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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革命导师，而且还是非凡的语言大师。在长期的革命生涯和写作过程中，毛泽东形成了独具个性的语言风格。他以渊博的知识储备、生动活泼的语言形式、炉火纯青的表达技巧、形成了自己个性鲜明的语言艺术。他的许多幽默含蓄，意趣横生，魅力无穷的警语佳句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深远影响。毛泽东的语言魅力以其无与伦比的深刻影响力，堪称清新朴实、活泼凝炼的现代汉语的开山人和杰出代表。 毛泽东不仅继承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而且推陈出新，表现出化平凡为神奇的语言才能。他善于从古代历史、文学中吸收大量的成语、典故、熟语和格言警句，并加以提炼改造，赋予新的内涵。如“愚公移山”、“实事求是”、“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钦差大臣满天飞”、“东风压倒西风”、“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小脚女人”等等。经过毛泽东点石成金的引用、化用，进入了现代语汇，获得了新的生命，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语言宝库。 可以作为语言范例的文句在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中俯拾皆是。他运用历史典故、寓言和神话，深化主题、刻画事物本质。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拿“曹刿论战”的故事，说明怎样以弱胜强；《青年运动的方向》以孔子不通农事的史实，告诫知识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必要性；《将革命进行到底》利用古希腊“农夫和蛇”的寓言，表达不能让革命半途而废的决心。在《矛盾论》中，用《山海经》中所说的“夸父追日”、《淮南子》所说的“羿射九日”、《西游记》所说的孙悟空七十二变和《聊斋志异》中的许多鬼狐变人的神话故事，说明这类“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并不是具体的矛盾所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变化”，而“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才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深奥道理。 同时，毛泽东引经据典， 翻照古语，推陈出新，创造新的格言警句。如：“探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改自朱元璋的“深挖洞，高筑墙，缓称王”。“百家争鸣”、“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叶公好龙”、“引而不发，跃如也”、“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等古语被发掘出来，至今屡用不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进京赶考”等独创的格言警句，尤其是诗词作品中“无限风光在险峰”、“不到长城非好汉”、“天高云淡”等大量佳句，不仅增加了文章或作品的哲理和文采，而且成为脍炙人口、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现代汉语语汇。至于“对牛弹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懒婆娘裹脚布又长又臭”、“小米加步枪”等民谚和通俗喻句，更随处可见，透出生动活泼的气息。 毛泽东出神入化的语言风格得益于他自少年时开始积累的古文功底。毛泽东八岁时被父亲送进私塾，开始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启蒙，后来他曾这样概括：“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6年。”概括为“六年孔夫子”。这6年的私塾教育，培养了毛泽东很好的古文功底并饱受我国古代文华的熏陶，为他后来“通古博今”，理解中国劳苦大众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青少年时的毛泽东除认真研读《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大量的历史书籍之外，还饱览了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唐宋古文、宋明理学等各家各派的书籍和文学作品。毛泽东读国学不是浅尝辄止，而是反复阅读，深入思考，从而获得真知灼见。 毛泽东读国学的最大特点是同现实生活相联系，同中国社会现状相联系，为现实的革命斗争而服务。毛泽东很鄙视那些信而好古，钻到故纸堆里出不来的“书呆子”；当然也嘲笑那些“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国家的历史一点也不懂或者懂得甚少的“书生”。 毛泽东熟读古文最根本的着眼点就“古为今用”，他对国学的别出新意的运用，在《毛泽东选集》中有更充分的反映。有学者曾对《毛泽东选集》的前四卷作过一个粗略统计，其中的成语典故，有40条左右来自《左传》，有20至30条来自《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的则来自《尚书》、《易经》、《诗经》、《大学》、《中庸》、《战国策》、《后汉书》、《三国志》、《老子》、《孙子兵法》、《晋书》、《国语》等。 在毛泽东的许多讲话和谈话中，引用的古籍就更多了。毛泽东能够随时自如地引用古书中的文章、诗句和典故，或者说明一个政治思想原则，或者阐述一个深刻的哲学道理，或者论证一个军事策略，或者借鉴一个历史经验，给人以隽永丰富的启迪，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总之，毛泽东是在厚重丰富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他吸取了中国古代汉语言约意丰、强调语法规范、重表现力的特点，并注重实用性，最终形成了言之有物，白话地道，表达清晰，说理透彻，文质彬彬的语言特色，从而创造出具有中国持色的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毛泽东思想，而这一光华四射的思想正是用他的生花妙笔和精彩语言表达出来和吐露出来的。（程有元 中国网专家博客文章）中国文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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