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宝泉岭老顽童 于 2020-2-26 10:00 编辑
知青年代的舂夏秋冬 敬一丹 1972年夏，在哈尔滨道外码头，妈妈爸爸把我送上船。解缆绳， 撤跳板，船开了，岸上的妈妈变得越来越小，变成一个小小的白点， 直到看不见了。松花江水缓缓流着，我转过头，看着前方清河的方向。 我走向了知青年代。 从1972年至1976年冬，我在小兴安岭的清河林区度过了我的知青时代。那四年半的经历影响了我的一生。冬天里的小白桦，春天里的红松苗，夏天里的林间雨，秋天里的榛子棵。那林间四季，是我知青年代记忆的背景。 春 在林区，春天来了，植树造林开始了。70年代，林区已经是边砍树边植树。春季植树，那是场真正的大会战，职工家属男女老少带上林区专业造林用的“郭式锹”，从苗圃运来落叶松、红松树苗，热热闹闹去植树。 山坡上，雪融化了，草刚吐绿，林子里那特有的春天味儿，让我有些眩晕。在别的地方，别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闻过那种草木萌发的味道，我很享受那种感觉。 我白天到山上植树，早晚在广播站广播。在新胜林场的高音喇叭里，传出我的声音：“今天一工段栽树……亩，二工段栽树……亩。”我在广播里字正腔圆地说出了这样的话“青山常在，永续利用。” 听说，这句话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如果这样的理念得到有效落实，森林资源的危机还会延缓一些。后来，我们林场改叫“森林经营所”了，以营林为主了。我经常广播的内容是：改造次生林、营林什么的。 春天，没有什么菜，去年冬储的菜吃没了，今年的菜籽刚种下去，青黄不接。好在有大豆。上顿豆腐汤、下顿豆子汤，也能对付。年轻的厨子也不发豆芽，不知是不会，还是没耐心等着豆芽发出来。菜园里，一点绿色也没有。 春天，山上达子香花开了，片片浪漫，让人眼前一 亮。几个男知青从山上挖了一棵达紫香，栽到林场院子里，我们天天看着它，期待它能在身边烂漫，可是.它没能活下来，也许，它就喜欢山上林间，那是适宜它的清爽之地。 夏 夏天的林子好美！乔木、灌木、草、花，一层一层，各有各的美。然而走进林子，并不是看起来那么美，林子里的蚊子小咬让人望而却步，经常有姑娘们被蚊子小咬折磨得急急歪歪，甚至掉眼泪。进林子干活儿，得全副武装，长衣长裤防蚊帽，梧得严严实实。 在密密的草丛里，潜藏着好多危险，草爬子，会传播森林脑炎，毛毛虫，让人不寒而栗，没准儿，还会遇到蛇。有一次，在女宿舍的大炕上，竟出现一条蛇，引来满屋一阵尖叫。一个男生进来，拎起蛇的尾巴，在又一阵尖叫声里，把蛇拎出去了。那以后，我每次上炕，都仔细看看，被子边有没有藏着蛇, 在河东青年点，我们种菜、种黄豆，夏锄时，望着长长的垄沟发愁，什么吋候到头啊！不管出多少汗，沾多少泥土，回到宿舍每人只分到大半盆热水，从头到脚，都是它了。谁要是洗头，得特别打招呼，多要点儿热水。 夏夜里，电影队来了，那就是节日。空场上挂起银幕，孩子大人早早摆上小板凳。记得那一次，放映电影《春苗》，真好啊！那时，电影少，彩色的电影更少，它赏心悦目，给我们苍白的精神生活带来绚烂的色彩。银幕上，李秀明在竹林里走来，阳光照着她青春的身影，我好像看到另一个世界。男主角达式常不同于以往的银幕英雄，他不像王成，不像李向阳，不像杨子荣，他那温文尔雅的文人气质吸引着我。看完电影，大家都在谈李秀明，而我心里暗喑喜欢的其实是达式常，我不好意思对别人说，生怕别人看出来。看完电影在返回青年点的路上，河水波光粼粼，萤火虫在眼前飞来飞去，一闪一闪，我有些恍惚，半梦半醒，真不愿从电影里出来。以后的日子， 再没有这样诗意的夜晚。 在万物茂盛的夏天，我的心却有些荒凉，因为没有书读。在深山老林里，我常常怀念黑龙江省图书馆的书库。那是下乡之前的几个月，我和同学在书库帮助整理图书，干完活儿，可以把那些“文化大革命”后一直封存的书带冋家去看。这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安娜卡列妮娜》《简爱》《红与黑》……那些“禁书”上落满灰尘，我们如获至宝。在书库里，我好像站在大海边，摸到了海的边缘。遗憾的是，不久，我下乡了，再没有那书库，再没有书读了。林场里，有一个老高中毕业生，他有一本很旧的《唐诗一百首》，我千恩万谢借来，一首一首抄，他催着：看完了吧？还我吧！ 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报纸在林区成了 “抱”纸，积压好多天的报纸，集中送来，一抱一抱的。不管报纸怎样旧，对深山老林来说，也是新消息：不管内容是什么，那毕竟是文字。我每次看到报纸，都急不可耐想看。有时没电了，我就从青年点的柴油桶里“偷”一点油，放在玻璃瓶里，再用旧鞋带做一个灯捻儿，点起这样的油灯， 如饥似渴扑到报纸上。那时的报纸，主题经常是“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那是在那种环境里我仅能看到的文字。第二天清早，同宿舍的人都笑我;对镜一看，鼻孔都是黑的，那柴油的黑烟伴着报纸上的荒唐内容都被我吸进去了。 秋 从一片浓绿，到渐渐出现浅黄、橙红，秋天的山，天天都在变。 我想到的词是：色彩缤纷、绚丽多姿。而林区老人儿说：看，五花山！ 我和伙伴们去五花山采榛子。榛棵儿在树林和草甸之间，我们拿着麻袋，采下一嘟噜一嘟噜榛子，包着棒子那层厚厚的叶子，我也不知叫什么，拿在手里，微微有点扎手，但令人愉快，那里面藏着饱满的榛子。采榛子时，心里想的是家人，总想着，多采点儿，晒干，干得哗啦啦响，过年时，把棒子带回家。一边釆，一边感慨，大自然真慷慨，不管有没有人来采，年年都这样恩赐给我们这么多山货。在山里，我们停不下来，贪婪地摘下榛子，有时还遇到蘑菇、小果什么的。直到麻袋沉得快背不动了，我们才下山。 秋雨，让人想家。下雨的日子，不出工，我常常在雨中给家里写信。那时，写信，是一种享受，一种寄托。外面的雨下着，我在枕头上铺上信纸，写信给姐姐，那是知青之间的交流。姐姐1968年去兵闭，我是从她的知青生活里成为“准知青”的。她的地址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黑龙江省密山铁字409信箱214分队。信写给父母时，我描述修路的艰难，爸爸回信：保尔也修过路。在修路时还遇到冬妮揶。我在信里告诉妈妈：“我试着独自住在广播站，早起广播方便。” 妈妈立即回信：“不要独自住，要回到大的集体宿舍！ ”妈妈命令的口气不容置疑，她心里对女儿有深深的担忧，她还在信里发布两个禁令：不能喝酒、不能谈恋爱。 深秋，色彩淡去，周围一片萧瑟。在寒风中走在清河的路上, 我看到，人群在聚集，他们好像是林业局的干部，有人手里拿着彩色纸的三角小旗，走近一看，那小旗上写着黑色的字：“粉碎四人帮！” 风吹着纸旗哗哗响，谁是“四人帮”？他们怎么了？接下来会怎样？在大山角落里，21岁的我懵了，不知发生了什么。
冬 知青记忆中，有很多事儿很多情景，都是在冬天。 那年冬天，我从哈尔滨回清河。从佳木斯附近的香河搭上了车，解放卡车的驾驶室里没有地方了，我就站在货厢里，敞篷的车厢让我有点犹豫，可是，错过了这辆车，不知啥时再能搭上，豁出来了！ 好在车上还有别人，别人受得了，我也受得了吧。刚开始，觉得还能忍，车开起来，风无遮无拦，几下子就把人吹透了。我从来没有这样冷过， 没了抵挡的能力，人凝固了，被冻住了。终于，车到了清河，我好像木了，不会走路了，也不会说话了。同车的几个人让我就近进了一户人家，慢慢地，终于缓过来了。从此我知道了，人真的会被冻死的。 林场里，有的职工家属和知青的关系很亲。冬天，家里杀猪了，会招呼我们去吃杀猪菜，我们都可高兴了，又解馋，又享受家庭的气氛。一进屋，女主人热情迎上来：上炕，上炕！炕烧得很热，锅里炖着酸菜血肠。我们也搭把手，帮孙婶徐婶干点儿零活儿，扒蒜，捣蒜酱，气氛像过年似的。离开人家的时候，雪花飘来，我们很满足，嘻嘻哈哈回到宿舍，还在回味。寒冬里，这些老职工老家属的关照曾经给我们那么多温暖。 那年，我在林区的广播站过年。值班的时候，透过结霜的玻璃，能看到秧歌队来了，打头的王敏也曾是广播员。她风华正茂，青春洋溢，腰系大红绸，率领着秧歌队载歌载舞，给人们带来难得的热闹。我的窗台上，堆放着一个个饭盒，里边有肘子肉、粘豆包、饺子、菜，那是广播站的郭站长和同事给我送来的年货。那个年，我是吃百家饭过来的，那么多好吃的，一个正月都吃不完，就放在窗外天然冰箱里。 离别也是在冬天。经过四个春夏秋冬的轮回，1976年底，我拿着北京广播学院的通知书，离开清河，成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 (作者退休前系中央电視台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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