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前语 76年前的今天，毛主席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上发表了讲话。1943年10月19日在延安《解放日报》正式发表，1953年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在于解决文艺发展道路上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歌颂和暴露的问题等。讲话对上述问题一一作了剖析，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明确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强调文艺工作者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熟悉工农兵，转变立足点，为革命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讲话总结了五四以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发展了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标志着新文学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文艺新时期的开始。许多作家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在塑造工农兵形象和反映伟大的革命斗争方面获得了新成就，在文学的民族化、群众化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出现了赵树理的《白毛女》等优秀作品，在反映现实的深度、广度与多样化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76周年，转发此文。
（1702）贺敬之忆谈《白毛女》
作者 蒋姝 原载2015年12月20日新浪博客
2015年，一个让全体中国人心潮激荡的年份。70年前，日本投降，中国人民终于结束了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在这个纪念抗战70周年刚刚告一段落的时刻，我们还不能忘记另一件大事，那就是70年前，歌剧《白毛女》的横空出世。 《白毛女》的诞生，适逢中国人民历经八年苦难的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夜，也是正当几千年来在封建剥削压榨下痛苦呻吟的中国广大农民要求翻身解放的斗争提上日程之时，所以中央领导当时就指出，《白毛女》的演出“走在了时间的前面！”
《白毛女》缘起 歌剧《白毛女》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的产物，准确地说是《讲话》后的第一个歌剧“婴儿”。1944年的一天，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收到了《晋察冀日报》记者林曼托人带给他请他审阅的一篇关于“白毛女”的小说稿： 1940年，在河北北部一个小山村，村干部和村民都很迷信，说曾在奶奶庙看到“白毛仙姑”，要他们每月初一、十五上供。长久以来，村民谨命遵行，而且确实是头天晚上的供上去后，第二天一早就没有了。有一天村民疏忽了，便听见从阴暗的神坛后面发出尖锐的怪叫：“你们……不敬奉仙姑……小心有大灾大难……”有一天开村民大会赶上十五，村民更是因去上供而不到会场。 区干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于是带人夜里到庙里捉“鬼”，终于逮住了这个“白毛仙姑”。后经审问，才知道“白毛仙姑”原来是一个贫苦人家的女儿，被村中的恶霸地主以讨债为名逼死父亲，抢掠回家。后来地主要续娶新人，又想设计害死她。她设法逃到深山，一住多年，不仅在阴暗的山洞里生下一个孩子，还因缺盐少吃，全身毛发变白。 周扬读后，认为这个故事既富于传奇性，又具有新旧社会对比的深刻社会意义，很适合写成歌剧，随即把这一材料推荐给戏剧系负责人张庚。张庚读后又交给贺敬之、丁毅，大家都被这个故事深深地感动了，一致认为这个故事是一个极好的歌剧题材，既有现实的积极意义，又包含着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浪漫主义色彩。因此，当外界都在传说这是一个迷信故事时，鲁艺反而把它作为一个“破除迷信”的故事来重新处理。他们决定紧紧抓住“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全新的主题，重新加工提炼。 开始的时候，歌剧《白毛女》的执笔人是邵子南、贺敬之，丁毅则继续创作他之前与贺敬之合作的《红鞋女妖精》。邵子南执笔的《白毛女》配曲大多直接采用了秦腔、眉户，表演更多地采用了戏曲的身段和程式。几场戏出来后，在鲁艺礼堂试排。当时请了周扬审查，戏剧、音乐系的师生也去观看。但演出结束后大家一致认为，此稿不适合舞台演出，故事情节的安排及人物关系都有许多可以商讨的地方，而且按照这条路走下去不是在创造民族新歌剧，而是被旧的民间戏曲形式束缚住了。所以最后决定，重新结构，另起炉灶。 周扬当时的意见是，“必须创造能够反映新的时代，新的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悟精神面貌的新艺术，而不是单纯模仿或搬用旧的东西。”这些意见提出来后，邵子南不能接受，因此自行宣布退出《白毛女》创作，并带走了他执笔的那一部分剧稿和全部有关的文字资料（摘自李刚《歌剧〈白毛女〉在延安进行创作的情况》）。 《白毛女》剧组是在第一幕写完后成立的，确定了编剧贺敬之、丁毅，作曲马可、张鲁、瞿维、向隅（兼指挥），导演王滨、王大化、张水华（后张水华调出，由舒强任导演）；舞台装置许珂；演员林白、王昆饰喜儿，张守维饰杨白劳，赵起扬饰赵大叔，邸力饰王大婶，韩冰饰张二婶，张成中饰王大春，陈强饰黄世仁，李波饰黄母，王家乙饰穆仁智。剧组还建立了党支部，田方任书记，丁毅任组织委员，贺敬之任宣传委员。在张庚的统一领导下，发挥集体智慧，形成一个精干的创作集体。
21岁的年轻诗人挑起重担 音乐家、艺术评论家李刚在长文《歌剧〈白毛女〉在延安进行创作的情况》中提到，剧组确定后，负责抓剧本写作的王滨召集贺敬之、丁毅共同研究剧本的总体结构、情节安排、人物设置，以及进行创作的具体办法。贺敬之因为参加了前一段的创作，所以已经有了一个较为详细的构思，他的构思赢得了王滨及丁毅的基本认同，因而在他这一构思的基础上，经过再次讨论研究，确定了全剧的框架，商定了创作思路。 为了保证剧本写作风格的统一，放弃了一人几场分头写作的办法，统一由贺敬之执笔。那时候，贺敬之在每写一幕前，都要向王滨及丁毅提出他的设想，包括情节设置、出场人物、矛盾冲突直到戏剧细节，最后三人充分讨论、研究、修订、补充之后，由贺敬之完成初稿。每场戏的初稿出来后，再共同讨论、润色，定稿后交由张庚审阅，通过了就印发给有关人员。 91岁的贺敬之在家中书房
那一年，贺敬之才刚刚21岁。他深知这个执笔任务的艰巨和重要。周扬、张庚期待着，全体演职人员期待着，还有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也在期待着。 贺敬之说，当时他一方面觉得自己写作能力欠缺，另一方面对于故事流传地的生活也不够熟悉，特别是要把它写成一部歌剧，在形式与技术上的确还是有很高的要求。 于是，他找了许多对该地生活熟悉的同志请教，又尽量回忆自己过去的农村生活经历，在讨论故事情节时也请更多的同志参加提意见。由于准备充分，他的写作过程非常顺利。尤其是第一幕，他几乎是一边流泪一边写。那雪花纷飞的乡村之夜，财主的逼债，父亲的去世等等清晰地旋转在他的那盏麻油灯前，创作的激情也犹如天河决堤，狂涌不绝。
北风（那个）吹 雪花（那个）飘 雪花（那个）飘飘 年来到 爹出门去躲账 整七（那个）天 三十（那个）晚上 还没回还 《白毛女》第一场《乡村的夜》里，贺敬之大量而集中地使用了雪花，所有人物的出场都与雪花连在一起。杨白劳是“十里风雪一片白，躲账七天回家来”；赵大叔是“大风大雪吹得紧，十家灯火九不明。”杨白劳走上绝路时，更是“这么大的风雪往哪里走？怀揣着文书杀人刀，杀了自己的亲骨肉……”雪花在作者笔下，已经变成一种情绪，时而飞扬，时而哭泣，时而激昂，时而舒缓，与人的心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把“喜儿”的悲情命运也推到这场大雪里。 贺敬之对“喜儿”的感情，是阶级兄妹的感情，是骨肉姐弟的感情。创作过程中，他已经不由自主，深深地融入笔下人物的心灵，跟着他们喜，伴着他们怒，陪着他们落泪，哭泣。 一度时期，他忘记了自己。 贺敬之在日夜执笔写作，丁毅就给他刻蜡版，贺敬之写完，丁毅的蜡版也就刻完了。丁毅的手很巧，不仅会刻蜡版，竟然还在这样忙碌的间隙为贺敬之做成一条裤子。两人的友谊，也因这部歌剧而不断升温。 《白毛女》剧稿完成后，再次在鲁艺礼堂进行了彩排。当地农民看了，哭成一片，特别是看到第三幕“喜儿”被黄家迫害威逼最后无奈逃往深山时，台上台下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满场都是哭声。 尽管很受欢迎，剧组还是不断征求意见。每次排演中，都要吸收导演与演员的意见；每次总排时，还要请专家与观众继续提出修改意见。当时，老百姓和学校的勤务员、炊事员都是剧组征求意见的对象。当写最后一幕“新社会”的时候，还请了在晋察冀基层政权工作的同志专程来指教，力求让剧本生活化。起初的结尾是“喜儿”被救出山洞，然后送大春参军。周扬与何其芳提出结尾不好，太轻了，压不住台，必须要加一场群情激愤的斗争会。 全身心投入到这部戏中的贺敬之，此时已经累垮了，他提出让丁毅改写最后一场。 最后一场完成后，全校看彩排。反应自然非常强烈，没想到还出现了尖锐的批评。有人指出《白毛女》在艺术上是失败的，是“三个不统一”，即主题不统一，人物不统一，形式不统一；还有人说，这个戏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利，因为当时是抗战时期，地主还是团结的对象，剧中把地主这样描写，出了地主的丑，会起到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 贺敬之听了，立即找张庚，张庚又迅速找周扬。然而周扬说，“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不要太紧张。马克思说过，要有艺术家的勇气！意见对的可以接受、研究、修改，不对的也可以参考嘛。总之，一定要鼓励，我今天就是来鼓励的！”他最后又说，“给‘七大’演出是已经定了的，改一改就是了！” 周扬简短的一番话，给了大家吃了定心丸。 身体刚刚有了好转的贺敬之听了周扬的话，立即按照最后的意见，进行进一步修改。 在之后的演出当中，《白毛女》也是不断吸收来自各方的批评意见。贺敬之说，那时候坐在观众中看戏，散戏后夹在观众中听他们谈话，是收集意见最好的办法。有时候，他们也直接找观众进行咨询。 从《白毛女》演出头一天起，他们就相继不断地收到各方观众的信件，其中还有《解放日报》转给他们参考的批评文字，总计有40余件，约15万字。这些文章信件的作者大多不是专家学者，而是自称“外行”的人。 正是有了这些宝贵的意见，正是由于主创人员始终抱着一颗虚心接纳的心，《白毛女》才会一天比一天成熟。 创作过程中，贺敬之通宵达旦，感情上更是大喜大悲。期间还跟随以艾青为团长的华北文化团由延安到张家口徒步数千里急行军。在张家口演出《白毛女》以后，又独自一人再次大动笔墨进行修改。然后又主动要求深入生活，与战士们同吃同住同行军同作战…… 体力加脑力的辛苦，终于使贺敬之积劳成疾。有一天在沧州大名城的城墙上，贺敬之一下子栽倒，大口吐血。在当地初步诊断后迅速送到医院，经诊断，结果是：两侧浸润性肺结核。此病折磨了他多年。
《白毛女》传遍祖国大地
1945年4月28日，也就是中共七大召开的前一天，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的五幕歌剧《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为大会做了献礼演出。 那时候，贺敬之的工作是司幕员，也就是在舞台上负责拉大幕，同时听取群众意见。演出过程中，他专注地盯着台下观众，看大家的表情与反映。他回忆，当时的场面很热烈。他还特别注意观察了毛泽东的表情，别人鼓掌、流泪、欢呼，毛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也看不出脸上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是神情很专注。但演到最后一场，当“喜儿”唱出“想不到今天太阳底下把冤伸”时，毛泽东的眼里闪烁起晶莹的泪花。 贺老回忆，第一场演出时，没有在台上正式宣布枪毙黄世仁，但观众十分不满意。其实在正式公演之前，学校师生对这个结果就很有意见，以致于贺敬之去食堂打饭时，打菜的炊事员都说：“告诉你啊，黄世仁不枪毙，我就不能够多给你菜。” 贺敬之说，当时他们大多数人并没有太在意这样的意见，有人提出应该以德报怨，也有人提出，给黄世仁开群众斗争会这样的结尾，已经可以达到教育的目的了。但是公演时大家都强烈反对，所以第二天再演时就加上了。他记得快结束时，挤坐在剧场窗户台上的一位观众突然大声地叫了一声“好！”第二天早晨，田方喊贺敬之外出散步，他们出来一看，迎面搂着腰搭着肩嘻嘻哈哈过来两个人。 经田方介绍，才知道分别是陈锡联与陈赓二位将军。陈赓将军对贺敬之说，“昨晚在窗户台上叫好的就是我！”他直夸这个戏改得好，并让贺敬之他们赶紧把剧本给他一份，好到前方去演。贺敬之当时说他们还要多方听取意见，继续修改。陈赓一摆手说，不用了，已经很好了，这个戏还能演二十年！ 陈赓将军没有想到，整整70年过去之后，他当年喜爱的《白毛女》还在上演，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们，用心表演，倾情接力，把这部经典的大戏传承下来。 给中共“七大”演出之后，田方还给剧组传达了中央书记处的意见，“艺术上是成功的，是适时的。”又说，“少奇同志看了后，特别强调戏中没有给黄世仁判死刑，认为是右倾投降主义的。黄世仁罪恶很大，应该枪毙，不枪毙是不足以平民愤的。” 饰演“喜儿”的王昆后来回忆说，全剧演完后，周恩来、邓颖超、刘澜涛、罗瑞卿等领导和许多代表都涌到化妆间去看望演员。 扮演“黄世仁”的陈强回忆说，“演出完了我们正在卸妆，周恩来副主席找到我们，在舞台后门那里说：‘你们这个戏非常非常成功，走在了时间的前面！’当时我们还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后来少奇同志在大会上发言，说民族矛盾的地位将会下降，阶级矛盾要上升，我们才懂得周副主席说的意思。所以《白毛女》是个划时代的作品。” “黄世仁”要枪毙，还必须有一个宣布的人，记得当时“七大”代表、晋察冀公安局局长李波司令员找到演出组说：“枪毙的事，交给我，我给你们出布告。” 在延安，《白毛女》前后共演出30多场，有的人连看数次。还有远道从安塞、甘泉赶来的。演员们走在街上也常常被人认出来，“这是白毛女！”“这是杨白劳！”有时候，孩子们会围上来，调皮地指着演员说，“狗腿子穆仁智来了！”“黄世仁，大坏蛋！” 著名达斡尔族文艺理论家孟和博彥回忆起内蒙的少数民族青年在1945年冬天在张家口庆丰剧院第一次看《白毛女》的情景：“当时全场都哭了。我们这些刚入军大的少数民族青年都非常惊讶，八路军中还有这样好的艺术！崭新的艺术！”他们评说，《白毛女》剧中没有什么政治口号，也没有什么配合形势的感觉，完全是艺术，全新的艺术。从始至终吸引人的，就是“喜儿”的命运。 《白毛女》很快被全国各个剧团，各个部队，各个地方，甚至各个学校拿去，那时候，可以说走到哪里都能看到《白毛女》，话剧、戏剧、舞剧、歌剧，形式不一而足，但不变的都是那个牵动着无数人心的“喜儿”。 人们不断听说，哪里的观众起身挥杖，要打“黄世仁”；又听说，哪里的士兵愤怒地拔枪，要射杀“黄世仁”；当杨白劳要喝卤水时，已经看过戏的观众忍不住大喊：别喝，别喝！演出进行中，无法压制怒火的观众起身一遍遍高呼：“打倒黄世仁！”“为喜儿报仇！” 许多青年人，为此扛起枪，参了军；一些作家、导演，投笔从戎。《白毛女》让全国人民一下子醒悟了，什么是阶级压迫，什么是阶级剥削。 那个年代，《白毛女》犹如一场及时雨，灌溉了大片大片干裂的土地！ 《白毛女》的旋风，没有刀，没有剑，没有枪炮子弹。但是，她所燃起的火焰使刀刃发烫，使剑光发红，使枪炮子弹瞪起通红的眼睛。在中国，没有哪一部歌剧像《白毛女》一样，在中国的大地上疯狂蔓延。《白毛女》的风暴，旋转着雪花与眼泪，迅速席卷了大江南北。 作家贾漫在《诗人贺敬之》中写过，解放后，二十兵团演出《白毛女》，一开幕，礼堂里立刻鸦雀无声。同学们大多数都哭了，就连地主出身的同学也哭了，同学们回校后整整谈论了一个晚上。 之后，如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参加了革命工作。大军南下，势如破竹；挺进西北，势不可挡。解放军进军到哪里，《白毛女》就演出到哪里。如果说某些指挥员、某些战士只是参加了某些战役，《白毛女》则跟随解放大军参加了解放战争的各个战役；如果说某大兵团、某大兵种曾经占领了某些城市某些地区，《白毛女》则在解放大军的战旗下占领了各个城市和各个解放区亿万人民的心。 由此他发出感慨：从1945年《白毛女》诞生起，到解放后的土地改革运动，哪一个兵种，哪一个野战军，哪一个兵团的新文艺团体，从中央到地方，哪一个专业文工团没有演出过《白毛女》？辽沈战役前后，平津战役前后，淮海战役前后，哪一个城市没有演出过《白毛女》？哪一个部队没有看过《白毛女》？在三大战役之外，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新歌剧，不正是一次伟大而特殊的战役吗？ 1950年,《白毛女》被拍成电影。两年之后,周恩来把这部电影的拷贝作为礼物,赠送给战后第一批来访中国的日本国会议员。1955年,日本松山芭蕾舞剧团就把这个作品改编成芭蕾舞剧在国内公演,从此,《白毛女》名扬海外，先后赴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民主德国等9个社会主义国家乃至奥地利演出，巡回152个城市，演出437场，观众达242万人次。 德国观众说，“《白毛女》的演出表现了现代中国青年的戏剧艺术的高度水平，它的美丽的音乐以及演员成熟的演技，使说各种语言的都能懂得它的意义”； 罗马尼亚布加勒特国家剧院院长在《极其优秀的中国人民的艺术》一文中讲，“《白毛女》是一个民族性的作品，它反映出中国人民长期的斗争，她的遭遇和她从帝国主义封建奴役下解放出来的过程。你绝不会忘记那老农奴所唱的感人肺腑的主要曲调。 世界和平理事之一的拉裴德说，“我参加和平运动两三年来，对中国人民的伟大是早了解的，但那仅是书本上看到的，从中国代表的报告中听到的，这次从舞台上看到了《白毛女》，才更生动深刻地看出中国人民的不可战胜的力量，中国人民是保卫和平的真正支柱。” 奥地利《人民之音》说，“《白毛女》的音乐是从中国古老的民间艺术的泉源中创造出来的，并且发展和应用了欧洲近代音乐的技术。中国作曲家除继承了自己的传统，还以惊人的速度采纳着欧洲大师的工具。” 上个世纪50年代初，苏联莫斯科瓦赫坦戈夫剧院曾演出了话剧《白毛女》；捷克的布拉格军人话剧院把《白毛女》改编成话剧演出；1958年，日本松山芭蕾舞剧团由著名导演士方与志导演、松山树子主演的芭蕾舞剧《白毛女》来华首演，扮演喜儿的松山树子说，“白毛女与日本农民有本质上的联系，我确信《白毛女》中所写的对旧社会的憎恨不单是中国人民的憎恨，同时也是日本人民的憎恨，全世界人民的憎恨。” 重演歌剧《白毛女》的现实意义 70年后的今天，由文化部主抓的歌剧《白毛女》又在中国歌剧舞剧院重排演出。贺敬之说他只是个剧作者，演出单位特别是导演当然可以做二次创作，但不能太偏离原剧的宗旨。 他说，对现在的青年人来说，没有经过旧社会，也不了解党的历史，会相信社会上散布的一种错误舆论，那就是为什么喜儿不能嫁给黄世仁？黄世仁是债权人，杨白劳是债务人，欠账还钱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 有些人甚至公开批判《白毛女》是极左路线的产物，是替共产党做宣传，是有党派偏见的。但是回顾历史，这些说法能站得住脚吗？所以不管是谁新排这部剧，除了考虑艺术效果，还必须搞清楚旧社会是怎么回事，阶级剥削、政治压迫是怎么回事。《白毛女》中的现象，难道今天就不存在了吗？现在的社会上，有“喜儿”一样遭遇的人难道完全没有了吗？ 他说，有的剧团排戏把批斗的戏删除，其实是不对的。人民要翻身，要解放，开公审会，这个过去有，现在不是也有吗？只是形式不同而已。重要的是，历史不能忘记，《白毛女》的意义不能抹煞。
2015年新版歌剧《白毛女》 虽然在今天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虽然阶级斗争不占主要矛盾了，但阶级依然存在。过去阶级斗争占主要矛盾的时候，那就是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如果不推倒三座大山，社会怎么发展？所以《白毛女》还承担着教育的责任，因为这种认识在今天一定不能淡漠。在贺老眼里，重排这部歌剧后，他不是单纯去看一部戏，听一听中国的歌剧，主要还在于铭记一段历史。 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翟泰丰曾说过，“复排歌剧《白毛女》的艺术家们，一定要先下功夫读懂中国，读懂中国的昨天，读懂中国的今天，思考中国的明天，用艺术力量唤起民族奋争精神。不懂昨天的人们很难懂得今天，不读懂昨天的农民，就很难读懂昨天的土豪劣绅，不读懂昨天的土豪劣绅，就很难读懂民族、民主革命历史，不懂得黄世仁，就很难懂得白毛女、杨白劳，不懂什么是昨天的‘鬼门关’，就很难懂今天债权、债务的市场关系与昨天剥削与被剥削内在的对立关系，不懂喜儿‘扎红头绳’的天真喜悦，就不懂得现代生活中某些年轻人所谓‘喜儿应该嫁给黄世仁享清福’的无知及其灵魂之丑陋与肮脏。” 贺敬之在浙江教育出版社最新出版的《白毛女》上为作者签名 贺敬之那一代卓越的艺术家们，可以说是用全部的心血与情感创作出《白毛女》的。然而今天，已经91岁高龄的贺敬之坐在沙发里一边娓娓说起《白毛女》的往事，一边却忍不住忧伤地叹息，当初第一代《白毛女》的主创人员，包括导演、编剧、舞美、作曲、演员，现在就剩下他一个人了。 那些为第一版歌剧《白毛女》做出巨大贡献的艺术家，先后离开了我们，然而他们的名字，至今仍然闪耀在历史深处，铭记在我们心间。
部分评论摘选（作者略去）
中国文艺史上的经典！
一鸣惊天地，往來皆鸿儒。小虎识君颜，三生有幸福。
向老一代艺术家致敬，向博主敬礼，欣赏佳作高品位的解读，感人肺腑。
认真地，一字不漏读完了，《白毛女》一个时代的经典艺术它曾伴随着一代人，让一代人提起《白毛女》而不忘，并流出泪花。
今天再看《白毛女》让国人读懂中国的昨天，读懂中国的今天，读懂民族、民主革命历史，《白毛女》有着深刻历史和现实的意义，这正是时代需要的正能量！
一部经典之作，影响了几代人。
歌剧《白毛女》是一个划时代的精品力作！
珍贵的史料!白毛女深入民心.1950年我也曾演过白毛女中的喜儿,如今记忆犹新! 经典总是令人难忘的。
一个作品这样的创作过程让现在的许多写作者不知作何感想，浮躁之风何时休。向经典致敬！
七十年代在乡下时，看得最多的还是文革期间的样板戏《白毛女》，那时从这村赶到那村看露天电影。如今想起来，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但经典的作品依然历历在目。
真正的经典。
过耳不忘
经由蒋殊这么一说，对《白毛女》从此知根知底。文以载道......一部好的文艺作品能够超越地域，《五朵金花》让人永远记得云南的蝴蝶泉。一部好的文艺作品还能跨越历史，《白毛女》刻下一个难忘时代的印痕。一部好的文艺作品还能触动心灵，让我们远隔千山万水记住一位叫蒋殊的女子...... 写得好，材料很厚实。
是一个划时代的作品。
绝对的正能量，赞。
贺老以及所有演职人员功不可没。
70年后的今天，由文化部主抓的歌剧《白毛女》又在中国歌剧舞剧院重排演出。能否傳承、能否教育？給人們提出了新的課題！
《白毛女》，经典之作！一代传一代！
今晚看的新闻联播，如今已是第四代白毛女了，历史的传承，理所当然的落在了她们肩上。
经典的艺术作品人们是不会忘记的，毛时代留下的经典艺术作品比现在的任何作品都让人记忆深刻！
名作传千古！
经典巨作《白毛女》，后世不忘。
震撼、影响几代中国人的红色经典！
诗的本质是发现文字后面的蕴藉和实物真相的审美意义。读朋友的新诗给我这样的思考。
一定要先下功夫读懂中国，读懂中国的昨天，读懂中国的今天，思考中国的明天，用艺术力量唤起民族奋争精神。不懂昨天的人们很难懂得今天，不读懂昨天的农民，就很难读懂昨天的土豪劣绅，不读懂昨天的土豪劣绅，就很难读懂民族、民主革命历史，不懂得黄世仁，就很难懂得白毛女、杨白劳，不懂什么是昨天的‘鬼门关’，就很难懂今天债权、债务的市场关系与昨天剥削与被剥削内在的对立关系，不懂喜儿‘扎红头绳’的天真喜悦，就不懂得现代生活中某些年轻人所谓‘喜儿应该嫁给黄世仁享清福’的无知及其灵魂之丑陋与肮脏。”
对白毛女有着特殊的记忆，感受很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