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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1）说说125中(2)
在哈尔滨生活了60多年了，其实我对这个城市还不那么熟悉。好比乘公交车，经过许多站台，也只是走过，路过，并没有下车，因而也不熟悉那些站台下车的地方。 1968年以前，我家住在南岗区繁华地带，大直街与吉林街交口处的一个大杂院(现为深业大厦）。与省委、秋林公司、省医院、省医大为邻。小学在铁岭街，也离家不远。童年和少年时代最远，东面去过黑龙江大学对面的野地，困难时期和小伙伴去大地里挖野菜，小根蒜最好吃了。现在那片大地成了服装城热闹的地方。西面最远去过太平文化宫，记得是冒大雨去看电影《赵一曼》，雨中回家，想到赵一曼被日本宪兵杀害，心情很不好。也是因为看电影，道里去过儿童影院、东北影院；道外去过新闻影院、松光影院、红星影院、靖宇影院。文昌街一带没有去过，因而不知道文昌街与文府街附近有个125中，也不知道125中的教学楼是原来的文昌小学。 知道125中，是1968年那个冬天。 当时，大批在校的初高中学生已经一批批下乡到北大荒的兵团或者农场。我当时患肺结核病已十年了，身体不好，咳嗽，有时带血。1964年由省公安厅政治处下派到绥棱县任常务副县长兼公安局长的父亲1966年在砸烂公检法的呼声中被打倒，关押。母亲没有工作，家中我又是唯一的长子。在17中上初二的大妹为留下我照顾妈妈和小妹，毅然替我报名，随我在13中的同学们下乡去了虎林县兵团4师36团。我虽然被推荐上了13中新高中，但只去了几天，而且一天文化课也没有学，不久就闲赋在家。 1968年11月大妹刚下乡不久，12月，家中突然来了几个身份不明的造反派，勒令我们立刻搬迁，说是“走资派的家属影响新生的省革命委员会”的安全。在大民主、大混乱，法制丧失的年代，没有公平可言，没有地方去讲理。只能按期搬迁。此时无法通知在外县被关押的父亲和已经下乡的大妹，只得由母亲和我及上小学的小妹承担。小妹曾与造反派大闹，差点被抓起来。后来得知，我家和另外两家的房屋被南岗区委和电表厂的造反派看中，我至今记得强占我家的造反派刘某的姓和名。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利，强迁、强占了我们的房屋。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身为省公安厅和外县公安局长的家属怎么也不会落到被撵走的下场。 往哪儿般？造反派指定两处住房。一处在洁净街姑子庙旁边的一处草房，里面刚吊死一个老头；一处在发电厂文化街与民生路交口的一处苏式板夹泥平房，小屋不大，仅有12平方米。没有厕所和厨房，连自来水都没有，木制地板，倒也干净。回家与妈妈、小妹商量，我们一致决定不去洁净街的草房，去文化街的平房。 1968年12月，下雪的一天，造反派派一辆卡车装上我家全部家当：父亲从省公安厅租来的两张旧木床、一张办公桌、一对木箱、两把办公椅（每月扣父亲的工资）和一个妈妈花8元钱买的薄薄的木板立柜，加上一些锅碗瓢盆。 妈妈一进文化街的小屋就坐在地板上哭了。我知道，哭也没用。每人会同情你，理睬你。那个年代，只得认了。日子还得过。 几件旧家具把屋子塞得满满的，在门口用几块砖搭个炉子，摆个水桶，开火做饭了，经常吃的是挂面。 新家离李范五花园不远，出门必经过125中（文昌校）。但我走过，路过，一次也没进过125中。也没想到，几年后，我会从师专毕业分配到125中这里当教师，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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