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范学新 于 2018-7-11 11:29 编辑
“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的记忆
1976年春,党委为解决11连领导班子软弱涣散的问题,派出了“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居然把“水火不容”的李秀余副营长与我放在一起,他任组长,我当副组长。许多机关干部都私下议论:“这纯粹是乱点鸳鸯谱,实在是糊涂得可以!”我也认为这样安排不合适,要求党委作出调整,但韩副政委说“这是党委的决定”,作为共产党员的我只有个人服从组织,不能讨价还价。 工作组的主要工作是一边调查领导班子的问题,一边协助班子工作。为了适应新的工作,我特地找到供销社主任施景贵,凭票买了一辆小“金鹿”牌自行车,早出晚归,奔波于团连之间,工作忙时经常在连里过夜。李副营长由于各种原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常常一个人盯在连里。 没过个把月时间,韩副政委找我说:“党委研究决定,让你代理连队指导员工作,年底前配上新的领导,你同工作组一起撤回。”我说:“工作组与连队班子的任务不同,是一对矛盾,由我代理指导员不合时宜。”“党委已经定了,是党委对你的信任,让你代你就代吧。”我心知肚明这是李副营长“借刀杀人”、合规不合理的鬼点子,但无根无据,只好忍气吞声、硬着头皮应承下来。 那时,连队班子基本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接过指导员的工作就意味着担负起领导全连的重任。开始时,情况人员不熟,光是起早的出工派活就够你忙活一阵子。接着就是检查督促工作、掌握情况进度、开会研究对策、参加重点劳动、摸底调查研究等,一天下来,天昏地暗,精疲力尽。而李副营长则逍遥自在,偶尔在工地、麦场看到他踱着方步、两手叉腰、指点江山的身影;从他那似笑非笑的脸上,看得出明显的幸灾乐祸、得意窃笑,这些无疑于一把软硬兼施的尖刀不时地剜着我已受伤的心。 八月下旬,紧张的麦收战役打响了。那一年,没有连阴大雨,对收割影响不大,但时断时续的阵雨对麦场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麦场成了龙口夺粮的主战场,我一直在麦场与知青们同甘共苦。有些调皮的知青有意无意地把党委派来的指导员放在对立面上,不时地给你出难题、找别扭,把对某些领导的怨气和不满全都洒到你的头上,你就成了他们的“出气筒”,想方设法把凌驾于他们头上的领导逼走最好。麦场上摊场晾晒、扬场清选、打撮灌袋、发肩上囤,那一样活也不轻,但最重的莫过于发肩。于是,他们“安排”我发肩。打撮灌袋的四五个人,扛袋上囤的七八个人,与我搭伙发肩的知青经常轮换,麻袋灌满成排,上囤的人成队,唯有我上气不接下气,连直直腰的功夫都没有。我知道是他们在有意“调理”我、考验我,我必须咬紧牙关挺住。几天过去了,我一直在坚持,直到累吐了血才算过关。通过这一关,我和知青们的心贴近了许多。第二天,李副营长听说了,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何必呢,没有必要这么干。” 光阴似箭,很快到了秋收时节。连队里“早上三点半,晚上看不见”,割大豆、收秋菜、秋翻地、交公粮、修房舍,忙得不亦乐乎。一天我回家,偶尔听机关的同志说:“老范,你别傻干了,听说工作组要撤,还要把你留在那继续当指导员!”我立刻找到韩副政委问个明白,韩副政委说党委有这个考虑。这一次我没客气,直言不讳地说:“这是李副营长借机整我的又一阳谋,明眼人一看就清楚。整天叉着腰、逍遥自在的人拍拍屁股就走,我在那干得累吐了血,却要留下,这不公平。党委不能让搞狭嫌报复的人得逞,总让老实人吃亏。再说,党委让我代理指导员时已经明确,我同工作组一起撤回。党委如果说话算数,就不应再变;如果党委说话不算数,我可以继续当指导员。” 这一将军,阳谋没有得逞。11月初,基本路线教育宣告结束,我随工作组一起撤回了机关。 从整党整风的风波起到基本路线教育工作组的不同寻常的近两年经历,我承受了有生以来第一次的打击报复。不能“犯自由主义”向同志表白,不能向家人述说,相信组织却又无法讨回公道,郁闷、彷徨、愤满的阴影一直沉重地压在心头。久而久之,终于憋出了病,心慌、心悸、身心疲惫、头脑发胀,心动过缓,每分钟心跳只40多下。发病时,脑袋像一瓶浆糊,几乎不能思考;回到家里,疲惫不堪、纳头便倒,心绷绷直跳,床像要塌陷一样;表面好人一样,内心备受折磨、十分痛苦。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祛病如抽丝”,我这一病就是十年。 打击报复给我留下的创伤刻骨铭心,不堪回首,难以抚平。这也许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逆境历练。 (2008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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