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故事

                                  五    那年那月那天  

      “通信员回来了！”不知是谁在窗外大喊一声。我楞了一下，急忙拿起炕上的黄棉衣，三步并做两步走出了宿舍。手忙脚乱的边穿衣服，边欢喜跳跃着冲向连部前，直奔那位刚刚从马车上下来的通信员。
       前几天大弟在来信中告诉我：快过元旦了，家里准备给你寄个邮包，望收到后速回信。我伸手接过通信员递过来的那张包裹单，又看见了熟悉的笔迹，像接到家书般感到了亲人的温暖。目光扫过上面的寄件人地址、姓名，收件人地址、姓名，在中间那栏包内装有何物中停下，上面工工整整的写着红肠、油茶面。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些食品也算是好东西了，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本打算求通信员把包裹捎回来，虽知第二天连里没有去团部的车。吃的东西时间长了会坏的，我决定自己去取，便马上和排长请了假。十二月的北大荒已是冰天雪地，天气冷的很，这段路来回足有五十多里，不算太远，可也不近哪。我没多想，像个出征的战士，信心满满，一个人大步流星的向团部走去。



       欢天喜地的从邮局人手里接过了沉甸甸的邮包，那一刻又高兴又难过，竟分不清它给我带来的是温暖还是心酸。返回连队的时候，太阳升的老高了，但并不觉得暖和。空旷的原野上，前面没有一个人影，回头看看也没人。白茫茫的世界里，只能听见脚踩下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还没到十连我出汗了，包裹在两手间换来换去，走路的速度也慢了下来。我用一只手将棉帽往上抬了抬，一股凉风吹进来，立刻感到凉快多了。忽然听见路边扑棱一声，前面几米处的枯黄草棵里，一支鸟惊慌的飞起来，吓我一跳。走了这么远的路，感觉确实有点累了，可是不想停下来。反正大路上没人，我便小声唱起了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过了五连，远远能望见我们的连队了，在阳光的映照下，那山、那林、那几排房屋，越来越清晰了，我忘了一路的疲惫，犹如打了一针强心剂，不觉加快脚步向山脚下的连队走去。

                                      六   张连长之死

      

       七十年代初的冬天，团里组织各连人员分批上山采伐。于是六连几个连领导开会，在知青中挑了三十多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又找了一个会做饭的女知青，派刚刚上任不足一个月的哈尔滨女知青张淑梅副连长带队上山。

        那年张连长二十一岁，她性格开朗、泼辣、能干，连里的知青和老职工都很喜欢她。同她一起上山的知青基本都和她年龄相仿，北京知青小些，才十七、八岁。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就出发了，一路颠簸近百里总算顺利到达了双山火车站。谁知在火车进站时，张连长被开过来的火车撞上了。不知当时她是脑子里在想事、思想太集中，还是来不及躲闪，总之惨剧发生了。张连长被火车头巨大的惯力，重重的甩了出去，当时脑袋就摔了个窟窿。列车停了下来，连里的知青忙背起受伤的张连长，马上把她送到师部医院，但是人已经不行了。

        团里为她开了追悼会，那天俱乐部里座无虚席，连过道都站满了人，大多数人我们都不认识，但是大家知道他们都是知青。团首长们在台上都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见，只听到下面一片哭泣声。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同龄人死，那么年青，死的那么惨，我们都吓懵了，只知道哭。

        张连长的墓地在离连队不远的山坡上，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下葬时的情景。当时她父母伸着双手不顾一切地扑向棺材，嘴里一声接一声哭喊着她的名字，那撕心裂肺的叫声，让我至今想起来还都心痛。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知道了什么是绝望，看到了什么叫痛不欲生。白发人送黑发人，人生最大的不幸！那天晚上很多人都没吃饭，往日热闹的宿舍一下子静了下来，大家谁也不说话，有的一个人在默默的流泪，还有几个知青抱在一起痛哭，一连几天整个连队都笼罩在悲痛之中。

         张连长走了，她成为那场轰轰烈烈上山下乡运动的又一个牺牲品。对于张连长的死，究竟是谁的错？那么繁重的采伐工作，交给一个没有任何实际工作经验、年轻的、还是一个女同志来带队干，连队那些领导们难道没有责任吗？要知道当时连干部中有三个是男同志，而且都是老职工。他们都有理由不能带队去，其实不过是怕山里苦罢了。

        去年我去大连的弟弟家，碰上了他的一个朋友，他是个私企老板。一聊才知道原来我们是一个团的，而且他还是张连长的老邻居，他告诉我，他曾在二十多年前回团里一次，并且特意从团里赶到张连长的墓地看了看。他说那座坟已经不大了，他用随身带去的工兵锹，为她添了不少土，还拔了坟边的草。听着听着我的眼睛湿润了，心中立刻对他多了几分敬意。

      光阴似箭，一晃四十几年过去了，连里的知青们早已像鸽子似的飞向了四面八方，只有她还静静的躺在那片土地上。不知道还有没有人去祭扫她的墓地？还有没有人去看她？  安息吧，张连长！  我们永远怀念你!

                                               七     我们的女宿舍

      下乡在连队时，我住的宿舍有二十来个知青，她们来自齐齐哈尔、北京、哈尔滨、上海四个城市。那时候年龄小时常想家，为了排解思乡的苦闷，宿舍里几个性格外向，爱说爱闹的知青，在晚上没事时，就领着大家变着法的玩，也算是自娱自乐吧。
       几个样版戏在全国演的最热闹的时候，连里也赶排了京剧《智取威虎山》，准备参加团里的会演。宿舍里的人不甘示弱，于是也排了一场，是子荣进山见座山雕那场。我们把一位北京知青的皮坎肩翻过来当座山雕的服装，杨子荣的帽子和皮大衣是老乡的，马鞭子挑一个树枝就行了。八大金刚是现成的，宿舍里的人早已把那些黑话背的滚瓜烂熟，对答如流了。进山前奏吗，一个老师用嘴就轻松的唱出来了。整场演出都很成功，就是那两声枪响，不好意思说，是一个北京知青拿着烧火棍叭、叭，打在了尿盆上。

        七十年代初，哈市每人供应二斤大米，八斤白面，细粮少，所以东北的知青无论男女生回家都要带上一、二袋面。快过年了，要回家的早已把要带的东西准备好了。一天晚上小李子说：“下了火车到汽车站挺远，拿两袋面不休息能不能一气扛上车？咱们试验一下呗，”大家赞成。老六自告奋勇，我们把用毯子包好的两袋面放在她的肩膀上，她一只手叉着腰，一只手抓住毯子，围着屋里的火墙子走了起来，大家一起喊着：“一圈、二圈、三圈……，老六一直走了十圈。又有人说：“炕就是火车踏板，老六上！”只见老六咬紧牙关抬腿就上，一次、二次，怎么也上不去。这时大家才明白，一是炕比火车的踏板高，二是没有抓手，我们不禁大笑起来，眼泪都笑出来了。可苦了老六，累的是满头大汗。

         在兵团时是很难吃到包子的，一天畜牧排的一头牛死了，杀完牛后，指导员让把肉都送给食堂。第二天听说吃牛肉包子，知青们的脸上个个带着笑容。吃完饭后，宿舍的小冯和南芳竟又打起赌来。小冯说：“你要是还能吃五个包子，我花钱。”南芳说：“那你还得在食堂给我磕三个头。”小冯答应了对方的条件。有不怕事小的，于是有人一溜小跑到食堂买来了包子。食堂做的包子，一个足有三、四两大，只见南芳大口吃起来。吃着吃着她越吃越慢起来，看来是撑的够呛，可是为了面子，    她还是坚持把五个包子都吃下去了。小冯输了，宿舍的知青一起起哄，小冯不得不硬着头皮在食堂给南方磕了三个头。这件事一下子在连里传开了，那几天大家见了她俩就笑，吓得她俩直躲。

         团直学校给连里的学校拨下来一个大队鼓，四个小鼓。放学后几个学生每天在老师的指导下，在操场上操练。宿舍的人也想试试，一天晚上到学校拿来了队鼓，大家围着火墙子打起了队鼓。咚、咚，叭拉叭拉，咚咚……。你别说，那点 打的还真有点意思，一下子又找回了学生时代的觉。一直没有机会回连队，也不知那个宿舍还在不在？

                                      八       探亲路上

       在兵团时因工作上的便利条件，我一年差不多能回两次家。加上公出，下乡八年的时间，回家探亲的次数已近二十次。

       那时物资匮乏，每次回家我们都要带很多东西。特别是东北的知青，八元钱一袋的五十斤白面是必带的。好在年轻，没本事可有力气，最多时我一次带过两袋面，偶尔还能拿上一桶豆油。记得有一年秋天，连里卖瓜子，印象中是一角一斤，晒干后装了满满一提包。拿回家后，把弟弟们乐坏了。可是他们哪知道，我从连队坐上尤特或马车得行二十多里路，到团部再换大客车到车站。上了火车，还要在齐齐哈尔倒车，到了哈站又必须走地下通道，才能坐上电车回家。几经周折，这一路的艰辛可想而知。也不知道我是从哪来的傻力气，下火车后竟还能一鼓作气走到电车站台。因为是搭伴回家，又总觉得自己行，带这些东西没问题，所以也从没让家人接过站。只有一次回家，是位北京的朋友，一直把我送到北安。

       夏天的时候回家还可以，车上人没那么多。但是冬天就不行了，多数知青是赶在年前请假回家，穿的多，带的东西多，车上拥挤混乱、人满为患。找不到座位是常事，站着的人也是一个挨一个，动弾不得，这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累得我们双腿酸酸的，不时用一只脚站立，让另一条腿歇一歇。那些不自觉的人，一根接一根的抽着烟，车厢里空气浑浊，到了晚上过道上横七竖八的到处躺着人，想上趟厕所都难。那情景像文革串联，像现在的春运。

      第一次探亲假回家，返回连队时是正月。那天车上的人特别多，挤都挤不动。我只好站在车门跟前，把两个提包放到了地上。列车从讷河站开车后，我低头一看，发现有一个提包竟不见了，我急坏了，提包里有母亲给我带的几件新衣服，新被里，还有给朋友们捎的东西。我用尽全身力气，推开旁边的人群，找了半天也没有。我回忆着刚才下车的那些人，当时因为人多，车门只开了一半，他们拿的东西我都看见了。只有一个年青人，是拖着一个麻带下的车，他后面还跟着一个老太太，抱着一个孩子。一定是他把提包带下车的，怎么办？车上有人建议下车去找找，我也不甘心就这样把东西丢了，于是在下一站下了车，找到车站的人详细说明了情况。他们大概看我是知青吧，很热心，马上给那个车站挂电话。过了半天，那边回话。说候车室里有个老太太抱个孩子，经询问原来他儿子下车后，无意间发现了带下去的提包，顿时起了贪念。于是让母亲在候车室等他，他先把提包送回家，再来接她们。此刻那年青人已经走了，车站的人便把他母亲带到值班室，等他回来。又过了很长时间，那边又来电话说那个年青人，已回家去取东西了。不久去齐市的列车开过来了，车站的老师傅把我送上了返回的列车。到了车站，我拿回了失而复得的提包，十分高兴，连声对他们说：“谢谢”！“谢谢”！因为那时车少.，我是第二天才回到连队的。之后我写了感谢信寄给车站。以表达我对铁路工作人员的谢意。

       还有一次是七十年代初春节前回家，人多又没座，我就站在车厢厕所的门边上。已是半夜了，很多人挤一挤就坐在自己的提包上睡了。可是这次我逃票了，不敢睡。半夜时忽然听到车厢有人说话，那声音很熟悉，再仔细听听，是叔叔的声音。我忙分开人群一边喊着老叔，一边向前挤去，果然是叔叔一家从海拉尔去哈尔滨。家人挤了挤让我坐下，这次巧遇让我一路上总算没遭罪。下车后他们帮我拿东西，我则两手空空、大摇大摆的在车站里绕来绕去，总算走出了车站。当荒友们听了我的这段奇遇后，那个北京知青孙玉琴，时常会一边喊着老叔，一边学着我的样子，宿舍里便会响起阵阵的笑声……。

        这是多年前曾发生过的小故事。却像昨天一样清晰，累并快乐的探亲之路，令我终生难忘。

                                      九    刘老师
      
       刘老师是齐齐哈尔知青，在学校教中学的数学。可能因为她的名字和电影铁道游击队队长的名字同音的缘故吧，她是我到连队后最早记住的人之一。她调到学校比我早，六九年暑假我到学校后，与她相处的时间多了，慢慢熟悉了解了她。刘老师聪明好学，有股不服输的劲。她性格直爽，快言快语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七三年春节后，学校的老师们相继回到了连队，一位老师发现她收的红领巾钱放到抽屉里不见了，她马上告诉了李校长。李校长是哈尔滨知青，和我同岁，他工作能力强，和大家关系也不错。大家分析是中学的同学干的，小学同学都比较老实，也没那么大的胆子。李校长去连里向指导员汇报工作，并提出处理意见。谁知两人意见不同，最后竟吵了起来。那个年代，天高皇帝远，连队的某些领导，掌管着每个知青的命运。李校长当即被免职，发配到排里工作。顺者昌，逆者亡，在那时的兵团司空见惯，已不算什么新鲜事。学校的老师虽都是知青，但在这件事情上态度不同。少数人事不关己，一言不发。有的人话说一半，阴阳怪气的。但大多数老师为李校长鸣不平，而刘老师则首当其冲。还记得那时刘老师常说的话是“天生我才必有用”““待等到毛长齐，凤是凤来，鸡是鸡”。后调来的校长在办公室时，刘老师也不回避，照说不误。她是名女知青，却有一副侠义心肠，像男人那样仗义，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敢讲真话，令我十分佩服。但是我们都是知青，在那种环境下只能发发牢骚，却无能为力。李校长再也没回到学校。
      那场学校风波后，刘老师也未能幸免，当时的学校校长和某些连领导，把刘老师和鄂老师都报到团里，找理由把她们调离学校，就象当年的文革，大有排除异己，赶尽杀绝之势。名单报到团里后，刘老师因为已经转正，才未调离成。就是因为这件事的缘故，让已经在此安家的刘老师第一次动了返城的念头，并与爱人、孩子很快顺利的调回了富区。有人说："当我们搬开别人架下的绊脚石时，也许恰恰是在为自己铺路。"   
       我离开连队后，和刘老师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她和另一位老师来冰城办事，她们住在我们单位的招待所。她除了容貌有些变化，还是老样子，依然还是那样爱说爱笑。那次见面，我们聊了不少当年和现在的话题。那位李校长还真应了她的话，返城后被提为某厅的处长。年青时的磨难是笔财富，让他更快的成熟了。也算没辜负大家对他的信任和期望吧。我说她有远见，她说“金子埋在土里也是金子，是金子总会发光”。很久没看见刘老师了，真的很想她。

                                        十    采蘑菇的日子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大田的麦子、已经开始收割了。山里的蘑菇，榛子也可以采摘了。这几天不时看见家属们三一群，两一伙的结伴上山采山货.我的心也活了，跃跃欲试。一天我和中学的几个学生约好，让她们上山时也带上我。下午三点多，放学的铃声响过后，我便快步走回宿舍，赶紧换上水靴子。按理说上山是应该穿球鞋的，但是昨天刚下过雨，我怕山里的路泥泞，所以才穿水靴子。接着我一只胳膊挎上一个土篮子，怀着一种新奇、兴奋的心情与同学们向山坡上走去。
       我们沿着山坡的小路向前走了大约四十多分钟，有八里多地吧，便开始上山。走了不一会，我就看见一棵大树根下有几个大蘑菇，有的蘑菇上面还有红色的点子，十分好看。刚要去摘，旁边的高淑荣叫住我，说那是毒蘑不能吃。她告诉我榛柴棵底下的榛蘑最好吃，接着她指给我看，那边那些到前胸高的灌木就是榛柴。原来小小的蘑菇还有学问，虽然我比她们大几岁，但是在许多方面我远不如她们。我们又往山里走了半天，一片榛柴终于呈现在面前，側身弯腰看，只见榛柴棵下面果然有一片一片的蘑菇。那蘑菇不大，其形似伞。盖顶上有的是淡土黄色，有的是棕褐色，下面是圆柱形。它们一个个就像张开的小雨伞一样，站立在潮湿的土地上。我赶紧放下土篮子，蹲下来兴致勃勃的摘起来。第一次采蘑菇，小心翼翼的，生怕碰坏它。半个多小时吧，就摘了满满的一土篮子。看这儿的蘑菇没几个了，大家又继续往山里边走。一边走，一边四处寻找，没多长时间就又找到了一片榛柴。这回我采的速度快了些，不一会工夫这个土篮子也装满了。初战告捷我十分高兴，谁知我光顾乐了，没看脚下，一个树杈把我的水靴子扎了两个大窟窿。我很懊悔，这地方可没地方修鞋，只得花钱再买一双了。唉，真是得不偿失。

        回到连队，天已经快黑了，食堂早就下班了，幸好宿舍的人帮我打了晚饭。狼吞虎咽的吃了个馒头夹咸菜，就开始收拾蘑菇了。我先把粘在蘑菇的树叶摘干净，把蘑菇根上的土去掉。然后双线纫针，再把它们一个个串成二尺来长的串，挂到一根粗棍子上，然后再把木棍搭在外面墙角的两个窗台上。全忙乎完了，宿舍里的人有的都睡半天了。此后一连六天，我天天如此。星期天放假，我又找了一个大筐，把两边系上绳子，挎在肩上，筐背在身后。怕拿不动，这次只拿了一个土篮子。回来时又是满载而归，高兴的眉开眼笑了。惹得看见我的知青们，眼中充满了羡慕。

      几天后晒的蘑菇干了，到食堂借个秤一称竟有八斤。想到今年过年，家里的餐桌上会多一道小鸡炖蘑菇的菜，我开心的笑了。此时仿佛看见了弟弟们贪吃的样子和他们那灿烂的笑脸，几天的劳累顿时烟消云散，早已忘的一干二净了。

                                     十一       爱在北大荒
        
相识正年青，是爱也懵懂。
数年回首望，初恋最真诚。

           

弯月挂高空，路上两人行。

白桦林树下，笑语一声声。

不问家贫富，不看有无权。

只要情意合，再苦心也甜。

                                           十二   荒友晓涛

       晚上连里开大会，照旧又是那些啰哩啰唆的车轱轳话。快散会时副连长宣布宿舍调整安排，我们连务班和畜牧排被合并到一个宿舍。新分的宿舍在连部那栋砖房，右面是办公室，左面是我们宿舍。第二天一早大家就忙着搬家，我们宿舍离这个宿舍近，不一会就搬完了，畜牧排的宿舍在山坡上，她们用老牛车拉了好几趟才搬完。
       晓涛是畜牧排唯一的北京女知青，她在女孩中算是个大个儿，大大的眼睛，略微发黄的头发，松松垮垮的梳着一对过肩的辫子。当时是初冬时节，她上身穿一件烟色条绒上衣，下身穿一条肥大的军裤，脚上穿一双大头鞋，脖子上围着一条驼色的长围巾，一张稚气未脱的脸上带着淡淡的忧伤。因为不在一起工作，在此之前我们只是认识，彼此却没说过话。短暂的接触后，我发现她是个性格温和、不大爱说话的人。后来时间长了、大家熟了，她的话才慢慢多起来。一天午休时宿舍里没几个人，她从箱子里拿出了一本集邮册给我们看，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集邮册感到很好奇。我们几个人挤在一起，一页一页慢慢地翻着，那一套套五颜六色的小邮票，真是美极了。大家一边看，一边不时停下来，向她提出一些问题，她耐心的为我们讲解着，象个老师，脸上现出难得的微笑。过了一段时间，她又悄悄把一本外国名歌200首递给我们。这在当时也算是禁书了，所以我们只是偷着看却不敢唱，我在那本书里又看见了《红梅花儿开》、《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山楂树》等名曲。后来她从北京探亲回来时又带来了一个乐器，我们高兴的围坐在她身边，她给我们弹了首每次开会前常唱的东风吹、战鼓擂的歌。大家听了很兴奋，于是几个知青开始抢着学弹琴，你不弹了、她就弹，反正琴是闲不着。只是练了很久调还不对，但是那把琴却为我们枯燥乏味的生活增添了色彩，带来了欢乐。
       连里来的北京知青是全班端的，可是晓涛除了和宿舍几个人来往外，北京知青只有一个叫张新建的女同学常来找她，我有些不解。后来从别人那里知道，原来她父母是干部，文化大革命时被批斗了，直到现在还在学习班学习没解放。而她从不向别人提家事，只是一个人默默的承受着，对于一个只有十七、八岁的年青女孩来说，这压力该有多大呀，难怪她很少笑呐。或许是我亲属也有这样经历的缘故，从此我俩走的更近了。

       晓涛在畜牧排时有一段时间负责放羊工作，听说她每天把羊赶到草甸子上就坐在地上看初中的课本。晚上没事时宿舍里的知青一般不是到家属区去串门，就是聚在一起闲聊，只有她还在看书。见她这样爱学习，我很佩服她，后来她果然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分回了北京。

       八七年我公出去武汉，路过北京时到她家看她，她说她和她爱人每天晚上轮班看孩子，俩人都忙着学习，准备明年出国。现在她们一家三口已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定居生活数年了，她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我深深的为她祝福！

      元旦前晓涛来电话，说她再回来时来看我们，我笑着说:"不用，我们组团去看你。"心中开始期待着这次重逢！

                                 十三     雨天的故事

        在农业连队时，荒友们最盼着天能下雨了，无论是倾盆大雨还是牛毛细雨。每到雨天我们就可以晚点起床，然后派一，二个人去食堂买饭，她们用筷子串上馒头，再端上一碗咸菜，算是我们的早餐。雨天连队的安排，基本上是各排分别组织学习，尽管念的人口干舌燥，尽管老排长操着浓浓的山东口音，东一句西一句说个没完，尽管我们要硬着头皮发言，表决心。大家依然喜欢雨天，我们管这叫雨休。

       不过要是遇上阴雨连绵的天，也真够烦的，几天不能出门，憋的真难受。记得有一年淅淅沥沥的雨下个不停，雨点滴滴答答轻轻敲打着窗户。望着阴沉的天，灰蒙蒙一片，没有一点晴的意思。宿舍里的人一个个无精打采，唉声叹气直抱怨。一个知青忽然唱起了白毛女里的一首歌，太阳出来了……，百无聊赖、无所事事的我们突然精神一振，立刻跟着一起唱起来。接着太阳出来照四方……，太阳啊光芒万丈……，太阳最红…..，北京的金山上……，反正沾着太阳两个字的歌就唱。就这样一首接一首，也不知唱了多少首歌，太阳却还是躲在云里不肯出来，气的我们恨不得到天上，把它拖出来。 大家放开喉咙高声唱，是在盼着快点看见太阳，盼着能在不大的连队里走一走，而更多的是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那种空虚、无奈、迷茫、烦恼的心境，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现在每逢雨天，我常常会站在窗前，望着象千万条线一样飘来飘去的雨珠，禁不住会想起从前，想起雨天带给我们的那些美好回忆.

         

                                  十四   难熬的冬天

         北大荒的冬天，冰天雪地，滴水成冰，寒冷而漫长。下雪天，纷纷扬扬的大雪漫天飞舞，扑簌簌地下。一望无边的原野上银装素裹，白雪皑皑，就像盖上了一床厚厚的被子。大风呼啸着，寒风刺骨，那风声带着哨响，刮的你来回晃，每走几步，就得停一下。人们缩着脖子，用一只手遮挡住脸，或用一双手紧紧的捂住耳朵，生怕冻坏它。
        宿舍的房檐上，挂着一排排长长透明的冰溜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窗户的玻璃上都是窗花，宿舍冻的像冰窖。说话时那哈气，就像一股股白烟从嘴里飘出来。屋里虽有炉子、火墙却常常没有煤。幸好冬天下班早，大家可以提前上床，盖好被子，将棉袄蒙在头上，靠火炕的那点热温，暖和自己。早晨我们冻的蜷缩在被窝里，磨磨蹭蹭，实在不愿起床。洗漱时脸盆的毛巾冻成一团，去拿牙膏，竟然和杯子沾在一起了。
        为了暖和些，有时宿舍的人会捡些树枝，等烧炕的烧完了，再添些柴火烧一会。可是还不能烧太多了，不然住炕头的就热的受不了了，稍不注意还会烧糊被褥。冬天的时候最想家了，真恨不得马上离开那里。
       于是每天掐着手指头算，还有多少天才能回家。尽管知道假期没有几天，到假了还得硬着头皮回来。就这样一天又一天的熬着，盼着回家，期待着春回大地，想着百鸟歌唱的清晨，想着漫山遍野，枝繁叶茂的树林。想着开着黄花的草甸子，想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