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5)电视片 柳河知青纪念下乡五十周年
（第三集）
在柳河五七干校，随着300多知青回乡的人流在当年的四合院，在现在的博物馆转游，我不能不浮想联翩。柳河知青是旧地重游，寻找青春的记忆；作为柳河五七干校的“弟弟”——清河五七干校下乡的我，游柳河则是参观。邀请我来柳河的张索明、刘景秀夫妇和杨林泉、鲍书晶夫妇在我身边充当导游，不断向我介绍和讲述当年在柳河五七干校生活、劳动的岁月。 我们8号车，番号是二营的领队苏锐利引起了我的注意。得知他是1968年7月21日第一批下乡到柳河，当年才12岁半。我很奇怪：1968年，大批初高中一、二、三届下乡学生平均年龄在17至22周岁。上学早一点的也在15、6岁左右。1956年出生的苏锐利不过是小学三年级学生。他怎么会和老三届学生一起下乡呢？ 在柳河五七干校校部四合院旧址，我采访了苏锐利。 苏锐利的父亲是工会干部。那个年代的干部，一心为党工作，绝不会为子女谋什么好处和利益。“从小我爸就不管我们。”苏锐利说。文革爆发，父亲受到冲击。1966年，上小学三年级的苏锐利才10岁就和大批在校学生一样，失学了。在工会大院没人管教地玩耍总不是个事。柳河五七干校成立后，一批批干部下放劳动到柳河，造成和子女两地分居。而这些干部多数被审查、批斗。子女下乡报名去兵团，因“政审”不合格，不要。知青张莉姐妹俩就是三次报名去兵团都没被批准。下乡插队的子女又受歧视，很难立脚。在这种情况下，下放干部提出要子女同他们一道到柳河。当时的柳河五七干校革委会提出参照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模式，招收学生，成立柳河五七干校附属学校——“新曙光战校”。省“革命委员会”同意了柳河的方案。于是，1968年7月21日，在哈尔滨市大规模下乡之前，柳河五七干校就招收了137名学生下乡。苏锐利就是其中之一。因为年纪太小，干校没有批准。他咬破手指，写血书，来到了柳河五七干校。干校为照顾他，派他到原省工会副主席温镕洗身边放羊。1973年，苏锐利所在的纤维厂搬迁，他随之离开了柳河。后来他到哈尔滨师范学院进修学美术。他发给我手机他的雕塑作品照片——如今矗立在哈尔滨医科大学校园的白求恩雕像。我看那雕塑还真是像样。 在柳河五七干校四合院，庆安电视台采访了张索明，我也在一旁录下了采访的过程。 我还采访了杨林泉的爱人鲍书晶，她讲述了当年在干校做财务工作的情况。
柳河五七干校历史博物馆结束语说：“是非功过，我们不予评说。” 如何看待当时的五七干校？我曾多次发表文章表达了这样的看法：柳河五七干校是在当年中国动乱危难时刻创办的一座教育、挽救、培养、锻炼大批干部的好形式，是总理亲自过问和部署的，他要求各地拿出办法保护被批斗的干部，让他们暂时下到基层接触社会，转变作风和集中管理。假如当时不办五七干校，让大批干部留在城里继续关押、被批斗，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是我怀念并肯定五七干校的原因，当然，受时局影响。五七干校不可能不犯错误，这是另外的问题了。 五七干校是中共中央统管的省革委会派的共产党的干部领导，当然也有个别大学生造反派任领导，但不是主要领导，不起主要作用。干校学员干部一律叫“五七战士”。虽然也被继续“运动”，批判，劳动，但好歹是“战士”，仍然享受“落实政策”的待遇，不必像在造反派管辖的牛棚那样戴高帽、逼供信，甚至挨打。而且他们在干校的时间并不长，随时会被“解放”而回城工作。现在逆向思维，没有五七干校，干部留在城里机关，继续被造反派管制，其命运不知会怎样。 同理，当时知青不下乡，留在城市无学可上，无工可做，继续造反或逍遥，岂不是彻底毁了这一代？ 所以我说，错在文革，五七战士和知青都没有错。当然，从当时打击、惩罚干部的宏观意义上说，五七干校抹不掉它的先天不足，所以干校后天难以为继，必须解散。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将这一历史现象认定为“党史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指出：“大批机关、事业单位的干部、知识分子下放到农村，在各种五七干校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虽然经受了劳动锻炼，增强了对农村的了解，但是长时期被排除在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之外，耽误了在这方面学习和深造的宝贵时光，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的损失也很大。” 客观地说，50年前，全国动乱，全国内战。国家也无法让他们从事“各项业务工作和科学文化研究”，也不可能在“这方面学习和深造”，必然“给国家现代化建设造成的损失也很大。” 在柳河五七干校参观，真羡慕柳河。尽管干校辖区高楼迭起，但仍保留原干校校部四合院式的原址，留作纪念。还新建了气势恢宏的纪念馆，保留了那么多文字、照片和实物。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敬一丹的爱人王梓木保留并捐给博物馆的那件破烂的衣服，在我眼里，绝对的当代的文物！柳河出版了好几部有关柳河的书籍，那么多人写了回忆和思考的文章。 几千年的历史文献，多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名人的传记传说，鲜有平民百姓的踪影。但无数平民的口述历史聚集起来，也能折射时代的风云、历史的潮流、人生的沧桑、世态的炎凉。能写出来，就留下了。不能写出来，就烂在肚子里带走了。 现在“精英”、“教授”评论当时，好像“先知先觉”，其实都是“后知后觉”。我没他们那水平。我当初是绝对相信毛泽东不会错。毛泽东看到苏联变化，担心中国变色，首先担心干部变质。所以发出五七指示，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共产党依靠人民打江山并夺江山、坐了江山。和平年代依然相信群众并依靠群众没什么错。但群众素质要提高，群龙无首肯定不行。放任群众，不要或削弱真正能代表群众利益的政党、先进阶层对群众的领导，一味地发动群众造反，搞全民大民主，任其各级党委瘫痪，必然会造成中国大乱。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复杂的事物和现象，对它采取简单的、一概否定的态度是不利于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的。 我看过很多从各地五七干校走出的干部回忆五七干校的文章，怀念的多，声讨的少。五七干校再有问题，再不好，千百万干部还是经受了锻炼和考验，犯错误的，或进大牢的，很少。现在缺乏监督、教育、改造、锻炼，因贪权、钱、色而倒台、被处理、进大牢、被极刑的干部又有多少！ 乘车离开柳河，不由得想起泰戈尔的一句诗： “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经飞过！”（《流萤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