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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绵阳纪事
1982年11月初，突然接到赴四川绵阳处理老红军徐清芳后事的任务。此行由我带队，随行的还有老干部科长孙宝生、工会副主席宋玉福。 当天晚上，我们乘火车到达哈尔滨，我回家住，他们俩住北安局招待所。第二天一早，赶到民航大厦购机票，但当天的机票已售罄。我向售票员说明了情况，他们让我等一等，如有退票的立即卖给我们。赶巧，等了不到一小时，就有三张飞北京的机票。但时间很紧，11.30起飞，当时已经9.40分。与尚在招待所的二位商量后决定购票，他们打的接上我后直奔机场。 当时，哈尔滨暴雨成灾，中山路已成了河道，出租车里的水都没了脚脖。司机很有信心地说：你们放心，我这老华沙虽是旧车，但机器是新的，正点到机场没问题。车到哈尔滨白酒厂附近，火车专用线拦住了去路，等得心急火燎，在市区就用了一个小时。 车一路狂奔，飞驰如箭。到达机场，司机径直从侧门开进机场，一个急刹车就停靠在飞机翼下，我们拎上行李就要登机。机场保安被这突如其来的不速之客惊呆了，高声驱赶司机赶快离开，并招呼我们仨履行安检等程序。惊魂稍定，我们才发现旅客们刚通过安检，正在排队等候登机。看来，机场事先已得知信息，正在等待我们赶到。 当天下午，飞机降落北京后，我们即马不停蹄地赶到北京站购买到绵阳的火车票。但那时站内各售票窗口都排着长队，成都方向的车票一票难求。在服务员的引导下，我们来到1号“站长服务窗口”，递上四川发来的“加急电报”，便很快解决了一张硬卧和两张站票，四点多钟就登上了南去的列车，一颗吊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两位老同志到硬卧就坐，我在别处蹭个边座。这时才感到饥肠辘辘，匆匆吃上随身携带的方便食品。经过近三十个小时昼夜兼程的长途跋涉，终于顺利到达目的地。 当晚，我们立即开展工作，与干休所长交谈听取情况，研究后事处理方案；与家属、徐清芳遗孀老谢交谈，听取意见和要求等。 绵阳老干部休养所是四川省委老干部局直属干休所，徐清芳作为四川籍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1979年从北安农场局工会副主席离休后回原籍被安置在这里。这些离休老红军都是参加革命很早的“老资格”，许多人都曾在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林彪等身边工作，位高权重，经历丰富。与他们相比，“徐老”参加革命时只是个小小“挑夫”，资历、职位都自愧不如，感觉很压抑。而且这里有一套很严格的管理制度，他也感到“很不自在”，曾要求重回北安安置。是啊，他在北安局是“资格最老的老红军”，而在绵阳干休所却是“资格最末的小红军”，悬殊太大，情何以堪！ 当年秋天，他的宝贝儿子徐四中回绵阳探亲，便拿出1500元钱派儿子去成都买彩电，并要求干休所派车，所长根据规定没有答应他的要求。徐四中从小**不羁，离开绵阳却去了江油的姑姑家串门，一个星期人信全无。这回儿“老徐”急了，天天站在家门口、手持“九公厘”手枪骂所长，“我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算账！”，骂得所长退避三舍，老谢等亲属谁也劝不了他。一天晚饭后，他又骂了一阵，生上火盆，关上房门就上床睡了。 第二天一早，晨练的好友路过喊他，家人说老徐昨晚没睡好，还没起床呢。等九点多钟好友晨练回来再问，“老徐还没起床啊？”，家属这才站上板凳、透过房门上亮子往屋里张望。这才惊异地发现老徐横卧在地上，嘴上地上全是白沫米饭。撬开门芯板进得屋里，摸摸老徐已经尸骨僵硬，死亡多时了！这显然是二氧化碳中毒所致。 在绵阳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最耗时费力的就是与老谢的艰难谈判。老谢很叼，提出许多无理要求，如：尸体必须运回北安火花安葬，抚恤金、丧葬费要价离谱，遗产处理与儿子徐四中达不成协议等等。我们一方面研究政策、探讨对策，一方面请示北安局领导，谈判一度陷入僵局。为此，我们只好坚持原则，以逸待劳。老谢一看自己的许多无理要求实现无望，便无奈地地接受了我们的条件，我们处理后事的任务基本完成。 在谈判空挡期间，我们到成都四川省委老干部局请示汇报，取得他们的支持与指导，并游览了武侯祠、杜甫草堂等名胜古迹。 还有些趣事记忆犹新。记得刚到绵阳时到一家小店吃面，事先一再嘱咐“不要辣子”，结果还是直伸舌头、抱着又麻又辣的大红脸往回跑，叫苦不迭。因为他们习惯用辣椒爆锅，用麻椒浇汁。在成都的几天，几乎天天细雨霏霏，阴雨连绵，难得见到太阳的笑脸。旅馆房间里阴冷潮湿，一位鸡西的老兄冻得不行，只好穿着棉大衣，抱着大热水炉取暖，并抱怨说:“什么破‘天府之国’，这鬼地方，以后打死也不来了!” 绵阳一行，岁月留痕！
（写于2018年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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