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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27日，是父亲离开我们的第十个年头。父亲是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一生平凡而朴实。从小跟我爷爷在家种地，后来农村开展合作化运动，成立了高级社、人民公社，父亲成了一名社员。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征用土地，父亲进厂当了一名工人，直至退休。父亲平时话不多，但干工作却不含糊，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还享受过一次劳模到莫干山疗休养呢。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十六岁那年，我就离家住校读书，后来又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三次送行印象最深，至今难以忘怀。
送我上高中 1963年7月，我初中毕业考上了上海交大附中，这是一所寄宿制的市级重点中学。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父亲高兴得像孩子一样，遇人就说“考上了！考上了……”因为当时在我们宅上（唐家宅）能考上市重点中学的，真是屈指可数。父亲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希望子女都能够读点书，上大学，将来有出息。 因为要住宿，家里忙着准备日常用品。那时国家刚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各方面物资相当短缺，日用品都要凭票供应。忙乎了好几天，好不容易凑齐住校用的物品，开学报到的日子到了。交大附中位于上海的东北角，在宝山一个叫高境庙的地方；而我家在徐家汇附近，恰是上海的西南角。从家到学校几乎要穿越整个市中心，乘两部公交车才能到达，父亲决定送我去上学。 报到那天，父亲挑着一副担子，一头是被褥等行李，另一头是网线袋，里面装有脸盆、暖瓶和洗漱用具等。我背着书包，跟在父亲后面，走在弄堂的小路上，人们都投来了羡慕的目光。走了10来分钟，我们来到徐家汇市百六店对面的15路无轨电车车站。这里是起点站，我们排了一会儿队，电车来了，我和父亲都坐上了座位。电车行驶了大约40多分钟到达了终点站——上海火车站（北站）。我们下车后，穿过火车站广场，来到鸿兴路上的公交51路车站。这里也是起点，我们买了一角五分钱的车票，乘车一路向北。这一路父亲没说什么话，一直默默地坐着。而我还沉浸在考取重点中学的喜悦之中，不时地看着窗外的风景。高镜庙站到了，我们下了车，步行约10分钟就到了学校。父亲帮我交完了学费，办完了报到手续，又到宿舍给我铺褥子、挂蚊帐……一切安排妥当，父亲要回去了。我陪父亲走到了校门口，父亲跟我说，回去吧，自己要好好读书，和同学们相处好，星期天放假就回家来。短短的几句话后，父亲就转身向车站走去。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挥挥手示意我回去。我望着父亲的背影，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惆怅，眼泪止不住涌出了眼眶。当时我还未满16岁，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父亲，离开家过集体生活，心里空荡荡的，复杂的心情难以言表。
送我去下乡 转眼三年高中读完了。正当我们全力以赴迎接高考时，“文革”爆发了，学校里、社会上都乱了起来。看到这种形势，我干脆回家当起了逍遥派。后来，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情况才渐渐好转。到了1968年初，我们面临毕业分配。当时的分配政策叫做“四个面向”，即“面向边疆、面向工矿、面向农村、面向基层”。我想报名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但父亲不同意，想让我留在他所在的生产队。经过打听，队上说政策不允许，不能回乡务农。当时，我和妹妹都面临毕业分配，我妹妹是六七届初中毕业生。按照政策规定，两人中必须有一个要去外地农村务农。我想，我是老大，还是我去外地，让妹妹留在上海。 父亲见我执意要去黑龙江务农，也不再说什么了。到了迁户口那天，父亲郑重跟我说，爸爸支持你！我到学校办了迁户手续（因为住校，户口在学校），领了兵团发的绿军装和军大衣。邻居们知道后，有的觉得挺可惜，也有的说风凉话，说什么读书好有什么用，不照样去当农民。父亲听后跟我说，知识总是有用的，你们这批人国家还是会派用场的。我是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出发那天是8月11日。由于我们是上海第一批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市革委很重视，让我们都穿上新发的绿军装，戴着毛主席像章，在虹口体育场集中开誓师大会，然后分别乘大巴士到市中心兜了一圈，再到上海火车站（北站）。站台上人山人海，人声鼎沸，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挤满了送行的亲人。父亲也挤在人群之中，见我到了，把我拉到一旁说，“拿着，到时候能应应急”，说着往我上衣口袋里塞进一沓钱。我估摸了一下，大概是10张一元的纸币。当时父亲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40元，要养活全家6口人，这是他攒了多久才能攒到的啊！ “呜！呜！呜！”火车鸣笛三声，示意列车即将启动。这时站台上、车厢里响起了一片哭声。毕竟是亲人离别，且这一去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父亲叮嘱我说，无论做什么，都要好好干；出门在外，要当心冷暖；到了那里，及时回信，免得家里牵挂。我使劲地点了点头。“呜……”又一声长鸣，列车启动了。我使劲挤到车窗前，与父亲挥手告别，“到了那里，就来信”，父亲喃喃地说着。列车越开越快，直到开出了车站，我看到父亲还站在那里，耳边一直响着父亲的叮咛……
送我回农场 时光到了1975年，我已下乡七年，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那年国庆节我和未婚妻一起回上海结婚。那时的婚礼很简单，在家里摆上几桌，请亲戚朋友吃一顿，就算结婚了。事后，我们忙着走亲访友、采购物品。相聚的日子总是短暂的，24天的假期很快就到假了。我们兵团组织纪律性很强，规定要按时返回连队。这次回农场与以往探亲回去不一样，因为成了家，带的行李也多了。除了被厨、箱子和自行车托运外，随身带的行李还有11件，主要是吃的穿的用的，还有结婚要派用场的喜糖喜烟等。为了把行李安放好，家里早早就找熟人托关系，联系好车站的工作人员，提前把随身行李送上列车。我们乘坐的是上海到三棵树（哈尔滨）的56次直达快车。这是上海滩上有名的三趟“强盗车”之一，经常有旅客为抢行李架而吵架，甚至发生肢体冲突。主要是这三趟车的目的地都是知青下乡集中的地区，知青每两年才能享受一次探亲假，总要带些吃的用的东西，有时还要帮老乡买上海产的糖果、衣服等，行李自然就多，行李架也就成了抢手货了。 返程的火车是晚上9点多钟的，我们早早地吃过晚饭，打算早点去车站。这些日子父亲很少说话，心情显得十分沉重。吃完饭我们坐上15路电车来到了北火车站，一路上父亲也没有话。我想，父亲一定是认为儿子在黑龙江结婚成家，以后再也回不来上海了。 到了车站，父亲和妹妹他们找到熟人提前进车站放行李。我和妻子来到候车大厅，只见里面黑压压的一片，全是候车的旅客。其中56次去三棵树的队伍最长，绕了好几圈。时光一分一秒地过去，离开车大概还有半个小时时，队伍就骚动起来，原来开始检票了。我们也起身随着人流慢慢走向检票口。进了站台，找到自己乘坐的车厢，父亲和妹妹他们已经在车上了，行李也已整齐地排放在行李架上。我们坐下以后，其他旅客也陆续进来了。我跟父亲说，没事了，你回去吧！父亲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一动也不动坐着，突然冒出一句说，我不走了！我听后吃了一惊。这是怎么啦？我想，一定是父亲舍不得我们走，舍不得自己的儿子跑到千里之外的黑龙江安家，舍不得……我跟父亲说，下乡7年都过来了，我会好好过日子的，你放心吧！父亲仍然没有下车的意思。这时喇叭里响起了播音员的声音：各位旅客，56次直快列车马上就要开车了，请送站的旅客抓紧时间下车……火车头也响起了汽笛声。我跟父亲说，下车吧，否则要来不及了。父亲这时才很不情愿地起身下车。我急忙打开车窗，挥手请父亲回去，父亲站在车窗前，呆呆地看着我们。“呜、呜、呜”，列车缓缓启动了。我探出半个身子，不停地挥手，看到父亲苍老的脸上淌着泪水。直到列车驶离了车站，我看见父亲仍然站在那里，望着列车呼啸远去…… 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我有幸考上大学，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1991年11月，我调回上海工作。在父亲下半生的日子里，我努力地弥补曾经失去的一切，尽一个儿子应有的孝心，以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 （2018.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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