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农场章文 于 2018-9-23 06:59 编辑
1968年秋末，喧嚣多时的文革总算有了一暫短的平静。同学们闲得无聊，游泳天凉了，大串联停止了，麻將玩腻了。整天无事可做。少数同学谈起了恋爱，多数各奔他乡。运动初期的“革命热情”全没了，派性也淡忘了。此时社会上正在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贪下中农再教育”运动。突然一天，我们接到院系革委会通知，要我们学生响应号召，“抓革命，促生产"到学校搬到的香兰农场支援水稻秋收工作。同学们一时不知那來的兴奋劲儿，激动的叫了起來，好象郁闷的心情一下释怀。没过两天，我们就打起了行装，登上了开往香兰的火車。一到香兰，不知怎么回事，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車，一下車象疯了似的，背起行装硬要走到四分场。一路唱着歌走了好长一段路，后來实在走不动了无奈上了接我们的马車。到了四分场，安顿下來吃完饭，稍事休息便开始了“战前”动员。那时就象中了什么邪，连夜我们就要下地。倒是领导们体恤下属，说今晚你们好好休息，明天再干不迟。一夜无话，太累了！ 第二天清晨起來，初冬的寒风袭來，同学们梳洗完毕，匆匆吃完早飯，便分组跟着马車、牛車、拖拉机奔赴田间。此时水田的水虽已放干，但尚有一些积水和薄冰，地上和稻堆上一层白雪。我们用叉子将一捆捆稻子挑上車往场院里拉。农学系的干部老师和我们一起干。我们年青，干得一身汗，可怜那些老师们都干不动了，动作越来越慢，冻得哆哆嗦嗦，越冷越不願动，越不动越冷。年迈的莫定森教授冻得鼻涕沾在嘴唇上，张履鸿教授冻得眼镜上了白霜，张淑华老师直淌眼泪，冻得直搓手。此时同学们人性大开，纷纷脱下皮大衣和棉手套给这些不久前还被我们批斗过的老领导老先生穿上。这些老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分到夜班的同学也同樣照顾这老人。此时，什么阶级斗争，什么走资派，什么反动学术权威，什么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什么牛鬼蛇神统统抛到九霄云外，人性战胜了一切！这些老人怕给我们惹事儿，將皮大衣、手套又给我们送了回來。我们的排长(刚军训完)同学他出身好，工人子弟，大吼，“就说我们硬给你们的，有事让他们來找我！当时也只有这樣出身好的同敢和他们叫板。 短短的十來天，秋收快结束时，我们突然接到通知，说是省里來了文件，让我们返哈参加毕业分配。这一天终于來了，大家兴奋得睡不着觉，可下离开这整天打斗不休的是非学校。同时也萌生了一絲傍徨。几年下來，没学到什么东西，净搞运动了，到工作中怎么办哪？此时已近严冬，我们走后，那些皮袄，棉手套会不会从那些年老体弱的老人那收回去……。 一回到哈市，我们便开始了毕业教育。当时是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工矿；做普通工人，做普通农民。就在同学们纷纷选择去什么地方工作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在我们几个同学身上发生了。我们几个被当做“问题学生”要接受革命师生的批判教育暂缓分配。晴天霹雳令我猝不及防。本來以为近半年了，运动也平静了，同学间的派性也基本差不多了，大家一团和气了。怎么突然之间阶级斗争在我们临毕业的当儿又提起來了。无奈之下，我又被“押”回香兰农场。当时觉得天昏地暗，前途渺茫，“反革命"、“右派学生"帽子悬在头上，说是不好好接受批判教育隨时给你代上。我是农林学院子弟，学校的事立刻传到家里，我的父母、妹妹们是怎样的心情，至今我还深感愧疚。 重回香兰，这回不是学生参加秋收了，而是将我们编到“黑帮队”同那些我们曾借给皮大衣、棉手套的老先生成了“黑大同学"(刘德本院长语)，他们用惊愕的眼光打量我们，热情地帮我们安排铺位。我夾在刘德本院长和李盛萱教授中间。接受了几次批判后，开始了一天天的劳动。转眼來到了水田整地时分。我被分配到和刘德本院长、张履鸿教授三人一个小组。我负责牵牛，二老负责一人一台耘耕机。每天在稻田里进行水平地。五月中旬的天气，乍暖还寒，泥水下尚有冰渣。我们三人深一脚浅一脚，我尚年青力壮，可怜两个老头，唉！一言难尽。倒是苍天不负有心人，不出两天，我就把牛训练得十分听话。于是我一手把一个耘耕机，赶着牛，三个人的活我全包了。二老坐在池埂上偷着休息。遇到管“黑帮队”的人來时，唐塞一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实没想到，这三个多月的经历到成了我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 我从老院长，老书记(张国英)身上看到了一些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他们从没埋怨，从不怨恨；从老教授张履鸿先生，秦嘉喜先生，李盛萱先生，周恩、莫定森、孙凤午、李景华、王金陵等老先生身上看到他们对科学的不懈追求、探索，在那樣的情势下，没有抱怨，一片赤子爱国之心！现在回想起來，这是我人生一段宝贵的经历。是他们教育我怎么做人，不忘自己的祖国，怎樣做事，不断在事业上探索！这一段经历成了我终身的财富！ 有几段趣闻轶事愿于大家共享。 记得那时我情绪十分低落，总想找整我的那几个同学报仇。一天张ⅩⅩ突然來到四分场，(他是撑权派，毕业留在学校了)我拿着叉子就想去找他拼命。幸好身边的这些老先生和同学劝阻了我，当晚余怒未消，也没有做出过激的事情。后来刘德本院长和张国英书记偷偷跟我说“小姜啊，你不能做傻事，你的事我们知道，没什么大问题，你这樣你爸妈能放心吗？(我爸爸是农林学院的老职工，他们之间很熟)你的问题组织上会正确处理的。果然没过多久，省里就来文件了，要把我们这批“问题学生"赶紧分配出去，文革中的问题不许记入档案。由于他们的劝戒我避免了一场大祸！那时给我每个月只发三十块线生活费不发工资，我在黑帮队里是手中零花钱最多的。离开香兰时学校把几个月的工资给补发了，我比那些正常毕业的学生每月还多拿了三十块。 记得在水田劳动时，刘德本院长经常给我们讲他在延安抗大的故事，讲他怎么到的抗大做教员，怎么听毛主席，朱老总，周付主席做报告，讲他怎么给抗大学讲授文化知识，又是怎么向老干部、老战士学习革命传统精神，还给我们唱延安时期的抗战歌曲。还讲了他怎么随十万干部來东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怎樣出任富锦县第一任共产党县长……。有一次刘德本讲到当时他在战士的护卫下怎么通过日军封锁线。那时的八路军站士普遍营养不良，多患夜盲症。老乡给杀了一腔羊，取出羊肝后煮了一鍋汤，大家饱餐一顿，当晚顺利地通过了封锁线。 我们在香兰时刘德本院长已五十多岁了，身休虚弱，眼晴不好，患有飞蚊症。我们听说羊肝这么管用，就暗暗下了决心，一定想法让他吃上。一天，我们見附近一家老乡杀羊，我们就花了不到一块把羊肝买下，又让老乡给煮熟了，偷偷拿给刘院长吃。那时我已“解放"了，等待毕业分配，行动自由，没地方安排还和他们住在一起。还有，那时不充许这些黑帮分子抽好烟，只允许抽七分錢一盒的经济烟。我就给他们买迊春烟，葡萄烟换到经济烟盒里，象搞地下工作似的。 记得张履鸿教授在田间给我讲了水稻负泥虫的生活史及防治要点。讲他在列宁格勒研修其间怎么瞒着苏联官方将“苏云金杆菌菌种带回国内(与苏联关系出现裂痕，大哥的东西也不是随便给的，说明：实际是导师让带回国继续研究，人民间的友谊是永存的)，讲以虫治虫，以菌治虫，讲生物防治是未來发展的方象；讲防治害虫不要斬尽杀绝，要维持生物链的完整，注意生态平衡。要研究病虫害防治的阀值，防治标准要建立在维持经济损失在充许的条件下，避免过度防治，造成环境污染，避免虫害产生抗药性等。他还讲到利用不同物种间的优良性状互相利用的观点。要知道这是在上个世六十年代末。他还成功的用数学模型预测了玉米螟大规模发生的时间。当时没有人想到。今天的苏云金杆菌毒素已经应用到抗虫棉的育种上，並己取得了成功。老先生们的学术造诣和预见未來科学发展令人叹服！ 休息时张履鸿先生还给我们讲列宁格勒，讲斯莫尔那宫，讲十月革命。还送我一本俄文版的斯莫尔那宫简介，图文並茂。可惜后來我在外县工作时，家里插队落時弄丢了，实在令人惋惜！张履鸿先生还用俄语和法语教我们唱国际歌和马骞曲，忘年之交，师生之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其乐融融！1972年在集贤工作时，还参加了省植保学习班班，张履鸿先生主讲，当时的照片我还保留着。 孙凤舞老师知识渊博，古诗词、古文学颇有造诣；莫定森老师茶艺精赞；李景华老师“孟德尔一摩尔根"遗传学深入浅出的讲解，弥补了我们专业学习的不足；秦嘉喜、沈蒼莆给我们讲“主谷式"的耕作制度的局限往，主张农林牧副漁全面发展……。这些老先生现均已作古，但我受益颇深，终身不忘。我深深怀念这些可敬可爱的老人！ 还记得我参加工作以后，每年回哈探親時，春节都到刘德本院长家去拜年，直到他到工大任职。我们几个同学一到他家，老人家不管在干什么，都会立马放下迊了出來，说“我黑大同学"來了，杨风阿姨又拿水果，又拿糖果招待我们。刘院长让我们抽烟，杨阿姨说“别让孩子们跟你学，抽那玩艺干啥”。俨然象对自已孩子一樣，象一家人一樣！ 这些往事历历在目，点点在心！ 愿老人家们在天国幸福快乐。总有一天我们还会來到你们身边，还做你们的学生！
当年不可能留下照片，这是50年后和刘院长、张教授儿子的合影[刘书滨、姜世藩、张新植（2018.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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