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故事

                                 二十四     我在照相馆

       我们团的照相馆在百货商店的对面，左面紧挨着副食商店，右面是新华书店。来团部一年了，却从未进去过。我们是一个连的，只知道那儿有两个照像的，一个老职工，一个是上海男知青小叶，还有一个开票的，是位现役军人的家属吴姐。         
        那年夏天，吴姐要带孩子一起回老家，连里给了她三个月假。 我又奉命去打替班了。照相馆很正规，就象家乡的小照相馆一样，里面有一个摄影室，一个暗室，一个营业室。那时候职工们挣的少，照相的人也不多。来照相的人，都穿着他们认为最漂亮的衣服。有来拍全家福的，定婚照的，还有荒友们合影纪念的……。我每天的事不多，经常是干坐着。虽然这是我下乡后最轻松的一份工作，但却觉得没意思，很无聊。

       一天小叶要洗照片，于是我也跟到了暗室。一进屋黑的什么都看不见，不一会借着屋里红灯的亮光，只见屋里的长桌子上摆放着放大机、瓶子、罐子、相纸、剪子等东西。地上的凳子上放了三个白色的大瓷盆，每个盆里还放个大竹夹子。他把显影和定影的药水，一样一样搅拌好，分别倒入了两个大盆中，然后坐在桌前，把相纸放在放大机下，上面放好底片，开始曝光。接着一张张相纸，被放到显影液的大盆里显影，他让我用竹夹子挑那些照片，看哪张清晰了，夹到清水盆里涮一下，将其放到定影液的大盆中，再放入清水中。显影是很重要的一环，时间短，照片发白，时间稍长，照片就黑了。我觉的很有趣，便认真的按着程序干起来。后来他洗照片时，只要我没事，就进去帮忙。他还教我烘干照片，用花边切刀剪照片。

       有时候想，兵团真象一所免费的学校，只要你肯学，只要你努力，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能让你学到一些东西。只可惜我学的太少了，书到用时方恨少，直到今天，我才深刻的体会到古诗“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真正含义。

                                       二十五   帮厨

       那年元旦放假，连里食堂要会餐，指导员让我和北京知青小李子去帮厨。好容易才放一天假，懒觉也睡不成，真扫兴。
       我们两个早早起床，看宿舍的人睡的正香，悄悄梳洗完毕，忙到食堂找炊事班长报到。班长是个上海男知青，他说:“你们先去刷碗吧”。外屋的角落里放着一堆新碗，上面还捆着草绳。我和小李子系上围裙，拿来大盆，倒上水。才刷了几个碗，水就变黑了，只好一遍一遍的换水。大冷的天，那水冰凉，两只手被冻的通红。好容易刷完碗，班长又说道：“你俩把菜摘了，再洗洗。”又是一阵忙乎.，不觉已到中午了。今天是二顿饭，厨房里已开始煎抄烹炸了。厨师也是临时调过来的的老职工，他五十多岁了，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不时的擦着汗。食堂里其他的人，也都在切菜，做菜，进进出出的忙个不停。这边班长又吩咐上了，“砌点碱水，把桌子擦擦。”我俩又忙去擦桌子，那些谗的要死，已经等不及的知青们有的已来到食堂了。开饭了，我们忙着上菜上酒，知青们开怀畅饮，好不热闹。天快黑时，荒友们才酒足饭饱的散去。那边一大堆油腻腻的碗盘，又在等着我俩了。

        食堂的人终于开饭了，我们忙碌了一天，累的腰酸背痛，哪还吃得下去。胡乱吃了几口，便匆匆告辞了。回到宿舍，小徐眨眨眼睛，带着坏笑凑过来说：“师傅回来了，今天挺好吧。”我苦笑着说：“哎呀我的妈呀，下回打死我都不去了。”

                                           二十六     别了北大荒

       年末岁尾，北大荒已是冰天雪地，刺骨的寒风飕飕刮个不停。我们团那座孤伶伶的小火车站里，却一下子热闹起来。不大的候车室里，挤满了穿着黄、蓝、黑等各色棉服的人，地上堆着大大小小的各色提包。从他们穿着打扮，从四面八方传来的各种口音中就知道，他们是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回家探亲的知青，以及赶来为他们送行的战友。候车室里烟味弥漫着，空气混浊。上午九点多钟这里将有一趟开往哈尔滨的列车，停车三分钟。大概因为我们团知青多的缘故吧，据说这次列车几乎每天都人满为患。记得有一年，一位上海男知青从家回来，因为带的提包太多，来不及都拿下来，结果忙乱中竟被压断了一条腿。当我第一次看到他拄着双拐，慢慢向营业室里走来的时候，我惊呆了，两眼目不转睛的看着他，心像突然被针刺了一下的痛，真的很想哭，很想……。但我紧紧咬住了下唇，强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
        我是六八年下乡的，那时我不顾母亲苦口婆心的劝说，毅然放弃去离家较近的老改农场，而选择了千里之外，远了很多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可是到了连队后，没看见那穿着洗了发白军装的转业官兵，，而是说山东口音的移民，落差实在是太大了，短暂的兴奋后，随之而来的是失落，心灰意冷难以接受。于是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回家，绝不能呆在这个鬼地方。但是这个想法只能和几个知己说说，在那个高喊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扎根边疆口号的兵团，我的这种思想是会被批判的。当时每天想的都是怎样才能回家。上学的机会，连队仅有一个名额，不可能轮到我。优秀的知青太多了，只好耐心的等待机会。指导员曾和我谈，你到被服厂当排长吧，我拒绝了。他又说你去食堂当司务长，我没同意。因为比较熟了，便大大方方撂给他一句话，我想有机会回家。
       奋斗了八年多，回家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团部大张急匆匆来到柜台前，告诉招工名单中有我的消息时，立刻有种小鸟冲出了笼子，一下子可以飞回大森林的快感。今天我要回家了，与他们不同的是，我是迁了户口的，是招工返城了，是再也不用回来了。虽然自己不是捷足先登者，返城的路上又一次次受挫，也做出过牺牲，充满了辛酸。但能比大多数知青先离开这里，不再煎熬，不再度日如年，不再沮丧茫然，不再朝思暮想的企盼回城，已经是心满意足了。此刻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心里乐开了花。前两天我就把行李和皮箱托运走了，随身只带了一个提包，里面装着这两天荒友和家属送的礼物。列车终于进站了，我急急忙忙朝车头方向奔去，母亲的朋友王叔，是第二节车厢的列车员，他正忙着维持秩序，我和他打了招呼，便与旅客们在车厢门前挤来挤去，好不容易才上了车。车厢里已座无虚席，过道上站满了人，看上去绝大多数都是回家探亲的知青。王叔帮我找了一个座位，刚坐下，列车就缓缓的开动了。我欣喜若狂，终于走了！终于离开这个地方了！可是才一会儿的工夫，又有些伤感。我侧着身子，对着窗外挥挥手，车窗冰霜覆盖，布满了窗花，看不清外面。 坐在对面的那位男知青，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我不管，依旧晃动着右手，泪水却悄然滑落在脸颊，一只手在脸上一遍一遍的抹来抹去，说不清自己是在留恋北大荒，留恋兵团的朋友们，还是庆幸终于离开了这个地方。我是在和朋友告别，在和这里告别，心里重复着那句话：别了，北大荒！

       火车鸣着汽笛继续向前急驰，离那片土地越来越远了，离家越来越近了，我不知道等待我的将是什么样的工作和生活，但期待着，憧憬着……。

                          兵团生活八九年，朝思暮想盼团圆。

                      漫长曲折返城路，老天保佑终如愿。

                                    二十七     爱情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有幸福的，有痛苦的，知青们也不例外。他们的婚姻，有的相亲相爱，相敬如宾。有的你吵我骂，鸡犬不宁。有的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有的一方或双方为了孩子，在忍耐，在将就。于是有的走出围城，分开了。有的还在围城里，维持着已经死亡的婚姻。

                                                       (一)

      

       六八年丽文初中毕业后去了农场，令她兴奋的是，一起去的同学中，有她暗恋了很久的同学国良。丽文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和国良确立了恋爱关系。她帮他洗衣服、拆被、做棉衣。每次从家回来都要带上糖果、点心，自己舍不得吃，统统送给他。她对国良可称是一心一意，照料的更是无微不至。

         七四年国良被分场推荐上大学，丽文听了这个好消息比自己上大学还高兴，从此两人书信传情。一年多后她收到的信渐渐少了，问及此事，国良总是说功课忙，丽文疑惑，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没过多久国良来信了，说将来他们两地分居会有诸多不便，并提出分手。丽文做梦也想不到，自己全身心投入的爱情，会是这样的结果，心中有种已被掏空的感觉。她大病一场，不吃不喝，也不说话，在床上足足躺了三天。病好后她虽然仍像往日一样工作，却时常发呆，再也听不到她爽朗的笑声。

        招工的来了，分场领导把名额给了她。返城后丽文经人介绍，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并很快结婚。一年后儿子出世了，娘家人很高兴，以为她已从失恋中走出来了。虽知半年后，丽文却突然思想紊乱，胡言乱语，生活不能自理，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孩子只好由婆婆照顾。

        十几年后我在街上碰到了丽文，她还认识我，两手紧紧的握着我的手，微笑着问这问那，十分热情。可是不一会，她的两眼开始发直，看了让人害怕。我的眼圈湿了，心中怜悯她，但又怨她，我说不清楚，为什么会是那种心态。

                                                   (二)

        老蔫是上海知青，黑龙江的兵团战士。七四年冬，当他感到回家无望时也找了个对象，女朋友不是知青，是当地人，前年毕业的中学生。风英身高近一米六，五官端正，长着一双笑眼。她人善良、单纯、勤快、能干。七七年元旦他们结婚了，连里分给他们一套去年倒出的土房。

       知青们陆续返城了，七九年当老蔫带着风英风尘仆仆的回到上海，他长长的舒了一口气。那时住房紧张，他们只好和父母，妹妹们挤在一起。面对这个土里土气的媳妇，婆婆说话总是凶巴巴的，不带好气，洋气的小姑子们更是不拿正眼看她。老蔫没正式安排工作，找了份临时工，每天回来都比较晚。他原本话就不多，这种情况两人话更少了，通常是吃完饭就去睡觉了。偶尔风英会对他说些家事，抱怨婆婆和小姑子。老蔫有时默不做声，有时责怪她不该斤斤计较。他不知道既便结了婚，也需要相互交流，这样才能彼此感知。风英没户口，没特长，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好在家里做家务。到外面她听不懂别人说话，无法交流。在家里没人和她说话，孤独寂寞。

         这样的日子过了二年多，一天因一件小事，小姑子又和她大吵起来。事后风英越想越气，两年来的委屈一下子都涌上来，她没留下一句话，用自杀结束了自己年青的生命。

      听说此事后，我沉默很久，脑中浮现出她扎着两个小辩，眼睛老是带笑的模样。不知她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否想到了，黑土地的亲人们？是否想到了，凝结他们爱情的那间小屋？

                                 

                                          （三）

         北京知青杨洋和周秀丽，从小就住在同一所大学的家属楼里。小学、中学在一个班，下乡时又在一个团。可算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们相爱了，返城一年多后，两人走在了一起。

      婚后他们挤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房里，生活虽过的苦些，日子却是快乐的。特别是儿子降生后，小屋里时常传出一阵阵笑声。几年后旧房动迁了，长工资了，提干了，买车了，儿子上大学了，每年都有新的变化，好事一件接着一件。

       不知从何时起，他们开始闹别扭了。从抱怨对方，到无端的猜忌。从最初的争吵，到后来的无话可说，夫妻之间已没有语言交流。那个被称之为可以遮风避雨的港湾，再也听不到笑声，也没了往日的温暖。杨洋不再期待下班，而是害怕下班，大家都走了他还在磨蹭，走在路上尽量把脚步放缓，他实在不愿再回到那个枯燥乏味，冰冷的家。杨洋去意已决，分手成为必然。持续几年的冷战，在儿子大学毕业之际，终于结束了。

      曾经爱的那么真，那么深，现在不爱了，人生真是变化无常。

                                               

                                                          (四)

       这是一对恩爱的夫妻，看了让人羡慕。大白话是天津知青，大个是北京知青。都在团机关工作，不在一个部门，但在一个机关食堂就餐。大白话性格开朗，爱说爱闹，有时还爱臭贫，排队吃饭那么一会儿嘴也闲不住。大个性格温和，话语不多，做事稳重。他们认识两年多后恋爱了，团机关的人很奇怪，这样两种性格的人，怎么会在一起了？

      返城后大白话随大个去了北京，结婚时没有房子，只好借住在亲戚家的一处空房里。那会工作忙，他们又要强，晚上常挑灯夜读，三年多后双双考入成人大学。毕业后大个被分到公司人事科，大白话进了销售科，女儿也已四岁了。

       那时公司的政策好，规定销售过百万，就可按比例提成。大白话舍不得休一天，东奔西走，把他负责的几个县市，工作做的有声有色。年底他成为公司里唯一销售过百万的人，被评为销售冠军，并得了一个大大的红包。四年后他们搬进了公司分给的新房。

       三十年过去了，他们没吵过，没闹过，两人互敬互爱，有事共同商量。说是商量，其实大多是大个做主，大白话去执行。问起秘诀，大个说：“也没什么，就是彼此理解、包容、信任，遇事换位思考。无论是钱还是什么，都给各自留有空间，也就打不起来了。”

         如今女儿在国内一家大公司工作，他们都已退休。于是一起去市场买菜，一起去公园锻炼身体，一起去各地旅游。有时到网上看看，来了兴致还跟跟帖子，尽情享受幸福的晚年。祝福你们，模范夫妻！

     

                                       （五）

   

       小说《围城》有段被称为经典的话，“围在城里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他们走在一起是邻居的热心帮忙， 冯小光和沈洁都是齐齐哈尔的知青，下乡时分别在黑龙江兵团的四师和五师。返城回来时两人岁数都不小了，认识后相处半年多，他们就匆匆结婚了。
       婚后不久双方的缺点，便逐步暴露出来。两人的矛盾也渐渐显现。小光朋友多，又好喝两口，下班后经常和一些朋友聚在一起抽烟，喝酒。有时在家里，有时在外面。海阔天空的聊，直到很晚回家。沈洁原本脾气就急躁，见家务活都扔给了自己，起初埋怨几句，常了两人开始吵架。     
       女儿出世后，家里的活多了不少，小光有所收敛。可孩子大一点后，他依旧我行我素。她曾想过离婚，但又舍不得孩子，怕跟自己受苦，怕跟他受屈，必竟那时挣的少，必竟那时孩子小。就这样他们三天两头的吵，竟然吵了一辈子。虽然彼此再没提离婚，却也和离了差不多。女儿结婚后，倒出了一个屋子，于是他们各住各屋，各干各的，从不多说一句话，死气沉沉，家里就像一个无声的世界。一个没有爱的家，就象一个空壳。

                             二十八    打开尘封的往事

       站在我对面的这位老人，个子还没我高，头发已经全白了，他的后背高高隆起，不是驼背，明显是位残疾人。周围的人不时向他投来异样的目光， 我也在默默的注视着他，心中没有歧视，只是在想他一定是个有故事的人。

      68年初中毕业，正赶上上山下乡，他选择了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七十年代初，他和两位知青，每人肩扛80公斤粮食的大麻袋上跳板，脚下晃晃悠悠的，走着走着突然跳板断了，他们三个知青从跳板上掉下来，狠狠摔在了水泥地面上，那二位知青死了。（一个是哈尔滨知青一个是天津知青） 连里派人带着死里逃生的他，去沈阳和上海治病，诊断是脊椎骨侧弯，医治了很久也没看好，从此他便成了残疾人。        

       72年团里抽人到抚远修公路 ，一天晚上收工时天已经很黑了，他们七个知青结伴回住的地方。走着走着前面有一道被剪断的铁丝网挡住了去路，大家想抄近路走，也没多想，于是一个接一个的钻了过去。谁知刚走几步，突然一声枪响，那是边防军发出的警告。老人慌忙趴到了地上，他身后的两名知青也跟着趴下了，走在前面的四位女知青，顿时吓的不知所措，楞了一下，便慌不择路的马上向前跑去，枪声再次响起， 她们倒在了血泊中……。（三个温州知青一个上海知青）

      我目不转睛的听他讲着沉重而痛苦的往事，不禁感慨万千，心酸难过。述说停止了，我还呆呆的看着他，是可怜还是心痛？说不清楚。沉默了一会儿，我才感叹的说：“你命真大！你太惨了！”“不惨，他们都死了，我还活着。”他平静的回答，眼中却闪动着晶莹的泪花。此刻我不知道再说些什么。可我知道只有知青，只有我们这些有过同样经历的人，才能懂他。

                                               二十九  友情
                                            
         彩萍和艳霞是同班同学，插队时两人在一个大队，她们同吃、 同住、同劳动，互相帮助，成了好朋友。艳霞的父亲去世了，母亲没工作，靠糊纸盒过日子，收入微薄，生活拮据。插队的地方离市区不远，艳霞为了节省几角车钱，有时过节都不回家。彩萍便生拉硬拽的把艳霞带到自己家，住上一宿再回大队。一晃五年过去了，知青们纷纷挖窗户，找门子返城，她们也随大家相继以各种理由回家了。

         光阴似箭，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艳霞和丈夫经过多年奋斗，终于有了自己的近十家企业。彩萍则退了休，只是丈夫四年前患了胃癌，儿子上高中时因学习压力大，得了抑郁症而被迫休学。第一次知青聚会，餐桌前没有彩萍，艳霞忙向同学打听，菜包子介绍了她的情况。听后她心急如焚，匆匆吃过饭，便开着大奔来到彩萍家。

             重逢的喜悦，自不必说。见他们一家三口居住在仅有二十一平米的一居室里，艳霞一阵心酸。几天后她开车拉着彩萍夫妇，说是帮她看房。那房子有五十多米，地点、朝向、格式、楼层都不错，见她们满意，艳霞说她要把这房子买下来送给他们。彩萍夫妇哪能接受这么大的礼物，于是开始挑毛病，房子自然没买成。过了一段时间，艳霞听说表弟要卖房，那处房子有三十多米，便强买强卖，硬是压了三万元的价，把房卖给了彩萍。她们钱不够，要把住的房子卖掉。艳霞不让，她说一来房子出租能有笔收入，二来孩子大了也要有个房子，差的二万元艳霞给垫上了。彩萍起早贪黑的出早市，夜市，终于赚够了钱。两年后去还欠款。艳霞却生气的把那厚厚的一沓钱，扔的满地都是，死活不肯要这笔钱。

       彩萍对我说，自从和艳霞联系上后，她每个月都要送些东西，大米、白面、水果，有时还会拿些蔬菜。这几年在艳霞的帮助下，丈夫的病情已稳定，孩子的病也基本痊愈了。此时我看见了她眼中闪烁的泪花。

       只因那段知青情，只因插队时多次被拉到朋友家的感动，我想起了那句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这就是我们知青，不嫌朋友贫困，尽力送去温暖。发达不忘朋友，帮助不计金钱。

                                 三十  深情

       又住院了，这回是要做一次小手术，但需要有人陪护。想想那几位还生活在这个诚市的亲属，她们或上班，或家中脱离不开，或因是女病房不方便。因为不了解，我不想请护工。便拨通了荒友风荣的电话，我向她说明了情况，她爽快的答道：“不就十四五天吗，没问题。你的钱够吗？”我说：“我去银行取钱了，够了。”于是约好时间一起去医大做了核栓检测。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先去医院取了核栓检测结果，正是疫情期间医院早已人满为患，连走廊的病床都住满了患者。可能是护士长看我的年龄大吧，便安排我住进了病房。这个病房有四张床，已经住满了，所以陪护人员没有床，只能在晚上花十元钱租一个床垫子，早晨便会被保洁员收起来。
      主治医生来了，他开好了几张单子，让我去做几个检查还要拍片子。风荣则一步不离的陪着我，出这个屋再进那个屋，一项一项的去做检查，没有丝毫的抱怨。术前要点滴两天，每次都要点几个小时，她就一会儿站起来看看，一会儿站起来看看，好及时呼叫护士换药。要手术了医生让家人签字，我便谎称她是我弟妹，顺利的过了这一关。术后点滴的药更多了，她也更累了，一日三餐都要下楼去打饭，还要扶我上厕所。而她总是那么耐心的照顾我，隔床的那个大妹子问我：“她是你什么人？”我答：“是我弟妹。”她竖起了大拇指。
      曾看见过一段话，闺蜜是你选择的家人。的确这家人般的关心照顾，让我十分感动，让我铭记在心。我也要用一片爱心去回报朋友们，让爱扎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
      我又打开了制作的QQ音乐，一曲毛阿敏演唱的永远是朋友，再次在耳边响起，此时我已热泪盈眶。

                           三十一   相见时难别亦难

        南行这一个多月中一直在犹豫着，去不去北京？去北京要不要去国坤家？兵团在京的好朋友，一个去了外地旅游，一个公出去了台湾，还有一个不久前已见过面。其实还是最想知道国坤家人现在过的怎么样了？可是又不知道见了面说什么，怎么说。毕竟她已经走了，直面这个话题会让我们很痛，但是又不可能回避。所以每当闲暇下来时，这种心绪一直纠结于心。现在我人已到了成都，眼看离北京越来越近了，思前想后还是决定豁出去了，去京城，去看看老刘和孩子们。

        按照电话里约好的地址，我在写着中共中央党校的大石头旁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听见旁边有人叫我，转身一看，只见车上坐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他脸上面带笑容正看着我。我不觉一愣，有些不敢认了，二十多年前老刘到我省出差时，我们曾在家中见过一面，现在他老了许多。我惊愕的望着他一遍又一遍的说：“老刘，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想当年他可是我们团首长的警卫员，高高的个子、身材魁梧、四方大脸、浓眉大眼，那时候别提多神气了。再看他现在的样子，早已没了往日的丰采，心里顿觉一阵酸楚，眼泪不由自主的流了出来。人怎么会不变哪，我自己不也鬓间露白发，眼角现皱纹吗。更何况我们现在正步入老年，变的会更多，想到此我不禁为刚才的失态而后悔。因为正门不让外人进，我们的车只好一直绕到后门，才进了家属区。         

        进屋坐下后，老刘热情的倒了杯茶递给我，我环视整个房间，屋子里布置的比较简单，远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他也端了杯茶坐到沙发上，我们便边喝边聊起来。他先向我讲了国坤去世前的情况，接着说家里人在收拾东西时，发现了慈善机构开的收据，这才知道她生前一直在用家里的钱，资助七个贫困的孩子，她还曾几次去看望那些孩子们。而他家为儿子买房的贷款，却至今仍未还完。她做慈善的事，我也不知道，打电话时她从未向我提起过。听到这我不禁抱怨起国坤来，这么大的事怎么能自己做主，不和家人商量哪。其实他们也会支持她做善事，只是要根据家里的具体情况量力而行。他还告诉我从七八年起，每年过年他都要和团里的知青们聚在一起，从最初的十来个人发展到现在的几十个人。他们准备今年…… 。他又说了些团里我认识的和他认识的一些知青们的情况……。我看着他，认真的听着他说的每一句话，生怕有什么遗漏。因为这也许是我们之间最后一次面对面的谈话，谁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面哪，毕竟离的那么远，毕竟未来不可预测。         

       谈话的时间总是过的很快，看看表我乘车的时间快到了，于是起身告辞。他把我送到地铁旁，临别时我们互道赠言，心中说“再见了老刘，不知今生能否见？”然后我挥了挥手，头也不回的走了，生怕眼中的泪再被他看见。

       四月的北京树绿了、草绿了、花也开了，春天已早早来到这里，但愿春风为他带来好的心情，好的身体，好的未来！

                                                                                                                                                  

                                                     2013年4月16

                                    三十二    奋战在水库工地

六九年初，团里决定要组织全团职工修建一座水库，选址在九连。由各连队出人，分段施工，连里派我们排去修水库。

我们连离九连有八、九里地，因为不能解决住宿，所以每天来回都得步行。那时我们年龄小，走八、九里地不算什么。可是工作了一天再走那么远，可就真够辛苦了。

我们中午的吃饭问题，九连给倒出了一个家属房，连里派荣华给大家做饭。

水库工地上，各连人马都已到齐。抡镐的，用锹的，挑土筐的。人海战术，到处是忙碌的身影，场面是热火朝天。广播站的那个大喇叭也不消停，一会播放革命歌曲，一会报导进度情况，一会又是念表扬稿。

大冬天的干这活，实在不容易。知青们把镐头抡的很高，使劲的刨下去，也只能刨下一小块土，那感觉就像在给大地弹脑瓜崩。其实抡镐头的活最累了，不过那种活都是分给男知青干的，我是一直没干过。排长派活，我有时是挑筐，有时撮土。这挑筐一天不知要来回走多少趟，压的肩膀生痛。挑筐这活虽然不轻快，可回来时是空筐，也就不觉得太累了。撮土也比较累，挑筐的回来了，就得一锹一锹的撮土装筐。累了哪，就站在那里直直腰。一天下来也真够受的，可见知青们该有多疲惫！

我们排长可能是看荣华一个人住在那儿不放心，没过几天，排长让我也住到那儿。我们住的房子在坡上，每天当看见连队那个方向有一队人在移动，我再去工地就行了。每天少走了近二十里路，我真是轻快了不少。

已经记不住自己在水库工地上究竟干了多久，也记不清它是何时完工的，只是至今我还没见过它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