在唱歌,温和、顺从、舒畅,那感觉,真是无以言表。


“维多利亚”报价75元,“捷克”报价85元,在那个年代,这是不菲的价格。


我藏掖在身上的钱是80元,只够买下“维多利亚”,剩下的五元,还要应对回杭后半段路程的花销。但我实在是对那把“捷克”恋恋不舍,便问老头:这一把,80元行吗?我心想,若是能80元得到“捷克”,接下来我就是不吃不喝,抱着它打滚也能回到杭州。


老头摇摇头,说了几句当铺规则的行话,我也没有听明白。


犹豫了半天,老头耐心地等着,他已看出我是良家子弟,只是手里的钱有点窘迫,但他并没有半点让步的意思。


有时候,再多的钱,换来的只是尘土;而有时就差一分钱,百年一遇的稀世珍宝就会擦肩而过,永远消失。但没有办法,事情就是这样。


我付了“维多利亚”的钱。老头拿出一个陈旧却皮革细腻、棱缘光滑的琴盒,“维多利亚”放进去正合适熨帖。


我问:是原盒吗?


老头回答,是的,卖家拿来就是这只原装盒。


我满心欢喜地抱着“维多利亚”走出旧货店,毕竟这是一把相当不错的老琴,除了G弦的沉重感不够,其余三根弦的音色都很美丽。对于我这样一个在北大荒干农活的插队知青来说,能拥有这样一把质地优秀的名琴,还想奢望什么呢?

我没有想到,那张照片上的Y,手里拎着的貌不起眼的琴盒里面,却藏着一个由享誉世界的斯特拉迪瓦里小提琴大师带给一个年轻人的梦想,躺着一把由这个梦想带来的,历史悠久的维多利亚世界名琴;我也更不会了解,这位踩着草甸子上尚未封冻的积水,欢快地向前走着的Y,其实在下乡之前,已经自学过小提琴系列教程,研读过大量世界著名音乐人的传记和音乐理论书籍。照片里的他,走在去公社宣传队报到的路上,虽然这可能离他的梦想很远,但他脸上流淌出来的笑意,还是让你觉得,他对宣传队有一种向往。


等到Y真正卷入宣传队的演出生活,在老乡们期盼的眼神和热情的掌声中他才逐渐意识到,理想与现实南辕北辙,自己和手中的小提琴正在渐行渐远,样板戏和《大刀舞》其实并不需要小提琴的伴奏。从那时候起,Y就知道,总有一天,自己会和“维多利亚”分手,那种骨子里的忧伤,有谁会知道呢?


果然,几年以后,Y将心爱的“维多利亚”以120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一个对此琴觊觎已久的琴友。纵然心中有千般不舍万般纠结,但摸着自己被农活弄得粗糙不堪,已经完全不适宜拉小提琴的手,想到自己不知道还会在北大荒待多久,前途越来越渺茫,他还是狠狠心和“维多利亚”再见了,同时也把自己的理想给埋葬了。


做出这样的选择,心里究竟有多痛,Y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自己曾经离朝思暮想的艺术殿堂似乎很近了,但最终却擦肩而过,连门槛都没有迈进。


1974年,Y被推荐为工农兵大学生,读的是石油专业。他用这卖琴得来的120元钱,买了一块“seiko”全自动手表,算是告慰自己和“维多利亚”忍痛分手的遗憾。手表很华丽,但是他一直喜欢不起来,心里还是常常想念“维多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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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农场章文 发表于 2018-10-16 09:05 | 显示全部楼层

就在这个群里面热烈地回忆当年兴隆宣传队的时候,我发现两个在众人口中气场颇大的角色,在群里却很少发声,即便别人在回忆中说到他们,他俩也不太回应。


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好奇。


他们一个是“左老太”,另一个是“老大”。左老太在宣传队里还有一个尊称叫“师娘”,这有点像从前戏班子里对管事老板娘的称谓。我注意到这个称呼,是Y和当年宣传队里李铁梅的扮演者程珊之间,一段很逗的微信对话。


Y@程珊:你是女一号,行走坐卧都是包厢,看不到宣传队广大的队员都在干什么。


程珊@Y 包厢?


程珊在问号后面放了一个抓狂的表情,又说:演出路上只有一辆马车,装道具都装不过来,那还有什么包厢耶!


Y又@程珊:别对我说的“包厢”在意了,反正那时男一号和女一号都是跟着师娘,离我们远远的。当时你每天浓妆艳抹,我好长时间都看不到你的眼睛。


程珊发上来一串偷笑的表情,接着调侃地为自己当年的浓妆艳抹辩解道:没错没错,我是常常不卸妆,从这个村到那个村,铁梅的服装和大辫子现卸现装根本来不及。因为铁梅的大辫子是假的,要绕很多圈才能固定在我的脑袋上,甩起来才不会掉。所以,转场时走村串乡,我根本不敢卸妆,一进屯子就得演。有时离得近的屯儿,上午一场,下午一场,那还有时间卸妆化妆啊!我确实是浓妆艳抹地到处串。其他人都没有此困惑,现换装都来得及。比如小常宝,,女扮男装,弄个狗皮帽子往脑袋上一扣就齐活。你说跟着“师娘”确实没错,我和“方爹”都是“师娘”罩着的。这屯儿到那屯儿,一路追着喊“小铁梅、小铁梅”的娃儿和老娘们儿,只见到宣传队一队人马中,独有铁梅最显眼,最醒目。我真的很感谢“师娘”,她让我演李铁梅,真的让我“扬眉了一把”。


姓“左”的人本来就很少,“老太”二字又无声地带出一种不严自威的气场,我便留意了这个微名。一打听,这个世界还真是小啊!这个被当年的兴隆公社宣传队队员们称为左老太和“师娘”的人,居然就是和我们在菩提寺路的小楼里做过好几年邻居的左叔叔和毛阿姨的女儿左丹燕!

距离西湖边大约只有七八分钟路程的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是我们家住了几十年的老宅。早先,这栋小洋楼是一个大烟商的私宅。解放前夕,大烟商逃到台湾去了,这栋小楼就收为国有,成了市政府安置进城干部的宿舍。


小楼很漂亮,前有花园,后有天井,上下两层,住了两户人家,我们家住楼上,有五间房。另一位李姓干部一家三代十几口住楼下。小楼有前门后门,前门进去的花园里有桂花树、枣树、葡萄、竹子;而后门进去,甬道两旁是对称的天井,很宽敞,对着天井的是四间厨房加餐厅,我们和李姓人家一家占两间。

记得好像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吧,爸爸妈妈说,我们家的房子要腾出两间让给新搬来的邻居住,他们刚刚从外地调到杭州,组织上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安置他们全家,所以要暂时住在我们这里。刚刚从部队供给制过来的人对房子根本没有概念,只觉得人多热闹,知道家里要搬来新邻居,大家都很高兴。等到他们真的住进来了,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男主人左叔叔瘦削清癯,父母告诉我们他是在上饶集中营坐过牢的老革命;女主人毛阿姨气质如兰,琴棋书画样样拿得起;几个女儿更是如花似玉,年龄和我们家四个孩子相差也不大,很快我们就玩到一起去了。


印象中,丹燕的姐姐小珍是越剧演员,那种开口甩袖就来的才子佳人缠绵悱恻的唱腔,常常唱得我们潸然泪下。丹燕和毛咪也都有一把好嗓子,加之姐妹俩相貌美丽,我断定她们将来一定是要在舞台上大放光彩的。我那时候参加小学的合唱团,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劲,对她们姐妹往晒台上随便一站就是专业范儿,钻厕所里轻轻一哼就是京腔京韵,心里羡慕崇拜得不行。几年以后,他们全家都搬走了,菩提寺路蕙宜村1号一下子安静了许多,我内心还怅惘了很长一段时间。


没想到,多少年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把这对姐妹花席卷到北大荒,抛掷在大草甸深处,更没想到,姐姐丹燕在北国的冰天雪地里展现了她妈妈毛阿姨的遗风,主持过一个在田野茅舍中游走的农村文艺宣传队,还收获了一个“左老太”的大号。


左为左老太左丹燕,右为何大姐何学敏


当年那个美丽的左丹燕,现在已经成了奔七的左老太,但她性格依然像小时候一样活泼爽利,眉宇间仍有一股英姿飒爽的巾帼气概。她和她老妈毛阿姨住在市中心一栋看得见运河的高层住宅里,毛阿姨虽然坐在轮椅上,但九十多岁的高龄,脑子依然清晰敏捷,见到我就说:小妹,你写的《知青档案追踪始末》我看了,我是在楼底下报刊亭买的《收获》。


本来我这次采访的主题是宣传队,但毛阿姨一说起《知青档案追踪始末》,左老太便从知青档案扯开了话题。

你写的《知青档案追踪始末》里提到,我们这拨去兴隆公社插队的知青,背后会不会有一份隐匿的档案跟随过去?


我倒是清楚地记得一件事情,或许可以给你追寻的知青档案的原始背景提供一点相关的线索。


下乡前,我所在的杭一中工宣队,让我们要去北大荒插队的人,每个人都要填一张表。记得表格中有一栏是“父母政治面貌”,大家私底下议论,都觉得这一栏很难填。文革中,我们中许多同学的父母都被打到了,头上戴着各种各样吓人的帽子。不填吧,工宣队肯定通不过,填吧,那些莫须有的罪名,许多都是凭空捏造的。


我是老高三的,岁数大一点,主意自然也比别人多一些。我说,先不填,看看别人怎么填的再说。


后来,高一(二)班的熊把我们一批人召集到一间大教室里开会,印象中好像有四五十人吧?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该怎么办?填还是不填?若填,怎么填?人多意见想法也多,一时很难统一。后来还是熊发了话,一锤定音。熊说:填吧,造反派怎么定性就怎么填,否则造反派肯定会找我们父母的麻烦,父母更要吃苦。这场文革运动历史怎么评价,很难说。我认为,今天你填了,将来该推翻时也会推翻;今天你不填,帽子扣在你父母脑袋上,你想摘也摘不掉。


熊在同学们心目中威信很高,他这么说了,大家想想也有道理,于是也就纷纷按照当时造反派给定的性填了。至于你后来找到的那份知青档案,是不是根据我们填的那份表格作为原始依据的,我就不知道了。而且,你找到的那份档案,整个兴隆公社的知青有三百多人,而参加熊召开的那次会议的只有四五十人。从这个角度说,我回忆的这个细节,恐怕也不能完全作为佐证的依据。


还有一件事情,虽然和宣传队没有直接关系,但也蛮体现我这个人的性格的。为什么宣传队里大家都叫我老太婆,二十多岁,就被叫“左老太”了,我说话大家也比较听,这可能和我的刚烈、决断、遇事不慌有关系吧。那一年,确定我和妹妹毛咪要去北大荒后,我一点也没有那种马上要远离家乡悲悲切切的感觉,反倒有一种身心释放的兴奋。我想去抚远,去边疆打仗。工宣队说,你不能去,抚远不行,同江也不行。你爸是叛徒,你到边境是要叛逃的。你只能去二线,去富锦。二线就二线,富锦就富锦,只要能去边疆就行。临行前,我去母亲单位找掌权的造反派头头,我说我和妹妹要下乡了,希望从母亲冻结的工资中提取二百块钱置办生活用品,包括交学校发的军大衣和棉袄棉裤棉帽胶鞋,一套六十元的费用。我前后去了七次,造反派就是找各种借口和理由拖着不给。开始我还忍气吞声,对造反派的刁难不敢顶撞。后来临近出发的日子越来越近,学校要求交的置装费还没有着落。我也急眼了,造反派拍桌子训斥我,我也朝他们拍桌子,拍得比他们还响!我和妹妹响应毛主席号召奔赴边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没有钱我们怎么置办去农村的生活用品,你们难道要破坏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吗?我这一横,造反派还真慌了,他们一商量,很快就把钱给我了。


我们回过头来说宣传队。说实话,何大姐当时来找我,让我和她一起组建宣传队时,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在我心目中,能让我参加宣传队,给贫下中农演出,唱革命样板戏,对我来说,真有一种解开捆绑在自己身上无形的绳索的感觉。


你在那份知青档案中肯定已经看到了,我的父母都被定性为叛徒。可我心里从来没有为此自卑过,我相信熊说的话,文革运动历史怎么评价很难说,父母的叛徒帽子戴到什么时候也很难说。

刚到北大荒的时候,马车把我们送到兴隆岗上,抛下人和行李,马车就头也不回地走了。大家一下子全部傻眼了,我们站在泥泞的岗上,面前是一片沉下去的低洼地,一座座茅草房就深陷在洼地里。一眼望去,只看到茫茫冰原上一片稀稀拉拉的白雪屋顶。


这就是我们插队落户的村子?就是我们将要交付青春的地方?许多同学看着眼前那一片白雪屋顶都哭了,我心里也拔凉拔凉。


回头看,马车已经走远,一切根本就没有退路。


我们生产队十一个知青中,我年纪最大,我知道我不能哭。从今往后,我们将在这样一片白雪屋顶下生活,若要和当地农民一样生存下来,首先要让大家吃好、住好,只有把日子过好了,才不会要死要活地想家。


刚到的时候,国家给每个知青分配了半立方木头,两斤大米,二十斤白面,其余就是棒子面和大碴子了。木头是给我们盖房子的,分的那点粮食就是要坚持到秋天分红的全部口粮了。


一开始,队里派人给我们做饭,一个星期以后,我就不要队里派来的人做饭了,我想自己用同样的食材,做出我们家乡的南方口味。


没有菜,队里的老杜书记动员各家各户农民给我们送菜。农民自己也没有多少东西,这家送颗白菜,那家送筐土豆,两三天就吃完了。怎么办?老杜大婶告诉我们可以去荒草甸子里挖野菜,采蘑菇。


我们挖过很多野菜,有野芹菜,灰菜、野白菜。春天一打雷,草甸子里就会冒出好多蘑菇,老乡手把手地教我们辨认,哪些能吃,哪些有毒,我们就快乐地辨认采摘。我们队的知青蔡胖子常常一边采蘑菇,一边唱“提篮小卖拾煤渣,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光吃素的不行,得整点荤的。我们又学会了捡鸟蛋。草甸子里到处都有鸟蛋,可鸟蛋藏在荒草丛中很难发现。老乡告诉我们,你们在草甸子里放火,就能捡到鸟蛋了。我们说怎么可以放火呢?老乡说,把草烧成灰,来年草会长得更好。放火烧草的时候,草甸子里的鸟会惊飞起来,你们看到哪里有鸟飞起来,你们就往哪里跑,鸟飞起来的地方,你赶过去肯定有鸟蛋。这叫“放荒”。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看到放荒时的景象,当时还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误会。那天傍晚,我们队的知青正准备回生产队,只见正前方的草甸子一片火海,把整个天际映照得通红,我们不但感觉到热浪滚滚,还听到噼噼啪啪的声音。大家正惊讶地看热闹,不知谁突然喊道:不好!是我们屯子着火了!大家不约而同地跑起来。跑了一会儿才发现,我们的村子就在眼前,正在燃烧的草甸子离村子还有好远距离呢!我们问老乡,草甸子怎么着火了?老乡笑呵呵地说:那是放荒。


我们很快就学会了放荒,每一次放荒都能看到成群的鸟儿惊恐地飞起来,我们朝鸟儿飞起来的地方飞奔过去,果真每次都能捡到两三窝鸟蛋,每窝都会有十几只。


到后来,我们慢慢地有经验了,有时候在田埂上也能捡到鸟蛋。当然,大量的捡鸟蛋要到水林子里,林子里鸟儿多,鸟蛋也会多。在湿地有地面高凸起来的地方,就会有林子。这些林子里大多是灌木,很少有乔木,农民大多用它们烧火,我们也学着捎带手地砍一些灌木当柴火。你别以为捡鸟蛋是挺有趣挺浪漫的事,有时候也是蛮危险的。湿地有深有浅,深的地方下面就是沼泽,一不小心陷下去,命就没了。慢慢地我们懂得了,要去水林子里捡鸟蛋,先要找到“草塔”。所谓草塔,其实就是芦苇野草的根部,厚厚的,很结实,能承重,你才能踩上去,否则就会陷下去。


水林子里的鸟蛋真多啊!好多树丛里都有鸟窝,每个窝里几乎都有鸟蛋。有时候能捡一麻袋,背不出来,因为鸟蛋易碎,不好拿。我们就挖一个坑,用树枝烧雪水,等水温热了,把鸟蛋放进去,很快鸟蛋就半生不熟凝固了,这时就好拿了,再背回去用盐水腌起来慢慢吃。


我们还去水泡子里捞鱼。水泡子里有很多鱼,主要有鲫瓜子、山胖头、黑鱼、蛤蟆、泥鳅,虽然没有佐料,煮汤可鲜啦!一点也不腥。我们还跟农民学会了很多生活技巧,用鞭子打水獭、水老鼠,肉能吃,皮毛能卖钱。


我们用苞米也能做出不重样的主食,把苞米磨成大碴子、小碴子、棒子面,煮粥、烙饼、蒸窝头,倒换着来。磨面时,我就带领大家唱歌,我们最喜欢唱聂耳谱曲的那首《码头工人歌》:从朝搬到夜∕从夜搬到朝∕眼睛都迷糊了∕骨头架子都要散了∕搬啊∕搬啊∕唉依哟嗬∕唉依哟嗬……我们把“搬啊搬啊”改成了“磨啊磨啊”,觉得老聂的曲子特别能唱出我们当时的心情。


农民看我们磨个磨还唱歌,那么开心,也被我们感染了,经常跑过来听我们唱。有时候听得不过瘾,就问能不能唱点别的,唱个戏啥的。我们就唱革命样板戏。大家最喜欢听我唱《红灯记》里的李奶奶那段“痛说革命家史”,我那个“左老太”的称号,大概就是唱李奶奶那会儿叫出来的。


第二年我们就自己养猪、养鸡、养鸭,我们养的老母猪第一胎就生了十二个,自己养不了那么多,就分头把小猪崽送给老乡,条件是,将来你们杀猪了,送三分之一猪肉给我们。老乡们很高兴,而我们一年四季不断肉,吃肉的问题也解决了。有了肉,我们还包饺子,野菜蘑菇猪肉馅的。


都说北大荒的日子苦,确实苦,可我们偏偏能把苦日子过出滋味来。

可是,没过多久我就明白,自己还是太幼稚了。日子苦,你可以苦中找乐,过出滋味来,但要是心苦,那就无法排解了。


九大过后,公社要在知青中发展一批党员。我能吃苦,干活和农民壮劳力不相上下,在知青中威信又高,是大队的重点培养对象,听说要发展知青党员,我也很向往。


有一天,大队书记老杜找到我,说:傻姑娘,你怎么整天还那么乐呵呢!队里想培养你入党,可是公社说,你爸是叛徒,你妈是特务,咋入呢?


说实话,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把父母的问题放在心上。来北大荒后,老乡们才不管你们是不是黑帮子女,父母有多大罪名,他们只看你能不能吃苦,会不会干活,和老百姓亲不亲。乡亲们对我都很好,我在这里反倒不像在杭州时心情那么郁闷,也不像别的知青那么想家。可是,老杜书记的话让我一瞬间明白,即便跑到天边,父母的阴影还是笼罩着你,无论你怎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怎么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你还是黑帮子女。


我不再想入党的事情,表面上我还是和以前一样,该干活干活,该吃吃,该睡睡,但笑容没了,歌声哑了。我想起刚来那会儿,马车把我们抛在兴隆岗上,眼面前低洼地里那一片人字形的白雪屋顶,我问自己,这难道就是我们要交付青春的地方?


可我现在明白,这里也许并不仅仅会吞没我们的青春,或许有一天还将埋葬我们的骨骸,因为背负着父母的罪名,我们无处可逃。


从头至尾,左老太的回忆几乎都没有涉及宣传队的内容,但我却听得津津有味。这是我采访兴隆知青以来,听到的最有趣最快乐的知青生活,普通而宁静,质朴而阳光。左老太说的那句话:“把苦日子过出滋味来”,让我一时间忘了自己来找她采访的主题,而完全沉浸在她所叙述的柴米油盐当中。


事实上,左老太在磨棒子面的时候,带着大家一起唱《码头工人歌》,最初的像号子一般的歌声,已经有了一种自发演唱,想喷吐什么的欲望;而当左老太给大家唱《红灯记》中李奶奶的“痛说革命家史”,并获得大家的一片喝彩时,恐怕她自己都不会想到,这对她后来挑头组建宣传队,并在《红灯记》中真的扮演了李奶奶,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我向左老太求证我的想法时,她才一拍脑袋,仿佛刚想起来似的,说:你瞧我这东拉西扯,尽跟你说些吃喝拉撒没用的,你想了解的是宣传队的事情,对吧?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宣传队。

九大召开以后,兴隆公社的农民和知青也和全国人民一样群情振奋,庆祝九大召开,在兴隆岗上举行了大游行。游行之后,接下来就是每天学习九大文件。


何学敏就是在这个时候来找我的。何说,公社赵书记希望我们知青成立一个宣传队,表演节目,唱革命样板戏,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传达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大家都说你唱李奶奶唱得可好啦!你会唱戏,在知青中威信又高,你就挑起这个担子,召集人马,把宣传队组织起来。


何学敏鼓动成立宣传队,是落实公社赵书记布置的任务;而她拉我出来挑头,和她一起组建宣传队,恰恰是在我知道自己因为父母问题而不能入党,心情正灰暗的时候。何学敏和赵书记恐怕都不会想到,正是这个不经意的巧合,无意中给一个对前途感到渺茫,心里无比苦闷的年轻人,燃起了一朵点亮她新生活的火苗。


我热情地投入了宣传队的组建工作,并且很快就显示出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在我的宣传鼓动下,全公社十几个生产队有各类文艺细胞知青纷纷应召而来。乐队主要是杭一中的,歌舞演员大多是杭女中的,还有杭大附中的、铁路中学的、艮山中学的、凤起中学的……虽然大家最初都是稀里糊涂进入宣传队的,但进入以后,大家就齐心合力,纷纷动脑筋,出点子,拿出各自的节目。人员分配上,也很快就各就各位,各司其职。


除了短平快地排练那些以前在学校就演出过的现成舞蹈和歌曲外,分量最重的就是确定了排演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和《智取威虎山》里的两场折子戏。


经过自报公议和现场试唱,主要角色很快就确定下来:方明亮演李玉和、程珊演李铁梅、我演李奶奶;金一虹演杨子荣、冯尔敏演小常宝、周朝云演小常宝的爹老常。


我至今都不清楚我这个“老太婆”在宣传队这帮喜爱文艺的知青弟弟妹妹心中是个什么样的形象,我自以为“老太婆”就是对我最恰如其分的定位吧!首先,年龄我最长,扮演的李奶奶又是一位长者,而这位长者又成为了一名革命先烈,因此,“尊”我几分不为过。其二:在这支可以用“七拼八凑”来形容的“草台班子”中,《红灯记》的组合,算是最有血有肉有故事的,真有一家人的亲切感觉。排练时,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在一起理所当然,在转场去往各大队的路上,也就自然而然地走在一起了。


Y说“男一号”“女一号”整天跟在师娘后面,确实如此。他俩愿意跟着我,比较听我话,可能跟我向他们讲解对角色的理解,一句一句教“老大”唱李玉和唱段有关系吧?下乡前,我有一段时间住在上海外婆家,在文化局工作的小姨让我到剧院去当服务员,近水楼台,我在剧院里看了上百场样板戏,《红灯记》是看的次数最多的,已经完完全全地印在脑子里,给“老大”和程珊当导演不在话下。他俩对我言听计从也就不是问题了吧?


我记得程珊演李铁梅特别认真,无论唱腔、台词、动作、舞台位置,还是眼神、表情、台上的互动,都是一丝不苟的,而且一学就会,特别有灵性,我特别喜欢她。老大就有点吊儿郎当,油腔滑调了,杭州话讲讲,有空就和别的男生打打闹闹,还偷着学抽烟。因为我不让他抽烟,他就躲到小饭店里去抽,我常常去小酒馆把他抓回来。我就爱管着他,总是有意无意把他拉在身边,他谁都不服,却偏偏服我管。


老大其实不爱演戏,《红灯记》里的唱腔更是一句不会,但他形象高大,五官有英武之气,往台上一站,就有李玉和的英雄气概。我选定他当李玉和,他说不会唱,我就一句一句教他。那一年年终分红,我分到了一百多块钱,我专门跑到佳木斯,花七十八块钱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后来就让老大跟着收音机学。到后来,老大越演越好,我就琢磨着是否给老大加点戏。


宣传队到中后期日趋成熟,老百姓对演出节目期望也越来越高,为了增加《红灯记》里男一号李玉和的出场比重,也给老大多一点在舞台上展示的机会,我就想在《痛说革命家史》以外,加演一场《李玉和斗鸠山》。可是没有人愿意扮演这个遭人恨的反派角色,本来是乐队拉琴的Y就自告奋勇扮演鸠山。那场戏中,鸠山为了假扮仁慈,不穿鬼子军服,而穿一身日本和服。乡下哪儿去找和服?聪明的Y就在每一场演出前,事先在后台裹好一张白色大床单当和服,再画上满脸的麻子,怎么凶恶丑陋怎么来。同时他并不耽误伴奏的任务,刚在脖子上架起小提琴,和乐队的手风琴手大嘉、板胡手鹏仙、二胡手应禄一起,龙卷风似的拉完前奏,放下琴就立马冲上台扮演鸠山。老乡们看到刚才还在闭着眼睛拉琴的Y,转眼间变成了满脸麻子裹着白床单的笑面虎鸠山,乐得哈哈大笑。后来“李玉和斗鸠山”也成了宣传队的保留剧目,到县里汇演时,这个剧目还作为重头戏上了。


这个Y是个文武全才,不光能拉琴,能演戏,还能写剧本。记得Y在宣传队里曾经自编自导自演过一个小短剧,主题好像是忆苦思甜的。虽然我已记不起这个小短剧的名字,但却记得里面的情节和主题音乐。短剧写一个当兵的休假回家,和他妹妹之间发生的事情。Y在兴隆宣传队微信群里讲述过排演那个短剧的过程,连细节都记得一清二楚,我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Y回忆道:这个短剧是我写的,我写得很认真,排演也很认真。戏一开场,我假装擦着满头汗走进家门,然后扮演妹妹的张锦娜就踮着脚尖用芭蕾舞步飘过来了,端着一个碗说:哥哥,赶快喝一碗蜜糖水解解渴。我说:不,小妹,我这次回来,要给你讲讲我们的家史,忆苦思甜!所以,我不喝蜜糖水,我要喝黄连水。这时背景音乐响起,就是电影《苦菜花》的主题音乐。Y设计的是小话剧的味道,但张锦娜发挥她的特长,加进了舞蹈动作。这个短剧好像演了两场就取消了,但我印象还是蛮深的。

左老太说到Y的两段旧事都很有趣,Y在宣传队里的重要性和骨干作用也更加凸显出来,从中还可以看出Y对宣传队的热情投入、不辞辛劳、积极奉献,但不知为何,我脑子里却忍不住想起Y那把如今不知流落何方的维多利亚名琴。


快乐的宣传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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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农场章文 发表于 2018-10-16 09:08 | 显示全部楼层

左老太在给我介绍宣传队的主要角色时,就像一个慈母在讲述自己心爱的孩子。按说她虽然比宣传队的其他知青要年长一些,可也大不了几岁。如果不是远离父母,我相信她也会是一个还躺在母亲怀里撒娇的女孩。可是,命运把她和一群比她更年轻的孩子抛在了北大荒,她这个大姐姐就不由自主地担起了应该是母亲才能承担的角色。


从左老太的介绍中,我知道了,我在兴隆宣传队微信群里关注并引起兴趣的那个“老大”,就是李玉和的扮演者方明亮。


我注意到左老太在说起这位当年的“李玉和”,并没有太多地说他演绎英雄人物的种种,而只是强调了两件事。一、方明亮是铁中的工人子弟,却不知为何也夹在我们这帮黑帮子女中间来北大荒了。二、方明亮抽烟很凶,我规定宣传队里不准抽烟,他偷偷地抽,被我抓住几次,狠狠地批评了他,他后来就不敢抽了。


左老太说的这两点更增加了我对这位“老大”的好奇。我问左老太要了方明亮的电话,准备单独采访他。


对于左老太说的第一点,我和她有同样的不解。所以在采访这位“老大”之前,我得做一下功课。回到家中,我从电脑里调出兴隆公社的知青档案,一页一页仔细翻找,终于找到了方明亮的名字。在“有何政治问题”这一栏里,居然赫然写着:“其父反革命,兄弟主要骨干中统特务(正在定案中)”。我再反过去看他的家庭出身,并不是左老太说的“工人”,而是很难归类的“小业主”。这样的政治问题和灰扑扑不上不下的尴尬出身,将他也划归到黑帮子弟中,恐怕也就不足为怪了。


我不由地慨叹,文革中怎么几乎每个家庭都可以找出这样那样的政治问题?这打击面该有多大啊!正这么想着,突然收到左老太发来的一条微信:

还想提一件事,宣传队解散以后,大部分人就很少联系了。方明亮怪我看不起他们铁中的知青,为此,我特意去了一次铁中知青比较集中的红星大队。因为事先没打招呼,方明亮见到我时的三个表情印象深刻。一是吃惊,瞪大眼睛望着我。二是兴奋,一个劲儿地解释,我是随口一说,你怎么当真了?三是躲闪,很不自然地把手放到背后说,我是玩玩的。我当然知道他指什么,装着没看到,但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宣传队虽然解散了,但方明亮还是认我这个老太婆的,没把“禁烟令”当作一风吹过。

看了左老太的短信,我的心也暖暖地颤了一下。虽然还没有见到这位方明亮,但在我的想象中,他既不是高大上的英雄人物“李玉和”;也不是威势十足的“老大”,而是一个温善敦厚的邻家大哥。


左为小耳朵卢志刚,右为方明亮


我和方明亮通了电话,约好在他家附近找个地方见面,好好听他聊一聊。


第二天,我们在他家旁边的社区小花园里见面了,他确实人高马大,浓眉大眼,可以想见当年让他演李玉和,他身上确实有这样的气场。


我单刀直入地从问他究竟是什么家庭成分,并以此开始了对他的采访。他倒并没有怪我唐突,而是很坦然地从他爸爸的出身拉开了话题:

我从小到大,都只知道我爸是铁路上的工人工程师。五十年代后期,全国铁路系统只评了三个工人高级工程师,一个是中国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一个是哈尔滨车辆厂的苏广明,还有一个就是我爸。我爸其实文化水平不高,读书只读到高小,他这个工程师硬碰硬是靠手里的一把小榔头敲出来的。一辆风驰电掣的火车飞奔而过,他听声音就能立马听出哪一节车厢有问题,小榔头四下里角角落落咚咚咚一敲,很快就能找出哪颗螺丝有松动。这本事,不是吹,几个人有?


你说在知青档案上看到我的家庭出身是小业主,我不知道。我爷爷原先是萧山农村的农民,解放前就离开老家出来学厨师。后来在杭州城站附近开了一家小饭馆,靠一把锅铲养活一家老小。我爸十六岁时被我爷爷送到杭州铁路车站去当学徒,做列车检修。档案上说我爸是反革命,一个铁路上的列车检修工,反哪门子革命?这事我听我爸说过,其实就是当年为了生存,一起干活的哥儿们寻求互相有个靠傍,铁路上二十七个人结成拜把子兄弟,我爸是其中之一。三反五反的时候,这帮兄弟中的老大和老二不知什么原因被政府镇压了,于是,其他二十几个弟兄都受了牵连,金兰结义变成了反革命团伙。我爸后来申请入党,就因为这个原因一直入不了。文革开始后,我爸又因为这事儿被隔离审查。


你别看我后来长得挺魁梧,其实我小时候长的很瘦小,但谁想要欺负我,那是绝对没门儿。我从小就喜欢打架,路见不平,我拎起菜刀就上。所以我人缘特别好,无论到哪里,我都可以结交到生死弟兄般的朋友。


下乡前,我是铁路中学老高一的,我们学校工宣队的造反派都是我爸的徒子徒孙,可徒子徒孙造师傅的反比谁都凶。我爸被隔离审查后,造反派来抄家,我抄起一根铁棍站在楼梯口不让他们上,上一个我打一个。他们仗着人多要抓我,我一声口哨,我们一司红卫兵几十个小兄弟呼啦一下包围上来。造反派没辙,只好把我爸从隔离室押回来,让我爸来压我。我爸被他们押着,能咋办?只好叫我从楼梯上让开,让抄家的人上去抄。我爸说话了,我只好让开。结果抄了半天也没抄出名堂,只在我妈枕头底下找到一块我舅舅送她的苏联女式小坤表,作为私藏修正主义物品的证据。我舅舅是俄语翻译,这表是他给人当翻译时,老外送他的礼物。因为是一块女表,我舅舅就送给了我妈。我妈的手表,他们凭什么拿走?我冲上去就将这块表抢了回来。


造反派恨我恨得牙痒痒,加上对我爸的审查也审不出花头,于是想出一个主意,说只有我去北大荒,我爸才可以解除隔离审查,什么时候我的户口迁出,什么时候我爸才可以回家。事情明摆着,他们这是要除掉我这颗眼中钉。本来我已经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商量好,一起去浙江桐庐下乡的,可是为了我爸能早点回家,我只好去了北大荒。


1969年三月九号出发那天,许多家长都集中在杭州城站,等着给自己的儿女送行。我爸我妈那天也去了城站,我爸隔离审查关了那么久,身体不好,我妈让他别去车站送了,但他一定要去。我知道他心里难过,觉得我是因为他才去那么远的地方,他想最后送我一程。可是,也许是上头怕送行的场面控制不住引发骚乱吧,原定从杭州城站出发的,临时改为从闸口白塔岭车站出发。火车途经城站时没有停,呼啸而过。许多送行的人发现后,追着火车跑,哪里能追得上呢?结果很多人都没有送到,我爸妈也没有送到。很多知青都哭了,我没哭,没送到也好,省得看爸妈掉眼泪。


到了北大荒,我才知道,分配到最远最穷的兴隆公社的三百多名知青,基本上都是黑帮子女。后来仔细一了解,这批知青大部分都是干部子女,有不少人的父母以前还都是省里市里当大官的。像我们这样普通老百姓家庭的,在兴隆知青中应该是少数。


兴隆公社当时主要有两条岗,一条南岗,一条北岗,我们铁中的同学大部分都分在南岗,而一中、女中等干部子女比较集中的学校,多数人都被分配去了北岗。


我在岗上走,第一次切实地感觉到地球是圆的,前后左右都是空的,啥都没有,只有大片大片的沼泽地。一脚踩下去,水泡就一串串冒上来。


我从南岗望北岗,一样的茅草土坯房,一样的人字形白雪屋顶,一样的荒草甸子。我第一次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远。


我在队里没呆多久,就被分配到筑路队去了。我在筑路队里每天的工作就是抬木头。我小时候打架,腰受过伤,不能弯腰,也不能太使劲。六七米长的木头,七八个人一起抬,我觉得混在中间不使劲,别人也不会知道。可是,一根大木头,八个人抬不起来,六个人也抬不起来,四个人反而抬起来了。为什么?人多都想打混仗,人少却不容易偷奸耍滑。我在心里骂自己不该偷懒,我也不再耍小聪明,而是卖力干活。


筑路队有个叫卢志刚的小伙子,艮山中学的,也是工人子弟,人很机灵,我很喜欢他。因为他右耳上长了一颗形似耳朵的小肉球,所以大家都叫他“小耳朵”。后来我进宣传队唱李玉和,就把小耳朵也介绍进来,我们俩家庭情况差不多,气味比较相投。


后来各大队抽调来宣传队的知青陆陆续续都来报到了,我一看,虽然干部子女很多,但工人子女也不少:驼背、板胡、磨刀师傅、老边、小耳朵、张锦娜。

以前和干部子女接触比较少,总以为他们趾高气扬,父母以前都是当官的,虽然现在父母打到了,但仍然是落难公子和千金,他们骨子里还是脱不了清高傲气,看不起我们这些工人子弟的。有些干部子弟穿衣服油结马哈的,我也认为他们是故意要那派头。可是,到了宣传队以后,大家天天在一起,同吃同住同排练同演出,我发现这些干部子女和我想象的不一样,他们其实都挺随和的,也根本没有看不起我们。而且他们都很能吃苦,一点也没有公子哥儿千金小姐的骄娇二气。


还有一点对我影响也很大,就是这些干部子女遇事总先想到别人。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受到父母的熏陶,那年头的共产党干部和现在的官员真的不一样,大多都是先人后己。在宣传队的干部子女身上,我也切实地感受到了这一点。比如说左老太,我挺服她的,有大姐风范,对我们大家都很照顾。我那时候老想家,心里郁闷,就抽烟,抽得很厉害,总咳嗽。左老太每次看到我抽烟,上来就一把给我掐了,不准我抽。后来还在宣传队里下了“禁烟令”。我这人从来不服人管,偏偏对左老太心里很服,她不让我抽烟,我就不抽,我知道她是为我好。


左老太为了鼓励我,给我加戏,增加一场《李玉和斗鸠山》。这场戏里,李玉和被严刑拷打,身穿血迹斑斑的白衬衫,北大荒冰天雪地的,又是在露天里演,我冻得嘴唇发紫,全身发抖。我要强,不说。左老太看出来了,脱下自己身上的一件夹克,让我穿在白衬衫里面。那夹克还带着左老太身上的体温,一下子暖到我的心里。


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在我心里却不会忘记,对我以后的人生影响也很大。你知道别人为什么叫我“老大”吗?我后来去哈尔滨上大学,大学毕业进入工作单位,在学校当老师,也做过小头儿,但从社会地位来讲就是一个普通人。为什么叫我老大?就是因为我做事情总先想着别人,想着为下面的人争利益,所以大家服我,叫我老大!


我退休的时候,好多人轮流请我吃饭,你猜吃了多少天?整整两个月,都没吃完,后面还有人排队,我不让请了。我一个退休人员,没权没钱,凭啥?凭一颗为大家办事的心。这一点是我在宣传队里学到的,所以,我很感谢宣传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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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农场章文 发表于 2018-10-16 09:15 | 显示全部楼层

大家都叫他老常。


其实老常下乡时属于年纪最小的一拨,是铁路中学初一的学生。参加宣传队后,因为在《智取威虎山》中演小常宝的爹,大家就不再叫他大名,而亲切自然地喊他老常。时间久了,真名反而渐渐被人忘了,但一说老常,没有人不知道的。


宣传队的队员们在五峰草堂聚会那天,老常带来了酒。一瓶白酒,一瓶红酒。几杯下肚,他就热血上头,激动地说,我憋不住了,能不能让我先说!

程珊在微信里给大家留言,让我们每个人先说一件自己在宣传队里记忆最深刻的事情。这个建议太好了!我在宣传队里的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在我心里藏了半个世纪,从来没有对人说过,没有机会说,不敢说,也不能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脑海中永远也抹不去那个记忆。不,不是记忆,是一幅画,一幅美得让你窒息的画。这画不是画在纸上的,而是画在天地自然间的,所以你抓不住它,也留不下来,但这幅画印在我的心里,多少年都没有褪色过!


你见过东北的大烟炮吗?我相信你一定没见过!大烟炮”是北大荒冬天常见的一种天气现象,属于超级暴风雪。每年冬天,尤其是农历“三九”前后,在一场大雪过后起风的时候,呼啸的风会夹杂着雪粒在空中迅速飞舞。雪借风势,风助雪威,风雪刮得天昏地暗,整个世界被白茫茫的雪雾翻卷得一片混沌,那是北大荒最为独特的一道景观。可惜现在整个地球变暖,北大荒的气温也在上升,以前的大烟炮,现在几乎看不到了。


那是1970年的冬天,也是三九天吧,我们宣传队到一个大队去演出。天上下着雪,路很难走。队伍行进到东风岗的时候,从西北方向突然刮来一阵强劲的大风。我们背着服装道具,还有乐器,本来就负重走不稳,一下子被这股西北风刮得晕头转向,辨不出东南西北。


就在这时,我们宣传队那个跳独舞的张锦娜,也是我们铁中男生心目中一向很高大上的女神张锦娜,那个平时很矜持,似乎总和大家保持着距离的张锦娜,突然甩下身上的背包,像一只轻盈的长脚鹭鸶,迎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冲进大烟炮的雪雾中,嘴里一边大声唱着“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雪花儿那个飘飘,年来到……”一边跳起了芭蕾舞白毛女,踮着脚尖在雪地上旋转。


那真是一幅妙不可言的图画,画家都画不出来的。我不知道别人看到在白茫茫的大烟炮里跳白毛女的张锦娜,心里是怎么想的,反正我是看呆了,几乎透不过气来。


那一年,我刚满十八岁,正是跨进青春门槛的年龄。你想想,不用我说了,你懂的。

老常说到这里,吐出一口长气,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酒。


可以想见,这口长气,老常憋了将近半个世纪,今天终于吐了出来。


我问老常,当年有向女神表白吗?说出自己心里的感受?


老常说,我怎么敢?


我说,为什么不敢呢?


老常说,人家那些黑帮子弟属于黑五类、黑六类;我是黑七类、黑八类,级别更低。我连红卫兵袖章都没有戴过,怎么敢向人家表白呢?


我很诧异,说:你不是工人子弟吗?红色成分呀!怎么变成黑七类、黑八类了呢?


在此次宣传队队员聚会之前,我对其成员大致做了了解,其中演李玉和的老大、跑龙套的小耳朵,跳舞的张锦娜,还有这位演小常宝她爹的老常,他们都是工人后代。我当时心中是存了一个疑问的,兴隆公社的知青不是几乎全是黑帮子女么,为什么也有红色成分的工人子弟夹在其中呢?他们作为领导阶级的后代,应该完全有资格去一线边境,或者去兵团农场的呀!为什么也被发配到贫穷蛮荒的兴隆公社来插队呢?


老常面对我的疑惑,毫不遮掩地打开了话匣子:

我的家庭成分是工人,但我们一家五口,出了四个反革命,其中一个是日本特务,一个是投机倒把分子。


我父亲的身份有点复杂,也有点诡异。解放前卖过三次壮丁,是卖,不是抓。为什么?为了钱。用自己卖壮丁的钱,养活老婆孩子。卖了逃,逃了再卖,前后三次。后来父亲又当过泥瓦匠,做过魔术师。解放后在杭州列车机务段当车长,业余时间常常会重操旧业,去铁路文化宫表演魔术。我爸变魔术最拿手的绝活就是从一个空瘪的布口袋里不断地变出煮鸡蛋,而我最开心的事就是躲在大幕后面,等着吃我爸变出来的煮鸡蛋。


按理说一个小车长,业余魔术师,老百姓说话,也就是个“变戏法儿的”,怎么会和反革命沾上边呢?文革时被拉下马的都是高干、大人物,也轮不到我爸这种小人物被打倒。可是偏偏我爸有个妹妹,解放以前跟随她丈夫去了香港,文革一来,大字报就贴到家门口,说我爸是潜伏的日本特务。我很奇怪,怎么不说我爸是香港特务?好歹沾点边。我妈“投机倒把分子”的罪名就更可笑了,完全是因为困难时期家里天天吃豆腐渣,我们兄弟几个都是正长个发育的男孩子,想吃红烧肉。我妈就帮助一个上海亲戚到乡下弄来猪肉运到城里卖,为的是蹭一点猪下水带回家,给我们兄弟几个解解馋,结果一顶“投机倒把”的帽子就扣上了。我大哥最倒霉,一米八五的大高个,参军后在师部篮球队打中锋。偏偏他喜欢书法,每天在旧报纸上练字。有一次写的是“打倒刘少奇”,一遍一遍地写,没想到有一行“打倒”二字背后正好是毛主席的头像。这还了得!马上打成现行反革命,开除军籍,发配到农村。二哥的罪名来得还要奇葩,他那时在红垦农场,喜欢手工做木匠活,把木匠用的的家伙什不叫工具叫武器,这不是瞎嘚瑟么。有一次他给在临安的一个哥们写信,信中说,你回来时别忘了把我的武器带回来。信写完还没寄呢,搁在宿舍桌上被人看到,马上向上面汇报了。好家伙,都携带武器了,这不是躺在人民身边的危险分子吗?马上隔离审查。得,不容我哥辩解,立刻关押起来老实交代。一个小小的农场员工,莫须有的反革命罪名逃也逃不掉了。


你想想,我有这样一个反革命家庭,就算成分是工人,身份也黑了。黑七类也好,黑八类也罢,你就是借我十个胆,我也不敢和女同学找对象,那不是害人家么!


你们也许不知道,我小时候胆子很大,性格也很野,练过童子功。我的师傅在杭州武术界名气很大,刀枪剑戟样样精通,在全国武术大赛中得过单刀第三名。我十一二岁就跟着师傅学武术,擒拿、格斗、下腰、劈叉,这些功夫都不在话下。师傅善,教我们这些穷孩子,从来不收一分钱。我向师傅学了一身的本领,杭州大大小小的舞台也都去表演过,风光过。


可是文革一来,家里四个反革命,我腰板再也硬不起来了。有一次,跟师傅去铁路红星剧场表演,有人给师傅递条子。师傅把条子给我看了,上面说我家庭有严重政治问题,怎么还能在革命的舞台上耀武扬威?


打那以后,我整个人瘪了,功也废了。有时候,扎个马步腿都会发抖,站不起来。总觉得周围都是鄙视的眼光,很自卑,很压抑。


去北大荒,我是和我们铁中一批同学一起走的,家里这个样子,杭州哪里还有我的立锥之地?不躲得远远的,说不定哪一天,灾难会不会就降临到我的头上?


哪想到,到了北大荒,也躲不开阶级斗争。我们去后没多久,就赶上队里接到上头指示,也要批判地富反坏右。可我们去的东北农村,老百姓几乎都是逃荒过来的穷苦人,哪有地富反坏右啊!那不行,每个生产队都必须挖出一个来。结果队里搜搜刮刮,终于刨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说他是全村第一个来闯关东的,来以后种过罂粟,贩过大烟,于是就把这个老头揪出来了。这老头其实人挺好的,我们知青刚到那会儿没菜吃,老头还给我们送过酸菜和大酱。


批斗会开始时,有人举着拳头问老头:你要走什么道?老头应该回答“我要走社会主义阳关道”就好了,可他偏偏回答:我要走光溜道,不摔跤。这下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难道走资本主义光溜道吗?


那次批斗会,开得我心里发毛。我想起在学校时,红卫兵站在讲台上,挥舞着红臂章,大声说:黑七类黑八类子女出去!我每次都是低着头地站起来,灰溜溜地走出去。我以为到了广阔天地就没有阶级斗争和批斗了,没想到那么偏远的北大荒农村也是要革命的。


从那以后,我很少说话,整天就是埋头干活,我希望地里的庄稼把我淹没,最好谁也不要看见我,注意我。


我去时不到十七岁,哪会干农活?只好跟在社员后面,照葫芦画瓢瞎干。后来队里让我去修路,我稀里糊涂就去了。那时候,心是死的,除了麻木地干活,啥都不想,想也没用。


修路回来,路过公社,见到了铁中同学张锦娜。张锦娜告诉我,公社成立了宣传队,很需要人,她就是跳了一曲《蝶恋花》进入宣传队的。张锦娜知道我有童子功,说,你也可以的,愿不愿意留下来参加宣传队?我有点犯楞,我这样的家庭也能参加宣传队?我有资格吗?看着张锦娜鼓励的眼神,我就鼓起勇气,给大家跳了一段自己即兴发挥的《大刀舞》,没想到宣传队真要我了。


进了宣传队,像上天堂了,不用干活,每天还给记工分。演出时,老百姓对我们那个欢迎啊,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拿出来招待我们。晚上睡在老乡家,炕烧得暖烘烘的,男生睡一条炕,女生睡一条炕,大家很平等,谁也没有瞧不起谁。


在宣传队里的,我觉得自己废了的武功又回来了,舞台上演出这些事儿对我来说,毛毛雨,小菜一碟。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我演《智取威虎山》里小常宝她爹老常,其实我年龄比大部分人都小。但我很高兴别人都叫我老常,因为老常是苦大仇深的猎户,我演他,好像自己又重归穷苦人家的红五类出身似的。演我女儿小常宝的冯尔敏,父亲是大官,可她一点都看不出来是高干的女儿。我们俩第一次排对手戏时,她只说了一句:你比我小那么多,让我叫你爹?


可说归说,她该叫爹还得叫。冯尔敏人很好,特别随和,没有一点官家小姐的摆谱。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干部子女,完全打破了自己从前对他们的想象。当她叫我爹时,我心里那个爽啊!不是因为她比我大五六岁叫我爹,让我占了便宜,而是我从心底里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原来可以那么美好!


在宣传队的那些日子里,在给老百姓演出的过程中,我不再感到压抑,身心慢慢舒展开来。从那以后,宣传队的光和祥云一辈子笼罩着我,再也没有离去。

老常说完他的故事以后,好久没有人说话,大家都沉浸在被老常唤起的遥远记忆当中。


我问:张锦娜为什么没来?


程珊说,找不到她的联系方式。


当天晚上,兴隆微信群里就有人传上来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两个穿着军棉袄,戴着狗皮帽的女孩,她们的脸上笑靥如花。照片左侧有一行字:与冯白驹将军的女儿合影  69.70冬  兴隆公社。上传照片的人特意在照片下注明:张锦娜与冯尔敏去县里参加宣传队汇演后留影,左为张锦娜。



虽然我在照片中张锦娜胖乎乎的圆脸上并没有看到老常眼中的那种女神气质,但那种纯朴干净的笑容,确实很美好。


我找出那本黑龙江省富锦市杭州知青通讯录,在兴隆公社永林大队的名录里找到了老常和张锦娜的名字,他们在同一页上。我又将储存在电脑里的兴隆公社知青档案照片调出来,一页一页仔细翻找,终于在永林大队里找到了他们的名字。两个人的名字居然也是上下紧挨着,张锦娜在上,老常在下,家庭成份都清楚无误地填着“工人”,但在各自父母“有何政治问题”一栏里,老常的这一栏里写的是:其父日本宪兵队特务队翻译,姑父在香港(有问题);而张锦娜的这一栏里则写着:其父是国民党员、五等翻译(现受审),姨父去台湾。


我在心中暗暗叹息,假如当年老常在雪地里看到张锦娜随着白茫茫翻飞的大烟炮跳芭蕾舞《白毛女》之前,就知道这位美丽的女神身上,也背着和他家庭何其相似的政治帽子,他会不会有勇气说出自己心中的爱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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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农场章文 发表于 2018-10-16 09:16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一张照片上的另一位姑娘,正是当年在《智取威虎山》里扮演小常宝的冯尔敏。照片左边那行字不说“与冯尔敏合影”,而偏说与“冯白驹将军的女儿合影”,可见在张锦娜这位工人女儿心中,冯将军的身份让她十分地仰慕。


因为冯尔敏目前定居在广州,宣传队员们聚会那天,她没能赶来。


程珊给了我冯尔敏的手机号码,让我自己电话采访她。


早就知道冯尔敏的父亲冯白驹当年是海南琼崖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创建人,在海南地区,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将军威名赫赫,曾被周恩来总理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解放以后,冯白驹长期在海南和广东省担任领导职务,一直到1963年调浙江省担任副省长。因为文革前不久才调到浙江,而且调来以后,这位务实的老将军几乎没有在办公室呆过几天,却一头扎进嘉兴农村地区搞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调研。这是一个事关老百姓切身利益且生命攸关的医学课题,同时也是远离官场和仕途毫不相关的科研项目,冯白驹这一让旁人不甚理解的选择,让他到浙江以后一度颇为边缘和寂寞,其在浙江的影响力也远不如在广东和海南。


尔敏之所以最后没有回杭州,而选择定居广州,恐怕也是想离父亲生前战斗过的地方近一些吧?


我怕冯尔敏看到我的陌生电话不接,所以先给她发了一条短信,告知她我姐姐也是兴隆公社插队知青,我正在采写兴隆宣传队,知道她是演小常宝的,特别想采访她。


很长时间,她才回复短信说,没什么好采访的,都过去几十年了。


我想了一想,将那张写有“和冯白驹将军的女儿合影”的她和张锦娜的那张照片发给了她。这一回,她马上回复了:明天上午通电话吧,可以多聊一会儿。


第二天上午,我顺利地拨通了冯尔敏的电话。本来,我准备了七八个问题想问她的,可是电话里还没等我发问,她就自己说开了。

在宣传队里,我可能年龄算最大的几个之一吧。我是1947年生的,本来应该是老高三的,后来随父亲工作调杭州,我也进了杭一中。因为浙江的教学进度比广州快,老师怕我跟不上,让我降一级,所以变成了老高二,下乡那年我已经二十二岁了。


文革开始后,本来没我爸爸什么事,他调浙江时间不长,而且我爸调来后就一直泡在嘉兴下面的农村,搞血吸虫防治的调研工作。浙江造反派的攻打目标,最初也没有放在他的身上,可是,先是广东来人,后又是北京来人,一口咬定冯白驹有严重政治问题,结果在1967年开始被隔离审查,关押在西湖边的大华招待所。将近两年的时间,我都没有见过我爸爸。


去北大荒下乡前,我写了好多封信,要求见爸爸,都没有回音。后来我跑到专案组大闹,非见不可。专案组的人最后同意我见爸爸,但和我约法三章:1、不许哭。2、不能讲外面的形势。3、不能讲家乡话。


我一见到爸爸,抱着他就哭。爸爸倒是很平静,一直说着“你去北大荒要好好干”,“不要怕吃苦”,“向贫下中农学点生活的本事”等等诸如此类的话。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一直就在哭。这一去天荒地远,和爸爸不知何时再能重见,真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


十几分钟的会面时间很快就结束了,等到专案组的造反派把我拖出会客室,我还在哭。造反派不让我走,说,你哭吧,哭够了再出去。我又哭了好久,等到离开时才后悔自己没和爸爸说一句话,让他好好保重,等我回来。


后来,我在宣传队里演小常宝,每次一唱“八年前,风雪夜,大祸从天降”,眼泪就会忍不住夺眶而出。别人都以为我演技好,一上台就能入戏,感情逼真,他们哪里会想到,我和小常宝一样,也是一夜之间大祸从天降啊!一个跟着共产党出生入死干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军,现在却被关在共产党的审讯室里,生死未卜。我是哭我爸,也是哭自己,每一次演出都是一种宣泄。


我从小爱唱歌,在家总是叽叽喳喳地唱个不停。我爸调到杭州后,我们家住在西湖边的84号大院里,院子里有很多绿荫密布有年头的大树,树丛里一天到晚响彻着各种鸟儿的叫声。爸爸一直叫我小麻雀,说我唱得比院子里的鸟儿动听多了,而我最开心的事就是唱歌给爸爸听。


我爸隔离审查后,我们全家被赶出了84号大院,搬到断桥边的葛岭一号。那是蒋经国曾经住过的老宅,废弃多年,破败不堪,地板都烂了,老鼠满地跑。好在这栋房子紧靠西湖,让我们依旧还能沐浴湖光山色,心中的冀盼还不至于完全泯灭。我们家在这个老宅中一直住到1971年。那一年,周总理到了杭州。父亲和总理相识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我爸在工作中和周恩来同志有许多次的交集,总理对我爸的革命历史和政治品德都是非常了解的。1971年,总理到了杭州。虽然此时中央高层政治斗争非常激烈,总理自身都处于艰难之中,他顶着压力,正苦撑危局,尽力缓解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总理还是没有忘记我爸,他一到杭州,就向当时的省委领导了解我爸的情况,得知我爸依然被关押在里面,病情严重,身体状况很不好时,总理随即指示:“要照顾好冯白驹。”


没过多久,在周总理的亲自干预下,1971年9月8日,中共中央通知浙江省委:“解除冯白驹同志的审查,并派人照顾,住院治疗。”1972年5月,周恩来指示浙江省革委会用公务车送我爸到北京继续治疗。在北京治疗半年后,我爸病情明显好转后,11月回到浙江。


我爸在北京治疗期间,我离开了北大荒,赶到北京,一直在病榻旁照顾我爸。所以,其实我在宣传队里呆的时间并不长,虽然我演小常宝,也算半个女一号,但我和从头至尾坚持到底演李铁梅的女一号程珊比起来,应该算是逃兵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怀念宣传队的那段生活,那是我在北大荒插队生活中最开心的日子。那时候,大家都集中住在公社招待所,所谓招待所,也就是几间破茅草房。男生睡东屋,女生睡西屋,炕头暖和,大家也不抢,互相谦让,轮流换着睡炕头。有时候下到村子里演出,路远,回不来了,就住在老乡家里。大家有说有笑,让你忘了烦恼。


我到现在都记得我的两位搭档,演杨子荣的金一虹,嗓子、扮相都好,可惜,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演我爹老常的周朝云比我小很多,当时知道他要演我爹时,心里特别不愿意。我心想,你这么小,能演我爹?后来看他在舞台上耍武功,特别棒,心里还挺佩服他的,再后来我们演对手戏就很默契了。

尔敏在电话里缓缓说着,语调平和。我一手握着耳机听着,一手拿着笔在笔记本上记着。其实,和左老太一样,她也没有说太多和宣传队直接有关的东西,而更多地回忆着她那已经去了另外一个世界的父亲。我虽然看不到她的面容,但通过电话线传递过来的她的声音依旧悦耳,让我仿佛看到一个当年在黑土地上为老乡们唱着“八年前,风雪夜”的小常宝的模样。


就在我们彼此觉得可以结束这次遥远的采访,准备挂断电话时,尔敏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又说:

对了,有一件事我常常会想起,多少年过去了,却永远也不会忘记,我自己也很奇怪。


那是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个女知青从公社回生产队去。是不是宣传队演出回来我已经不记得了。天很黑,公社到大队要走三十多里地,一条坑坑洼洼的泥路,两旁都是结了冰的沼泽地,远处的林子里似乎有隐隐的鬼火在闪烁。两个女孩子走夜路,心里很害怕。走着走着,就好像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嗷嗷的叫声,这叫声在漆黑的夜色中特别瘆人。


我们加快了脚步,也不敢回头看。可是那嗷嗷的叫声似乎越来越近,好像在追赶我们。我想我们是遇到狼了,只有饿极了的狼才有这样瘆人的嚎叫声。我们吓得飞奔起来,可是脚下坑坑洼洼的泥路让我们根本跑不快。几个踉跄,我们尖叫着抱在一起跌倒在泥路上。就在我想着只能听天由命的时候,背后嗷嗷的嚎叫声却戛然而止。


我胆战心惊地回头望去,黑暗中一双亮晶晶的眼睛也在望着我们。仔细辨认,原来是东风二队的男生猴子。我气急地跳起来,恨恨地用拳头捶打猴子:你吓死我们了,为什么要装狼叫啊!


猴子向我们解释,他一个人走夜路,也怕碰到狼,心里很害怕,于是就嗷嗷叫,以此给自己壮胆。


后面的路,我一直对着夜空大声地唱歌,我知道,面对无边的黑夜,害怕的不是我一个人。这以后,我只要在生活中遇到过不去的坎儿,我就会唱歌。


其实,我们参加宣传队在台上演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宣传队的那段生活带给我们什么。而没在宣传队时,有许多在我们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发生过的,当时并没有在意,多少年以后却常常会想起,这样的事情,会不会里面反而有可以深挖的东西?


嗨,我这个半拉子女一号真的说不出更多东西了,宣传队真正的女一号应该是演李铁梅的程珊,而且宣传队的人进进出出,由于各种原因经常换人,而程珊是从头到尾一直坚持到最后的,你采访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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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农场章文 发表于 2018-10-16 09:17 | 显示全部楼层
  七  

其实我和兴隆宣传队里大家公投出来的女一号,李铁梅的扮演者程珊,早就认识了。


大约在几年前,我就下决心要采写兴隆公社的知青,我的第一个采访目标,就是自己当年写知青的小说《深深的大草甸》里陆岩的原型——熊。熊在兴隆知青中有很高的威望和极好的口碑,采访中,许多知青都说起熊在北大荒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想方设法把留在那里的杭州知青一个一个弄回来。程珊大约是熊送出北大荒比较晚的一名知青,而且熊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自己已经几乎身陷囹圄。


因为这件事,我采访了程珊。当时她和我约的采访地点,是浙江一些影视公司非常集中的西溪湿地文化产业创意园。因为当时我的采访重心在熊,所以一开始我没太在意程珊自己的个人经历。没想到,一聊起来,我大感意外,原以为一两个小时就可以搞定的采访,却延长到整整一天。程珊身后其整个家族的传奇经历和精彩故事,简直就是就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中国近代史。我和程珊约定,有机会再和她深聊。


没过多久,浙江省广电集团和其下属的浙江影视(集团)有限公司,在西溪湿地召开一个知青题材电视剧本的专家审读研讨会,我被邀请参会。


那天我到达会场时有点晚,与会者大部分已经在会议桌旁就坐。进去时看到程珊也在,正忙着给大家泡茶,端来水果,像是搞会务的工作人员。没想到会议开始,主持人介绍与会人员身份时,我才知道,原来程珊就是这部反映知青题材的电视连续剧的策划和制片人。后来,我听说这部电视剧的剧本几经修改,反复上报,却数次搁浅,前后折腾了三年多,开拍希望依旧渺茫。然而,程珊一直坚持着没有放弃,仍然在做着种种努力。作为一部反映一代知青成长经历和坎坷命运的电视剧的策划和制片人,程珊的知青情结由此可见一斑。


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程珊居然还是当年兴隆公社宣传队的女一号,而且可以说,正是这段文艺宣传队的生活经历,奠定了她日后的人生选择和走向。


本来,我是想把程珊作为兴隆公社知青中一个很有特色和分量的人物单独采访,独立成篇的,但因为其在宣传队里的“女一号”身份,写兴隆宣传队,她绝对不能缺失,所以只好提前进入她的故事。


这一次,我们约在莫干山路离浙江广电集团不远的一家小咖啡馆,从咖啡馆临街的窗户望出去,浙江电视台巨大的电视塔矗立在蓝天白云下,巍峨挺拔。程珊是个影视人,这些年参与制作过不少口碑和票房都相当不错的影视剧。


或许因为程珊的工作特别注重画面的直观感受,她一坐下来就拿出了一只大大的牛皮信封,呼啦一下倒出一大摞黑白图片,有下乡前青涩的少女影像;也有下乡后在田野在茅屋前在大草甸子深处的留影;还有参军后一身戎装英姿飒爽的照片,这些图片大多老旧,颜色泛黄,岁月的痕迹却清晰可见。


中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前,与战友在炮阵地留影

(左一为程珊)


程珊拿着一张张照片,给我讲述照片的背景,要我辨认里面哪一个是她。我几乎能从每一张照片中一下子就辨认出她,这让程珊很惊讶,毕竟几十年过去了,年轻时的容貌和现在的她相去甚远。而我知道,我能在人群中一次次准确地认出程珊,更多不是因为容貌,而是一种气质,一种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当我向程珊说出我的感觉时,程珊笑了,说,你眼光还是蛮毒的。但你一定不会想到,我身上的这股精气神,实际上是兴隆宣传队那段生活带给我的,这话我以前从未对人说过。


我去北大荒时,只有十五岁,大概是所有知青中年龄最小的。


左老太说,她被马车抛在兴隆岗上时,看到低洼地里那一片稀稀拉拉的白雪屋顶,心想,难道我们以后就要在这里生活?


而我进村子时,首先看到的是泥道两旁,那一堆堆零零散散的坟茔。我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就是:难道我以后就要葬在这里了吗?


左老太想到的是生,我想到的是死。你可能不会相信,小小的年纪,花骨朵都还没开呢!怎么就会想到死?


文革开始不久,从小最疼我的外婆在家中的厕所里上吊自杀。那是我第一次面对死亡,冰寒彻骨,刻骨铭心。从那以后,死的阴影总是笼罩着我。


你看过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吗?那几乎就是我们家的写照。我外公外婆的家族,是当年浙江宁波慈城赫赫有名的冯家和俞家,冯家做砖瓦生意,俞家做粮食生意,当地有这个说法:“冯家的房,俞家的粮”,足见冯俞两大家族在宁波慈城的声望和影响。外公在私塾上学时,冯君木是他的先生,沙孟海是他的同学;沙孟海弟弟沙文汉的夫人陈修良,是我外婆宁波女师范的同学。他们两大家族的恩怨故事,爱恨情仇,那是一部跌宕起伏的中国近代史。


我今天想说的不是这个,你要采访的也不是这个,我之所以说这个,还是因为一个字:死。因为我是背着这个让我喘不过气来的字去北大荒的。我当时还不到下乡的年龄,完全可以不去的,我是自己坚决要去的。为什么?因为外婆的死。


我的外公冯定是个哲学家,也是1926年大革命时期就入党的老党员,而外婆嫁给外公的时候,只是个循规蹈矩的大家闺秀,因为遵循祖上“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训诫,她结婚前没有上过学,不识字。结婚后,外公和外婆的巨大差距立马显现,外公对外婆的冷淡也是一目了然,虽然两家门当户对,外婆的容貌也是慈城公认的一朵花,但这些都不足以打动外公的心。外婆自此意识到,因为没有文化而带来的夫妻之间的不平等,便下了要读书的决心,提出要外公教她识字。外公觉得你要进步是好事,就教她了。在教学中,外公外婆关系慢慢融洽,期间生下了两个女儿。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外婆居然一举考上了宁波女师范,让外公不由地对她刮目相看。后来,外婆又考上了黄埔军校六期女生班,和红军女将胡筠、抗日英雄赵一曼等一批巾帼英雄曾经是同学。在那里,外婆学会了骑马、弹琴、双枪射击,和各种技能。1927年,外公被共产党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外婆坚决要求同行。在莫斯科留学的三年中,外婆勃发出来的聪明才智更是让外公大为吃惊,她不仅漂亮、能干,语言能力超强,很快能用俄语听课,和老师同学交流,而且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唱歌跳舞都不在话下。莫斯科的三年,是外公外婆感情最好的三年,外婆几乎把从前缺失的爱情全部找了回来。在此期间,他们又生了一个女儿。因为学校课程安排紧张,同时他们还要按照党的指示,参加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列主义思想培训,学习十分繁忙,根本没有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只好把她寄养到俄罗斯当地人家里,结果这个孩子后来就找不到了。当时像我外公外婆这样孩子丢失的情况不少,组织上统一派人去找,但外公外婆的这个女儿最终还是没有找到。这是刻在外婆心上的第一道伤痕,遗憾的是外公并没有注意到。1930年,组织上将外公外婆调回上海,继续从事上海地下党工作。外公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实际上却和潘汉年、杨帆是一个地下党组织的。大革命失败后,上海白色恐怖很严重,原来组织的人死的死,叛变的叛变,人都找不到了,共产党完全隐入地下。找不到组织,外公的境况很不好,生存都成问题。外婆和党组织单线联系的人就是外公,外公都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外婆更像是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孤独而无助地飘零。那段时间,外公为寻找党组织身心焦虑不着家,完全忽略了外婆的感受,而外婆说到底就是一个追求爱情和家庭的普通女人,外公对她的不闻不问,让她想起了自己这些年颠沛流离的日子,想起了遗失在异国他乡的小女儿,想起了出国前就丢在宁波老家让奶奶和姑婆带的大女儿,也就是我的妈妈。身心交瘁的外婆消沉了,不想再参加地下党的工作,而外公说外婆是逃兵,两人的信仰发生了分歧,不断吵架,这实际上在外婆心里刻下了第二道伤痕,也导致了外公外婆最终的分手。外公为了继续寻找党组织,把外婆和两个女儿托付给商务印书馆的一位姓林的同事,此人后来当上了冯玉祥的副官,将外婆和她的两个女儿带到了北京。不久,外婆经人介绍在北京郊外的香山幼稚园找到一份教员的工作,自己可以养活两个女儿了,过了一段很平静的日子,却与外公从此天各一方。1949年,上海解放时,外婆从报纸上看到共产党接管上海的干部中,有我外公的名字,这时,距离两人分手已经整整十九年。1957年,经毛主席提名,外公被派到北大,成为北大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授,当上了北大副校长和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再后来又担任了马列主义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副院长。可是到了1965年,毛主席又点名批判冯定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报纸上登出了批判外公的文章。


其实,外公对我们来说,就是遥远的京城里一个看不清摸不着的虚幻的影子,外公当高官的时候,我们没有享受到一丁点儿的福分,文革来了,却受了一堆牵连。1968年,我父亲被抓进监狱,母亲关牛棚隔离审查,大哥和父母划清界限不回家,二哥早在1965年就到宁夏当知青去了。家里只剩下我和弟弟与外婆相依为命。没想到外婆也因当年脱党的历史,被造反派一次次叫去讯问,叫她老实交代当年脱党的详细过程。后来又不断地有人来找她外调潘汉年、杨帆、应修人、陈修良的事情,要她写揭发材料。外婆整天生活在提心吊胆中,只要一听到外面有人声和脚步声,她就会惊恐不安。可是,我和弟弟那时候实在太小了,我们根本无法体会外婆心中的压力。


外婆死的前一天晚上,天很闷热,没有星星和月亮。外婆和我坐在凉台上,她把一只小菜篮子放在脚踝旁边,篮子里还有一只蓝花碗。我问外婆,为什么要放一只碗?外婆说,又通知我明天要来外调了,我买好小菜再去。你们爱吃豆腐羹,明天拿这只碗打一块豆腐,外婆再给你们做一次豆腐羹。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上厕所,看见厕所门口围了一堆人。我们住的小楼有好几户人家,厕所和浴室是公用的。邻居们说,厕所一直反锁着,他们一直敲门,但里面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心里一紧,扭头往家里跑。一到家门口,就看到外婆那只熟悉的小菜篮子,蓝花碗静静地躺在里面。我马上想到外婆没有去买菜,立刻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冲进家门打开橱柜,一直放在那儿的一卷绳子没有了。这时弟弟也起来了,我跟他说,外婆不见了。弟弟要去找,我不让,我们都听得见外面人声鼎沸的各种声音,杂乱中有人大声说:程珊的外婆上吊自杀了。


弟弟惊恐地看了我一眼,挣脱我的手,一下子就冲出家门跑了。我赶紧把家门反锁,全身索索发抖。我很奇怪自己没有哭,一滴眼泪都没有,连哭都不会哭了,确实不会哭了。生平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完全傻了。


我哥哥的一位同学正好路过我家,进来看我们,外婆的尸体还是他放下来的。他给我大哥打电话,我哥还是没回来。


妈妈从牛棚被押回来处理外婆的遗体,她对邻居们说,麻烦你们把她处理掉吧。我在屋子里清楚地听到妈妈冰冷的声音,我趴在床上根本不敢抬头,也不敢开门出去最后看外婆一眼。出了这么大的事情,妈妈却没有见我和弟弟一面就被押回牛棚去了,弟弟一个人跑到西湖边,不吃不喝呆了一天,天黑才回来。我们最终也不知道外婆的尸体被抬到哪里去了,有没有送去火葬场,因为没有任何人给我们送来外婆的骨灰。


一个女人,在中国历史的变迁中起起落落,最后悄然死去,甚至没有和自己最亲的人告别,外婆心里该有多大的绝望啊!


我爸当时是听美国之音被抓的,说他既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我只知道他被关在监狱里,却不知道具体关在哪里。去北大荒之前,我去牛棚和妈妈告别,我妈一滴泪都没流,却对我说了一通革命大话,要我去农村后好好劳动,好好改造,不要和你爸爸那样做反革命。我妈真是一个马列主义老太太,才会教育出像我大哥那样左到绝情的人,连外婆死了,他都不回家。我虽然舍不得妈妈,但我心里已经很恨这个家,我只想离开这个家,哪怕走到海角天涯。


我去北大荒时,只有我弟弟送我。他要跟我走,我怎么能带他走呢?这一去天高地远,前途未卜,我自己都不知道会被身抛何处,怎么还能搭上弟弟呢?出发那天,白塔岭火车站人山人海,弟弟挤丢了,火车开动的一刹那,我哇地一下就哭了,我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牵挂的人,从此也将和我天各一方。


现在你一定明白,我为什么小小年纪,一到兴隆岗,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一堆堆坟茔,又为什么会想到自己以后是不是会埋葬在这里?我知道兴隆公社的知青几乎都是家庭有问题的,但我家的问题更复杂,更严重!关监狱的,自杀的、被毛主席点名公开批判的,我从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还能离开这里。


那时,我每天的两点一线就是田间、地头到茅舍,我生活的所有内容就是种地、收割和打场,像地道的农妇那样,生火做饭,刷锅洗碗。心是麻木的,除了干活,从无他想。唯一能稍微排解一下愁闷心绪的就是唱歌了。无论干什么活,只要一休息,何学敏大姐就会说,珊子,来,给大家唱个歌!特别是大家围着大笸箩坐在地上搓苞米粒儿时,人员集中,大家都喜欢听我唱歌,记得唱得最多的,也最出彩的保留节目,就是和学敏姐一起来个二重唱“洪湖水,浪打浪”。有时候天下雨,或农闲时不出工,姐妹们会聚在一起聊天或看书学习,想家憋闷了,大家又会唱歌解闷,有时唱着唱着就会集体哭了。


后来公社要成立宣传队,何学敏知道我嗓子好,就让我参加宣传队,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进了宣传队,何大姐和左老太又商定让我演李铁梅,女一号哇!和鸠山斗智斗勇的女英雄啊!革命接班人啊!让我演!真有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真的,宣传队让我这个黑得不能再黑的黑帮女儿,重新扬眉了一把!


兴隆宣传队里大家的回忆对话你一定也看到了,Y说我整天浓妆艳抹,走村串乡,他都看不到我的眼睛。现在回想起我当时那个样子,自己也觉得挺逗的。我说转场紧张,卸妆换装来不及,这当然也是事实,但骨子里是不是自己也很乐意带着李铁梅的装扮,在众人面前过把女一号的瘾呢?反正当我在舞台上昂首挺胸,大辫子潇洒地一甩,铿锵有力地唱出“红灯高举闪闪亮”时,我突然觉得自信又回到我的身上。


可以说,是宣传队搬开了我心上的石头,解除了我身上的枷锁。虽然现实冰冷残酷,但宣传队是多彩、温暖、有亮色的。


大约从1973年起,知青们开始陆陆续续离开兴隆了。我一直没有离开北大荒,家里这种情况,我也走不了。但幸运的是,我也随着工农兵上大学的潮流被推荐上了“佳木斯师范学校音乐专业”。我想,这幸运可能也是我在宣传队演李铁梅带给我的吧。从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富锦县的一所中学当音乐老师兼班主任,老师同学对我都很好,校长也很器重我。1976年,我还被评上了全县文教战线的先进工作者。那一年,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县里搞纪念活动,我演唱了《三唱周总理》,演唱时情绪特别崩溃,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从总理的去世,想到了外婆的死;想到从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就被抓走,一晃十年,再也没有见过面的父亲;想到从牛棚出来以后,孤零零一人在家中盼望子女回家的母亲。我突然有了强烈的意念,我要离开这里。虽然周围不断有人向我流露出爱慕的意思,但我知道自己想回家。


1977年,我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凭借一盘自己唱歌的录音盒带,获得了35101部队,也就是陆军11军文工团特招的机会。我当时已经二十四岁,按规定已经超出了招兵的年龄,填表时,我瞒报了两岁。我和校长说,我要走,你别拦我。校长说,你要保密,谁都不要说了。校长把我的档案袋贴上封条后交给我,让我自己带着。


我当时一下子愣住了,接过那只印有“档案袋”鲜红字样的牛皮纸信封时,心中五味杂陈。我知道这只厚厚的牛皮信封里,装的就是这些年压得我透不过气来的东西,当我今天有机会扑向新生活时,校长却信任地把档案交到了我自己手中。我当时的行李全部装在一只下乡时带来的樟木箱里托运,却没敢把档案袋放到箱子里。我将档案袋随身背着,晚上睡觉时就拿出来压在枕头底下,生怕搞丢了。说实话,我很想拆开信封看一看,这里面装的,几乎能决定一个“狗崽子”命运的口袋里面,究竟描绘了多少不堪的故事?但我不敢,我也不能。我告诉自己,无论这只档案袋里装有什么样的黑材料,都不能阻挡我走向新生活。

程珊说到这里时,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很显然,当年那份她想看而不敢看、不能看,也绝对不会看的档案,多少年来一直是压在她身上的一块石头,虽然这块石头最终没能阻挡她的人生脚步,但始终是她心里抹不去的阴影。


果然,程珊沉默了一会儿,打开手机屏幕,给我看了两段手机微信截屏:一段是富锦富民公社一位插友来问程珊,发在今年《收获》第二期上的一页知青档案登记表栏里的程珊是不是你?还有一段是程珊先生所在的东北虎林兵团知青战友群里,也在互相询问,这个程珊是不是我们战友老婆那个程珊?


程珊说,因为她自己始终没有看到过我寻寻觅觅找到的那份尘封了半个世纪的知青档案,所以,看到这两段微信后,她就专门买来这一期《收获》,翻到登有这张知青档案照片的一页,发现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在父母“有何政治问题”这一栏里,程珊惊讶地看到上面写着:国民党反动官吏、特务、去日本留学、为汉奸做翻译。那个年代该有的罪名差不多都有了,就差一顶“反革命修正主义、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了。


程珊告诉我,自己之所以惊讶,倒不是父母黑五类的名分齐全,而是时隔五十年后的今天,自己才终见与我党我国同行同在的家史,被如此浓缩的几笔勾勒。可见在那个时代,全社会都能够高度理解这种浓缩的政治含义及其分量。


程珊在讲述自己家史和记录父母罪名的档案时,口气虽然已经云淡风轻,甚至还带着一点自嘲和调侃的意味,但我还是能感受到一丝淡淡的感伤。我还没有分辨清楚这样的感伤包含着几多复杂的心绪,程珊却已经陡然扭转了话头。

11军军部在云南大理,我本该去那里报到,没想到部队却把我直接接到北京海政文工团,在那里学习歌剧《刘胡兰》。二十天速成培训以后,我回到11军文工团,一个新兵蛋子,上来就出演刘胡兰B角,同时演二号人物薛梅姐。并且马上就到下面的部队巡演,腾冲、保山、大理、德钦……一口气演了五十多场。虽然我是主演,但我扛行李,背背包,搬道具乐器,打灯光拉大幕,啥脏活粗活都干。文工团的那些女孩子们大多是部队干部的孩子,她们觉得我很神秘,上来就演主角,和部队领导好像也没啥关系。我虽然比她们大不了几岁,但却已经有强烈的代沟。我想,这种代沟恐怕不是因为年龄,而是九年知青生涯和北大荒生活的磨砺,带来的一种无形的东西吧?


我们下到部队演出时,那些部队战士想看戏的渴望程度,和当年兴隆公社的农民喜欢看我们宣传队的演出,那种心情是一模一样的。战士们大多是农村兵,通讯连、炮连、步兵连,没有一个女兵的。而我们文工团,大部分是女兵。演出期间,我们就住在部队营房,战士们训练时,我们文工团的女兵走过,你能感觉到他们火辣辣的眼光一直盯着我们,一直看到我们的身影从他们视线中消失为止。我们晾晒在露天里的衣服、胸罩、短裤什么的,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失踪;有几个宣传队员发育好,人丰满,胸特别高,那些小战士会冲着她们痴痴笑,口里叫着:假的,假的!我那时对这些农村兵特别反感,觉得他们花痴得可笑。


1979年,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了,文工团解散了,大家吃散伙饭,所有的人都又哭又笑又砸酒杯。男兵从哪个连队来的,回哪个连队去;女兵全部分到野战医院,变成卫生员和护士。首长做动员参战报告时,告诉我们,每个人都要写遗书,把自己不能随身带的行李打包贴上封条,写上地址、收件人姓名,如果万一你们光荣了,部队会按照地址寄给你们的家人。每个人都要测血型,将自己的姓名、部队番号、所在连队,和血型一起写在帽子上。我将自己所有的东西,都装在跟我从杭州到北大荒,又从北大荒到部队的那只樟木箱子里,写上母亲的名字。做这些赴前线准备工作时,我很平静,没有恐慌。在我心里,能够血染沙场,战死在保家卫国的前线,比起默默无闻地葬身在北大荒的兴隆岗上,还是有一种壮烈的感觉。


战斗打响后,其惨烈和血腥的程度还是大大地超过了我的想象。早上七点开战,十点不到,伤员就下来了。手术都在临时搭建的帐篷里进行。我被安排到“分类组”,所谓分类组就是根据伤员的受伤程度,创口部位,流血多少等,判断决定分到骨科、颅脑科、胸外科,等等,复合伤一般分到脑科。


第一批伤员下来时,我看到那些战士有的血管爆开,有的骨头打断,有的脑袋开瓢,有的肚肠流了出来……我手脚冰凉,全身发抖,和写遗书时不一样了,完全吓傻了!我被分配给一位姓李的军医做助手,李医生急得骂人:谁跟我的?人呢?死哪儿去啦!我一下被骂醒,赶紧跑过去,翻每个伤员的帽子,登记、验伤、分科,胸外、普外、脑科、骨科……


死在我怀里的第一个伤员,是脑袋受伤,我看绷带把他头颅包扎得太紧了,脸都憋成了猪肝色,我把绷带松了一下,没想到血浆脑浆一下子喷射出来。我一摸,鼻息已经没有了。还没容我伤悲,新的伤员又呼啦啦地抬下来了。到后来,我已经血脉贲张,根本不知道怕了。我给伤员们清洗伤口、喂饭、擦身、接大小便,没有羞涩,也不觉得脏。我在伤员中看到有一个农村小战士,他的腿被打断了,骨头碴戳破裤子露在外面;还有一个战士,两条胳膊和两条腿都被炮火炸飞了,光剩下脑袋和身子,他咆哮着,嚷嚷要最漂亮的护士给他擦身。这些战士们年纪都很轻,相信他们恐怕还没有谈过恋爱,更没有机会真正接触过女人。现在,他们也许会流血过多,最终死去;也许会终身残疾,一辈子再无缘爱情。我看着他们血肉模糊的身体,心里很难过。这一刻,我甚至特别理解他们对女人的渴望,那是生命中青春荷尔蒙的勃发,是纯洁的,美丽的。


程珊说到这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看得出,重新回忆自己生命中那一段不能承受之重,对她就像是心灵再受一次煎熬。而她没有正面向我讲述自己在兴隆宣传队的经历,却围绕死亡的话题,展示了上一代人的沧桑,以及自己在中越自卫反击战中面对死亡的思考,这让我在采访兴隆宣传队以来,所感受到的轻松、快乐、活泼、阳光的青春,蒙上了一层沉重和感伤。


左老太最初在兴隆岗上看到的那一片白雪屋顶,曾经在我眼中幻化成兴隆宣传队的青春舞台;而程珊看到的那一座座坟茔,却最终似乎想告诉我,死亡也可以充满美丽。(全文完)






袁敏简介

袁敏,女,作家、编辑、出版人。1954年出生,浙江上虞人,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作家出版社五编室主任、浙江省作协《江南》杂志社主编,现为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白天鹅》,中篇小说、中篇小说集《天上飘来一朵云》《深深的大草甸》,短篇小说系列《九十九个女人的故事》,电视剧剧本《深深的大草甸》,长篇儿童小说《蒜头的世界》等。尤以长篇纪实文学《重返1976》对历史的深沉叙述和深度哲思,受到社会各界关注。已创作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多体裁作品数百万字。曾获首届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浙江省优秀青年文学奖等。在出版领域亦有建树,挖掘韩寒等文学新人,引领青春文学抢占市场的浪潮,并编辑出版《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作品选》(1-7届)、《三重门》、《束星北档案》等图书,多次获得全国优秀畅销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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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再林 发表于 2018-10-17 06:12 | 显示全部楼层
农场章文 发表于 2018-10-16 09:17
七  
其实我和兴隆宣传队里大家公投出来的女一号,李铁梅的扮演者程珊,早就认识了。
大约在几年前,我 ...

谢谢转载。本想早晨看完,发现做不到,只能慢慢分期再读。眼睛太吃力,必须得休息一下。老了,看大部头的东西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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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农场章文 发表于 2018-10-17 18:15 | 显示全部楼层
李再林 发表于 2018-10-17 06:12
谢谢转载。本想早晨看完,发现做不到,只能慢慢分期再读。眼睛太吃力,必须得休息一下。老了,看大部头的 ...

所以,用大字.分章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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