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吴小刚去看老娘。老娘见面第一句话就说：“邻居大娘死了”看得出老娘很难过，也很悲伤。毕竟邻居相处了几十年。尽管以往有些磕磕碰碰，感情还是胜过一切。
“哪个大娘？”小刚故意问。
“就是犄角屋的大娘。你咋不记得了？”
“哦，犄角屋的。我知道。”
犄角屋，什么意思？
话还得从小刚小时候住房说起。那时他们住的是四合院。这个院落在当年被邻居称道羡慕，原因是住户少，一共六户，东西房各一户，南北房两户。院内人员素质高，品质好，都是识文断字，知书达理人。先说东房，是位老爷子带着女儿一家。老爷子姓张，旧社会在一家纸铺当账房先生，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那时专雇的黄包车上班接，下班送。文革前去世。他女儿一家四口，女婿是退伍军人，解放战争在西北跟着贺龙一野的部队南征北战。因为没有文化，50年代后期退伍后被安排一家大型国营玻璃厂。他家墙上挂着立功的喜报和证书，有一个天津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写着“功臣之家”搪瓷标志挂在大院的门框上。大院的人们都引以为骄傲，因为院里有位英雄。张老爷子的女儿在邮政部门工作，两个女儿分别上中学小学。家庭环境不错，双职工挣钱，老爷子有退休金，生活富裕，在大院里属于第一世界。
西房住着来自河北农村的农家邹家，看得出家庭殷实。多年以后才知道，他家在农村是富农成分。解放后只身到天津谋职业，依靠老家的帮助，买下了大院的西房。这位大叔有文化，有头脑，自学中药材知识，来天津后在药材公司上班，每月收入不菲。邹大婶是续弦，没有文化，前窝有个儿子放在农村由爷爷奶奶照顾。邹家这个小家，俩儿一女五口人，仗着自己有稳定职业有固定收入，不愁吃喝，不愁穿戴。西屋大叔家很富有，一台熊猫牌收音机每逢周日上午都播送着戏剧、曲艺、新闻等节目，声音很洪亮，全院的人家都能听见。他家还有一台华生牌电风扇，一台留声机。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饿着肚子在院里乘凉，他们就搬出来留声机放唱片，那时还有蓝萍唱的“王老五”。
北房住着两大家。靠东边两间的姓和，是个封建式传统家庭。据说历史上这个地区的都是他们祖辈挣下的。那是清朝中后期，和家前辈随燕王扫北从山东临清来到天津。后来打仗英勇，被封为五品武生官员，在家听命候用。现在住在这里的和家老爷子是位大夫，凭着自己的学识考上了国民革命军的军医大学，获得医生资格证书，在家里开诊所，老太太是民国初期天津少有的几家私塾学校的老师，温文尔雅，慈眉善目。和家儿子是个买卖人，家有妻子照顾家务，伺候公婆，相夫教子，他一个孩子读小学。和家女儿给父亲帮忙，同时学着给旁人看病，拿药。
靠着西边两间是姓吴的一大家子。夫妇两人带着三儿三女，靠着男人在汽车公司上班挣钱，勉勉强强地也能生活。是个老实人的传统家庭，礼貌待人，客气做事。
南房住的是老两口和小两口。老公公在一家加工食品的工厂上班，老婆婆在家做家务。老婆婆是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把斋礼拜，五个时候不拖。儿子儿媳分别上班。倒也清静。
这个院落，因为原本是一家人居住的，所以当初安排是正房五间（后改为四间）主人居住；东西厢房是儿女们居住，南房是供下人和杂工们居住并寄存杂物。
南房本来是三间房。靠西边两间住一户张家。靠东边一间和套间，原本不住人，是放置杂物和闲置用品的地方，只是解放前的某一年，那空置房，被临街的臧家得知，找到房主，花了点钱，租来暂时栖身。谁曾想，他们住下就再也没有退出，直到解放后公私合营了，全部房产交公，改成了租赁房屋的主人。再后来，臧家利用门口借用东屋的山墙又搭起了一个3平米小屋，这个小屋被称为“犄角屋”。以后院子里再称呼臧家就简称“犄角屋”，约定俗成，一直叫了几十年。下面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哦，就是那个臧家大娘啊。”小刚说。
吴娘点了点头。
听老娘念叨着，小刚脑海里出现童年犄角屋大娘的形象：4０岁左右，中等身材，相貌平平，留着短发，脸上有轻微雀斑集中在鼻子两侧和眼睛下方。两个酒窝镶在腮帮上像是要说话，眼睛很大，眼神不定，飘忽游移。她身材较胖，臀部较大，乳房有些微微下垂，显示女人的魅力和不俗的气质。她是个爱笑又爱哭的女人。尽管徐娘半老可那种成熟的肉感让男人们都多看几眼。小刚长大才懂得，这样的长相是一个性欲较强的女人。
小刚没说什么，只问老娘，她有80岁吗？
“没有。刚刚79，比我小一轮嘛。”
小刚陷入沉思中。
邻居臧大娘，十几年前在路上碰见过，后来也没再见。说心里话，对于她的死，小刚说不上幸灾乐祸，但至少是觉得她早该离开这个世界，认为她活在世上意义不大，只会祸害好人家。不知咋的，自从她和小刚老娘20年前吵过一架之后，小刚再也没有正面搭理过她。吵架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她怪小刚老娘和邻居站在一边，没替她说话。那是因为臧大娘在邻居的门前放屎盆子，还占用人家门前地盘，双方争吵起来，吴娘说了句公道话，没向着她，她反过头来，指着小刚老娘的鼻子说，你挑拨离间，集事拢对。80多岁的白发人如何忍受你这样无理。小刚得知后要找她理论，被老娘拦住了。自此小刚见她面不愿理她。不理她原因是她给予这个大院，给予小刚家庭和小刚个人的不良影响和印象。
吴娘显然没有从悲痛中走出来：“哎……自从17岁她进了臧家的门，这60多年哪……”老娘话里有话，絮絮叨叨地讲了如下小刚从未听过说的事情：
一
小刚称呼她臧大娘，是因为她的丈夫比小刚爸爸的年龄大十来岁了，按天津习俗被尊称为臧大爷。而臧大娘比小刚爸爸小7、8岁。臧大爷比他媳妇约大17、8岁。
吴娘说，那年天津闹大水时，邻居臧大爷家住在临街的房子。那两间房子是土坯造的，经不住大水浸泡，没有一个月，其中的一间就坍塌了。那时臧大爷和臧奶奶还有一个小孩就是你们的仁光大哥住在一起，旁边紧挨的一间是臧大爷的姐姐家。正好咱院子里的常家搬走，空出南房三间，新来的张家只住了两间，还剩下一间放杂物，后来就搬进了他们臧家。一间房子不够住，再后来就在门前盖了个小栅栏算是一间小屋。就是你们称呼的“犄角屋”。
“那时臧大爷没有老伴啊。”小刚问。
“没有了。发大水的前一年，臧大娘得了肺病死了。那时叫肺痨，没治。挺好的一个人。比我大两岁，挺周到，长得也周正。哎，谁知道哪个年月收哪些人。后来她们祖孙三人就挤在了临街那间房里。臧大爷是干麻袋行的。那年秋天，他到河北白沟去收麻袋和麻杆、麻绳，等回家时带回来一位小闺女，说是新娶媳妇。后来又听说是花了十个大洋买来的。”
“那小媳妇长得可水灵了，一嘴家乡侉话，乍一听，还听不懂。没有什么仪式，就住进了臧大爷家。以后就是你们称呼的大娘。那大娘当年也就16、7岁比臧大爷家的儿子仁光大5、6岁，在一间房子里没法子住啊，就在房子中间顺着横檩截出了一小间，臧奶奶和仁光住在外边，臧大爷和新的大娘住在里屋。”
初来咋到的小媳妇不懂规矩，也不勤快，任嘛也不会，任嘛也不干。饭来张口，衣来张手的，臧奶奶很不待见她。嘴里总是向邻居们叨叨，“这个死丫头……”
“臧大爷这就算是续上弦了。他还是干他的老本行——缝麻袋。白天在家里劳动，然后趁着转天天不亮到南开鬼市去卖，靠每月一点进项，养活老娘，媳妇和儿子。这一晃就过了一年。到第二年秋冬，这位新大娘生下了儿子，起名义光。这义光生下后就看出营养不良，瘦得皮包骨头。刚刚18岁的小媳妇就养活孩子，可难为她了。喂孩子，不懂；抱孩子，不会。不会也不学，臧奶奶又气又急，忙乎家里忙乎外头。那年月是日本统治时期，实行粮食供给制，中国人吃不上大米白面，都是棒子面，高粱米，三和面之类的，好粮食都拿去给部队了，这可苦了老百姓。那孩子奄奄一息，要不是邻居你一口，我一口地接济她们，早就饿死了。”
“那时咱们家仗着你爸爸在工厂做工，也能赚几个大洋。家里吃了这顿没有那顿，比起臧大爷家好些。有时咱家吃口好的，我看在老奶奶小孩子面上，给她们送过点去。经常这样，就变成以后咱家改善生活，她们家都要尝尝。要么就我们家吃什么饭，提前打招呼，她家也一样地做，后来形成了习惯，要是贴饽饽熬小鱼，全院几家都是煎鱼味；要是吃饺子，家家都是茴香或韭菜味。有时旁边和家老奶奶们也接济他们。”
“生下义光的第二年，你的三哥诞生了。凡是我家小孩子吃的，用的，玩的对于她们义光都提供免费使用。两家关系，院子里邻里关系都不错。”
“一天下午，人们都在午睡时，从犄角屋传来臧奶奶的吵闹声，细听是丢了什么东西。在屋里上上下下翻个遍也没找到。臧奶奶喊着闹着，院子里一片嘈杂声。我赶忙奔过去问个究竟，原来，臧奶奶有五块钱找不到了，平时就放在枕头下面。问了仁光，那时他和奶奶一起睡在外屋，仁光说没有拿也没看见。又问了臧大爷，臧大爷不耐烦地说：“我拿你钱干什么，再好好找找”。那天，仁光上学去了，臧大爷上别的麻袋铺了，就剩下婆媳两人和义光。婆婆就问小媳妇了，小媳妇支支吾吾说不清道不明，不否认，也没承认。惹得臧奶奶就着急上火了，说我们家出了贼了，要不就是叫耗子把钱给叼走了……”
“年老的婆婆平时对这个小媳妇就看不上眼，碍着儿子的面子，不说什么，这次找不到五块钱了，加上又没有别人在家，就好好问问这个小媳妇。小媳妇无奈地说了，她不是从枕头底下拿的，是在地上捡的。她不知道这钱是她丈夫的还是老婆婆的，还是那位小她几岁的儿子的，于是她就收起来了。上午她抱孩子出去了一趟，买了点零食，剩下的还在手里了。这一来老奶奶就气急了，在家里捡到钱能是外人的吗？那你不得问问家人？你怎么就那么大胆子揣起来，还买零食吃，那是过日子的钱啊。看到这里我劝劝臧奶奶，别生气了，她还小，就接过去吧。”
“臧奶奶气不忿，看在街坊邻居都在身旁也没说什么，就不言语了。从那以后，大家就对这位小媳妇存有戒心了。看到婆婆同着邻居这么对待自己，小媳妇心里记下了恨。”
“谁知道事情没有完。到晚上臧大爷回家后，臧奶奶给儿子说了下午的事情，儿子就很恼火。然后就问媳妇怎么回事。媳妇照实讲了。”
“那剩下的钱呢？”
“在我这里。”
“我看看。”
“媳妇从脚底穿着的鞋里掏出余下的钱，说了上午给孩子买零食的花销后给老公。老公一看，对不上。还差钱。那钱呢？媳妇低头不语。”
“你可说话啊。”
“我借人了。”
“借谁了。”
“烧饼铺李掌柜的。”
“干嘛用了。”
“他说，人家今天给他送白面了。他手底下没有现钱。看见我在杂货铺买东西，就问我借，还说给我利息。我就借给他了。”
那时的一块钱，就是一袋洋白面，够一家人吃一个月的口粮。
臧大爷没话了。都是街坊邻居的，按说谁有困难接济一下，没说的。可这是臧奶奶的钱，你捡到了，没交给她，还买零食，还擅自借人，怎么说这事儿呢？他直唑牙花子。
臧大爷把情况给臧奶奶一说，臧奶奶不说拿钱的事情了，转个话题告诉他儿子，上午我老远地看见小媳妇抱着孩子跟那个李掌柜的说话了，告诉你啊，你要管好你媳妇。
“这有嘛了？街坊邻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谁见面不打个招呼。再说她来到咱家时间不太长，认识一下周围人家也没什么。”
老奶奶瞪了儿子一眼，没说什么，干别的去了。
老奶奶这番话不是没有道理，她是听到和察觉了什么事情和这位小媳妇的有关，才提醒儿子的。
二
臧大爷长她小媳妇17、8多岁，老气横秋。自从大儿子没了妈，他承担做妈妈的一些工作。40来岁的人就佝偻着腰，整天咳嗽声不断。不知哪年做下了小腿静脉曲张病，一直不在意看，后来发展到狼疮，整年左腿裹着绷带一样的布条，溃烂的时候都渗出浓液，看了很叫人瘆的慌。他一辈子没有过正经八百的职业，早年跟着他爸爸学缝麻袋，做些食品杂品的小买卖，后来跟着他姐夫赶了几年马车。他只有一个姐姐，嫁给了一个马夫，这人五大三粗，典型的天津大汉，很厚道，很老实，仰仗着祖辈留下的一挂马车，给人家拉胶皮，一年下来收入也很可观，养活一家没问题。
小媳妇娶进家，俐齿伶牙，刚进城不久，看哪里都新鲜。她聪明，俊俏，能言善讲，尽管没有文化，但是能够逢迎人家讲话，很招人喜欢。时间不长，就和邻街烧饼铺的李掌柜认识了。这李掌柜开始是二掌柜的，河北乡下人，京东大馅饼的故乡，来天津卫做工，在城里学做烧饼生意。刚开始学徒，给王掌柜当小工，干活勤奋，肯动脑子。几年后掌握了手艺，挣了几个钱，存了几个钱。他毕竟家在乡下，在城里只能靠自己奋斗，存钱，才能娶媳妇，置房子，养活孩子一大堆事情。不是人家嫌弃他，就是李掌柜不满意，一直渗渗渗，渗到了24、5岁。仗着王掌柜的人缘好，他在周围邻里的影响不错，别人给李掌柜介绍了一位寡妇，还带着个女孩子。女方家有房子，有住处，又是城里人，不用自己再张罗就能成家，李掌柜思来想去，自己孤身一人在城里打拼，何时算个头，将就了吧！双方都同意。就这样，李掌柜把行李卷搬到了那个寡妇家就过起了日子。
那个寡妇姓路。她丈夫因为得了重病医治不及时就死了。得的啥病，大夫其说不一，有的说是噎嗝，也有说的是咽癌，还有说是食道瘤，反正都不是好治病，因此得病不到一年功夫就撒手人寰了。他们一起经营的小作坊交给了路寡妇。她们的作坊以早晨卖油条为主，如果有合适的海货或鱼摊剩下了没卖完的鱼虾，就把它买来洗洗，收拾干净，用盐腌起来，晾干，傍晚时候炸鱼炸虾出售。干了几年，积累点小资本。凭着这这点家当，孤儿寡母找了个处男，就知足了，以后他们的小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
再说这个小媳妇，俊俏，标致，嫁到臧家不久在这一条街可出了名了。她敢讲善讲，遇事儿有个冲劲儿，无理也能嚼三分，这样一来把周围的大老娘们都给震护住了。所以几年以后这个臧家小媳妇在这条街出了名。加上她每年都能够生个孩子，而且都是儿子，显得家里很旺盛小男孩儿能吃能喝，他们家的日子越发不好过了。好在臧家媳妇身体好，年纪轻，吃点东西就有奶水，孩子在三岁之内，还是能够正常长大的。
她奶水充足，有时自己的孩子吃不了，就给别人。烧饼铺的李掌柜后来生了个儿子，路寡妇没有奶水，臧家媳妇就给他儿子喂奶。当然不是无偿的，李掌柜家的烧饼也要送出。这样两家你来我往，好不亲热。
臧家媳妇经常出去上李掌柜家帮忙。李掌柜也时不时地来到这个大院。大院子又大又清静，平时上下班的人都走了，再来个生人大家都看得见。可是大院子外面有胡同，很曲折，有人隐蔽里面不易被发现。
臧奶奶当家不主事。他儿子缝麻袋，除了媳妇，还有个前窝的大儿子，正在上学。臧家媳妇当时已经生了三个儿子，这样算来，是老少三辈人七口人，住在那个角落里，显得有些拥挤不堪了。家庭很困窘，全仗着一个男劳力挣钱吃饭，当然也供不起孩子们上学读书了。
区区10多平米的房间住着三代人。尽管分割成了两个空间，只能挡住视线，不能隔开声响。每当夜深人静臧家夫妇床上的声音传出，就刺激那隔壁的少年男子，被他身边的奶奶紧抱住。这边是压抑的娇喘，放荡的呻吟，那边是少男的冲动和满腔的怒气。这样时间不久，臧奶奶就和臧大爷商量，在门口外墙犄角搭建了一间只能放下一张床的小屋，让那个半大小子住，后来我们称之为“犄角屋”。
臧家小媳妇挺招人喜爱的，无论是长相，还是谈吐，还是风骚等，客观的说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都会对她有情欲，以至于非分之想。虽然长在农村，可她没有一点腼腆，遇见人，办个事，总能应付过去。
臧家媳妇是河北农村老家，16岁时死了爹，为了她活着，和养活她那三代单传唯一的弟弟，家里就把她“嫁”给了臧大爷。本来她在家里也是多余的人，她之上有两个姐姐已经出嫁。她家不是赤贫的农民家庭，但那亩薄地不能养活这么多口人，虽说有些看田地、零活的收入也枉然。加上她小小年纪闲不住，在村里到处游荡，四处惹事，家里总替她担心。
有一次她从冼鳏夫家的瓜田走过，就顺手摘了几个已经成熟的小香瓜吃了。被冼老头看见时，地下一堆香瓜皮儿。冼鳏夫好一顿数落她，要拉着她找她家里算账，那瓜地是这位孤独老人的饭碗，一年就靠夏季这点收入糊口。后来被村里邻居劝住了。以后哪家东西丢了，哪块地里菜少了，人们总怀疑她。表面看16岁的她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孩子，可有时一个人成熟与否，也和个体的荷尔蒙性激素有关系。那时她喜欢和村里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尤其与男孩子时而下河摸鱼，时而大田里逮蝈蝈，要么和男孩高粱地里过家家，打斗嬉闹，要么和女孩吵架骂街。在她十七岁的那年冬天，甚至于跟着远房堂兄去玩一种当地很流行的押大小的游戏，看他们赌吃喝，慢慢地玩钱来了。家人看出她早熟，怕给家里找麻烦，恨不得赶快找个人家，打发出去了，免得在家里惹是生非。那年代兴早婚，18、9岁出嫁，21、2岁抱娃很普遍。至于16岁就结婚了，虽属少见，家里也不想留她了。
后来的年月证明她不但早熟，还有些放荡，以至于在他老公行将朽木之时，还要为难他，强行上床。她老公气愤不已，也担心她以后生活。臧大爷一生很背字儿，中年丧妻，留下一个十来岁的儿子，守着他，上有一个老妈妈，指着他，家境贫寒。三口人，有点收入，也能勉强糊口。那年正好他去村里收麻袋麻绳麻杆，看上了水灵灵的小姑娘。十六岁，骨瘦如柴、相貌虽然普通也可以说有点俊俏的姑娘。通过村里的熟人，就花了十块大洋“娶”了她，带回家，算作自己的老婆。对一个失去女人的健康男人来说，有了这样一个小丫是喜出望外的。对于急切想成人的小姑娘也是一种好事。他们就这样顺理成章地组成了家庭。
出身贫寒，没有任何牵挂的臧家小媳妇，在特定时期会成为革命的力量。
缝麻袋出身的臧大爷，最后成为组织成员是解放初期，得益于他老婆。城里刚解放时，有好多社会事务性工作需要人们做。那时他们二人没有正式职业，穷人翻身了还在家赋闲。臧家媳妇是个非常有眼力见的人。看见了大官就能说上几句好听的话，眉来眼去地诉说自己家里困难，恨不能为她丈夫找个工作，为自己找个靠山。那时街道军管会办公室就在这个院子内。她一来二去就和进城干部熟了。于是有一天臧家媳妇把她丈夫带到了办公室和干部见面。经过面试谈话，和组织对他的考验，答应她等以后会有机会安排的。
刚解放时，她刚24、5岁，是个少妇，身段丰润有余，姿色富绰，很能够吸引男人的眼球，尤其对于那些在部队长期鏖战，见不到女人的男人们，见到她心里总是痒痒的。诚如老人家所说，部队进城了，周围都是花花绿绿的糖衣炮弹。这些人以为革命胜利了，该享受了。臧家媳妇不是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是贫下中农后代，团结、依靠、相信她，都不会犯错误。刘青山张子善就是标杆，派到下面的去的人都在眼望着领导的动向。
三
解放了，街道军管会的刘代表是原回民支队的队员，住进了这个大院。这样臧家媳妇就以回民身份照顾领导伙食为名，每天能接近他。作为三个孩子的母亲她那时不过刚25、6岁，还可以算作一朵花，只是埋在了荒郊草丛中。那时的她，圆圆的胸脯，圆圆的屁股，高挑的个头，散发着浪气，那一双眼睛会说话的，看见男人都是挑逗性的，还有两个深深地酒窝令人心醉。总之，当时的这位女人鲜嫩，灿烂，温情，对于男子汉来说人见人爱。
臧家媳妇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小丫，没有教养，如果不是遇到臧大爷，她永远地生活挣扎在水深火热的贫瘠生活中。她没有理想，没有目标，只知道要吃饭，要挣钱，要生孩子。一旦没了生活来源，她也要想办法生活下去。解放后，缝补麻袋的生意很难做，早晨的鬼市儿也有人管理了，违法乱纪，投机倒把受到打击，而且他不能去农村倒买倒卖了。臧家家境落魄，穷的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他们自认为是无产者，城市贫民也是革命的力量，他们要工作，要吃饭，要为建设新中国出力，于是自然就找了领导和组织，找他们认为能帮助解决困难的人。
一天下午，臧奶奶出去看闺女。臧家媳妇抱着孩子站在大门口和一个女人聊天。那人是隔着胡同的邻居，名叫王桂珍。聊着聊着，臧家媳妇不经意间向东边一抬头，往远处望去，久久凝视不动。接着，臧家媳妇惊慌失措地抱起孩子叫道：“不给你聊了，我得回家了。”这一惊一乍，使得王桂珍思想没转过弯，呆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儿来，只好回家向东边走去。半路上碰见了一个身着黄色军装的男人，她认出是街道军管会的刘代表。王桂珍和人家不熟悉，只见过一次面，还是在开大会上，刘代表站在台上讲话认识的。王桂珍低头走过去了。她还纳闷臧家媳妇莫不是看见刘代表才惊慌回家的，为什么呢？刘代表是出外办公回来，他就住在臧家媳妇的大院——临时军管会办公的地方。
这时臧家媳妇奔回家，撂下孩子，抄起厨具，叮叮当当，一阵手忙脚乱，把煤球炉子上的开水壶端下来，封着的炉子捅开，坐上两耳大铁锅，往里面续上开水，摘了一根大葱，一边等着水开，一边剥葱。葱好了，洗完切葱。她一边准备着，一边思量，“一会儿一定得把这事儿办成”。锅里水开了，她先把早晨专门在李掌柜那里拿的面条放进锅了，用筷子来回搅动，炉火正旺，一会儿就翻滚起来，她又浇了一点凉水，水面平息了，一会儿又翻滚起来。这时她听见有脚步声进了大院，知道刘代表回来了。她心紧张起来。“得赶在他坐下来吃饭时把面条端过去。”她心里想着，手里麻利地做着：往开锅的面条汤里倒了点酱油，又点了一些盐，然后把面条和汤盛在碗里，把切碎的葱花洒在上面，倒出了香油瓶里的最后一滴。
刘代表走进东屋办公室，解下腰间的皮带，放下肩背的挎包，洗手后，正要拿起玉米面饽饽啃时，臧家媳妇进来了。她手里捧着一个大海碗，碗上摆着一双筷子，屋里登时弥漫着香油和葱花的混合味，香气诱人，令人心动。再抬眼，看见臧家媳妇把面条放在桌上。刘代表慌忙放下刚啃了一口的饽饽，赶忙说声：“又麻烦你了。”他客气起来。臧家媳妇媚然一笑。一碗热气腾腾的葱花面已经搁在了刘代表的面前了。
“来到你们大院办公已经添麻烦了。你还这么周到……”
“没关系。我们还有麻烦你的时候了。”
“没关系，有什么事情尽管说，都是老百姓的事情，我们应该为人民服务。”
“刘代表，我想求您一件事情，看行吗？”
“说吧。能帮忙的，我们一定尽力。”
“…… 就是上次我和您说的那事儿。你看，我们家老臧一直缝麻袋，年纪大了，干不动了。想找个固定的工作养家糊口，您看，帮帮忙……”
饥肠辘辘的刘代表边吃着面条，边看着她，边听着她说话。
“再说现在家里钱也少了，吃饭的人多了，吃了上顿没有下顿……”。
刘代表笑了笑，边吃面，便说道：“行，我考虑一下。我刚刚在文昌宫小学办事，他们校长还让我帮助找个看门的人哪。要人老实，认识字，坐得住……”
“我们老臧都符合呀……这不正好嘛，可谢谢你了。”臧家媳妇乐得喜上眉梢。
“别，别谢。要谢，我得谢谢你这碗葱花面…… 对了，这事儿先别和人家说。我还得跟领导报告后才能执行。”
“哦，知道了……快吃吧，面别凉了。”臧家媳妇满心高兴。
几天以后，臧大爷就去那个小学上班了。他有了固定工作，白天早早就从家里走了，晚上得等学生们放学，老师回家他才能下班。那他也愿意，从此有了固定薪水，每月能领小米回家，大人孩子有饭吃了。
后来臧家媳妇那个感恩刘代表，和刘代表就更熟悉，联系更加频繁了。
有一件事情刘代表加深了对臧家媳妇的认识，认可她是革命力量，可靠对象，发展目标。镇反和肃反时，臧家媳妇找到那时街道的军管负责人，主动揭发北屋的和先生是国民党残余分子。时隔几十年后才知道那位和先生的情况：和先生是位买卖人，抗战期间曾是地下国民党，任职国民党的区级领导职务，帮助国民党人做抗日工作。他也曾经掩护过共产党人躲避日本人追捕，得以逃脱。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和先生被新接手的国民党政府冷落，打压，就甩手不伺候了，转身下商海。那时他在胡同里也相当威风，出来进去，西服革履，黄包车接送，头戴礼帽，有时还配上一副墨镜，俨然商人打扮。
当时肃反镇反是有指标的，苦于当时周围没有这么多可疑份子。刘代表们也很着急。臧家媳妇举报的和先生基本符合条件，经过侦讯，带进了监狱。这下，臧家媳妇可立了功。为了争取更大的进步，加入党组织，她到处发现线索，扑捉目标。帮助刘代表做杂务，通宵达旦地工作也没有怨言。她四处了解情况，帮助发现敌特分子，表示了她真心拥护共产党，愿意为共产党工作。
有一天吴娘去马路买东西去，走到小街路口，看见臧家媳妇带着两个人直奔一条小巷走去，进了一户人家。一会儿就将邻居杨二哥带了出来。杨二哥嘴里还嘟嘟囔囔，“老舅母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弄错了吗？”臧家媳妇没理他。旁边的另一个人对他大声喊道，“你老实点。”接着街道代表把邻居都集中在一块，听那位便衣警察讲话，大意是说，杨二哥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给揪出来了。同时警告那些隐藏的反革命分子自首，争取宽大处理。那便衣警察讲完后，手一挥，就把杨二哥带走了。臧家媳妇也跟着走了。当天晚上，臧家媳妇的大姑子（臧大爷的姐姐）带着着杨二嫂就钻进臧家媳妇的犄角屋了，于是传出来呜呜的哭声，和听不清的言语，只听见臧大爷大声说，你们先回去吧，这事也不能我们俩说了算哪。后来时间不长，就看见杨二哥露面了，言传正在核实他的问题，所以，每天上班之前先去派出所报到，下班之后回家之前也要去派出所打招呼。究竟他是否国民党残渣余孽，不得而知。反正杨二哥没有进监狱，此事儿也不了了之。因为这个杨二哥是臧大爷的外甥。
运动在进行中，臧家媳妇也里里外外地奔忙。这一天，她来到吴娘的隔壁邻居和家，告诉老奶奶，让她女儿下班后去派出所一趟，警察找她询问事情。老奶奶问，那警察为什么不来通知呢？臧家媳妇说，警察忙不过来了，整个街道100多人都是国民党留下的人，他们要逐个清理。让我给带个信儿。
晚上和家姑姑下班后就去了派出所，不一会儿就回来了。脸上显出很生气的样子，大声对着院子里说：“太不像话了，说话办事还有章法吗？胡乱给别人戴帽子，你是要负责任的。”她冲着院子的犄角屋大声喊道，”我没做亏心事儿，不怕鬼叫门。你要拍拍良心，干点积德事情。”
吴娘急忙问和家姑姑是怎么回事？她说，警察说臧家媳妇检举和家姑姑是国民党三青团员，让她主动交代问题。和家姑姑当仁不让，说这是没有的事情。我一直信任拥护共产党，热爱新社会。天津解放前，还和叔伯姐姐一起为共产党地下工作者传情报，搞学运，怎么是三青团员。天津解放时，我们为解放军带路，传递情报。后来小刚他们才知道和家的亲戚们好几个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在解放天津和北京的战斗中，为解放军做了许多有益事情。和家姑姑尽管没有参加共产党组织，可她是党外积极分子。经过和家姑姑姑与警察交涉并且提供了证人，警察让她回家了。从那次以后，臧家媳妇于是就非常怵和家姑姑。
由于在这次运动中的表现非凡，臧家夫妇都加入了党组织。入党后的臧家媳妇就和刘代表天天在一起。为了掩人耳目，刘代表让她丈夫继续做学校的工友，而把她派到了一个纺织厂做车间领导。经常在她上夜班时找她研究工作，一呆就是一夜。人们传出各种各样的绯闻，这事儿被上级知道了。查了一下没发现问题，为了避免影响，就把她调回街道办事处。不久她怀孕了，生了个男孩子长得很像刘代表。人们都不知啥原因，她被取消了共产党员的预备期，同时没有了工作，真的回家抱孩子了。从军管会内部传出的消息说，进城后，军管会刘代表与那乡下老婆离婚了，正在物色新人。臧家媳妇就是他领导的革命队伍中的大美人。可臧家媳妇有丈夫，有家室，有孩子，他不能如愿。对刘代表来说，解放了，革命队伍的同志们，大都要完成人生的一件大事，这就是没有结过婚的要选美定亲，原来有结发夫妻的要按“革命条件”进行重新审查，能换的就尽量换。革命成功了，江山归同志们了，没有美人相伴违背了古训。何况革命队伍中美人多得很。至于他和臧家媳妇没有成功，那是缘分。
对于臧家媳妇来讲，攀上刘代表这并没有改变她的命运。她只是昙花一现，花谢了， 就回家了。这就证明共产党组织是纯洁的，不许有这样乌七八糟的人物。
四、
大跃进年代，院子里的孩子们都长大了，慢慢地对长辈们都有称呼，“大爷”“大娘”“大叔”“大婶”“姑姑”“姨姨”“舅舅”“舅母”地叫着。由于臧家大爷在这辈人年龄居长，自然全院的孩子们就管他的媳妇叫“臧大娘”了。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臧大娘一直以“左派”自居，因为老公是组织成员，她受到居委会、派出所的信任。她蔑视那些有钱的“资产阶级分子”，时刻保持阶级警惕性，不断地向上级报告“阶级敌人”的动向，再加上子虚乌有的东西。她实际上就是个特务，谍报员。她不断地反映街坊邻里她认为有用情况，在邻居之间拨弄是非，不断制造矛盾。她去各院了解情况：有没有新的外来人呀；哪里住房有危险啦；哪家又吵着要离婚啦；谁家男人发牢骚，讲反动的怪话了；哪个女人因为“三只手”掏别人口袋，在闹市被抓了；夜里零点突查嫌疑分子，这些事儿她都管。她还到处散布街道代表的这不对那不是了，有哪些谋私啦。
她看不起任何街道领导，她为了给儿子找工作甚至于路上拦截街办事处领导，威胁恐吓，要去砸她的家。她和居委会代表打交道就多了，随之发生的矛盾和问题也来了。
当人们毫不留情地指出她身上的疮疤时，她又不能不忍痛退回家来。
一段时间她落魄了，只能靠加工零活，赚点小钱维持生计。工厂里没有她的位置，她没有文化，街道代表也要识文断字，抄抄写写，她做不到，只会胡说八道，惹是生非，一到理屈词穷地步，就张口骂街，一副家庭泼妇像，展现在大家面前。
“四清”时她又复活了，上蹿下跳，无事生非，成了积极分子。邻院的一位牧文老师在1957年帮助整风时发言说，“搞教育还得要依靠民盟，共产党不懂得教育”（牧文就是民盟成员）等其它一切言论，于是被打入右派的冷宫。1962年对右派甄别时组织已经做了结论：不定性为“右派分子”，只是“右派言论”。“四清”时，居委会让大家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及时向上反映。她不知从哪里听到牧文说“搞建设还得要依靠民盟，共产党不懂得建设”，这还了得，这不就是不要共产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吗？还搜罗了好多无中生有事情和言论，致使牧文有口难辩。其中一件就是看不起贫下中农，欺负穷苦老百姓。之前她四处宣扬：“在我们老家，地主老财心地善良极了，看见穷人没得吃，就说到地里捡点麦穗吧，别糟蹋庄稼就行”。这次她揭发牧文：有一次月底她家里没钱买粮了，就找到牧文去借，正好那月牧文女儿上大学，花销大，没借，她恼羞成怒，一摔门就愤愤地走了。牧文没借给她，她不服气，琢磨：“为什么你有钱就不借给我。”过了两天，她又找牧文家借钱，因为牧文丈夫怕惹事儿，就把自己留下的两块零花钱，借给她，说好下月开工资还账。等到还账时间，她装起糊涂来。路上牧文见到她，提起了还钱的事儿，当着大家的面她还给了牧文，证明自己不赖账。就是这件事，她向组织反映牧文“欺压咱穷人，我家没吃没喝，她们吃好的穿好的，这就是阶级斗争。”“牧文连地主老财都不如，借给人家钱，当着大街找人还。地主让我们捡麦穗吃，也没让我们再还啊。”那时听汇报的领导一头雾水，哭笑不得，莫衷一是。从此她和牧文又结下冤家。
现在的城乡无论大街还是小巷，看到小女孩儿门，一个个赤着脚丫，露出五颜六色的脚趾豆，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衫，构成现代生活的一道风景线。时尚，性感，落落大方，充满活力。但是这些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姑娘或者少妇们。没见到很少见到五十岁以上的女士也赤脚上街，她们都严严实实裹住双脚，紧紧巴巴穿着裤衫，即使穿着裙子，也是没过膝盖的长裙，除了害怕着凉因素外，传统矜持因素占主要的成分。倒退50年，那时的女人们更是传统，笑不露齿，脚不露趾，身穿长衣，从来不见过正经女人光脚出屋，穿睡衣出门办事，更甭提上街了，认为那是不光彩事情，那么随便，不懂规矩。而她就是个例。
文革前，她已是四个孩子们的母亲，其实30多岁，身段十分丰满也极富弹性，两个滚圆的乳房随着走动的上下左右来回乱动着，它们就象生在女人胸前两个活蹦乱跳的肉球，靠着身体使男人们禁不住眼花缭乱。每天在院子里劳作，搬运那种草板纸，天气热，累得她头上不停地冒出汗珠，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湿透了一大片，汗渍使得她的衣服贴在了身上，胸前的肉球更是被湿衣服紧紧地包住挺在那里。这个女人一旦放开，原来的保守防线就完全不要了，可以做当时一般女人不敢做的许多事情，在这不太热的天气里，妇人们还穿长衣长裤，而她就没有了这样的约束，她可以任意地光着上身不穿上衣。“这天真热！”，说完，她就把身上被汗水湿透的褂子解开，两只汗淋淋鼓鼓的乳房肉球一样从衣服的约束下解放了出来。
40岁左右的她根本无所顾忌。晚上乘凉，男男女女，老的少的，都在院子里，只看她就光脚赤背，裸露双乳，手拿蒲扇搧来搧去，在孩子们面前就穿一个大裤衩，美其名曰，夏天嘛，就图凉快。如果说晚上天黑很少有人活动，而且就在你家门口，也就算了，可大白天她照旧。因为她要劳动，那是一种把短草板纸接长的工艺。所以她就在大院里阴凉处蹲着干活。一条破毛巾搭在脖子上，趿拉着一双旧鞋，赤裸着上身，双腿一劈，连裤衩都挣开了，无所顾忌，不管别人咋么看。平时大门紧锁着，一旦有人敲门来客人大门四开，让人家看个满眼。周围街坊四邻没有不知道的，太流气了！反传统！这在当时的院子里也算一道风景线。旁人劝不了，她也不听人劝。有时吴娘背地说她两句，她也蛮不在乎，不但不理会，还记恨在心里。
臧家媳妇记恨小刚家还有原因。吴娘心里最清楚。早在解放前，有一次中午吴娘拿着刚出锅的掺着豆腐渣的玉米面窝头，给臧奶奶送去，想让她趁热吃。走进犄角屋里，吴娘看见臧家媳妇和李掌柜正在一起拥抱亲嘴，她看个满眼，随即就回自己家了。臧家媳妇害怕此事泄露出去，坏了自己的名声，丢了自己的脸面。所以时时刻刻提防并存心想把吴娘诬陷了，或是找借口栽赃吴娘。可是吴娘是个非常传统的妇女，一辈子清清白白，为人正派，臧家媳妇抓不着任何把柄。
无独有偶，这种事情又被小刚再次碰到。
60年代初小刚10岁。一天放暑假的下午刚睡觉醒来，他和臧家的小儿子等人在胡同里玩捉迷藏，一个人被蒙住眼睛，去捉另外的几个人，只要你能抓住一个人，哪怕手指碰上任何人，都算你胜利。于是臧家小儿上庄。他就蒙着眼睛捉其他几个人，突然李掌柜出现在胡同里，大家都避开了，李掌柜敞胸露怀，迈着四方步，手里拿着大蒲扇，一晃一晃地向胡同里走来。臧家小儿听到有脚步声，就扑过去“嘿。逮着了。”他睁眼一看，愣了，抓错人了。于是放开手，让李掌柜走进院子，他重新上庄。大家又重新藏起来，臧家小儿东抓一把，西抓一通，突然他被一块砖头绊到了，膝盖有个伤口，流着血，大家害怕了。小刚紧张地跑回院里想向臧大娘报告。那时犄角屋的门虚掩着，他快步走过去，这时的他心里很着急，轻轻推开，走了进去，待转过门框往床上看，他惊呆了。他看见李掌柜和臧大娘两人赤条条地躺在大炕上，看小刚进来，表现出满脸怒气，还有紧张，平时印象中的笑容可掬，亲切和蔼的李掌柜盼若两人……然后，十来岁的小刚惊呆了。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自己那一刻所见的景象，那里发生的是他这一生见到最令人害怕心悸时侯，让他印象深刻。十平米的房间，土炕正对着房门，距离是如此之近以至于能看清自己想看到的一切。他惊慌了，目瞪口呆，不知所措。小刚不知道该咋么办，没有说出话来，赶快掉头回到小伙伴的周围。接下来屋里传来相互埋怨的声响，从此小刚心中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好长时间都忘不掉那犄角屋，那犄角屋的大炕，那犄角屋大炕上两个人赤裸的身体在一起。
她再次崛起文革前，再次失败是文革后。
文革开始了，又给她提供了一个舞台。她打着“贫下中农”“红五类”旗号，背着党员妻子的光环，和街道上的造反派带着红袖章一起，到处“破四旧”“抄家”“横扫牛鬼蛇神”。今天抓出个漏网右派，明天批斗个“反动资本家”。在批斗大会上，她指着一个前院的张姓老头鼻子质问：“你那么有钱。为什么不接济我？为什么不给我们穷人？”引发会场上一片喧哗。
她看见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就大声指挥前来的造反派：“给这个娘们儿落毛lao（剃光头） 。”“我找你借了五块钱，还惦记着。这次叫你好看。”
她看大院里谁都不顺眼，都是眼中钉，肉中刺，到处散布：东屋那老爷子解放前是账房先生，是资本家代理人；西屋大叔是富农，他是逃到城里来的；南屋老太太信教，是封建迷信；北屋那是国民党残渣余孽；在这些人面前，她趾高气扬，居高临下。唯独她不敢对抗的就是北屋的吴娘。她心里揣着鬼胎。
那一天下午她惊慌失措地跑进吴娘的屋里，看看屋里面没人，就哆哩哆嗦地对吴娘说：“二的（邻居间对李掌柜的称呼）给逮起来了。在大街上批斗了。”
吴娘问：“怎么回事儿？慢慢说。”
“他二伯戴着个大牌子，在台上被批斗了。牌子上写着‘坏分子’‘资本家’……怎么办呢？”她说话都没了底气，小脸刷白。
吴娘沉住气，慢条斯理地说：“他是他，你是你。你着急什么。他关进去，跟你没关系呀。”
她是担心害怕别人指出她和李掌柜的事情。如果有人这时站出来，指出她和李掌柜的男女关系，那样就全完了。她也得上台陪绑！她几乎崩溃了。
吴娘听了后非常平静地安慰她。“你过你的日子，没事儿。”
直到几天以后，李掌柜被单位遣送回原籍河北农村后。她才敢出门，才敢和街坊邻居说话打交道。这时的她知道，人生莫做亏心事，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吴娘的城府和阅历非同一般，不是表面的。不要随便小瞧别人，要知趣点，不要太过分了。
被人捉住小辫的滋味是难过的。也就是从此刻起，经历这件事，她不再出去造反了。
……
文革高潮匆匆过去了。后来小刚下乡了。吴娘跟他回忆文革后的几十年。她二儿结婚没房住，正好东屋房子一间闲置，她拧门撬锁强占了。那家已是孤儿寡母，不愿意惹事，娘俩有房住，更害怕她为非作歹，就忍气吞声了。她三儿结婚没房，就在她住的屋里沿着房檩截了一间。她利用大院门口的两个房后山搭起一个小屋，抢占公用地盘为自己使用。她老儿一辈子没结婚，跟她一起生活，挤睡在一个只有四平米的细长空间，就是那个有着几十年历史的犄角屋。
邻居们说，她这一辈子做了一件善事：没把半痴呆的老儿推向社会，让他陪伴自己到终生，和老儿子住在一起，也许她有另外目的。她老儿子一直未婚，引起人们的闲言碎语和各种猜测。
在阶级斗争为纲年代，她是贫下中农，是穷人的代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基础需要一支基本队伍，她就是那个队伍的骨干力量，尽管她本人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她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出些成绩。
她去世了，没有任何凭吊和追悼，悄悄地走了。
她这一生究竟给世间上留下什么？
2021/11/9 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